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社会安全视角解析微博国际传播的高度趋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高度论文,社会论文,全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3-0101-07
2010年12月18日，突尼斯民众因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游行示威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阿里最终于2011年1月14日结束其23年的执政生涯。此后，突尼斯的政变引起埃及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致使在位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2011年2月11日下台，并造成埃及国内社会、经济局势持续动荡。
2011年8月6日晚，伦敦发生骚乱，后蔓延至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其他大城市。骚乱持续4晚，4人死亡。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多名在骚乱中利用社交网站、微博和“黑莓信使”煽动暴力的嫌疑人。[1]如涉嫌煽动刑事破坏和入室盗窃的27岁的内森·辛登所发的一系列微博信息，包括：“让我们在黑斯廷斯发动一场骚乱。有谁加入？”、“今天就去抢劫”等。[1]
在近两年里所发生的群体事件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骚乱者利用在线的社交网站、微博、群发短信等网络工具串联组织线下的活动，微博传播的广泛性、密集性、网络性和快速性使得它成为群体活动的最佳联络和组织工具。这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例如伦敦骚乱后，英国首相卡梅伦于2011年8月11日表示，政府正研究今后发生骚乱时是否关闭微博。[1]
根据推特(Twitter)总部以外的不完全统计数字，全球1亿推特的使用者里，活跃的中文用户大概是15万左右，他们的影响力体现在其FOLLOW(即关注他们的人)人数上，而他们大多集中在被高度关注的前1 000名的排行榜中。2009年底以来的诸多事件公开化中，这些活跃的推特用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
传播学技术学派先驱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曾经指出，通信技术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可以改变符号(思想方法)的特征，改变社区(思想和发源地)的性质，从而改变兴趣(思考内容)的结构。[3](P.226)那么，微博作为采用最新传播技术的传播方式，其在传播形态方面属于哪种类型的传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为其带来什么样的传播效果——究竟是实现了传播的“去中心化”，还是增强了传播的“中心化”？由此又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本文尝试着逐层探讨的问题。
一、微博传播兼具人际传播及群体传播的特性
微博实际是各种社群关系的虚拟平台，这些社群关系是建立在“平等的信息架构和极快的链式传播基础上”的。[4]这样的基础使得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更为密切，并且具有较高的信任度。
在这种社群关系下，成员之间的交流具有人际传播的基本特性，即传播是直接的或凭借简单的媒介进行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位置不断互换；因为是直接传播因此反馈迅速；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到参与传播的个体的态度、情绪、语言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出现传播的信息容易失真等问题。
当传受双方处于地位平等的人际传播中时，会使得信息构架平等，因此信息容易受到重视并得到相应的反馈。微博作为凭借网络所进行的人际传播，会将这样的特点在网络环境下放大，即使得微博的信息传播更快。在这个过程中，微博上的人们会不断地产生互动，这就会进一步“促进社群的形成，社群的形成也一样是链式的，人们可以根据很多碎片信息而决定互相跟随，进一步交流，最终形成无数虚拟社群。”[4]
而随着社群(即便是虚拟社群)的不断形成和增多，原本平等的传受关系就发生了变化，虽然在形式上，群体成员之间仍然表现出平等性，但在信息的选择、意见的形成上已经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不平等，因为每个群体成员都会受到其所属群体的影响和制约。在传播的过程中，对群体成员起制约作用的是意见领袖、主流意见和“沉默的螺旋”的规律。
“意见领袖”概念的提出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认为，意见领袖由于更多地使用媒介、更多接触与其影响范围相关的信息、在社交方面更为活跃、经常与其他群体交往或者参加各种会议、在知识能力上更见多识广或更称职能干，[5](P.234)因此他们在群体中更具有影响力，成为其他群体成员学习效仿的榜样。他们会凭借其在群体中的舆论领导者的地位，“扮演了把关人的角色，审查信息，仅仅传递那些有助于他人共享其观点的信息”，[5](P.233)从而促使群体中主流意见的形成。
例如，在2009年11月番禺反焚烧垃圾事件中，尽管微博用户提出了“我们没有代表，我们都是代表”这样具有“去中心化”理念的维权模式，但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仍然需要活跃的微博用户的引领与号召，例如被上传的一张北风和媒体人长平拿着手机站在路边低头发微博的照片，传达的精神气质以及潜在的号召力，给其他微博用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
面对群体内的主流意见，群体内部成员会感受到与其保持一致的压力，或者至少表面上与之同步，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对此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的基本思想是：人们为了防止由于意见不同而被孤立的社会惩罚，“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时，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者‘劣势’意见时，一般人会由于环境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者附和多数人的优势意见。”[5](P.245)
在“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拓展过程中，[5](P.245)就形成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趋于一致的意见、观点，尤其是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信息过载、快速决定的压力。正如传播学者迪安·克鲁克伯格(Dean Kruckeberg)的感叹：“生活好像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因此我们的反应速度一定要大大超过多数人从容且安全地行驶时的反应速度。由于要一面紧张地进行各种交流，另一方面还要应付各种交流对象的各种话题，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思量自己的决定和反应。”[6](P.36)在这个时候，对优势意见的追随是最安全且不得已的选择。
约瑟夫·沃尔特(Joseph Walter)发现，在网络上进行交流的用户，当他们体验到共性、并进行长期交往时，比起在面对面交流的环境下，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交流对象模式化，并为对方留下更为鲜明的印象，交流沟通的过程变得更加主动和亲密。[7](P.6-40)因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比面对面的交流要更加活跃。乔治·巴尼特(George Barnett)等人认为，两者相较，“得到电脑辅助的小组表现的可变性要小得多，从而显示出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的潜力”，[3](P.131)也就是意见的稳定和趋同。
从而，“网络社区使人们汇聚到一个人口密集的、特性类似的、志趣相投的人群中”，[8]“这些社区标志着一种向着按照共同兴趣而不是共同地点组织起来的社区的转变。成员们所共享的远非只有信息；社区提供社会支持、一种归属感……”，[3](P.132)而这种归属感与对群体规范的遵从和对群体意见的认同互成因果、相互促进。
因此，在微博的传播中，尽管大众都具有广泛的参与权，从形式上来看，实现了传播的“去中心化”；但从传播的内容和效果上来看，最终趋同甚至统一的信息，却仍然体现了传播的“中心化”的特点。
二、微博传播拥有大众传播的效力
1450年，古登堡在传播的过程中放入了一台印刷机，从而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从此，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放入了各种各样而且越来越精密的机器、仪器，直到今天的科技系统和网络的引入，使得传播的广度、速度和渗入度都得到不断的加强。物理的空间不再是阻碍人类在传播中无法跨越的障碍，过去的“空间地理”已变成了“经历地理”。[9](P.28)
微博传播是以计算机、无线电通讯工具(手机)为中介进行的，依靠这些媒介，大量信息得以复制，并迅速、及时、广泛、连续不断地被传送，从而弥补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中覆盖面窄、速度慢、传播效率低的缺陷。
在中国，从2009年8月15日新浪微博内测上线，到目前为止的两年多时间内，由于它即时发布、快速传播的特性渐渐吸附了更多媒体属性，体现出大众传播的特点，而不再仅仅是日常社交的一种辅助工具。斯科特·奥尔森(Scott R.Olson)认为，远程传播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关系中的众多变化的催化剂。这些变化通过各种传媒技术所产生的集聚效应体现在重新确定空间与时间上，并增强了全球在关联关系上的即时性和透明性。[10]
“于是，面对这样一件威力惊人的武器，各方人士都试图娴熟运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也都开通实名认证账号，同样，越来越多的民间意见领袖则凭借蔑视权威而赢取数百万粉丝。”[11]
不仅是组织或个体利用微博的大众传播的属性，传统的大众媒体也将其纳入自己的传播窗口之一。例如，腾讯、搜狐、网易、凤凰网等网站通过发布会现场记者发微博的方式，巧妙地绕过了“综合性非新闻单位网站不具有新闻采访权、而不得登载自行采写的内容”这一规定；而央视网则采用“微博联播”的方式聚合快讯。[12]
微博这种以网络为中介的大众传播比起传统的大众传播，具有信息传递以几何级数网状扩散而非一对多的线性辐射的特点。这正是以太网的发明者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所指出的：网络的价值与它的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13]
那么，这些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扩散的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是否多对多的互动所传递的是多样化的信息呢？
传统的大众传播受制于其制作和播出环节的高成本，例如电视，其传播过程是一个一对多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因此其信息源很少，而且受众很多”。[14](P.32)微博这种新型传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并不遵循这一逻辑。
但是，需要考虑到的是，尽管大量的微博用户今天在公开的论坛上拥有了话语权和发言渠道，而不像在传统的大众传播环境中，传媒业由于“高度的资本密集，报纸和电子传媒逐渐地集中在大财团手中”，[15](P.42)但是在意见形成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经过了上述的人际和群体的互动过程，而趋于一致化了。
例如，一项有关微博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在“您使用微博的目的”的选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让自己不落伍”，占18.2%。[16]可以看到，微博成为人们感知意见气候的重要来源。纽曼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指出，在具有争议的议题上，人们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与大多数人的是否一致，而判断的标准来自“所处环境中的群体意见和大众传播”。[5](P.246)
纽曼还指出，大众传播的三个特质，即它的累积性、普遍性及共鸣性，使得它对民意的形成产生巨大效果。[17](P.298)也就是说，在大众传媒上，同类信息被持续地反复报道，从而产生了传播效果的累积性；而大众媒介信息在传播的范围上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从而能够克服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形成了信息抵达的普遍性；最后，由于多数传媒报道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类似性，这样就造成了共鸣性的印象，让人们感觉到，大部分人都以媒体所表现的方式来看待某一问题、形成了一致性的意见。正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观点：“随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不断融入对新闻的判断，从而许多价值观就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18](P.182)
尽管今天的传播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除了大众传播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人际和群体传播，包括邮件、电话、短信，还有这里所谈到的微博，此外各种旅行、学术交流、贸易活动也承载着传播的功能，但是“有证据表明媒介发生了趋同”。[3](P.135)
因此，从形式上来看，微博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将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单中心、单向的传播变为多中心、甚至是无中心的互动式的传播，使得传播途径不再被少数组织或个体所垄断，为普通人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平台；而且这些声音在迅速的流动过程中被广泛地传播、放大。但是，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去中心化”只是微博在形式上的体现，而其真正传递的是少数的、趋于统一的优势意见，它很多时候只是充当了某种一致性意见的扬声器而已。微博的这种几何级数的传播，很可能是在无数的渠道中流通着相同的信息、同质化的声音，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微博的传播的实质仍然是单向的流动，非但没有“去中心化”，反而借助其传播技术的威力，强化了“集中化”的程度。
三、微博国际传播的高度趋同引发全球社会安全问题
微博所借助的互联网或无线通讯网络从形式上来看是多端点的、平等民主的媒介，这里没有中心，因此也没有中心对边缘的统治、控制关系。但根据罗伯特·科恩(Robert B.Cohen)的研究，互联网一直呈现出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富裕国家只拥有16%的世界人口，但它们却拥有因特网主机中的97%……此外，全球因特网显示出一种中心-边缘关系，这与早先的大英帝国的电报网络和非洲的电话网络非常相似。因此，从斯德哥尔摩发到伦敦的电子邮件需要先到美国绕一下，虽然两地之间的物理距离比这样要短。”[19](P.37-40)
在巴尼特和德文·罗森(Devan Rosen)有关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的研究中，论证了传播网络中的趋同理论。他们认为，当人们通过一个共享的传播网络传递信息时，所传递的信息流会对参与传播的成员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成员的信念和参与者之间的传播关系的变化上。具体而言，“传播密度较大的局部区域共享着较多的信息，因而，与密度较低的区域相比，差异或者意见的分歧以较快的速度减少”，[3](P.123)也就是说高密度的传播使得意见和传播行为趋于同化。即两位学者提到，当传播网络是完全相互连通的或是高密度时，“其成员之间的差异通过信息交换的迭代过程而缩小”。[3](P.123)微博的传播网络的性质完全符合巴尼特和罗森所提出的意见趋同、差异消失所需要的前提条件。
早期的信息论借用了熵和热力学法则来解释信息的流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微博的信息趋于集中、统一的论证：当传播无限继续下去时，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个人、群体或者国家)都会遵从一般的集体思维模式渐渐趋同……呈现出相似性，均衡值趋于信息所表示的集体均值。[20](P.171-194)而且，整个系统的趋同会继续增大。
也就是说，在微博的传播环境和传播过程中，参与传播的成员之间越是有密切的联系和交流，他们之间的影响就越大，最终“会按照共同的一系列信念实现趋同”；[3](P.124)并且这样的趋同是指向意见领袖的，因为按照趋同理论，参与传播的成员“发起的信息所占的比例越大，最终均衡状态下的一系列信念就会与其信念的初始状态越相似，”[3](P.124)而意见领袖往往是某种意见的提出者和传播过程的发起者。
由此可见，微博传播的先天特征和自然属性是：传播形式的去中心化，传播内容上的集中化。而这种本性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涉，在突发的情况下会引发集群行为，从而对社会安全造成影响。
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提出并解释了“集群行为”，即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人们在参与集群行为时通常表示出对某一行为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并表现出类似的行动。[21](P.73)
集合行为通常发生在公共场合，而微博正是网络上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公共活动空间，在面对暧昧不明或突发事件时，由于人们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却又对此相当感兴趣，因此就会发生非常规的行为，出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提到的“集体意志”，在不可征服感、传染、易受感染性的情绪影响下，[22](P.15-24)如果有人率先采取了某种大致符合众人信念的行动，就会被他人所模仿，人们都力求与在场的多数人的行为一致，由此导致集合行为的产生。微博上高度统一的意见、一边倒的舆论、风传的谣言和假信息都属于集群行为，此外，还有通过微博线上号召、线下行动的集合性行为。
例如，2011年8月，推特上曾经盛传“CNN主播摩根因卷入默多克丑闻而被停职”的谣言，并且以此为起点，该谣言又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传统大众媒体所转载、继续传播。“郭美美事件”、“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也都通过微博在第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迅速聚集信息，形成社会舆论，[23]甚至产生具体行动，例如红十字会受捐款额的大幅减少。
又如，伦敦2011年8月的骚乱事件，是由骚乱者利用社交网站和微博在全国范围串联，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急召开的议会下院全体会议上说：“所有看到这些可怕行为的人将会为他们如何利用社交网络组织而吃惊。”[1]
集合行为具有人数众多、自发性、狂热性、反常规性和短暂性等特点，也就是说这种情绪冲动下所产生的行为一般延续时间不长，但有可能会转变成有组织、有目的的群众运动，而这将对社会安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四、信息全球化时代微博素养的必要性
微博的传播所具有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性，使得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意见领袖，从而形成主流意见，并且在“沉默的螺旋”中，这种主流意见被一再强化，而最终导致传播者意见的趋同——即传播内容的中心化。同时，又由于微博的传播是通过高效的网络进行的，因此具备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渗透性强的大众传播的特点，这使得集中化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各个信源分散地分别传播——即传播方式的去中心化。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的形式依然是服务于传播的内容的，因此，在微博这种特殊的传播形式下，去中心化的广泛传播恰恰加强了对集中意见的传输，从而高效率地实现了信息和意见的趋同。
而这种到处传播的一致性的意见会对参与微博传播的成员形成非常大的影响，不仅影响其认知、信念体系，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具体的行为，尤其当没有“出现新的信息和形成限制信息流动的边界”时，[20](P.171-194)就无法扭转这种一边倒的意见或舆论甚至是谣言，也无法预先阻止可能产生的线上和线下的集群行为，从而造成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微博因将多种传播形态相结合及其在传播中的“去中心化”方面的“表里不一”而带来的传播威力，已为学界、社会和各国政府所关注。在伦敦骚乱事件之后，卡梅伦就指出，“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警方正面临一种新情况：骚乱者利用封闭网络组织骚乱。我们需要研究、找到如何抢在他们之前的办法”。[1]
2011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要求加强对国内互联网的监控和管理。在同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强化管理网络虚拟社会。
尽管各国不遗余力地对因特网加以管制，但由于海量信息在因特网上传播以及对所有信息进行适当分类和过滤需要大量时间，管制的难度很大、几乎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网络供应商既不拥有大多数国家中的管辖权，也没有实际的能力来对整个因特网进行积极和充分的审查。[24](P.74)此外，正如英国某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基尔洛克提醒他们的首相卡梅伦时所强调的，“公民有沟通的权利，不要因为担心一小部分人的行为而侵犯这些基本需求……否则，言论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平衡就走错方向了。”[1]
由于微博赋予了每个人话语权，打破了传统社会传播权利的集中化，因此作为微博传播中的每个成员需要善用自己的传播主体地位、加强自律，合理使用所拥有的传播权利，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提高传播素养，或称微博素养，从而做到传播学教授丁俊杰所呼吁的“谨慎设定造谣的判断标准”和“使微博具有一定的自我净化功能”。[23]对于微博上的谣言，丁俊杰的建议是，“谣言止于智者，网民尤其是经过微博认证的名人，要加强自律，不信谣，不传谣；鼓励、支持网民自发的辟谣组织如‘辟谣联盟’，通过网民自发纠错，自发辟谣……”。[23]
自由撰稿人古辰也强调了：“在必要的监管之外，我们呼吁微博使用者恪守真实诚信的道德底线……在现实生活的有限交往中，我们都要求彼此诚信，何况是在理论上可以无限传播的网络交流中呢？”[25]
传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技术更迭的问题，而是由新的技术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的互动、根本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26]更广泛和更快捷的传播，促发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因此，在信息时代我们拥有更多机会、可能性和权利，也因而需要我们具备更高的传播素养和更多的自律。这一切正如传播学者多林(Karin Dovring)所言：“地球村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加动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