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五大理念”必须发挥和扩展国企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国企论文,理念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1]贯彻落实这五大理念，实现深刻变革，必须依靠党领导人民努力奋斗，依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势，必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要鲜明地摒弃新自由主义从各方面否定国有企业的观点，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凝聚人心，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期内推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这一逻辑的主线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遵循社会化规律，即现代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化生产关系的公有制高级形式相结合。 一、在新常态下实现国企充分释能与完善壮大互动 “十三五”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划，“五大理念”生根于社会主义制度，指导社会主义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繁荣，是社会化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如果离开基本制度去孤立、抽象地理解，“五大理念”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2]要辩证地把更充分地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的主导作用与通过改革做强做优做大统一起来，在全面释放国有企业的能量中使其更加壮大，同时在进一步壮大中充分释能，形成互动机制。以此实现“五大理念”的最高价值，并深植长远发展的根基。 新自由主义者背道而驰，就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前夕，在中央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时候，他们趁部分企业产能过剩之际，配合西方唱衰中国的鼓噪，抛出了否定国有企业的纲领，要在“十三五”时期及其后在中国建构以私有化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其论据是国有企业不适合市场经济、不利于发展和创新。实际上，就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宗旨，以消灭国有经济为突破口，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使人想起十几年前一位新自由主义干将曾用最龌龊的语言主张：把国企当作一锅饭，吐上一口痰，人们就可以把它当作垃圾扔掉或抢走。他们就是用抹黑的手法亵渎国企，然后消灭之。如果依了他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失去了顶梁柱，“十三五”就成了和平演变的关键时期，“五大理念”也就完全落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成为泡影。这正是西方反动势力梦寐以求的。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恰好应当从这个反面观念中认识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五大理念”中的主导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拥有社会主义蕴含的强大优势，它同“五大理念”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 第一，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它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中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体现了社会化客观规律的强势。中国66年的发展证明，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就没有富强和安全，就没有一系列奇迹，就没有广大人民的幸福。同西方的私有大资本企业以及国内的私人资本相比，国有企业不为少数人谋利益，不以牺牲人民利益操纵市场，积极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 第二，国有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过去它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现今虽然因为结构调整、多种成分的发展，数量下降了，但质量却是最高的，它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保证整体经济的基本供给。如今，国有企业的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最先进，巨大的枢纽工程都由它建设和掌握；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与西方国际垄断公司和各种资本势力抗衡。它是我国“大生产力”(列宁语)的载体，抗风险能力最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企主导功不可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依靠它来化解，国内股市风险也主要靠它抵御、削平。国有企业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可谓“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第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新自由主义胡诌了一个国企与市场不容论，改革开放的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融入市场，并能主导市场方向，决定市场的性质。如果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由大垄断资本左右，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则主要由强大的国有企业所规导。它就是领军的“老大”，起着“第一主体”的功能。最近中央提出发展供给侧，引导消费、引导市场，这首先也要靠国企，因为重要新产品先期的创新、改产、投入都是盈利较少或不盈利的，对于政府的意图和部署只有国企毅然接受，有能力完美贯彻执行。应当说，国有经济与其他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可由政府或委托适当的社会组织负责它们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协同起来组成强大轴心，规导和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从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我国国防力量的后盾。66年来我们处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挑战一个接一个。中国之所以能在多重军事压力下站住脚愈加壮大，除了坚强的解放军之外，还有立在其后的强大国有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保证多种所有制能够顺利发展的环境屏障，可谓最大的抗洪堤、防火墙。今后还要靠它作为保证各种安全的经济后盾。同时，国防工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拥有很强的实力，是重工业的支柱和领军力量。目前，世界各国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军事工业走在前边，突出发展最先进的技术，并且带动民用工业。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作为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国防工业的载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等领域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和举措，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增强先进技术、产业产品、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的协调性。”[3]这对于“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4]对于整个产业协调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经济支柱。这一点是新自由主义者最害怕、最反对的。他们动不动拿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否定这一事实。从原本上说，任何国有经济都是国家政权联系最直接的经济基础。作为国家政权的直接经济支柱，社会主义国家更具特殊性，因为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先进形式，能够更为直接地支持国家政权，是实施经济、政治、社会各种政策的主要经济依托。试想，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能够依靠私有制防止克服两极分化吗？那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它受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是党的一支高素养的“经济部队”，不依靠它支撑，党和国家就会变质。它的这一政治优势起着“普照之光”的“顶天立地”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称为“领导成分”)。 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国有企业也有一个成长壮大、自我完善的过程，包括结构布局的调整和内部机制的完善，形式应当多样化，机制需要更加灵活。对此，国家应当给以更大的支持。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使之成为同人民解放军相互支撑的一支“经济部队”，培养一支强大的精兵，即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硬的管理队伍和职工队伍。“做强做优做大”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必须用“五大理念”塑造和强化自身。这些年来，国有企业进行多方面改革，但有一重要方面比较薄弱，就是构建实现国有资本人格化的机制。人格化是资本的灵魂。私人资本人格化靠的是自私意识，即靠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人格自发地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则靠高尚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品德自觉地实现。这个自觉要靠政治教育，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廉洁清正的作风。这个觉悟和品德不能自发产生，需要理论的灌输、组织的凝聚、全方位的监督，要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统一，要有经常学习和严格的组织生活。客观地说，国有企业既是经营竞争单位又是政治教育学校，要使政治观念和物质职能相统一是有难度的。在市场中如何既学会“狼叫”，又要保持高尚的“人性”，这就需要创新。如习近平所说：“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2]我们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积极探寻实现路径，解决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当年苏联的国企数量很大，但没有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结果一翻天，国有资本成了私有资本，原来企业的一些领导者成了私人资本巨头。中国国企出现一些腐败问题，表明了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在贯彻落实“五大理念”中应当格外注重的大事，以此来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强最优最大的国有企业，同充分发挥它的主导作用是互辅互成的。 二、国有企业是领军大科技创新最重要的载体 习近平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5]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引领，是先进生产力的基因。新时代已使科技创新社会化，由以往主要靠个人发明创造变为主要由集体化、社会化的研究与开发，尽快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其新特点是：重大科技创新活动更多地带有团队性、高端平台性、学科间的渗透融合性，以及它与经济的紧密联系性、快速转化性，并且战略性的大课题已占主要引领地位。国有企业体现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统一，天然地应成为科技创新社会化的支柱载体。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表明，国有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撑脊梁、牵进发展的主机，而且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而科技创新又是国企自身发展壮大的引擎。中国战胜国内外种种困难，特别是外部的封锁打压，在科技上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目前已部分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并多点领先。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上升到54%，科技投入占世界第二位，我们确定要抓紧实施已有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进一步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攻克高端通用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核电站、新药创制等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形成若干战略性技术和战略性产品。培育新兴产业，提高创新能力，必须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在一些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打造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的高地，组织具有重大引领作用的协同攻关，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成为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在此基础上，今后还要再选择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力争有所突破，这些都要由国企参与承担。要更多地发挥其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其要义就包含着依靠国企开展国家级重大创新。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 在中国，关系国家命运和影响世界的大科技工程，主要是靠国有企业承担的。新自由主义者胡诌什么国企没有创造性，既违反基本事实(以往我国科技创新一系列巨大成果基本是国企研制的)，也不懂得科技、生产社会化规律。国有企业的立身宗旨就是保障和发展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远大利益，并在这一宗旨下发展自身；国企实力雄厚、人才荟萃，各方面条件更符合大科技创新的新特点，更适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所以应当而且能够积极承担、参与国家的大课题、大科技工程。国企应积极参与、率领和支持“万众创新”，形成所谓“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科技创新繁荣昌盛万花盛开大好局面。公益型国企和商业型国企都应以科技创新作为贡献社会和自身发展的第一动力，其成功案例层出不穷。例如：C919大飞机的研制成功，吸收了国内22个省市、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据预测，未来20年，仅中国市场就将接收5500多架新机，总价值高达6700多亿美元；[6]再如，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和中铁十六局集团联合研发的大型盾构机，其性价比大大高于国外产品；上海汽轮机厂阳虹团队研制成功超超临界660MW等级汽轮机，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其技术难度堪称界内的珠穆朗玛峰，其满载运行1年，将节省43500吨煤，相当于1个中小煤矿1个月的产量。 为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巨大优势，需要进一步增强其活力。诸如： ——开展科技创新的首要关键在确立科技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思想理念，转变靠铺大摊子、简单扩大规模的粗放发展的旧理念，真正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深刻认识科技创新是保证国家和国企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本出路，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主要领导人(如党委书记、CEO、董事长等)要成为科技创新的“热心人”和“痴心人”，亲自抓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用创新理念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批判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诋毁社会主义和国企、盲目崇拜西方唱衰中国的种种荒谬言论，教育群众破除妄自菲薄的论调，把简单跟进转变为跟进、并进和领进共举，力争先发优势，形成谋创新、争创新、支持创新的大好局面，打造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 ——组织专门机构和队伍，选用、吸纳、培育科技人才，组织和参与产学研协作，既充分发挥领军人作用，又调动队伍的积极性。保证科技人员合理收入和合法利益，防止人才流失。要有宽松的研发环境，容许失败和不同见解的争论，对广大职工进行科技培训，提高职工的科技素质，并造就一支优秀的科技型职工队伍和一批科技匠师。有条件的国企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争取参与乃至引领国际新科技开发。 ——完善决策机制，在党和国家领导和政策引导下，不能单纯适应市场，还要引导市场，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决策中要充分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建立有外界科技专家参与的自身科技智库，必要时请第三方咨询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不盲目跟随市场的短期现象。大企业实施科技大项目，进而带动大产业，参与资源配置，形成“政府主向、市场主活、科技主优”的“三元”决策机制。 ——与科技院所、高等院校紧密协作，必要时组成科技共同体，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共同攻关；协同并率领公有制企业构建科技开发主力大部队，互动互补，合作共赢，进行良性竞争、不搞零和竞争，并带动和支持中小型企业科技创新。 ——对科技创新有足量的研发(R&D)经费投入，根据经验，研发投入应不少于营业额的5%，构建创新平台，提供必要物资、设施、服务和信息资料以及其他必要条件。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优势，形成融合效应、蜕变效应和平台效应，不断创新工作模式、手段和路径。 ——根据自身优势选准研发领域和具体目标，依据实际和研发开展情况也可以涉及多个领域目标。从中国发展和世界科技发展走向看，可以进军的领域相当广阔：航空航天、海洋开发、能源优化、新能源开发应用、新材料研制与应用(如纳米材料及石墨烯等)、信息技术、智能机械制造、机器人产业、3D打印、激光应用、农业生态化技术、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应用技术、医疗药械、安全设施等，还有大量的技术革新、工艺改进、质量提升。发挥国企的特殊优势，积极参与和承担国家大课题及其协作任务。 三、国有企业是整体协调的支柱和国际竞争的主力 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协调，是生产社会化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从生产力发展特点看，小协作产生小生产力，大协调产生大生产力，全国整体协调产生巨大生产力，并且能从发展短板中发掘新潜力。协调初步部分地实现恩格斯的要求：“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7](p.646)资本主义制度难以进行整体协调，它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特别是大垄断资本扭曲经济，形成全方位失调和两极分化、多个领域畸形化，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彰显协调发展的整体性，缔造了共同富裕的基石。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主干，它在经济整体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盘象棋，那么国有企业则承担“车马炮”的角色。没有这样的主力，无法发挥整盘棋协调的优势。 “十三五”规划中的协调理念，大体涵盖地区协调、城乡协调、经济文化协调、军民(产业)协调。广义地讲，还应包括国内外发展的协调，即统筹国内外的互动发展。这些协调体现了经济发展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规律，以及集成社会多种力量形成合力的优势。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就提出著名的十大关系、综合平衡、统筹兼顾，这实质上就是协调发展，只是当时未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协调规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相辅相成。两种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受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在一定时期可以长足快速发展某些产业和地区，但这种优势到一定阶段就走向反面，呈现畸形化弊端，然后经过政府的作用需要很长时期的多次大波动才会渐趋平衡。中国在改革初期即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利用过这种不平衡的力量，划分东中西三个地带，让条件好的东部地区和城市率先发展起来，带动全国，接着也出现了地区、城乡、产业不平衡、不协调、不能持久的问题。因此，我们及时提出科学发展的战略加以平衡。经济学界将东中西先后顺序发展称为“梯度推移”，将西部大开放、中部崛起等协调政策称为“反梯度推移”。前者表现市场经济自发的征候，后者则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十三五”的协调发展，就是自觉运用市场、政府两只手的耦合机制加上科技创新的引领来促进发展的整体性，弥补克服不平衡、不协调、不持久的短板。这种生产力的整体协调布局即客观的资源配置，单靠市场力量难以奏效，单靠私人经济无能为力，甚至走入相反的方向。要承担这样的任务，必须“车马炮”上阵，更好地运用国有企业的优势，促进整体协调发展。 国有企业的特性，在于不以赢利为最高目标，而要直接接受国家的指挥，在全国一盘棋中以社会责任为重。以西部大开放来说，主要是动用国企的力量施展，犹如当年三线建设一样，到中西部独立发展和布局分支，开矿、采油、发电、输电、运输、军工、金融、农业以及某些消费品生产等等，按国家的部署带头突进。有的区位偏僻、自然环境恶劣，但国企广大职工却以拓荒者的精神改变当地条件，促成荒原上的城镇崛起。从中观视角审视，地区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企业间的合作和互动。现在中西部许多地方都主动与央企联合，形成联合企业，或通过兼并挽救“僵尸企业”，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和趋势。在今后的协调发展中，充分发挥国企技术、管理、资金、销售渠道等强大优势，是消除欠发达地区短板的一条捷径。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资源开发都是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这既扩展了国企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影响力，增加了国家的新资源发祥地，同时又也有利于贫困地区富民和素质提升。 国企对于城乡协调发展也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功效。除了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支农资金、战略物资、对口扶贫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够迅速、扎实地培育新增长极，能够带动、辐射广大乡村。经济增长极的核心靠的是强大的产业支撑，而首先是大型国有企业支起一座城市。如位于沙漠间的鄂尔多斯市，由于两大国企的支撑已经使内蒙古在西部荒原成了热土。还有像十堰、攀枝花、石河子、格尔木等都是以国有大型企业立市，成为带动西部农村发展的典范，推广这些成功经验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联合，它还可以带动非公有经济调整结构，并且用这种自身与联合的优势支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至于增强软实力，同样要有强大的国有经济作为后盾。国企不仅有经济领军之力，还有传播中国文化的后劲。它的中国功夫已成为发展国家仰誉的榜样，在发达国家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国企为主力的媒体也能利用现代网络发挥优势，成为扩大先进文化、公平理念的强大工具。在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过程中，国有文化企业在国内可以成为主流，并且大踏步进入国际文化市场。 进一步扩大开放，可谓世界范围内的协调，进一步统筹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这是生产社会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客观要求：一是经济全球化有新的深化，国际分工与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霸权强势趋于衰落(经济力量最明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GDP占世界的一半。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8](p.133)这就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在世界经济中有更大的作为，也是国内更高发展的诉求。现今扩大开放有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以更大幅度地走出去；二是中国的话语权。这两条，都必须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作为后盾，其中国有企业仍然是主力。 要走出去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同西方国际垄断组织抗衡，乃至重组外国的企业；在国际分工格局由产业链的中低端跃上高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表明，最有国际竞争实力的正是国有企业。比如，在世界企业500强中数量中，中国排第二(96个)，其中国有企业占90%。近几年中国重组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案例多起，主要是国有企业，像三一重工在美国收购企业能够告倒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许多国际重要领域，国有企业已经争得重要一席，许多世界级的特大工程由中国国企承包。 在国际经济规则具有更多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也正是实力强大的标志。例如，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正是中国强大的国有金融力量及其后盾实体经济。“一带一路”的开拓、亚投行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现在中国已成货物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引进外资的第二大国和资本外投的第三大国。正因为这样，得到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青睐，中国才争得越来越多制定国际规则的参与权和主导权，能够打破霸权国家的经济包围(如TPP)、摆脱技术依赖。同时，在国际博弈中能够吸取、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壮大和完善了国企自身，跨越式地增强了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国外的垄断势力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新自由主义蝼蚁，为什么拼命反对国有企业，他们的目的正是以削弱、消灭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为突破口，将中国变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然而，撼山易，撼国企难！ 四、国有企业是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一个主角 “绿色”和“共享”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能够保证人民以合理的方式享用社会发展成果，又能够享有良好的“自然产品”——优质的生态，逐步消除少数人攫取乃至践踏社会产品和“自然产品”的不合理现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符合社会化发展方向的客观规律，“共享发展”体现着社会经济领域的社会化，“绿化发展”则体现着共建共享优良自然环境的社会化，是经济社会化的扩展。此项发展是巨大的工程。作为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正是实施这两项工程的重要牵动机。 国企在绿色发展中的担当，其内涵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保护和优化生态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绿色发展”作了明确指示和全面部署，国企应率先带动和支持全社会贯彻执行。这里着重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能源属于“快转换”基础资源，应把能源的开发、利用、废物处理放在绿色发展(联系安全发展)的关键性地位，这对解决其他问题有着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国企应率先开发，应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并努力做到科学利用能源、降低能耗、清洁利用。单拿生物质能源开发来说，就是一场能源革命，当前每年有巨量的有机副产品、废物(包括农作物秸秆、农林残弃物、城乡垃圾等等)不仅未转化利用，造成巨大浪费，而且严重污染环境，还要花费巨资进行处理，并造成二次三次多重污染和再浪费；特别可惜的是储能物质(主要是H、C)和“构肥(料)物质”(N、P、K)变成了废物、害物，那边还要花费物力财力制造化肥，造成再次浪费和污染，恶性循环，一步一步把人们推向灾祸的边缘。这种状况还能为继吗？人们应当深思。应用先进科技充分开发和利用生物质能源，这是解决能源和治污问题重要的出路和方向。不少国企多年来为改变这一状况积极努力。例如，河南天冠集团，多年来利用非粮原料生产乙醇，利用废渣、用作物秸秆生产生物燃油、可燃气(沼气，甲烷为其主要成分)，并带动了河南多地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李伟率课题组攻克核心技术难关，成功以蓖麻油为原料制备航油，可降低50%以上硫、碳排放，解决了原料来源少、制备成本高的问题，蓖麻可在盐碱地生长，产量高、成本低、费工少，解决了与粮争地问题；山东省昌邑金丝达实业有限公司(民营)与当地政府合作，将城市垃圾转化为能源、肥料等有用物资。如果国企能够学习、提升、放大和推广这些经验，生物质能源利用和城乡垃圾处理的状况将发生极大改观。 第二，治污。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例如，笼罩中国的大面积雾霾已成为严重危害生产生活和人民健康的一大公害，还有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等，治理乃至最后消除这些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任务艰巨而复杂，国企除积极参与社会性治理外，首先要解决好自身的治污消污问题，运用先进科技消除、减少或转化有害物质(固体、液体、气体)，减少或消除其他(声、光、辐射等)污染。环保产品企业要生产合格、适用、性价比高的环保产品，满足社会环保的需要。国企要充分体现自身的社会主义本性，尽力增加其“外部经济性”，杜绝“外部不经济性”。 第三，打造“层级循环经济”，积极构建城乡连体大循环经济体系(“第八产业”)。据考察，现有产业体系对物质资源总利用率远远低于10%，能源的利用率也很低，从长远看这种状况将难以为继；从当前看，资源匮乏、生态破坏已成为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而解决的一个根本路径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无害化“4R原则”(习惯提法为“3R”)构建的经济系统，使物资循环利用、能量多重利用。循环经济应有多重层级，包括某一流程的循环利用，如中国国电集团泰州电厂3号机组二次再热技术应用(世界上首次)、几个流程的联合再利用、企业内的统调循环利用、企业间的协同循环利用，进而放大为城乡间工农间循环利用乃至构建社会规模循环经济，可以设想逐步打造一种把生态循环圈与经济循环圈耦联起来组成城乡、工农连动的大循环经济体系，称作“第八产业”。[9]水的循环利用是重要问题，国企应积极开发和参与，海水淡化也是解决水源问题的重要出路，国企应予大力促进。 第四，国有农场应带头发展高端生态农业，使大农业(农、林、牧、渔等种养业)充分发挥其生态本性，发展先进的微生物产业，并带动全社会的生态农业大发展，特别是要利用当前国际粮食市场相对宽松的大好时机，大力推动我国发展高端生态农业。[10] 国企是“共享发展”的重要牵动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性质“分量”不断发育增长的历史时段，“共享发展”就是这种发育的体现。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我们说的“共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共享”，与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主义根本不同，在那里以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剥削者“拿大头”、广大群众仅仅可以“多吃一杯羹”，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懒人坐吃懒饭的社会问题，我们绝不是去克隆那种现象。 国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器官，不仅是社会主义生发中心和增长极，而且行使着社会主义功能，要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央规划和部署。 一是公益型国企全力承担“共享”职责。贯彻“公益第一收入第二”原则，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起带头和示范作用，除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和上缴30%利润外，还应成为社会服务的模范、行业的好榜样；在此前提下按规定合理收费，取得合法利润，以保证自身发展。商业型国企也有公益的基本面，在为社会服务中求发展，按国家要求和自身力量对社会公益事业给予人财物等支持，遵守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不搞失德违法的“追逐利润最大化”。 二是在企业自身实行合理的按劳分配，收入差别要合理并逐步缩小，保证职工的合法福利和健康安全，杜绝克扣、挤兑、压迫职工现象，突出初次分配的决定作用，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 三是在社会中对逐步消除两极分化、贫富差别起应有的作用。让社会公益得以平等享有，尽力帮助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对雇用劳工以合理报酬和公平待遇，对社会上相关业主的不合法不道德行为予以坚决斗争。按规定上缴收益和税金，以支持社会事业。 四是保证相关安全。人常说“太平盛世”，可见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首要诉求。习近平特别重视安全，列出11宗安全事项，它们都关联着人民的生命和利益。国企应在安全上有大的担当。首先，要严格按科学要求办一切事情，保证自身的安全，如生产安全、人身安全、经济安全；其次，还要保证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国家整体的安全也要尽职尽责，如持有一定的商品、资源储备以调剂平衡保证经济安全，积极参与社会安全工作等等。 以上论述综合贯穿起来理解，承载现代大生产力与公有制经济高级形式的统一体的国有企业，在贯彻“五大理念”中发挥中流砥柱优势，完全符合恩格斯所反复论述的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化生产关系的耦合原理，即“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7](p.529)“五大理念”深化了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内涵：科技创新升华了社会化的层次；绿色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开阔了社会化的境界；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国际经济的紧密沟通，扩展了现代生产力的外延；以共享落实社会化最终归宿、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化生产力与社会化生产关系结合，释放出社会化规律的巨大活力。这就是在贯彻“五大理念”中发挥国有企业主导性和先导性的内在动力源和坚固根基，而这一巨大威力也将使新自由主义的胡言乱语变成梦呓。标签：国企论文; 五大发展理念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五大发展论文; 社会化平台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创新理念论文; 市场规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技论文; 优势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