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抑或转向：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语境论文,美国论文,后现代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6）05—0090—08
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长期被打入“冷宫”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又悄然占据了美国学界。近些年来，继《阅读伦理学》（The Ethics of Reading,1987）、《批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riticism,1988）、《伦理·理论与小说》（Ethics,Theory and Novel,1994）、《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1995）等知名学者的论著相继问世后，在本世纪初，《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文体》（Style）、《欧洲英语研究》（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y）、《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PLMA 等具有影响力的学刊也都纷纷辟专栏或发特辑刊登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章，文学伦理学批评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图景。为此，美国文学评论家大卫·派克（David Parker）以《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为标题， 形象地描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美国的“复活”。另外，以玛沙·纽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为代表的美国哲学界干将也纷纷撰文，为当前欧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复兴推波助澜。然而，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复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否仅是一次简单地向传统的回归，还是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偏离或超越了传统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本文将首先梳理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走过的历程，介绍后现代语境下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复出的背景，重点分析后现代语境下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总体思想、不同派别、策略与意义。
一、回顾：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消退
纵观欧美文学研究史和道德哲学史，不难发现，关于文学与伦理关系的探讨是一贯穿始终的议题，文学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分分合合，不外乎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较量和交替，即：绝对的道德主义和绝对的唯美主义。
在文学批评的早期阶段，文学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学的教化功能、净化功能以及文学在社会道德发展中的意义等观点在欧美古典文论中有大量的论述。柏拉图是最早以道德教育的效果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人。他强调诗歌应使人坚强，他之所以将诗人逐出自己虚构的理想国，是因为他认为专事摹仿的诗人的创作是不真实的，这是绝对道德主义的早期形态。其后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更是提出了悲剧的净化作用，认为悲剧能够“激发怜悯和恐惧并使人的情操得到陶冶”[1](p.19)。近代以来，随着康德的审美原则成为艺术评判的基本法则，文学批评和理论出现了绝对的唯美主义倾向。唯美主义断然否认文学与道德的必然联系，强调文学就是文学本身，而不是道德说教的工具。它更关心文学自身的特性、功能和构成。19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是这一思想的重要倡导者，他主张：“书无所谓道德的不道德的，书只有写得好或不好，仅此而已。艺术若表现任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善恶标准，常常是想象力不完美的特征，标志着艺术创作中和谐之错乱。”[2](p.97)
20世纪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进一步割裂了文学与伦理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都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主要研究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思维、文本细读、修辞和叙事方式等等。新批评代表人物艾略特在其著名的论著《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避却感情；诗歌不应表达个性，而是避却个性。”[3](pp.46—47) 这一主张被标榜为“非人格化”（impersonalization），亦即诗人应在其诗作中避免人格化的表现和情感流露，寻找某种“客观的关联物”。这种主张虽然在纠正绝对的道德主义方面有其合理之处，但其关于文学应回避和取消伦理道德判断的观点却同样失之偏颇。其实，无论多么极端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无法逃避道德问题。
然而，这种文学叛离伦理的取向在后现代潮流中却呈现出更为激进的态势。随着哲学的“语声学转向”，一切言说都成了没有所指的“能指链”，文本的意义被推向无限的远方。同时，后现代伦理思潮中的道德相对主义、价值多元倾向更加剧了文学伦理意义的消解。在内外夹击下，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如昔日黄花，走向了萧条。
二、背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伦理转向
后现代世界似乎是个虚无迷惘的世界。尽管以颠覆、解构、离心、移位、差异等为特征的后现代在清除沉重的政治、历史、文化束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导致的伦理丧失、信仰失落，真理和价值的缥渺不定却引起众多学者对后现代社会的忧虑。因此，后现代世界的当务之急就是伦理转向。
事实上，“后现代人不会在这灰烬中行走而无所顾盼，或者认为废墟或者灰烬或者荒漠就是精神的圣境。后现代语境中默默酝酿着一种思想态势，其中文化被优先关注，伦理构想成为重大使命，意义再次成为追寻的目标”[4](pp.3—5)。此语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景观，同时也是对当前欧美文学批评趋势的准确描述。
后现代思想在自我反思中，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和伦理转向。“那些后现代哲学的巨头和后现代革命的领袖，在80年代以后自觉地推进文化伦理的回归”[4](p.5)。法国哲学巨匠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在其《伦理与无限》一书中指出：“伦理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5](p.304) 他认为伦理先于真理，责任先于自由。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Jcques Derrida）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转向伦理和政治，其《另一种航程》（The Other Heading,1991）、 《马克思的幽灵》（The Spectres of Marx,1993）和《友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1997）探讨的都是文化伦理问题。
三、缘起：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复兴
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伦理转向，带动了跨学科性的文学研究，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欧美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除了文学经典外，文学批评家将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电影、电视、民间传说、大众文学等纳入研究疆域，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对文学文本的纯审美研究，而是将文学视为文化的产物，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考察文学，将文本看成是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维度的“事件”，注重揭示文本的文化内涵。
从本质上看，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实质就是伦理转向。当女性主义学者揭露海明威与男权的共谋时，当非洲裔美国学者致力于挖掘奴隶叙事时，当特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福柯（Foucault）痛斥宏大叙事对主体—读者的非人影响时，当新马克思主义者探讨欧洲文学传统中的阶级偏见时，他们进行的种种研究都是一种伦理批评。虽然形式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伦理批评的翻版。尽管他们试图用权力、殖民化、边缘化等后现代术语替代善、恶、公正等传统伦理学词汇，他们所真正表达的仍是伦理的概念。一切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一切对性别政治的揭露和对殖民化的抨击等等，其基础都是对权力的道德判断。如此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存在于欧美学界，只是并没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明确化和系统化。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明确的批评方法的复兴是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
这一次的复兴源于两个方面因素：第一，以布斯（Wayne Booth）为代表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对当代文学理论中人文精神的弱化和伦理关怀的缺乏深感不满，他们欲寻求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审视文学的价值意义，于是，他们转向了伦理学批评。同时，这一文学批评思潮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支持和肯定，如以芝加哥大学的玛沙·纽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开始关注文学的道德维度；第二，转向的根源来自于解构主义理论内部。虽然说德里达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转向伦理学的研究（他其实一直对伦理学有着特别的关注），但可以确切地说，大部分解构主义学者是在90年代才开始关于伦理学问题的思索。活跃在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是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
据此，当代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可随之分为两大派别：即：一、以布斯和纽斯鲍姆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派，他们承继的是亚理士多德的理论；二、以米勒和纽顿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派，他们依据的是康德的思想。本文将在下面对这两大流派作一简要述评。
四、新人文主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在欧美学界，文学的伦理批评曾长期遭到排斥，这与它过去曾经被误用有关。一提起“文学的伦理批评”，难免不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偏激，以及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文学应反映最优秀思想的片面。因此，从历史上看，传统的伦理学批评总给人一种极端、教条、刻板的印象，以至于它后来完全被形式主义文论所取代。
虽然伦理学批评长期遭到排斥和冷落，但文学的伦理批评却是不可回避的。关于文学与伦理学的必然联系，聂珍钊教授做了精辟的阐述：“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和伦理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也是和道德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的。”[6]“文学与伦理学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无论是作者创作作品， 或是读者阅读作品，都会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众多的伦理问题，并需要运用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知识去判断和评价”[7]。因此，尽管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在欧美学界曾遭到放逐，但在20世纪中后期，它又恢复了应有的地位。一批文学批评家和道德哲学家主张文学批评应保持其社会使命感，重新弘扬文学批评的伦理功能。在美国，致力于建设新人文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韦恩·C·布斯和纽斯鲍姆。
布斯是文学批评和理论界的代表。早在其1961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The Rethoric of Fiction）中，布斯就专门讨论叙事的道德问题。 在其第二本重要论著《批评的理解》（The Critical Understanding,1979）中， 他进一步探讨了小说的伦理批评，此时其小说伦理学批评体系已初现轮廓，到1988年出版《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The Company We Keep:An Ethics of Fiction）时，布斯的小说伦理学批评思想脉络更为清晰，体系也更加成熟。
《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集中体现了布斯的伦理学批评思想。该书标题中“我们的朋友”暗指书籍是人类的朋友，书籍能满足人类对友谊的渴望。“友谊”是该书的中心概念。显然，布斯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曾将朋友间的友谊视为人的最高德行，友谊使得人生更富有意义。鉴于此，布斯提出了“文学友谊”的概念，他认为，既然朋友对我们的心灵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作品对读者的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布斯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读者”关系之模型。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或等级的关系：文本能“邀请”，“容忍”或“拒绝”某一阅读反应[8](p.169)。因此，布斯的阅读伦理基本上是人文主义的伦理学批评。另外，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布斯指出，伦理批评和政治批评是分不开的，任何政治判断都必然来自于伦理道德判断。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应纳入伦理批评的范畴。
在该书中，布斯分别从作者、读者、作品三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全面阐述了小说的伦理学批评理论。第一，关于作者对作品、读者及自己的责任。布斯写道：“当我创造了有资格作我朋友的隐含作者时，我便完成了我本身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责任。”[8](p.129) 具体地说， 作者既要追求艺术上的成功，又要坚守作为艺术家的道德责任。针对一些小说因反讽、意义模糊使读者误解作者或叙事人的态度，布斯强调作者有义务澄清他的道德立场。第二，关于读者对作品、作者的责任。布斯认为，读者对作者的责任是做到绝不抄袭作者。读者对作品的责任，也是对隐含作者的责任，即读者不仅要认识并尊重作者的意图，而且要对那些错误的观念采取积极的批判态度[8](p.136)。在此，布斯给出了一些个案分析加以说明。例如，在马克·吐温的《哈克历险记》、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与作品中人物的立场相反，但如果读者不能分辨出作者的立场，就会陷入伦理危机。第三，从作品的角度来看，小说的伦理学批评主要涉及的是作品对读者和作者的影响。其中，对读者的影响包括知识性的和道德性的影响。知识性的影响即作品激起读者对知识的渴望或学识的增长；道德性的影响即作品会改变读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作品对作者本身也有影响。布斯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小说家常常受到其创作的小说的影响。
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布斯为代表着力倡导新人文主义伦理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家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来自道德哲学界的支持。哲学家也将目光聚焦于文学的伦理功能。奋战于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是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传人、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玛沙·纽斯鲍姆，她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强调文学对于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
玛沙·纽斯鲍姆指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学研究应该在文学中另辟新径。她认为，人类生活的某些真相只有通过文学所特有的语言和形式才能得以准确表达[9](p.15)。只有文学而非哲学才能最清楚地呈现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才能促进读者间的交流，从而达成价值观的共识[9](p.16)。因此， 伦理学的文学转向是非常必要的。但将文学设立为道德哲学研究的对象，作为哲学家的纽斯鲍姆要面对来自美国哲学界主流和传统的哲学观念两个方面的阻力。在《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的序言部分，她描述了道德哲学界对文学的敌视态度：“被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所垄断的道德哲学，对文学一向充满了敌意。另外，古典哲学也一贯漠视文学作品的伦理贡献，至多仅将它当作伟大哲人产生思想的背景研究。文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对话从伦理学这一方就已遭到拒绝”[9](p.14)。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哲学对文学的偏见，纽斯鲍姆针对柏拉图的科学理性进行了批判：“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文学与哲学并非像今天这样界限分明，甚至两极对峙。那时，文学与哲学是和谐统一的，是思索同一人生问题的两种方式。但自从柏拉图以哲学来贬低文学开始，文学与哲学的分立与对抗渐渐成为西方哲学传统。”[9](p.25) 根据这种传统的观念，文学是形象的，哲学是抽象的；文学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哲学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两者是相对独立的学科。但纽斯鲍姆指出，对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我们要摒弃非此即彼的态度，而应提倡亦此亦彼的思维模式。文学与哲学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当我们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考时，有时需要基于具体的历史的事件来考查理论是否成立；同样，当我们陷入具体的事件和历史的涡流中时，也需要哲学来指点迷津。因此，文学与哲学彼此需要，相互渗透。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文学与道德哲学的交叉与融合显得越来越突出。后现代伦理观的根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往的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一元论和独断论转向多元论和自由论。二、后现代伦理学追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为进入文学打开了道路。现代形式主义否认文学的政治和伦理性，后现代哲学则强调文学和艺术是社会规则和权力关系的产物，因此，文学必定是政治的。文学与伦理学的相互渗透可以相互促进彼此的发展。
玛沙·纽斯鲍姆在《爱的知识：哲学与文学》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小说的伦理学问题，并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贝克特（Beckett）、普鲁斯特（Proust）等作家的小说做了精彩的个案分析。选择小说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是，在玛沙·纽斯鲍姆看来，小说是记载人类道德生活的轨迹最有效的文学体裁。在阐明某一思想时，小说以它的特有长度和复杂性，以它对道德选择后果的详细描述，远比道德哲学家所用的简短叙述有力得多。小说能使我们了解具体情况下的实实在在的他人，一个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他人。如果哲学作品发挥出小说的具体性、情感魅力、情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那它便同时是一部文学作品。反之亦然，深刻的文学作品同样具有道德智慧和哲学意义。此类例子在历史上举不胜举，如罗素、柏格森等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同布斯一样，玛沙·纽斯鲍姆也指出了传统伦理学批评的不足。她认为，传统的伦理学批评是本质主义的，看不到文本内外的叙事选择和修辞关系的含义。新的伦理学批评应该探究伦理学与文本结构之间的交融关系，研究叙事策略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成为伦理行为。纽斯鲍姆以亨利·詹姆斯的《金碗》为例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故事开始时，主人公玛吉的道德观是理想主义的，但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后，她接受了自己不完美的现实。纽斯鲍姆指出，“这种伦理观的转变是通过句法和叙事技巧等文学形式展现出来的，如果我们对其文本的研究不够全面和细致，就不能把握小说的伦理主题”[9](p.144)。
五、解构主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从解构主义立场探讨文学伦理批评方面做得卓有成效的当推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米勒的解构论一方面为美国文学研究开启了新方向，但同时也遭到了强大的抵制和抨击。抵制的一方认为，米勒一味地沉迷于文本解构的游戏，而从未有任何建构的努力。为了消除种种误解，米勒通过访谈、论文、演讲、著书等多种方式为解构论的积极意义做出了成功的辩护。在其《阅读伦理学》（The Ethics of Reading,1987）中，他对那些谴责之声给予了回应，一方面他对美国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展开了反思，另一方面他坚决否认解构与解构批评是虚无主义和非道德的断言。[10](pp.66—67)。他将解构论称为修辞性阅读。 他认为解构论并不是纯粹否定性的理论。在接受金惠敏教授的访谈中，他指出：“解构论的目的并非为了拆除和毁坏，而是一种意在指向新的体制形式和文化形式的肯定性吁求。这些‘预肯定’（prospective affirmation）就是话语行为。它们呼唤有待成形的学科研究、新型的民主、新型的义务和创造性责任。”[11](pp.136—142) 其新作《黑洞》便是其建构的努力，集中探讨了在当今多民族的研究型大学里，文学研究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担负起哪些责任等问题。
米勒的解构主义伦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阅读伦理学》一书中。米勒对阅读行为，对文学教学和评论的伦理维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理论前提是：语言是存在的基础，阅读构成了人类的基本活动。米勒的所谓阅读伦理，其核心是：“人类活着就是阅读，人从生到死都在努力完成阅读这一任务。严格地来说，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伦理性的。阅读的伦理性是由两方面来决定的：第一：语言要求读者作出阐释；第二：读者要对其阐释的后果承担责任。”[12](p.59) 因此，文学批评是一项伦理活动。同时，阅读也“是种个人行为，它本身就是政治和认知行为的源泉，而绝不受政治的制约”[12](p.45)。
米勒认为，在阅读过程中，在读者与叙事的关系中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的伦理片刻（ethical moment）。米勒是依据康德的伦理学而提出这一观点的，具体地说他选择了康德1785年的《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的几个段落。米勒之所以选择这几段是要证明伦理离不开叙事，离不开语言规则。康德书中有一句重要的话给了米勒以启示，即“对某个人的尊重就是对其所代表的法则的尊重。”[12](p.18) 米勒认为，遵循康德的思维逻辑，可以推出一种新的结论：“对于文本的尊重就像对于一个人的尊重，即，并非对文本本身的尊重，而是对文本所代表的法则的尊重”[12](p.18)。由此，米勒根据康德的伦理理论建立了他的解构主义伦理学框架。但米勒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这项工程取决于上述类比的合理性。于是，米勒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证明：一、作者创作文本是对一种法则的回应[12](p.22)。这从小说的内容和小说家创作时的条件中都能得到例证。二、小说人物和文本都是某种道德法则的代表。三：叙事和人物都可以作为文本而进行解读。根据康德的伦理学，伦理离不开叙事，叙事离不开拟人化，叙事的媒介是语言。由此，米勒得出结论，语言不仅决定了人与伦理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产生了伦理。“道德法则不仅通过语言得以命名，而且通过语言而得以存在”[12](p.32)。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是个文本和语言的范畴。
作为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米勒将伦理学批评建立于文本性上的做法是合乎情理的。尽管米勒的理论还有瑕疵，但他的理论设想为立足于文本的阅读伦理学奠定了基础。
六、对话：新人文主义与解构主义
上述两大流派虽都在倡导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但其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并就此展开对话。
新人文主义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衰退归咎于后现代文学理论，特别是解构论。布斯认为，解构论的道德相对主义，不能提供稳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道德规范的多元化导致了道德选择的摇摆不定。派克认为，由于解构论的引进，小说阅读恰似在道德沙漠上行走[13](p.37)。米勒从反对虚无主义开始最终走向了更加的虚无，他对将来“预肯定”的期望，永远都是将来的未在场，不能给当下以道德的指向。解构主义对文本意义的消解，使文学批评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
对解构论进行如此责难的新人文主义派并非对当代文论一无所知，相反，他们对解构论了如指掌。但在后现代语境下，他们坚持走人文主义的批评道路。这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到古典的伦理学批评传统，因为在经过了解构论的洗礼后谁也不可能再回到解构论出现之前的状态，因此新人文主义派的原则是：一方面拒绝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怀旧，另一方面，努力借鉴利维斯所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
面对新人文主义派的指责，解构论派一方面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也指出新人文主义的不足。解构论派认为：
首先，新人文主义是本质主义的。布斯提出的文本—读者关系模型仍是以作者为中心的。布斯没有将伦理作为文本的基础，而是将伦理从属于人文主义，将文本视为另一个人。这样一来，便取消了文本干预自我身份的可能，取消了文本质疑人的本质的可能，从文本中去除了他者。第二：新人文主义对解构论只注重文本性（即文本根本不指涉人类生活，文本仅指向其他文本或文本本身），忽视了文本的伦理和社会内容的指责是不公正的，是对解构论的误读。解构论确实质疑人类本质存在的可能，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了对人类问题的思考。例如，福柯指出：“人”是个新近的发明，它的定义随着对人类自身探索的进步和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延展，比如，当生理学代替了自然历史，语言学代替了普通语法，政治经济学代替了财富分析，人的定义也便随之发展。这表明“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历史文化的具体产物[14](pp.250—387)。福柯的观点虽解构了人的本质论，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对人类和伦理的关怀。另外，新人文主义认为后现代文论将人文主义的自我主体移位，将其置于文本／政治场域，从而导致其伦理的缺失，解构主义对此也加以反击。他们指出，人文主义的逻辑是：如果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不按照人文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责任”与“道德决定”，就意味着该理论放弃了伦理追求。这种欲以人文主义垄断整个伦理学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完全忽视了主体性研究的其他角度，如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种族研究等跨学科性的研究，从而最终使文学批评回到单一狭隘的局面。
结语
文学理论具有自我批评以及自我反思的特质。在后现代语境下，美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及时发现了他们理论的不足，从而自觉地调整批评姿态，将伦理重新纳入文学批评，力图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而经过了后现代思潮的洗礼，文学批评的伦理转向并非是向传统的回归，而是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承载了新的使命。在美国，投身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的理论家由于出发点和策略的不同基本形成了两大阵营：新人文主义派与解构主义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一道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伦理批评景观。尽管他们在策略和实践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才使文学伦理学批评本身更具成长的活力，正如托多洛夫所说“批评是对话，在对话中批评家实践着对真理的共同探求”[15](p.185)。
收稿日期：2006—07—21
基金项目：天津市“十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05-YW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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