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专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市民论文,专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化的生成
近代市民文化的生成条件
1.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城市的生成
研究近代市民文化就必须研究近代城市。城市是一种独特的区域和行政概念，它建筑在特定的文化地理区域之内，在大的背景下受制于当时国家的政权性质、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然而，由于城市本身功能的发展，使它也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情况：一是在城市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人口稠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极易形成新的城市认同感，或曰城市意识；二是城市社区的纽带作用大于农村血缘纽带的作用；三是由于城市既是生产中心又是消费中心，所以商品交换意识浓厚；四是城市还是它所处某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上述可以说是城市区别于农村的一般特点。不过，近代城市与古代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区别。
近代城市就是资本主义城市。在西欧各国，近代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或直接由传统城市转化而来，或由矿产资源的开采和交通的发展而崛起，或由于是生产中心和金融中心自然而然地形成。总之，它与传统城市相比，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以工厂制度和机械化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因此，它是资本主义商品的生产中心；其二，近代城市中集中了大批的银行、商店等流通机构，所以，它又是资本主义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第三，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生活方式主要集中在城市中，所以它自然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中心和生活娱乐中心。这些特点也可套用于对中国近代城市的定性分析上。
中国近代城市与自发产生的西欧各国的近代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移植、催化下发展起来的，是资本主义浪潮冲击的结果。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沿海开放口岸，如上海、广州、天津等，都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后到民国初年共有开放口岸131处，除11处开自民国年间外，其余120处都是在晚清时期形成的（注：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第434—439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因此，浓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一个特点，或曰西方的移植、舶来文化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一大景观。
来华的外国官员、商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商店、银行、船坞和各种游乐场所，向中国输出商品和资本，同时还修建教堂、学校、医院等，设立报馆和印刷出版机构，输入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外来资本的刺激下，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开始致力于近代企业的投资，逐渐改变了这些城市的经济结构。随着近代经济的成长，这些城市的市容市政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如建筑、自来水、煤气灯、电灯、人力车、汽车、消防机构等陆续建设和采用。总之，在中国，近代化城市逐渐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汇集地和实验场并成为向内地、腹地古老社会渗透、扩张的据点。
2.中国近代市民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
近代市民是与近代城市相伴而生的。传统市民主要是帝王将相、城市领主、皇亲国戚等贵族、商人、文化人、手工业者、流浪汉、奴仆等；而近代市民则主要是资本家、金融家、雇佣劳动者、市政官员、职员、报业记者、艺术家、各种服务行业人员、妓女、冒险家、流浪汉等等。其中，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工人是近代市民的主体，这点与以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传统市民，无论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近代市民是自治城市的主体，它们或参与到城市的行会中，通过纳税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自身的利益，或者参与到城市的自治组织之中，通过捍卫城市的自治权利而获得独立。但总的来说，近代市民既是近代工业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又是近代化的伴生物。只有到了城市具有了近代属性之后，市民的近代属性才能被确定。
中国近代市民从构成来看与西方近代市民没有多大差异。中国近代市民是伴随着近代城市的崛起而成长起来的，它的属性由中国近代城市的属性所决定。由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路向与西方近代城市截然不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市民与西方近代市民有很多不同之点：第一，中国近代市民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地主在短时间内转化而来，它们或是本地人或是外地移民，由于被迫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使自己属性发生转化；第二，由于中国近代城市中的西式生产、生活方式大都由移植而来，因而它与传统方式并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观，这使近代市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还残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传统的宗法观念、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血亲纽带维系的人际交往方式都被带入到城市生活中来了。
中国近代市民尽管还保留和残存着大量传统社会的痕迹，但与农民毕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近代市民已斩断了与土地的联系。与农民依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不同，市民在狭小的城市空间中，主要在工厂、公司、银行、市政、医院、学校、商业、交通业及餐饮业、娱乐业等行业从事工作，因此，它的工作性质与近代化更为密切，这是其工业意识（相对于土地意识）产生的基础。第二，近代市民已基本上摆脱了传统封建大家族制度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序列人际关系。出于生活需要而移入近代城市的市民群体，他们面对的人际关系已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工作、职业、居住关系为纽带结成的非血缘人际关系。例如，他们居住的社区与传统村社已大不相同，邻居之间大都已无血缘关系；在工作场所，同事之间，基本上是以工作维系交往的关系，他们基本上都是平行关系。尽管仍有老板与雇员、官僚与平民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但与传统的血缘大家族治下的等级关系已有本质的不同。这应该是新社区意识或城市意识产生的基础。第三，由于近代城市不仅是生产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与农民相比，市民的商品意识更为发达，对新文化和新事物的接受、对外开放意识等方面都远较农民更为发达。第四，由于市民生活在相对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各个方面与他人的关系都紧密相关，如居住周围的卫生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公共设施的保护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这些市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也容易成为共同的话题。市民在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的讨论、建议、建设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认同于他所在的城市、认同于他所在的社区。市政管理意识和参与意识油然而升。同时，由于城市又是政治中心，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上的清明黑暗、国家荣辱安危等，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鼓噪，也使市民比农民更了解政治的内幕以及国内国际的现状，这使市民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也更加浓重和强烈。
总之，与农民意识中所具有的乡土观念、土地意识、自给自足意识、村社血缘家族意识不同，市民意识更具有城市意识、大工业意识、商品交换意识、公共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国民意识，而这些都与近代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市民意识中也有许多消极、落后的东西，我们常说的“小市民意识”即此例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小市民”，一般是指在城市中占有少量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居民，如小手工业者、小厂主、小商人等。由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常常使得这部分人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自私、保守、恪守一己私利，愿意斤斤计较，显示出小家子气的特征，追求稳定、目无大志，不大关心政治等等。应该说“小市民意识”也是市民意识的组成部分，不过是其消极的部分而已。在这里，我们主要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和把握市民中代表着社会进步趋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确实是中国近代社会群落中的先进部分。
3.中国近代市民是西方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
中国近代市民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是西方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例如在西洋服饰方面，早在19世纪50年代广州沿海就有仿穿西服的现象，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增多，在开放口岸城市则更为流行。西餐、西式糕点、饮料等西式饮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由于市民的喜好而在一些城市中流行。这一时期的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相继出现了一些西餐馆。翻阅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番菜馆”的广告，说明西餐的名气很大。在西洋建筑方面，自部分来华外国官员商人在各地租界修建大量洋式建筑后，一批有钱人也开始仿效外国人修建西式建筑。这些洋式建筑除了外形不同外，在材料、结构、采光取暖、供水排水、内部设施和陈设等方面，也都与中国不同。
概括地说，近代城市就是资本主义城市，只不过中国近代城市带有半殖民地化色彩而已。近代市民主要是指长期居住在城市中并且融入到城市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居民。市民文化是由市民所创造的，体现着市民阶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特征的文化。它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城市文化，不过市民是市民文化中的主体，市民是市民文化创造的主动者，而对于城市文化来说，市民仅仅是参与者。
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
1.何为市民？何为农民？
关于市民与农民的界定，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市民，最初是指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居民。而现在，在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完成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城乡差别极小，因此市民同于国民。农民只是市民范畴内从事农业工作的群体而已。
中国以及所有不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差别仍很巨大，因此，农民不属市民范畴。市民专指住在城市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公民。
在我们国家，谈到农民时，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涵义，这个名词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心理结构。近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城市、乡村人口双向流动等因素，对这一思维逻辑冲击很大，但仍没有本质的变化。“农民”一词的非职业涵义仍重于职业涵义。如现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民科学家”等名词的存在，说明农民改变了职业，不能改变其“身份”的逻辑关系。因此，尽管你成了企业家，也是“农民企业家”。
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农民概念，不仅专指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还包括那些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而尚未改变农民身份的人。所以中国农民是指所有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
2.市民与农民的不同特点
城市是从农村或乡村分离出来的一种人口聚居形式，市民是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从事不同职业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市民人口发展缓慢，居全国人口的少数。1949年，我国大陆共有城市140个，城镇人口为5765万人，占大陆总人口的10.6%（注： 国家计生委主编：《中国人口国情》第136页，第 37页， 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版。）。按国际标准，刚刚达到人口城市化的起点。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其中3／5是农业人口，真正的市民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20%。
第二，市民分别是一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各种职业从事者，其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大。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包括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商经营者阶层，公务员阶层、军人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等等。不同阶层之间其社会经济、政治地位是不同的。
第三，市民与农民比较是分化后的人口群，因此，其职业相对稳定。市民个体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多为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从业者虽然也在分化和流动，但多数是在适合本专业的系统内分化流动。因此，市民的职业是相对稳定，不会有像农民所面临的较大的分化与流动。
第四，市民与农民相比，人口文化素质较高。从总体上看，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还很低，但就市民与农民相比较，受教育年限长且占比例大，文化素质相对要高于农民。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显示，市民文盲率为16.42%，农村则高达34.74%（注：国家计生委主编：《中国人口国情》第136页，第37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版。）。
按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就是农民的定义去思考，农民有如下特点：
第一，人口数量庞大。我国是人口大国，又以农民人口为主。目前，我国12亿多人口中，还有8亿多是农业人口，即农民。 它不仅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而且占全球23亿农民的35%，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
第二，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低下。近些年来，农民生活水平虽有显著提高，但与市民相比，其差距有拉大趋势。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农村仍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或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二是历史和政策导向上造成的城乡差别所致。在历史上城乡差别是明显的，建国后，由于剪刀差、存货差等要素的不平等流动的政策因素，致使这种差别不仅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还有拉大趋势。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在加速农村现代化和深化改革过程中，逐步实现。
第三，文化素质较低。由于农村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农民的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低，再加上就业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中受教育人口多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流入城市市民群体中。如受过高、中等教育者，极多数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而不再是农民的一员。因此，农民中受过中、高等教育者比例很小，且有一个庞大的文盲、半文盲群体，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文化素质的低下，致使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仍深深地支配和约束着农民的言行。具有高素质、开拓型、开放型的现代农民，所占比例极小。
第四，能吃苦有耐性。吃苦耐劳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更多地是体现在农民身上。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农民继承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二是现实中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仍十分艰苦。如在平原没有实现机械化收割的地方，秋收时只能靠人工一刀一刀去割；在山区有很多地方不仅汽车不通，就连马车也走不通，农业运输只能靠驴驮人扛。
第五，农民正处在逐步分化状态中。农民居有定所，耕有定时，靠天吃饭，最高要求是风调雨顺太平日子。再加上千百年来，将农民与土地捆在一起的政策约束，使得农民这个阶层，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没有分化层带迹向。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力的出现，特别是政策的宽松与引导，农民内部正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分化和流动。这种分化和流动的结果，将逐步形成一个个从事不同职业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这种变化将极大促进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
3.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
存在决定意识，市民与农民各自的不同特性，决定了他们在意识上的差异。市民意识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不管市民属于哪一阶层，他们都是一元经济社会结构下的从业者。在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市民的政治参与是积极的，他们通过有效的形式和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发表自己的见解，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经济上的强烈竞争意识。人们说中国这个农业民族不像商业民族那样善于竞争，也不像游牧民族那样好斗，这是一种总体评价。实际上，市民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就是竞争的结果。脱离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后，竞争便是他们的立身之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市民群体中不仅仅是工商经营阶层竞争激烈，在知识分子、工人、公务员等各个阶层中同样存在竞争。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社会依赖性越强，对公共事业的关切度也越高。市民除每月领取工资外，他们对生产生活资料并不直接占有，如厂房、机器、交通工具、住房、及各种工作条件，都由社会和单位提供，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公共意识。他们关心市政社区建设，关心本单位的事业发展，爱护各种公共设施已成为多数市民的自觉行为。
第四，在思想文化上乐于更新的观念。市民和农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和继承者，但比较而言，农民传统文化积淀更加浓重，而市民传统文化的包袱较轻。因此，在接受内外异域的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过程中，表现出自觉和热情的特点。
当谈到“农民意识”，人们便自觉与不自觉地与“封建、狭隘、贫穷和落后”联系在一起，这是缺乏历史观和公正态度的看法。谁都承认中华文明是世界最优秀文明之一，而历史上的华夏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且不说古代农民如何推动历史前进，仅就近现代的历史画卷展现给我们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辛亥与北伐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革命”；改革开放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又为市场经济充当探路人。我们充分肯定农民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是说农民意识是优秀的，是强调要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农民意识的存在。当代农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难以割舍的乡土观念。乡土观念，不仅各国农民普遍存在，就是市民各阶层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农民则更为强烈罢了。这是由其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农民历来视土地如生命，离土便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离乡便失去了已经构筑成了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中非农化趋势已出现，但这只是农民开始分化的一种体现，真正离土、离乡、离农者只是少数。即使将来实现人口城市化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的涵义了，乡土观念也依然地存在。
第二，不容打破的家族观念。家族意识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都普遍存在，也没有浓淡之区别。在农民身上体现突出，是因为农业的简单生产程序，农民们的单一生活方式，以及不严密的组织结构，为家族观念的体现和滋长提供了条件。家族制、家族意识与现代化所要求的科学决策、严格管理是格格不入的，严重影响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农民中的家族观念，将随着农业的企业化、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逐渐淡化、消失。
第三，面临挑战的自给自足意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致使农民自给自足意识根深蒂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农民的最高生活目标是温饱水平。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小康生活水准政策的吸引与引导，使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及观念面临严重挑战。但这种意识的淡化与消失将伴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萎缩与解体的始终，甚至还要滞后一个时期。
第四，逐渐增长着的经济意识。自给自足观念遇到挑战后，农民的最大变化是经济意识的生成与增长。农民整体并不像有人想象那样愚昧无知，缺乏理性。农民作为“经济人”对政策变化、市场变化，都能作出敏锐、迅速的反应，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如城市蔬菜供应充足并多样化的现实，除政府菜篮子工程作用外，主要是农民的自觉行为。调整行为是由经济意识支配的，伴随这种调整，农民的经济意识将不断增长。农民经济意识的增长，将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阶层的分化。
城市文化的历史地位
1.城市文化的构成与演进
当今代表人类社会最高文明的人口、经济、文化、设施等高度集中并不断运转开放的有机整体——城市，是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历史产物，是社会文明的亚系统；它不仅有物质组成的因素，而且还有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乃至心理组成的要素。
城市文化是由众多复杂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有机整体。研究城市文化的内涵以及与乡村文化、社区文化、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及城市建设文化等等的关系，特别是市民文化对城市发展、社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意义特别巨大。人类是擅长创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大都是从城市产生出来的，一部世界史，几乎就是一部人类城市的时代史。城市是一个自然与地理单位，是一片经济区、文化空间，是一部打开的书本，记载着人类社会一代一代历史荣辱和梦想，以及群体人格的文化史。人类创造了城市，城市又塑造人类，人类和城市又创造出城市文化。对城市作为社会文明亚系统研究，对城市地位与社会历史发展贡献的研究，对城市和城市文化的研究，至今还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述出完整、准确的定义来。但是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城市一旦出现，就造就出一种新的文化情境，开始孕育着一种新的文明，人类学家称之为“城市革命”。城市有凝聚、整合、加工、辐射文化的功能。
城市文化是一个综合整体，是一种文明形成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情感、道德、习惯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的任何能力，这种社会特征，被称之为“文化主题”、“生活方式”、“民族精神”、“基本人格”等。
城市文化的特征是否可以说：有地域、空间、时间、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它突出人口、职业、阶层构成；又可以说：“文化城”、“科学城”、“工业城”、“商业城”；城市建设和文化产品，包括：学校、机构设施及各种文化产品数量、质量、价值、功能、风格、特色、品位和层次等，反映出城市的文化状态。城市文化的素质，主要看市民文化的素质，特别是要看知识群体。城市的生态系统和城市的文化系统结构，主要是城市——文化——人为顶点的三角形所构成的城市生态系统和有机动态结构，城市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文化产品、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社会结构、群体组成、价值准则等足以说明城市有能力作为地区文化中心，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火车头。
2.市民文化演变的启示
城市生活的真正底蕴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市民主要是由两重角色的人叠成的，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民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居民。
城市文化载体是以市民文化为主体，今天的市民干部、职员、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等等是它的行为主体，它们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文化能量，他们是近代社会现代化舞台的中心，当今社会和城市化的真正主角。而中国城市的居民、市民的主体是职员和工人，但在政治、经济上却是一个尴尬的地位。建国初期的市民，随着生产资料的公私合营和公有化，被无所不包的“国家”占据，接着便是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再也没有自发因素的成分，当然市民文化的空间便也日趋萎缩。出现单一的、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社会化的城市属性与功能受到“封建庄园”习性的严重挑战，“城市大院”成为新的城市景观：党政军、科教艺术、高校大院等（非机关营房大院），成为功能齐全的小社会，居民生老病死退全包，自成体系，自办社会形态。其他如大学、机关、部队、工厂也大同小异，“城市大院”从城市和市民的公共生活中疏离出来，过着城市社会无关的“内部生活”，分割城市空间，划地为牢，闭关自守，各显神通。划势力范围与建院墙，这种城市权力空间的界定，半封闭的、有形无形的笼子，俨然如独立王国。英国城市规划家沃尔特·博尔深有感触地说，体会“封建”两字的含义就是城墙和大院。各部门“独立性强”、“自成体系”、“本位主义”、“部门所有制”，国外称之“部落主义”。这种闭塞、孤立、自足的乡村社会文化，与当今的社会化、公共化的城市生活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种分割城市自成一体的单位、部门的“天地”，这种大院生活方式模糊了城市意识和市民意识，严重地滞后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妨碍了社区建设和市民文化的健康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民文化，在90年代之后，终于又从潜流而成为城市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下，市民重新发展他们传统、实惠、精致的生活，恢复了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发展空间，市民又成为了新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市民文化的发展变化，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文明，而市民文化的发展程度对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的程度，影响日渐加大，因为当今中国的知识群体仍然集中在城市，构成城市文化的主体，代表城市发展的水平和一个国家发展的水平。市民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载体，市民则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并创造出相应的城市文化，它们有着很强的共生互动关系。
二、市民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的互动
近代城市的扩大与新型市民社会的形成
1.国门洞开与近代城市的兴起
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是世界近代化潮流冲击的产物。在古代，城市产生较早，并出现了不少世界名城，如西安、北京、南京城的规模与繁荣令东西方刮目相看。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更多地是从城市的闻名而远播四方的。到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远远地落伍了。由于受小农经济基础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清王朝始终无法也不可能自动开启工业文明的闸门，以致传统型的城市一直被阻隔在新兴工商业都市的行列之外，只能成为封建政治、文化统治的中心。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门户被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撞开，洋货渐次扩展到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城乡，长期固结的自然经济板块受到强烈的震荡与冲击，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不得不涌向开放城市谋求生存。原来以棉纱、布匹、丝绸出口或转口贸易久负盛名的无锡、松江等城镇萧条衰落，而参与国际贸易的上海却兴盛起来。
此外，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乱了农村社会的统治秩序，大地主、富绅们纷纷逃往外国商人、教士和冒险家云集的上海，本想避难暂居到这里的乡绅富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感染，城市对他们产生从未有过的魅力，即使在农民军被平息之后，一些有眼光者却长期定居下来。有的亦城亦乡，既在市里开钱庄票号或经商，又在农村出租田地；有的同土地剥离，开始把资金投入新式工业。国门开放后，城市的格局渐渐向近代转化。
近代机器工业的启动，也是新型城市兴起的动因。一批兵工厂、民用工矿企业在上海、南京、天津、汉口拔地而起，国内的投资者不再望着外企兴叹。还应特别指出，洋务派出于引进机器设备、原料、先进技术的需要，所创企业基本建在对外开放地区，加之这里的剩余劳动力为其提供雇佣工人的便利条件，因此，新型的工业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出现。围绕近代产业的开办，商业的长足发展，新型城市滋育出新的社会群体即市民阶层。毋庸置疑，这些城市的兴起，主要不是孕育于传统城市内部，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击打下，旧有的城乡结构分化的结果。
2.城市的扩大与市民社会的形成
城市的发展，同国内政治、经济的转型程度成正比。20世纪之交，外国资本输出迅速上涨，不期而遇的是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在各阶级、阶层要求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呼声压力下，清廷实施的新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经济政策稍为宽松，新型教育环境初创，地方绅商建言议事权力的提高，无疑增强了城市的张力，扩大了发展空间。
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市人口显著增加。因为工商业产值的增长和城市的繁荣离不开从业的人群，一是中外企业大都设于城市，二是有的城市因矿治业开发而崛起，所以，城市的强大吸纳能力进一步打破了城乡间的围墙，怀抱谋生、求职、晋阶、读书、发财和享乐的人们蜂拥而入，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以上海为例，中法战前，申城人口约60万人，至辛亥革命前增加到128万人（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30年间涨出一倍多，一跃而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汉口、天津乃至中等城市宁波的人口增幅也比较大，说明城市的规模与人口容量相当可观。
再则就是人口结构有了明显改变。产业工人是生力军，只是人数尚少，暂居次要地位。随之，工商业资本家跃入城市，除买办外，出身于地区、绅商的投资者主要来自农村，有的身兼官僚、地主、资本家三重角色，虽数量有限，但颇有实力，举足轻重。教员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其职业与工资比较稳定。还有手工业者、小商贩、流民、半无产者，没文化少技术，属市民中的下层人群，流动性大，有的可能以出卖苦力积攒些钱致富，个别的成了暴发户，大多面临失业加入产业工人后备军行列。总之，市民的构成与以往的单一性不同，呈现多元化。
市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迂回的过程。到二三十年代，近代工业投资额再次增长，中西文化渗透加快，一批城市不仅是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的中心，而且成为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功能多样化，调节力度大大增强，从某种意义而言，城市的风风雨雨，市民的喜怒哀乐，直接作用于全社会的动荡与安宁。然而，终因新式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较小，没能产生足以推进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动力，城市化的水平不高。
3.市民人际关系与社会圈的变化
市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也是人际关系、交往行为发生改变的过程。传统的交往关系实质是家族关系，形成一个封闭的宗族圈，行为规范以道德精神为重，维系着纲常礼教的和谐统一。市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保留了一定的乡土观念、家族意识，但基本摆脱了宗族权威的震慑与束缚，交往活动以从业关系为轴心向外辐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金钱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市民之间、市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精神和物质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交往对象广泛，交往行为更具主动性、积极性，社会圈拓宽了。
4.新社会价值取向的产生
社会价值取向是思想观念的反映，也属于大文化范畴。在市民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其政治经济的实力所决定，市民们受开放观以及新的思维方式的驱使，淡化传统的义利观、功名意识，菲薄等级制度，突出个人功利，增强了重商和富民意识，进而要求有制度保障，法律护佑，谋求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市民文化与城市近代化
1.近代市民群与城市的近代化
1.1 城市居民对自己生存空间的新认同。
城市居民在对新环境认同的时候，仍对原来的农业社会怀恋着。因此他们的这种认同包括得意与无奈两方面。
得意之处为：（一）交通的便利。在中国的江海中最先出现了轮船，然后行驶了火车、汽车、自行车、摩托车。其便利为自古所无。（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三）物质生活的领先性。近现代的物质使用潮流总是由城市向农村扩散，城市居民的物质消费总领风气之先。城市在中国农村的包围之下，虽如点点孤岛，但实为处处模范样板。这使都市人引为骄傲。
无奈之处为：（一）居住。对于居住空间的狭小，城市人不得不认同。但他们怀恋农村的疏落。上海的旧亭子间是南方稠密化居处的典型。北京的四合院是北方稠密化的典型。但城市的富裕阶层仍有宽大的宅院、绿树和草坪，甚至网球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城市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现代化城市的居住稠密化有向疏朗化过渡的趋势。（二）交往带。人们的社会交往开始对新群体给予认同。这个新群体以职业群为纽带，但人们不能忘情于旧的交往带。旧交往带以家族和乡党为纽带。核心为血亲和乡情。因此在近代中国城市中，于职业群之外常有地方帮派，如苏州帮、宁波帮、福州帮、广东帮、山西帮等；还有一些旧行帮，如青帮和红帮等。随着城市化人口的进一步吸纳和交融，地方帮派色彩渐趋淡化，以工作关系结成的职业群体越来越紧密。其核心是行亲和业情。（三）节奏感。城市的生活节奏很紧张，农村生活的宽松颇令人回味。节奏的单调而紧张存在于各个领域，对于市民来说，不仅作息时间紧张、生存空间紧张，而且金钱流通的周期也紧张。市民们被各种紧张感和压抑感包围，经常焦躁不安。但是他们虽在报怨，却也在被迫地适应，久之也成习惯。
1.2 城市居民对近代化事物的追求
城市居民是近现代化事物的热情支持者，他们有机会首先接触新事物。因为，城市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城市是外国新事物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又是中国的新事物输往国外的桥头堡。其次，城市居民有条件首先享用近现代的新事物。这里有最方便的文化设施和消费条件。大约城市居民对于一种新事物的使用往往早于农村数年至十数年。从近代到现代，这个时间差在逐渐缩小。
不过，市民们在追求新事物时也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喜新厌旧。这些人追求全新的近代和现代化新事物，他们往往追求那些中国自古所没有的、域外的新事物。这些人容易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他们崇洋媚外，衣食住行全部追求洋货，以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他们竭力赞成对外开放，促进外国事物进入中国。第二种人是喜新怀旧。他们喜欢新事物，但又留恋旧事物，追求新旧事物的结合。这些人欢迎外国的新事物进入中国，但又怀古，恪守传统。他们的意愿和观念推动外来新事物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比如说国外的小汽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欣赏它的小巧和舒适，马上就联想到封建时代达官贵人才能乘坐的人抬小轿子，于是，称小汽车为“小轿车”。小轿车就是一种怀旧。自从外国人在中国建筑了洋楼后，便有人致力于给洋楼加上中国古建筑的外形，使之既有民族风格，又享受洋楼的实用。又比如说近代中外交流以来，中国的婚俗发生了变化，一些市民率先效仿洋式婚礼，新郎身着西装革履，新娘身披婚纱，但是基本程序被改造变成不到教堂，不拜基督，不由神父主办，而是自设礼堂，自请司仪，礼拜父母。这是中国化的洋式婚礼。
喜新厌旧到喜新怀旧，反映了市民中对新事物追求的不同方式和不同力度。这种不同往往与市民的不同年龄、职业、经历和身份有关。
1.3 城市市民与市政建设
市民的需求是市政建设的动力，工商业发展是市政建设的杠杆。最初的城市往往也就是近代工矿业兴起的地方。例如当年湖北的大冶和黄石，吉林省的辽源，湖南省的安源，都是工矿区，工人骤增；还有的城市是港口，码头工人骤增，因此这些城市的最初市政建设任务，就是为业主和工人修造居住的地方，首要的是建筑工棚区，修道路，架电线，等等。所以，最初的市政机构称为“工部局”。但是随着市民的增加，新的工商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不仅需要生存条件，而且需要物质流通，文化娱乐，治安保卫。由于生存条件的需要，要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于是有了交通局、电信局；由于物质流通的需要，城市开设了商店、店铺、典当铺、公司等，市政部门增设了商业局等；由于文化娱乐的需要，城市增加了书场、书店、出版社，戏院、电影院，市政部门设立了文化馆和文化局。当然，在旧中国的各城市中，普遍存在着赌场、烟馆和妓院。由于治安的需要，市政增设了警察局、公安局。初期的警察局权限很宽，后来陆续分权于其他新设的职能部门。
2.市民文化与近代文化
2.1 市民文化与近代文化发展的一致性
由于近代文化与市民文化之间构成包容关系，因此在发展方向、速度和内涵方面必然具有一致性。它们之间至少有几种共性：开放意识强。都能批判本位文化而吸收异域文化。摒弃封闭，乐于吸收，张开双臂学习世界文化，也十分大度地对待异省、异市、异地文化，欣赏之，享用之，化为己有。更迭速度快。每一种文化现象往往不久就被另一种文化现象所取代。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时尚可以独领风骚数十年。工业内涵多。近代文化在本质上是工业文化，大机器文化，而近代市民也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他们的文化内涵必然具有这个工业时代的特性。摄影、上电影院、唱卡拉OK、玩电脑，无不具有工业性。大众化。近代文化比起中古时期的封建文化具有大众性，而市民文化则更具普及性。
2.2 市民文化是近代文化的核心文化
市民文化并不是消极地被近代文化包容着，而是积极地充当其核心。市民文化的属性：从属于近代大工业，从属于近代城市化，从属于文化大融合。所以，市民文化也就是都市文化和工业文化。它不同于中国古代，例如宋明时期的市井文化。
近代文化的灵魂是科学和民主，市民文化也是在科学和民主的广阔背景下展开的。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科学和民主的斗争常常也是市民的斗争，例如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和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各省区首位城市的成功。革命首先在华中地区的首位城市武汉打响，接着，长沙、西安、南京、上海、太原、安庆、九江、重庆、成都、广州、昆明、杭州、福州等各大城市的新军和市民云合响应。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城市起义的典范。“五四”运动主要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一二·九”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对国民党黑暗独裁统治的运动也无一不是市民的斗争。共产党闹革命最初也企图是走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就是这种尝试。只是由于此路不通，后来才改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是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是市民的思想政治要求和表现。
市民文化的主流是反帝反封建，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市民文化本质是摆脱封建皇权统治，建立新时代的人权社会；摆脱官僚本位，建立个人本位；摆脱封建的政权、神权、夫权、族权等统治，建立人格平等的集体协作时代。
2.3 近代文化是市民文化发展的背景和条件
市民文化依靠近代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养料。它有别于以往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地主文化，是大工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没有近代的大工业就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文化。例如，没有近代以来的银行取代钱庄，就没有资本主义的金融学；没有学校育人代替科举考试，就没有教育的科学化；没有新军取代八旗兵和绿营兵，就没有军队的科学化；没有机器取代手工的生产，就没有机械工程学。就没有近代城市化也就没有近代的市民文化。比如没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近代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产生出《子夜》、《不夜城》、《三家巷》等那样的文学巨著。所以，离开了近代文化的发展，市民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三、近代市民文化的当代价值
近代市民文化的重估与借鉴
1.研究近代市民文化对重构当代市民文化具有参考价值
1.1 重构当代市民文化的必要性
1949年以来，随着城市地位的加强、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和改革的不断深入，重构当代市民文化的重大课题，已经是呼之欲出，刻不容缓了，正在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第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新时代。1949年3月，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此，我国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点在城市全面展开。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为中国城市建设与管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第二，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不高，1980年的中国城镇人口约为1.35亿人，占总人口的13.6%。1980年以后的15年间，中国大城市人口增长了73.2%，中等城市人口增长了172.3%， 小城市人口增长了256.2%。到1995年的中国城镇人口增加到3.49亿人， 城市化水平提高到28.85%。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重构当代市民文化将成为推进城市建设与管理现代化步伐的强大精神动力，必须立即着手进行。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导入，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市民建设与管理城市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弊端的制约，中国城市建设与管理主要是政府行为，缺乏激励机制和政策引导，广大市民基本处于被动地位，城市文化建设也单一地重视职工文化，而忽视广泛的市民文化建设，尤其是社区文化建设，导致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在较低水平上徘徊。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随着政府机构的精简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及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的出现，再加上提出相应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引导，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市民建设和管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社区的主动性、自觉性与创造性，真正开始了“人民城市人民爱”、“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城市的新时期，从而为重构当代市民文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也说明重构当代市民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2 近代市民文化的两重性
要重构当代市民文化，就离不开对近代市民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则必须对近代市民文化进行理性的分析，以便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近代市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表现在： 第一， 中西文化都是中国市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市民文化主要是工业文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则主要是农业文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两种文化尽管是中国市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但两种文化的差异又矛盾地集中于市民文化之中，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市民文化就是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矛盾、纠葛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工业化进程是市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通商口岸是中国近代化的中心，故中国市民文化则首先产生于这些口岸城市，并得到较快的发展。第三，先进思想家的宣传是市民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精神指南。近代市民文化中积极先进性方面，很多是在先进思想家宣传鼓动的影响下形成的。如薛福成的“工基商纲论”；郑观应的“商战论”；梁启超、孙中山的“振兴实业论”、“利用外资论”；等等。
近代市民文化的积极进步性方面主要包括：公共意识与参与意识；群体意识与互助意识；民主意识与法制意识；平等意识与自主意识；开放意识与改革意识；商品意识与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与发展意识；进取意识与创新意识等。消极落后性方面，一是小市民意识。其主要表现为自私自利，损公利己；消极保守，不思进取；萎靡不振，庸俗低级。这是近代社会一部分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文化心态，来源于小生产习惯势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这部分人在近代化初期的中国城市里占有相当比重，其思想意识相当顽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二是腐朽堕落意识。正如李大钊在1919年所揭示的：“现今一般堕落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他们有了工夫，就去嫖，去赌，去拨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欲”（注：《李大钊选集》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这是近代城市中一批失意军阀、党棍、政客，一批地痞、流氓、纨绔子弟，乃至一批达官、显贵特有的文化心态。他们是腐朽生活方式和垃圾文化的载体。他们的腐化堕落意识影响极坏，腐蚀极强，危害极大，必须引以为戒。
当代市民文化的建设就是要继承市民文化的积极成分并在新时期将其发扬光大，同时要摒除其落后、保守及其一切有悖于时代进步的东西，这是重构当代市民文化的前提。
1.3 当代中国市民文化发展的走势
当代中国市民文化存在着发展中的三个梯级：一是乡镇与城市的差异；二是西部城市与东部城市的差异；三是中国城市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的差异。这三个梯级是当代市民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课题，即较落后地区学习较先进地区、较先进地区学习更先进地区的自西向东的梯级走势，最后达到共同发展。
第一，较发达地区的乡镇应向城市学习。为什么首先提到乡镇学城市呢？因为近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表明，沿海沿江已有或将有一批较发达地区的乡镇进入城市行列。而这批乡镇虽然经济发展较快，物质基础较雄厚，但文化事业建设仍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文化素质、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市民。因此，不能等到这批乡镇进入城市行列后再考虑文化事业建设的问题，再考虑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问题。应当有超前行为，提前向城市学习，有计划地加强发展市民文化的硬件和软件建设。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会影响这批乡镇的经济发展，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达到提前进入城市行列的效果，并为以后的市民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应向东南沿海城市学习。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较差，经济仍比较落后，这些地区的城市与东南沿海地区较发达城市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各项文化事业建设上，更表现在市民文化素质、文明程度上，尤其是思想观念上，如开放意识、商品经济观念等等。因此，这些地区的城市应着重在思想观念上找差距，着重提高市民的改革与开放意识，商品意识与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与发展意识等，以便尽快缩小与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差距。
第三，东南沿海城市应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学习。东南沿海城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属于国内的发达地区。首先，应当有高起点、高标准，在社会发展与各项建设上努力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其次，在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新价值观念取向上应当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尤其是应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为实施《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 《知识创新工程》和国家其他重点科技计划中做出突出的贡献。再次，在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上，也要达到世界最先进城市的水平，并率先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努力创造优良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积极推动全国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1.5 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文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激励全体市民的重要精神力量。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是近百年城市文明史，又根植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征；它是我国城市市民综合素质、文明程度、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等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对城市现代化经济建设与管理、对城市社会发展与社区建设以及对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促进作用。那么，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文化呢？我看，下面几方面是应值得重视的。
第一，应在全体市民中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为此，应着力引导市民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鼓励市民树立积极、进取、求知、上进的精神，达到“人民城市人民爱”、“人民城市人民管”、“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共识。
第二，加强对市民文化的基础研究，便于继承、发展、借鉴和创新。目前在我国对于市民文化的研究及近代市民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既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又没有形成科学的完整体系。为此，其一，就要集中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近代市民文化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市民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以便于继承和发展。其二，在加强对中国近代市民文化研究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各国近代市民文化以及当代发达国家和地区市民文化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借以达到学习和借鉴的目的。
第三，在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行之有效的群众性的市民文化建设活动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对近代市民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近代市民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很多资源都值得开发与利用。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需要专门进行研究，这里只能举几个例子，旨在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以推动该课题的深入研究。
2.1 城市和社区意识的开发与利用
所谓城市和社区意识，就是对城市和住区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的产生也不难理解，因为在新经济部门比较集中的城市和社区，居民们分享到较多的社会利益，如铁路、码头、电站、供水、道路、邮电、通讯、百货大楼、医院、近代教育、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公园等等，这些设施为市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市民们在享受这些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就自然地感到城市和社区的这些公共设施与他们息息相关，这些设施的改善，他们的生活也随之改善，反之，这些设施遭到破坏，他们的生活也随之受到不利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市民们普遍都关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关心住区环境的改善与破坏。尤其在社区综合服务方面，更是大有可为。诸如充分利用市民的各自专长和相对优势建立有偿综合服务体系，既能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又能为社区居民解决后顾之忧，提供全方位服务，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可见，城市和社区意识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将会大大促进城市和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2.2 参与意识的开发与利用
参与意识，是由城市和社区意识派生出来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近代市民文化资源。正是由于市民们关心自己居住城市和社区的发展与建设，故自然产生参与意识。这种参与意识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参与意识最高发展为国民意识，因为市民即是国民，市民利益与国民利益是分不开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各阶层广大市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至于围绕城市发展与建设，特别是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市民积极提出建议和要求的例子就更多了。为引导鼓励市民参与意识李大钊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生活的内容。”（注：《李大钊选集》第239页，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为此，他提出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20条，诸如“多办市立的图书馆”，“多立贫民学校”，“限制汽车的速度”，“赶快修造市营的电车”，“街口巷里的屎尿，应严加取缔”等等。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大中城市都开始着手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如保障机制与信息交流机制等。通过完善举报制度、信访制度和咨询制度等，为公众提供可靠的参与渠道。各地普遍设立的市长公开电话、市长接待日等也在市民与市长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许多城市还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机制，以鼓励市民的参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3 文化多元化意识的开发与利用
市民文化既有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有国内东西南北中地域文化的融合，呈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对此，市民们普遍采取了接受和宽容的态度，彼此和平共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因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要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发展，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所以，应当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只有这样，人民的文化生活才会多姿多彩，千姿百态。
此外，城市生活习俗合理要素的开发与利用等方面，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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