试论政治学研究中的利益分析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试论论文,利益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政治学研究方法类型看利益分析法
政治学一经诞生，就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早期《圣经》及柏拉图的《理性国》采用了逻辑思辨的哲学分析方法。中世纪神学政治学时期，政治学研究对象由人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神的关系，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思辨性的、解释性的，属于一种哲学分析方法。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一反中世纪强调神的权威性，而强调人的权利性，神权政治转向了世俗政治，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社会契约、自由、民主、平等成为主要的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至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社会学世界观开始出现，社会学的政治研究，是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后，为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寻求解决问题方案时出现的一种政治学分析方法。与此同时，在寻求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作为对早期对“人”的强调的资产阶级人性观、人权观的反动，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出了一种对政治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法。
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为止，这期间所产生的阶级分析法、团体分析法、历史过程分析法，精神心理分析法等等，基本上属于政治学分析中的传统主义方法，表现为在分析对象上由国家、制度分析为重点，转向以“人”为重点；在具体分析方式上，主要采用历史比较、哲学思辨以及社会分层等社会学分析法；在方法上具有强调人性化和价值分析的一面。奇尔科特在分析传统主义政治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时指出，传统方法基本上是“事实与价值观互相关联”、“思辨性的”、“指令式的，规范式的”、“定性式的”、“关心无规律性与规律性”、“描述性的、地区性的，静态的”、“集中于正式的（宪法的和政府）结构”，“历史或非历史的”[1]。
二战以后，在多学科的影响以及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西方政治学又转入“动态化”的研究阶段，即用“行为主义的、纯政治论的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生活和运动”进行探讨。[2]作为对传统政治学分析方法的反动而出现的行为主义，其目标是将政治学发展为一门科学，力求让政治学达到“解释、预测和控制的目标”[3]，具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特点。在分析方法上，其“所采用的模式是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和生物学，在较小的程度上（或在不同的水平上）也采用心理学的模式”[4]。从否定的方面讲，它反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从肯定的方面讲，“行为主义赞成有成就的科学，以了解和弄清怎样应用适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赞成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可观察的行为上，即那些事实上对政治确实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家身上；赞成寻求谨慎的评价和检验经验理论，即关于行为领域的理论；充分地、审慎地收集数据，但同时要以理论为指导，并以理论（检验）为目的；在现象或数据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掌握和运用数学，尤其是统计—定量方法；努力达到‘更高层次’的一般化，即可以更明晰、更简要、更有力地解释更多的现象”。[5]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学发展出了许多分析方法，如大卫·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卡尔·多伊奇的政治沟通分析，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所发展的政治文化分析，李普塞特所使用的社会学分析以及各种众多的计量分析、模拟研究、实验研究、案例分析、博弈研究等。行为主义发展了众多的研究方法，但行为主义关于科学化目标本身在70年代初期遭遇到了诘难，其忽视价值、忽视人性、忽视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的片面研究方法受到了后行为主义的批评。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之间，后行为主义选择了对人性化分析的复归。在此基础上，后行为主义又强调了哲学分析法，借鉴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强调了人的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社会价值法则等。
纵观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不断的否定与替换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所具有的一个基本规律，所有的研究方法几乎都难以跳出这个基本规律的左右，西方政治学是沿着以下两条线索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发展的：
研究对象
客体（国家、权力组织） 主体（人、团体、社会）
研究具体
人性化（静态规范定性分 科学化（动态实证定量
方式或倾向 析，重视价值判断）
分析，价值中立）
从研究对象上看，西方政治学总是处于客体与主体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方式与倾向上处于人性化与科学化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果把这两条线索加以归纳的话，可以从中分别发展出分析方法的四种不同类型，即：(1)客体的人性化研究类型，采用的研究方法大致是历史分析法、哲学分析法、权力分析法等诸多定性的、规范的静态分析方法；(2)主体的人性化类型，采用的方法是哲学思辨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理性选择分析法等；(3)客体的科学化类型，多数采用如结构—功能分析法、政治系统分析法、政治沟通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等；(4)主体的科学化类型，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分析法等。当然，有些分析方法兼顾了几种类型的特点，如当代政治学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6]。
在回顾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及其类型基础上，我们发现在西方政治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各种政治学名著几乎都涉及到政治学中的利益现象，但很少有人将利益发展成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不少学者都曾关注过利益问题，但他们或是把利益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隐含的前提假设，作为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载体，或是从理性人角度或利益团体理论的角度出发，使利益分析从属于理性人分析或团体分析。总之，以往对利益的分析在政治学中是比较零散的，甚至是其他分析方法的从属，因此，有必要在众多政治学文献的基础上规范、总结利益分析方法。
二、利益分析法的基本元素构成
所谓利益，是指“在外界主观意识不断影响下产生的，它与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它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他们的社会出身、教育状况、生活经历、社会关系、职业或非职业状况等”[7]，所以利益是以社会形式出现的人的需求，是人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作为一种政治学分析的利益分析法，反映了人类政治现象中的本质，即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无论反映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都表现为权威、交换和说服[8]。利益导致权威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存在，利益导致政治交换是因为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导致政治说服是因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如果说，政治权威的出现是因为有公共利益或保护私人利益目标的存在，那么可采用分析利益目标的方式来分析政治权威；同理，可以分别采用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机制的方式来分析政治交换规则，用利益观念等来分析政治说服。于是形成了利益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元素：利益主体分析、利益目标分析、利益观念分析、利益分配机制分析等。
（一）利益主体分析。利益主体是指利益的寻求者、表达者和拥有者，主要表现为个人和家庭、政党、公司、工会、政府部门、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因而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是利益主体。个人是利益分析法中的重要单位；除个人之外，某些集团也可以构成拥有共同利益的单位。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在分析美国政府过程时，就是采用利益集团而不是个人作为美国政治的分析单位的。他认为“‘利益集团’这个术语所指的是，任何这样的团体，这一个团体以一种或多种与人共有的态度为基础，向社会中其他团体提出主张，以建立、维持或者增强某种形式的行为”，任何利益团体“假如当它通过或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时，它就成为一个政治利益团体”。[9]曼瑟尔·奥尔森则在奠定团体内部逻辑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一个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利本质，利益集团在政治意义上并不必然促进公共利益目标的实现，相反，众多分利集团的存在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放缓[10]。相对来说，在美国的政治学分析中利益集团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阿尔蒙德归纳出了利益集团的四个类别：(1)非正规的；(2)非社团性的；(3)机构性的；(4)社团性的。[11]在国际政治学领域中，国家利益被看作各国寻求适当外交手段的出发点，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从本质上看也是一个利益主体。所以，利益分析法，首先应该从利益主体入手，分析利益的构成单位以及各构成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利益分析法的基本出发点。
（二）利益目标分析。利益目标是利益主体寻求利益的对象，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不同需求层次上、同一利益主体在不同的时空中，都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目标。正因为人们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所以“政治过程总是一种冲突，即人们在追求不同目标和满足相反的利益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形式的斗争”[12]。正因为主体之间利益目标的冲突，于是存在着政治中的交换现象，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行贿，民主政体中的互投赞成票、少数服从多数现象，专制政体中的政治改良，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联盟等等，都是利益交换的具体表现。正因为利益目标的差异，交换理论将交换看成既是公共权威产生的基础，也是社会面临分裂和冲突的前提；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看作是一种交易，是个人、集团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是利益的交换。[13]由此可见，分析利益目标及其差异性可以展示政治现象中的交换属性，从而把握了政治现象的本质，它是利益分析法的归属。
（三）利益观念分析。利益观念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训练所内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寻求利益的思维方式。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观念是以集体利益的实现作为一种最高美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观念具有多元化的趋势，有的人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有的人以在合乎法律、道德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有的人以把集体利益、全局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不同的利益观念影响到人们的利益结构的形成，同时也会影响到政治舆论、政治宣传、社会舆论的导向问题。所谓政治领域的“说服”或意识形态教育，正是由权威发起的对个体利益观念进行改造、重塑，以适合其所期望的利益观念的过程。所以，从利益观念入手，可以分析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以及个别政治系统中的宣传舆论教育等等，它是利益分析法的重要步骤。
（四）利益分配机制分析。由于利益主体、利益目标、利益观念上以及人们追求利益的实现方式的差异，政治总体资源的有限性，所以人们在政治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平等现象。达尔在分析这种不平等分配的现状时，假设把一个人的利益实现目标按层次排列，他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得到的利益满足程度越高，相应的在其他层次上的利益获得程度也越高；如果每个人在各个层次上的利益满足度不按序排列，这样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将是分散性的，达尔称这两种不平等为累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14]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是当代政治现象中的一个主要特点，所以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任务是如何实现在政治体系内，在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的前提下，保证个别人的利益能得到更高层次的满足（帕累托改进），或在个别人利益受损时，能保证受损利益以某种形式得到补偿（卡尔多改进），这就是利益分配的机制分析。当然，利益分配机制也要研究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利益综合、利益代表、利益表达等政治现象，所以利益分配机制分析总是与权威现象关联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分配机制分析是利益分析法的核心。
当然，在上述四种分析元素的基础上，或许还可以罗列出其他组成部分，如利益追逐方式分析等，这些具体分析元素正是用利益分析法解构政治现象的不同切入点，这些分析方法分别可以用于分析政治领域中的权威、交换、说服现象。
三、利益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现实意义
从研究对象来说，利益分析法并不是一种方法创新，早在古典时期，政治学就以公共权威或公共利益作为分析对象。但作为一种方法，利益分析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马克思用阶级的眼光分析了不同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及阶级利益的冲突，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利益分析法的开端；20世纪早期，本特利与杜鲁门在分析美国政府过程中以利益集团为分析单位所使用的利益主体分析法，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利益分析法，在此基础上罗伯特·达尔、格兰特·麦康奈尔、西奥多·J·路威以及奥尔森等都用利益主体分析法发展了利益集团理论。利益分析法发展至今天的特殊语境下，仍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第一，利益分析法是在传统经济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基础上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向来重视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政治现象，在分析政治现象的本质时，马克思明确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5]。在运用这一观点分析阶级斗争时，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6]在分析英国革命时，恩格斯指出：“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挥成为原则。”[17]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称之为利益分析法。在分析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所谓的普遍利益，总是相互伴随的。”[18]“每一个人的利益、福利和幸福同其他人的福利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事实确是显而易见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19]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也强调从利益的视角看政治现象，邓小平承认“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20]。在论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时，邓小平强调：“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21]“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22]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强调对政治现象的利益分析的。只不过在切入点上，他们强调了利益目标和利益观念的分析。所以全面的利益分析，包括对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机制、利益追逐方式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角度的具体化。
第二，利益分析正在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政治学分析方法。
从范式意义上讲，奇尔科特认为当代政治学分析方法仍然呈现出主流范式：实证主义传统——自由派思想（行为主义）以及替代性范式、马克思主义思想——历史循环论传统（后行为主义）两种。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体现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价值分析与规范分析的分野。从方法论上讲，二战以后，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呈现出多元主义的特征，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的、规范的范式高度。但无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只要有人的需求存在，利益是一个绕不开的分析对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分析取向是众多分析法中的最大公约数；同时，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进一步走向开放、民主、自由、公平，人性张扬的程度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人对利益的追逐、要求，利益的交换，也就会更加毫不掩饰；此外，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利益网络和利益链条也会越来越复杂，公共事物越来越成为众多个别利益的最小公倍数，而权威现象往往成为一种利益交换和利益的补偿、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公民个人、家庭、社团、阶级、政党、民族、国家都可以看成是利益主体；民主、法治、宪政等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交换、利益分配机制；自由、平等、公正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观念，权力、地位、选票、金钱、物质、代表权、名誉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目标，腐败、受贿、选举、谈判、结盟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追逐方式。所以，几乎所有的政治现象都可以采用利益分析法去揭示其中的本质规律，与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方法比较比较，利益分析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政治的本质。
第三，利益分析法能够切中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治学分析强调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利益分析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分析方法。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由于全国各族人民都是统治阶级，所以这一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在本质上没有冲突，所以政治分析往往停留在人民作为统治阶级的身份定位上，而忽略了统治阶级内部成员存在的利益差别。从实践上看，整体划一的公有制成为所有劳动者惟一的利益源泉，在此之外消除各种公有制之外的经济成分，实际上也就消除了利益多元化的可能性，同时由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对人民的利益观念进行灌输、说服，形成以集体利益为主的利益观。因此，利益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析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利益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利益源泉多元化、利益目标与内容的强烈排斥、利益竞争、人际关系商品化、利益享用封闭性、利益集团的出现、追求感性满足倾向、体制外的短期行为等八种现象[23]。利益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互为因果，加剧了权力资源对总体利益或资源的控制，以满足人们在利益上多层次、多目标的需求。因此，当代中国政治过程愈来愈表现出利益规划、利益分配以及利益接近的一面。当前利益集团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过程出现了更多的变数，利益分析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更能与社会现实同步。
第四，利益协调、利益综合、利益代表是解决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正是为了从利益的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现象，寻求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或因素，这是利益分析法的目的。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法治的社会，从利益的角度讲，就是建立一个主体的利益能够被充分代表、综合，利益能被保护、被协调的社会。在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中，中国共产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个全国性权威性组织，它控制着社会的总体资源，并对各主体的利益诉求起着引导、协调、分配的作用，因此，研究该组织如何能够更好地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将是利益分析法分析政治发展的着力点。当然对社区性权威组织的研究也将分析各种社团组织、自治组织的利益代表、利益综合、协调功能，这是在另外一个层次分析政治发展的动力。
总之，利益分析法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方法，它对分析中国当代政治现实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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