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
□张立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 要： 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立足于“平民”身份写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后学，肇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之前曾有人将此派思想称作“王学左派”或“民间派儒学”。嵇文甫先生以“左派王学”为书名，影响较大。立足于学者思想倾向分派，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为代表，论及现成派系统、归寂派系统、修证派系统、湛门派系统、批判派与复古派、东林学和刘蕺山六大系统。以上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但黔中王门学派之存在，历历可考，不容忽视。
关键词： 王门分派；《明儒学案》；《左派王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黔中王门学派
关于王门分派，迄今学界约有三法：以学者所在地域分，黄宗羲《明儒学案》为之，可称为“黄宗羲法”；以学者身份分，嵇文甫《左派王学》为之，可称为“嵇文甫法”；以学者思想倾向分，日本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为之，可称为“冈田武彦法”。
以上黄宗羲、嵇文甫、冈田武彦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
一、王门分派之梗概
（一）以学者所在地域分派
黄宗羲《明儒学案》从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来划分阳明后学之派别，并逐一为之设立学案① 设立的具体做法如下：浙中王门学案一、浙中王门学案二、浙中王门学案三、浙中王门学案四、浙中王门学案五；江右王门学案一、江右王门学案二、江右王门学案三、江右王门学案四、江右王门学案五、江右王门学案六、江右王门学案七、江右王门学案八、江右王门学案九；南中王门学案一、南中王门学案二、南中王门学案三；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止修学案；泰州学案一、泰州学案二、泰州学案三、泰州学案四、泰州学案五。 。
王阳明一生广收门徒，王学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据《明史》：“门徒遍天下，流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② 参见《儒林一》,《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一百七十》。 阳明心学得以传播、发展、普及，王门后学功莫大焉。王门后学主要代表人物，皆与王阳明有直接或间接师承关系。
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学者地理位置”为主要划分标准，将王门后学划分为八大派系，从不同侧面，或详或略，依次论述、评价这些学派及各派主要代表人物之思想。唯独《止修学案》稍显特别，重点讲其思想，不突出其地域。
有关王明阳的哲学思想，以往著作中均批判其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等等。笔者曾依据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撰写了《王守仁哲学逻辑结构初探》，提供给1981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① 该会议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老一辈学者如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孙叔平、王明、张舜徽、邱汉生、冯契教授等，还有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狄·百瑞、日本的山井湧、加拿大秦家懿、德国余蓓荷、香港刘述先等教授共260多人与会。 ，并被选中在大会上发言。该文突破了哲学思想分四大块的唯心唯物的方法② 以往哲学史教科书或中国哲学史论文都把哲学家思想分为宇宙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四大块。 ，而讲哲学概念、范畴间逻辑关系，揭示出其哲学逻辑结构为“心”（良知）⇄“物”⇄“心”（良知）。分析了何谓心、何谓理，及心与理、心与物的关系，以心为本，以理、物为用。“意之所用，必有其物”，“心即理”。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是对朱熹心与物离而为二的否定，是指心与物的圆融不二。刘述先教授在《中国哲学界的两难局面——杭州宋明理学会议观感》中说：“张立文讲，一家哲学光讲一些范畴如理、气等是不足的，一定要深入这些范畴的关系，始可还出此一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要谈一家哲学的逻辑结构。”笔者还探讨了王阳明与朱熹哲学的异同③ 参见张立文:《性即理与心即理——朱熹与王守仁哲学异同之一》，香港《华侨日报》1983年12月14日;张立文:《论朱熹与王守仁思维理路之同》，《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3期。 ，以说明各自思维哲学的个性，各美其美，又有其共性，美美与共，而构成宋明理学的整体品格。
以狭义为准，《明儒学案》论及八派七十六人④ 其中浙中王门十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人、南中王门九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闽粤王门二人、止修学派一人、泰州学派十八人。 。
浙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等。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明朝中后期浙江余姚人（当今浙江余姚县）。王阳明平定“震源之乱”返故里，钱德洪与同邑人范引年、管州、郑崽、柴风、徐珊、吴仁等数十人拜其为师。因投师人数太多，钱德洪与王畿代王阳明疏通大义，实担“教授师”之职。王阳明出征期间，钱德洪、王畿代师主持书院，后钱德洪还曾出任苏学教授。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人（当今浙江绍兴县）。先拜阳明为师，会试得中，未廷试而归，重返王门。自北京、南京及吴、楚、闽、越等地，讲舍遍天下，无日不讲学。如此凡四十年，被尊为儒宗。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载，该派固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主张“和而不倡”，云：“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故曰乃见天则，有凶有咎，皆起于倡。”又有“谨独即是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诸说。认为“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先天统后天”。其根本主张，是认为孔子提出“仁”，以唤醒人心，求“仁”就是春秋时期孔氏学说之精髓；孟子又提出“义”，没有“义”则“仁”无由达到，“义”便是战国时期孟子学说之精髓；后佛老泛滥，宋儒遣复古礼，执“礼”便是晋梁以来宋儒学说之精髓；再后王阳明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良知”便是当世学术之精髓。学术精髓无不因时而立。该学派著作有钱德洪《会语》《论学书》等，王畿《论学书》《语录》《致知议辨》等。
江右王门学派之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壬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等。系明中后期江西一带之王门后学，为当时最有影响之分派，享有“王学正宗”之誉。
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吉安永丰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为平阳知府，官至兵部尚书。有名廉吏之一，名垂青史。推崇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以其为师，但认良知非现成，必经“动静无心，内外两忘”之涵养功夫方能得。
⑨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Australian Government Competitive Neutrality Guidelines for Managers，Canberra，2004，pp．10 ～11．
南中王门学派之代表人物有戚贤、朱得之、薛应旂、薛甲、查铎、唐顺之、徐阶等。戚贤，字秀夫，号南玄，江北全椒人（当今安徽全椒县）。嘉靖进士，官至刑科给率中，拜王阳明为师，坚持良知说，拒斥佛老。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直隶靖江人（当今江苏靖江县）。从师王阳明，任江西新城丞。薛应旂，号方山，常州武进人（当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县）。拜江右王门学派欧阳德为师，嘉靖进士，知慈溪县，转南方考功，又升为浙江提学副使。薛甲，字应登，号畏斋，江阴人（当今江苏江阴县）。嘉靖进士，授官兵科给事中，官至四川、赣州金事副使。查铎，字子警，呈毅斋，宁国径县人（当今安徽涅县）。嘉靖进士，授德安府推官，后为刑科给事中，官至广西副使。拜王畿、钱德洪为师，墨守“致良知”说。徐阶，明松江府华亭县人（当今上海松江区）。嘉靖二年（1523）探花及第，得授翰林院编修。后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升黄州同知，又擢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擢国子监祭酒，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得嘉靖帝信任。遗有《经世堂集》26卷、《少湖文集》10卷、《岳庙集》等。
该派之说有“万物皆具于心”（《薛方山纪述》）、“天地万象，吾心之糟粕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谓良知也”（朱得之《语录》）等。主要著作有朱得之《语录》，薛应旂《薛方山纪述》，薛甲《文集》《心学渊源》等。
楚中王门学派之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明朝中后期楚地常德人（当今湖南常德市）。嘉靖进士，官户部主事，转兵部员判、郎，又为四川佥事，升贵州提学副使，建正学书院、文明书院。归故里，建学校于桃花冈，学徒云集。先后拜王阳明、湛若水为师。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记载，该派之说有“气一分殊”产生世界万物、“人除却血肉，只有这一片精灵唤做心”、“宇宙浑是一块气”、“心”活泼泼的性质便是“天性之命”、“要之圣学与释氏，智原是不同，释氏只要见一个空，圣人却是于空处见万物一体，自身与万物一例，所以此心便无所不贯，人伦日用，何处容增减一毫”等。该派主要著作有蒋信《桃冈日录》等。
北方王门学派王氏学者独少，穆玄菴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洛阳王学为北方王门之主力军。此派学者在学宗阳明基础上，多有发明，为阳明心学北移做出巨大贡献，一时蔚为北方大宗。其学术意义有两方面：既是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过程中形成之重要学派，又是“洛学”传承之重要学派。
闽粤王门学派之代表人物有方献夫、薛侃、杨骥、周坦等。方献夫，字叔实，号西樵，中进士，官吏部主事，迁员外郎。拜王阳明为师，为王门岭南弟子第一人。又官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又官武英殿大学士。薛侃，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人（今广东揭阳市）。正德进士，请归养亲，于江西师王阳明四年。官授行人、司正，后田讲学，弟子逾百。杨骥，字仕德，先拜湛若水为师，后卒业于王阳明。
该派之学说有“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薛侃《语录》），“学不明，世儒只在可见可闻、有思有为上寻学，舍之，便昏债无用力处”，“道本家常茶饭，无甚奇异”，“世人好怪，忽近就远，舍易就难，故君子之道鲜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忘躯求道之意”（薛侃《语录》），“重生是养口、体者也，成仁取义是养大体者也”等。该派之主要著作有薛侃《语录》，薛侃门人《研几录》等。
2014年，兵团水利工作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在水利部和兵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各项措施，不断推进兵团水利改革发展。以服务民生、提升能力为重点，着力抓好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工程建设管理、农田水利、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防汛抗旱、水利安全生产等工作，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为兵团“三化”建设、实现兵团水利改革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积极贡献。
明朝贵州理学界中，成就最高者当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此三人均为阳明再传弟子。三人学问各有侧重，孙应鳌主张“以求仁为宗”，以“天人合一”为求学始终，以“慎独”修养为学问落脚点；马廷锡主张静中求性，“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而在知与行关系认识上，李渭则强调道德实践，以“先行其行”为学问宗旨，着力“躬行”之治学方法，独树一帜。
理想的相机模型是一个针孔模型,若以齐次坐标的形式表达,世界坐标系中的点(x,y,z,1)与图像中的无畸变对应点(u,v,1)间存在以下关系
先生之学，以止为存养，修为省察，不过换一名目，与宋儒大段无异，反多一张皇耳。许敬庵曰：“见罗谓道心人心，总皆属用心，意与知总非指体。此等立言，不免主张太过。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从何处觅中？善固是道之止宿，离心意与知，却从何处明善？性无内外，心亦无内外，体用何从而分乎？”高忠宪曰：“《大学》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学者辨志定业，绝利一源，分剖为己为人之界，精研义利是非之极，要使此心光明洞达，无毫发含糊疑似于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气禀物欲拘蔽万端，皆缘知之不至也。工夫吃紧沉着，岂可平铺放在，说得都无气力。”两公所论，皆深中其病。① 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一，《中丞李见罗先生材》。
泰州学派之创始人为王艮，其门下有朱恕、颜钧、王襞、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周汝登等学者。王艮（1483-1541），初名银，王阳明为其改名，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当今江苏东台）。倡导“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等（《遗集》卷一《语录》）。著名命题有“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说”等。王艮门人辑有《心斋全集》6卷。遗有《王心斋先生遗集》。
1)服务线程的开发，服务器端主线程接收移动平台、PC平台发来的请求，将请求交给代理线程处理，代理线程通过调用地震应急数据信息处理类中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操作，然后将操作结果通过流反馈给移动平台、PC平台或者Web平台。
何心隐为泰州学派杰出代表之一，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等观点。著作多散佚，今人辑有《何心隐集》。
“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者不用”。程朱理体学便成为士子们死记硬背的教条和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逐渐僵化、固化而丧失其生命力。王阳明青少年时虽泛滥于词章，但为应科考试，不得不习八股。他曾尊信程朱理体学的“格物穷理”之说，在格竹子之理失败以后，他冥思苦想，出入佛道之学，以解思维之困。“偶闻道士说养生,遂有遗世入山意。”“岩头金佛国,树杪谪仙家。彷佛闻笙鹤，青天落峰霞。”觉尘缘浮生，怜仙骨何化，笑天地无涯，故有逃世之思。就思之底蕴，亦为寻找度越程朱理体学之路径。
对于农村体育事业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需求，应该客观分析当前农村地区体育事业的特征。不断探索和思考，为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构筑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执行基础，为农村体育事业各项工作的推进提供持续的动力来源。
该派属阳明学派之分支，人称“左派王学”。学说简单易行，易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流传甚远。明嘉靖五年（1526），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学生多为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下层社会人士。
王阳明死里逃生，终于到了贵阳西北修文县境内的万山丛棘之中的龙场驿，是与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的地方。不仅为绝粮而忧虑，亲自种田、采蕨，还要砍柴、浇园、做饭。“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可见其心情的惨苦。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唯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因而端居澄默，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
（二）以学者身份分派
嵇文甫《左派王学》① 《左派王学》为嵇先生1934年之作品，现存民国初版本之2014年影印本，基本上是《晚明思想史论》（1943）之雏形。作者嵇文甫（1895-1963），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家贫被迫辍学，1915年再考入北京大学，与冯友兰、陈钟凡等同班，得马叙伦等教授器重，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返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 一书，主要讲述由泰州学派发展而来的以王艮再传弟子颜钧、何心隐、李贽等为中心形成的对王守仁学说有离异倾向的学派。主要内容为王阳明的道学革新运动、王龙溪与王心斋、泰州派下的几个要人、李卓吾与左派王学、左派王学的历史评价、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等，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有教无类”，本身就具有平民性，明代泰州学派是平民儒学最突出之代表。
传统电力营销模式下，工到用户现场进行停复电工作时，一般需要两名工作人员，按每人出行一次30元的人工成本进行计算，费用共计60元；用户距供电分局平均距离取为0.12百公里；车辆油耗取10升/百公里；92#汽油价格取 7.5元/升，则费用为 9元；每户需要公司支出其他成本20元，合计费用为89元。目前，包头供电局共管辖的费控电力用户达15万户，按照需要催缴电费以及停复电用户占到2%进行计算，若采用传统的营销方式，包头供电局需开支26.7万元的催缴电费和停复电费用，而采用了费控策略的营销系统后，则一年可节省约320万元。
以“平民”身份写泰州学派王艮及其后学，肇始于容肇祖《明代思想史》。该书称“王艮一派的思想，是极端平民化和极端的实践派”。之前曾有人将此派思想称作“王学左派”或“民间派儒学”。嵇文甫先生以“左派王学”为书名，影响较大，许多日本学者，如岛田虔次等，亦以此称呼泰州学派。
止修学派之代表人物为李材，事迹载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一。据《中丞李见罗先生材》载，李材字孟诚，别号见罗，丰城人。南京兵部尚书谥襄敏遂之子。嘉靖壬戌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至云南按察使。以功升抚治郧阳右佥都御史。与诸生讲学，诸生因形家言，请改参将公署为书院，迁公署於旧学，许之。初学于邹文庄，学致良知之学。已稍变其说，谓“致知者，致其知体。良知者，发而不加其本体之知，非知体也”。已变为性觉之说。久之，喟然曰：“总是鼠迁穴中，未离窠臼也。”于是拈“止修”两字，以为得孔、曾之真传。
侯外庐先生主撰《中国思想史》第4卷，多以“人民性”论述王艮一脉思想。后来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十分注意从平民角度研究和阐述泰州王学，认为王艮“百姓日用之道”是以“百姓”为本，其良知学说“多少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和特点”，“王艮开创泰州学派，首先着眼于平民教育”。后黄宣民主撰《中国儒学发展史》，主张应明确标举“平民儒学”，以此概括泰州学派之主流。又与陈寒鸣等对“平民儒学”进行初步归纳与界定。“平民儒学”的提法于是得到普遍认可。
（三）以学者思想倾向分派
立足于学者思想倾向分派，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② 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有200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之中文版，吴光等译；又2016年由重庆出版社推出新版，由冈田武彦之大陆弟子、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教授校译。 为代表。该书分析了明代的文化与思想，明学的源流，王阳明与湛甘泉，以及王门三派：现成派、归寂派、修证派。并且分章单论了现成派系统、归寂派系统、修证派系统三大系统。
在三大系统之下，再列其他系统，如湛门派系统，批判派与复古派，东林学和刘蕺山学，等等。
二、黔中王门学派之梗概
黄宗羲、嵇文甫、冈田武彦三种王学派分，各有坐标，各有特色，但均有一共同点，即不列“黔中王门学派”。王路平《黔中王门——贵州阳明文化学派的形成》③ 该文刊于《阳明学刊》2012年第6辑，作者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文，对此有详尽说明。
目前市场有不同类型的输液监护报警器[1～4],价格比较便宜,能得到医院和患者认可的很少。究其原因:①功能比较单一；②稳定性有待提高；③用户使用的舒适度有待加强。本项目的研究侧重点就是从以上3个方面来设计输液监护仪。
关于黔中王门学派，贵州学者多有提出。张坦在《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一文中另辟蹊径，以黔中王门后学之活动为线索，从继承师道、发展心学和创办书院、传播心学两方面考察这一被忽视的地域学派，解决阳明心学体系在黔中王门后学之继承、发展、传播问题。
黔中王门之成立，得到学界一致认可。但具体诸子及其师承关系，尚待系统梳理。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着力于此，从论述黔中王门之缘起入手，按历时脉络考述第一、二、三、四代黔中王门弟子及其生平履历、主要思想，使黔中王门后学体系一目了然。
就继承师道、发展心学而论，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心自足”，黔中王门对此可说深得其契，其代表人物孙应鳌④ 孙应鳌（1527-1586），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卫人，当今凯里。先祖孙华原籍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当今江苏省如皋市。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三十二年（1553）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京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历官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佥都御史。隆庆六年（1572）建清平山甫书院。吴国伦提学贵州，亲晤应鳌于山甫书院，官至工部尚书。孙应鳌一生著作宏富，主要有《学孔精舍诗钞》《学孔精舍汇稿》《淮海易读》《春秋节要》《左粹题评》《四书近语》《律吕分解发明》《论学会编》《教秦语录》《教秦总录》《教秦绪言》《雍谕》《幽心瑶草》《道林先生粹言》《庄义要删》《督学文集》《归来漫兴》等，均由明清学者刊行于世。孙应鳌早年师事徐樾，徐樾之师为泰州王门大师王艮（心斋）。 教导乡梓后学时就说：“心若有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是其宰运用，是我制外；心若无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无安顿去处，是外制我。”循着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和“天人合一”学说，孙应鳌指出：“此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者也，不知充其心以尽天地万物之大，失此心矣。”“天地之所以为天地，浑然唯此元气也……元气之虚灵之在人者为心，一也。”
由于吾心担当了天下国家和天地万物，所以，孙应鳌继承王阳明“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之精神，提出“独立不惧，真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顾也”。孙应鳌对“吾心”学说之继承、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其易学研究上。他在《淮海易谈》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外无道，其实体备于人，人外无道。”“《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易》之象，心象也；用易者，心用之也。”“故《易》有圣人之道者，谓心也。”孙氏“借《易》而讲学”，既继承了王学传统，唯心所造，亦随己发挥，发展心学。
在晚明王学全盛之时，孙应鳌继承并发展王阳明心学思想，并通过与浙中王门王宗沭，泰州王门徐樾、赵贞吉、罗汝芳、耿定向，江右王门邹守益父子、罗洪先、胡直、邹元标，南中王门徐阶，楚中王门蒋信，黔中王门李渭、马迁锡等王门弟子之广泛交往，相互切磋，对各派理论学习理解，消化吸收，发展创新，形成自己之心学理论体系。
泰州王门学者不受传统经典限制，“多以赤手搏龙蛇”之狂者精神对待经典，随意发挥，蔑视权威。孙应鳌颇得其中三昧，敢于以“六经注我”之心学精神，自作主宰，标新立异。如他释读《论语》“温故而知新”云：“温故知新，学者多以所闻所得为解。某妄意谓：故者，当如《孟子》言性则故之故；新者，当如《大传》日新盛德之新。凡天地万物之实体灿然具陈，是则所谓故也；凡天地万物之真机昭然不息，是则所谓新也。二词虽有显微之不同，其总括于人心、运行于人心，生生之妙，一也。能温则实体之总括者不晦，能知则真机之运行者不滞，不晦不滞，则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则仁，仁则成己成物，位育参赞，皆其能事。”① 参见孙应鳌：《答楚侗公书》，《督学文集》卷四。 此处从心学角度，释“温故而知新”为心中生生不息之理，与传统理解大不相同。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纠程朱理学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之弊，黔中王门诸子不仅继承此优良传统，且发扬光大。如黔中王门代表人物李渭② 李渭，约生于1514年，卒于1588年。号同野，明朝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人，当今思南县。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历官华阳（四川成都）知县、和州（安徽和县）知州、高州府（广东茂名）同知、化州知府、南京户部郎、韶州知府、广东副使、云南左参议等。一生著作颇丰，有《诗文》三卷、《先行录》三卷、《毋意篇》一卷、《简寄》二卷、《杂著》一卷、《家乘》十二卷、《大儒治规》三卷等。《黔诗纪略》录其诗十首。 ，便将“知行合一”直接标榜“先行”，于阳明又进一步，身体力行，笃实履践，成为王门行动派之代表。
然而，她的蛮横霸道、争强要胜，随着年龄的增大并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让他觉得不可理喻。他也不是个软弱的人，有时被逼急了，他们会发生激烈地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并最终以女孩的全面胜出宣布结束。他并非打不过她，只不过，年龄上大了一岁半，他的心理上，却似乎比她成熟得多。
李渭一生未真正拜王阳明或其弟子为师，但却深受蒋信、湛若水、耿楚恫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之影响，“渭之学基于庭训，切磨于武陵蒋信、黄安、耿定力（耿定向之弟），至滇与南城罗汝芳同官，其学益进”。最终成为贵州阳明后学三大传人之一，成为阳明心学落户黔中后硕果之一。李渭在继承阳明心学时，有所突破。其“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阳明心学本体论；其“必为圣人”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人生观；其“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突破；其“明道”“不欲”主张，与王阳明“存天理，去人欲”异曲同工；其着力“躬行”，以求达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炼”的阳明心学方法论。
阳明心学之最终完成，体现在其“致良知”说上。如何“致良知”，阳明认为应通过“静坐省察”和“事上磨炼”两种工夫。“静坐省察”之慎独工夫，黔中王门诸子有得其真传者。如孙应鳌主张“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马廷锡③ 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明朝贵州宣慰司人，当今贵阳市。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举人，官四川内江知县，以慈惠闻名。就学于王阳明弟子、武陵人蒋道林，潜心研究阳明之学。讲学于文明、阳明书院，讲诲不倦，从听者常数百，且多有成就。学者称为心庵先生，与清平孙淮诲、思南李同野，同为王阳明再传弟子。著有《敬愚录》《渔矶集》，惜不传。《黔诗纪略》收其诗三首。 于贵阳“栖云亭”静坐体察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在事攻、“事上磨炼”之工夫方面，黔中王学诸子，如汤伯元、李渭、陈尚象、孙应鳌等都有继承和发扬，他们不但继承阳明之学问，更继承了其为人。王阳明创龙岗书院、讲学文明书院后，继之者众。王杏建阳明书院，蒋信建正学书院，邹元标讲学鹤楼书院，马廷锡构栖云亭，李渭构求仁馆，孙应鳌建南明精舍、正学书院、筑旦草堂、学孔书院、山甫书院等。
云：“止修者，谓性自人生而静以上，此至善也，发之而为恻隐，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动之物，都向已发边去，以此为致，则日远於人生而静以上之体。摄知归止，止於人生而静以上之体也。然天命之真，即在人视听言动之间，即所谓身也。若刻刻能止，则视听言动各当其则，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过一点简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归於止而已。故谓格致诚正，四者平铺。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随病随修。”著书数十万言，大指不越於此。
三、王阳明贵州三年之学脉
在程朱理体学被“定为国是，学者尊信，不敢疑贰”① 参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四。 的情景下，王学横空出世，击起千层浪，天下之人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
李贽（1527-1602），原姓林，名载贽。中举后改姓李，避穆宗讳而改名贽。号卓吾、笃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今属福建。师出王艮之子王襄。其思想深受王阳明及泰州学派影响，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
王阳明生命艰险坎坷，波澜多变，其学术始三变又三变，始入门而达成熟。当时朱厚照昏庸腐败，太监刘瑾专权，朝政日非，南京给事中戴铣、李光翰及御史薄彦徽等上疏极谏，瑾大怒，廷杖系诏狱。王阳明抗疏救戴等人。疏入惹怒刘瑾，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在赴谪所途中，刘瑾派人企图加害。
该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倡导“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等。虽被斥为异端，却可道出小市民心声。但因过于狂禅，《四库全书》不收李贽、罗汝芳、颜钧、何心隐、周汝登等人著作。黄宗羲《明儒学案》谓：“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此一大悟，便从朱熹的“求理于事物”中度越出来，悟出了“吾性自足”，勿需求理于心外之物，求理于我心便是“圣人之道”。这一悟，可谓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开启了其心体逻辑结构的历程。
王阳明既从“求理于事物”中脱胎出来，有了“吾性自足”的觉解，便反思朱熹哲学理论思维的弊端。“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2]。于是有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元山）与王阳明论朱陆同异，阳明以“知行本体”为例，证明自己龙场悟道之学，往复数四，席书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
席书便礼请王阳明于正德四年（1509）讲学于“文明书院”，并择州县子弟师礼之。在教授中始论“知行合一”之旨。笔者在《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3]中认为，“知行合一”揭示出朱熹知行二分，必导致心与理为二。若心即理，便以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曾以此为“立言宗旨”。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要彻根彻底克倒不善之念。而且“知行合一”是因时而发，是针对宦官、藩王贵戚专权，天下波颓风靡，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以知行合一来救治社会危机。
我的思绪这么随风飘着，我的身影也像幽灵一样在那个刚刚建成的小区里晃荡。晃荡到小区的西边，有一座会馆式的二层建筑，那是小区的售楼部。我怀着买不起看个热闹的心情，走进去随便看看。不料，在这儿我又遇到了白丽筠。
王阳明从理论思维层面突破程朱的“先知后行”说，提出“知行合一、并进”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相依，不可相离。王阳明认为，之所以把知行分作两件，是被“私意隔断”的缘故。
王阳明在贵州三年间，教学授徒，培养诸多学生。他“悟格物致知之旨，主‘知行合一'之说，发‘心学'之论。贵州士子中出现了如陈宗鲁、汤冔、蒋信的弟子马廷锡等‘心学'学者”[4]。尽管《明儒学案》阙如，仍依《贵州通志》等资料，而列出黔中王门心学重要学者，而补各书之阙如。陈宗鲁和汤冔是黔中王门早期有代表性的心学学者。陈宗鲁，名文学，慕名赴龙岗书院拜阳明为师，潜心心学② 陈文学，贵州宣慰司（今贵阳）人，著有《耀归存稿》《余生续稿》《娴移录》等书。 。汤冔，名伯元③ 汤伯元，贵阳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著有《逸老闲录》《续录》《表贤祠诗·并记》等书。 ，为阳明亲炙弟子。莫友芝认为“两先生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阳明殁后，嘉靖十四年（1535），叶子苍与陈文学、汤伯元等上书巡抚王杏，请建祠堂于白云庵旧址。
蒋信④ 蒋信，字卿实，号道林，著有《桃冈日录》《古大学义》《蒋道林文粹》《新泉向辨录》等书。 非黔中人，而为湖南常德人。当得知阳明在龙场讲学，便与冀元亨、刘观时赶往龙场，拜阳明为师。后蒋信任贵州提学副使时，讲学授徒于“文明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马廷锡⑤ 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贵州宣慰司人，著有《动静解》《自警辞》《渔矶集》《敬愚录》等书。 、李渭、孙应鳌被后人尊称为“理学三先生”。他们共倡阳明心性之学，做到“不愧龙场”。
阳明后学中有成就者众多，盛况空前，成为明代中后期中华儒学发展之主流。阳明后学所指，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与王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之弟子，包括再传、三传弟子等；广义则还可包括在学统方面与阳明后学联系紧密之人，如林兆恩、虞淳熙等，以及阳明讲友湛若水后学中摇摆于湛门、王门之间的诸学者，如唐枢、何迁等，甚至可包括由此脉络发展而来的学者，如许孚远、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③ 其中有重要哲学思想者，请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四、后学对王门“天泉证道”之“四句教”争论不休
王阳明思想与佛教、道家、道教有很深的渊源，但不能简单地把阳明思想与佛教禅宗思想仅作文字上的比较，而应对宋明理学之理、心、气、性或良知、物作其自身根或底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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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在其追根究底的过程中，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从存在与逻各斯，巴门尼德从存在与非存在，德谟克利特从原子与虚空，柏拉图从影像与理念，亚里士多德从质料与形式的矛盾二分中建构形而上学存在论。中国古代的老子从道与物，孟子从心与理，荀子从天与人，张载从气与物，二程从天理与阴阳，王阳明从心与物的融突而和合中建构形而上学存在论。中西形而上学的思维路向有同有异。
朱熹形而上学本体的追究，并不从理开始，而是从理契入，因而他十分强调“格物穷理”“即物穷理”。格可释为“尽”或“至”，“须是穷尽事物之理”可理解为对形而上学本体理的追根究底的追或究。王阳明试图把朱熹所说的“众物也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话，着实去实践。实践无果，便转向佛道的根与底的追究。佛教的万象皆幻，唯心为真，“万法唯识”，“一切唯心”，以及道教的“以无生有”等思想对王阳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
柳存仁教授说：阳明与佛教之融合，不止修持功夫一端，抉其大者有五：（1）明觉自然义；（2）无所住义；（3）无善无恶义；（4）万物一体义；（5）破生死义[6]。此五者既为佛，亦为阳明思想的要义。“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7]。禅儒二学，既有所同，阳明六世祖王纲其孙王与准善筮，其父王华为状元，严拒仙家。但阳明因为家缘、爱好、半生肺病和经世之志不遂等内因外缘，而特别注意道教养生之术。他曾“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阳明将道教长生精神与儒家良知之仁的思想融合。“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阳明融突儒、释、道而和合心（良知）本体，而度越儒、释、道，独树一帜，使中国哲学又达到一个高峰，成为集心体学之大成者④ 参见笔者为《王阳明全集》所撰前言和笔者整理的《王阳明与周道通答问书》，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 。
《传习录》载：“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良知是道心与人心，本心与血肉的升华，是心的所以然的本体，它具有恒照功能，无物不照，恒照不灭；良知是本然，具有虚灵明觉品格；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处；良知即是天道；良知即天则，是衡量是非的标准；良知是明明德的本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审察良知，可体悟到良知是在与天理、道、性、血肉心、天则、明德、精灵等冲突中而融合，从而构成良知和合体[8-9]。
王阳明后学对王门“天泉证道”的“四句教”理解产生分歧而争论不休。“四句教”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事的原委为嘉靖六年（1527），明王朝命王阳明以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九月阳明从绍兴出发前，与门人钱德洪、王畿讲“四句宗旨”。两人访张元冲于舟中，因论四句为学宗旨。王畿疑此四句教“未是究竟话头”，进而发挥为“四无”说。钱德洪不同意，主“四有”说。于是当晚请正于王阳明，是夕侍坐天泉桥。
阳明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比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继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① 参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3，明隆庆六年刊本。另见《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4。王畿：《天泉证道纪》，《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万历十五年刻行。 然而王、钱两大弟子的“四无”与“四有”之争，深深影响了阳明后学对四句教的体认、理解② 历代对“四句教”论争不休，如周海门的《九解》与许敬庵的《九谛》辩难，管志道的《问辩》与顾宪成的《质疑》，以及东林学派、刘宗周黄宗羲的检讨。 ，也影响了黔中学派对“四句教”四无、四有的解说。
如孙应鳌（1527-1586）不反对王畿的“四无”说。他认为在经验现象层面有刚柔、善恶、中偏之分，本体层面是度越善恶的[10]。但他对钱德洪的“四有”说，也无正面反对，而认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就需为善去恶的功夫和修持，在重修持的功夫上，孙应鳌与钱德洪同。其实阳明“四句教”既非“四无”，亦非“四有”，而是既四无又四有，统摄四无四有的融突和合体。
作为中国的旅游大省之一，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云南正按照“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的要求，以“云南只有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就叫云南”的理念，全力推动全域旅游建设。以旅游发展质量提升为目标，深入推进旅游革命，全面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做大、做强、做精、做优旅游产业，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区域性国际旅游集散地。
王阳明的两种教法，是一体两面，为接引利根不同之人与中下根的人而设计，可以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四句教”本是彻上彻下，流行贯通，利根的人，世亦难遇，现实的人，是有习心的人，要教化他们在良知上着实修为，为善去恶，不可悬空虚寂想个本体。王阳明“四句教”其意图是挽救当时社会危机，化解习心的贼害，恢复天理良知，还原心体的明莹无滞。
按照阳明心体学理论思维逻辑演化的时空次序，重新梳理解读“四句教”，可分为三个逻辑层次：一是有善有恶意之动的生存世界；二是为善去恶是格物和知善知恶是良知的意义世界；三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可能世界。在现实生存世界中，人们要生活下去，谋求衣食住行用，绝大多数人是根器“有习心在”的人，又受外物所蔽，意念发动往往落在有善有恶上。
百姓的慕富忧贫，士子们的功名利禄，宦官藩王们的争权夺利，都是已发的意之动，意之发中节为和为善，发而不中节便为恶。“有善有恶意之动”的生存世界的核心价值是人的生命存在，各人生存的内涵、方式、性质，各有其价值导向。面对生存世界的错综复杂种种善恶冲突，其根本的根源是“意之动”。如何化解此根本根源，便进入“为善去恶是格物”和“知善知恶是良知”的意义世界。
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国际第二位，但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桎梏。而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旅游经济三要素方面，城乡之间存在着旅游资源以及旅游硬件设施、旅游软件配置方面的差异，具有较强互补性。
五、王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联通
阳明遭受太监刘瑾迫害，被谪龙场驿，在千难万险中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患难磨炼人的主体意志，劳作苦其肉体筋骨，内在自我主体得以觉醒张扬，在此情境下，他才真正领悟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YU Guan-zhen, LIU Xi-yang, ZHANG Yan-chun, YANG Jing-dong, TIAN Jian-hui, ZHU Ming-hua
格物便是“革心之物”“正心之物”，即正人的意念，去私欲的昏蔽，胜私复理，以达为善去恶、“止于至善”的境界。正其不正为去恶功夫，归于正是为善功夫。良知何以能知善知恶，阳明认为，良知是心的虚灵明觉，而心的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的良知。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能生田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度越了与物有对的品格，是圆满无缺的形而上精灵。天地万物、草木瓦石离了良知，便不可以为天地万物、草木瓦石。天地万物发窍之最精灵处，便是心的一点灵明。“致良知”是推致扩充良知到极点工夫，在推致扩充良知过程中，其间往往有物欲牵累，私欲窒塞，便需克除私欲障碍，求放心，去私欲，由工夫而至本体良知的融突和合境界。
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形而上本体世界，是度越生存和意义世界的可能世界。此“心之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纯粹至善的。心体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③ 参见《答季明德》，《王文成公全书》卷6，明隆庆六年刻本。 ；为万物的逻辑化生者，“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④ 参见《紫阳书院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7，明隆庆六年刻本。 。
心体良知是为天地万物之得以照的根据，它无所执着，无所滞留，心体之外，无物、无事、无理、无义，一切都是虚无，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① 参见《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3，明隆庆六年刻本。 。良知发用流行无所障碍，无所隔限，所以能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② 参见《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卷26，明隆庆六年刻本。 。
这是一种最完美的世界精神[11]。故此可以说，阳明的精神“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12]，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是鲜活的精神财富，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联通，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阳明全集:卷32[M].国学整理社辑.上海:世界书局，1936:615-616.
[2]王阳明.传习录[M]//王阳明全集:卷2.国学整理社辑.上海:世界书局，19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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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立文.王守仁“四句教”新解[J].中国文化，2010(1):7-21.
[12]张立文.阳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M]//王学之路.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Sects of WANG-ist School and WANG-ists from Guizhou
ZHANG Li-wen
Abstract In his Ming Ruxue An(Scholarly Annals of Ming Confucianists), HUANG Zong-xi divided sects of Yang-ming School's followers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such as from Zhejiang,Jiangsu,Jiangxi,Hunan,the Northern China,Guangdong and Fujian,Zhixiu,Taizhou,and so on)and wrote scholarly annals for them one by one.Writing Wang Gen from Taizhou WANG-ists and his followers based on a“folk”identity was initiated from RONG Zhao-zu'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before which some people had called the thought of this sect“the left wing of WANG-ist School”or“folk Confucianism”.JI Wen-fu took“The Left Wing of WANG-ist School”as the name of one of his books,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many Japanese scholars,such as Kenji Shimada who also called the Taizhou WANG-ists as this name.Takehiko Okada's WANG Yang-ming and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the representative to discuss six systems of WANG-ist School(i.e.the system of the left wing of WANG-ist School,the system of the right wing of WANG-ist School,the system of the orthodox WANG-ist School,the system of ZHAN-ist School,the system of the criticism and the classicist school,and the system of Donglin School and LIU Ji-shan)based on distinctions of Yang-ming School's followers'inclinations of thought.Above these 3 kinds of the division of WANG-ist School,each has its own coordinate 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but they all share a common point that the Wang-ists from Guizhou was not list.It cannot be ignored that the Wang-ists from Guizhou existed and there is a strong historical evidence to proof its existence.
Key words sects of WANG-ist School;Ming Ruxue An(Scholarly Annals of Ming Confucianists);The Left Wing of WANG-ist School;WANG Yang-ming and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ng-ists from Guizhou
中图分类号： B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2-0101-09
收稿日期： 2018-12-15
作者简介： 张立文（1935-），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孙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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