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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参与型政治文化选择
中间阶层是指在社会阶层结构体系中按职业、收入、教育、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多元标准进行综合比较，其整体地位高于体力劳动者阶层，经济收入处于社会中间水平的阶层。从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体系分析。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经营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企业管理者群体、自由职业者群体。中间阶层一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拥有一定的、对生产资料的日常管理权和控制权，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法人代表。现代社会的中间阶层因结构复杂而呈现多层次特点。中间阶层因其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在社会各方面进步中有特殊的作用，然而中间阶层分化、流动的速度较快又有其不稳定性。
历史上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比较早地研究了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当时，商业中间阶层的迅速发展壮大，改变了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并导致社会政治结构分化，最终以民主制取代了君主制。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中间阶层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间阶层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包括人民或者民众)，并且也是守法的。这种制度有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来制约和引导公民大会的决定，来制约公民大会可能具有的多数专制倾向，制止多数专断地对待少数派，使多数派避免为一时的群众激情所诱导而误入歧途，使多数派不像羊群一样为魅力型的独裁者所左右。”（注：段若鹏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M].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2001-133）所以，中间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则认为，“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间阶层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91-251）因为步入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分化，由于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作用，使中间阶层具有较多的科学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使得中间阶层的稳定性较为明显。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强调的是中间阶层的政治变迁要求，而亨廷顿则在现代社会更注重中间阶层的政治稳定性。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反应。古希腊时期的商业中间阶层在政治诉求方面的共同点在于民主和法治，因为只有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治形式，才有利于保护和扩大中间阶层的既得利益。而古希腊时期的商业中间阶层和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不同点在于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同，政治诉求和政治参与的形式不同。古希腊的商业中间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利益，以法外参与的形式表达其政治诉求，最终以民主制取代了君主制。而现代社会的中间阶层由于处于现代政治框架下，一般都采取支持性的法内参与形式，争取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完善，更好的维护和扩大其利益。我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推进渐进式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性分化的趋势推进。初步形成了一个支持渐进改革方式，支持积极稳定地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中间阶层。
在尊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文化是有选择性的，与此原理相同，政治文化也是可以选择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变迁包括选择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能促进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先进政治文化。与文化的发生和交流的原理相同，政治文化变迁的发生不是孤立进行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变迁中，从纵横两个角度与各种政治文化相互碰撞、更替和升迁。以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的政治文化，一旦产生，有一个传递和积累的过程。随着社会各方面现代性质的增强，社会中间阶层易于吸纳，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政治文化元素。“阿尔蒙德和维巴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的参与型、臣属型或地区型政治文化，所有国家都是三种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体。”（注：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华夏出版社2001-133）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实行或保持民主制的重要的文化条件。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社会个体成员的“公民”意识浓厚，关心政治，并对该国政治体系有较高的认同程度。社会个体成员对政治的参与的程度以及主要由此而形成的参与意识的成熟程度从一定层面透视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和政治文化水平的发达程度。臣属型政治文化。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臣属型政治文化比参与型政治文化低一个层次，体现为现实政治参与中的与“自主性”参与相对称的“被动性”。在臣属型文化中，社会个体成员也认识到自己是“公民”，并且关注于政治。但是，他们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们不是主动，而是被动地受政治新闻宣传的影响，实际上并不主动关心政治。臣属型政治文化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政治参与的被动性。地区型政治文化的特征表现为社会个体成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只认同自己生存环境周边的事物，不关心政治。地区型政治文化是发展民主的一个障碍。
现代社会中，中间阶层的社会成员大都选择了参与型政治文化。其一，中间阶层从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出发，对政治的关心度较高。其二，中间阶层由于其综合素质较强，一般具备理性地认识复杂的政治过程的素质条件。因而社会中间阶层对政治系统的输出有明显的态度取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效能感强。
二、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目标选择
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是现代社会不断追求的政治目标。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将政治参与目标定位于民主和法治，只有与民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治形式，才是稳定的政府形式，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维护和扩大其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特别关注的是，以扩大民主和完善法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中，如何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一般说来，现代社会的中间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自身利益，常常把政治稳定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内容。与政治民主不同的是，政治稳定的概念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概括。在70年代，政治稳定的概念仍然像政治学研究中的其他抽象概念一样地无从捉摸。尽管如此，社会中间阶层大都认为政治稳定概念与政治秩序和政治持续性相关联。由于政治学研究对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和理想性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实现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的不同，政治学家们对研究政治秩序的着力点也是不同的。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把“政治秩序”作为一种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现实。并认为政治秩序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是否能够动员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亨廷顿分析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促进了新的社会分化。如城市化、教育水平提高、新闻媒介发达等。这就必然打破传统文化在思想上的障碍并产生新的理想和追求。如果社会不能满足新的理想和追求，就会产生社会性的挫折感和不满情绪。二是社会性流动机会的增加可能消除公民的社会挫折感。三是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应适应高涨的政治参与。如果政治制度不能适应政治参与的高涨，政治不稳定就会出现。
对现代社会中间阶层来说，政治稳定意味着政治制度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相对来说不发展变化，并寄希望于政治持续发展。政治持续发展是指社会中不存在寄希望于政治制度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可见，政治稳定并不是指政治制度的所有组成部分都不发生变化。政治稳定是指政治发展的持续性和政治制度基本的和主要的成分不发生变化。如基本的政治价值、基本的政治文化和基本的政治结构。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成员能意识到，政治稳定不是表态的状态，因此，政治稳定同集体参与政治、政治领导和政府政策的改变是不矛盾的。因为，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必然对政治参与、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变化提出新的要求。
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即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定模式中，社会中间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寄希望于通过政治参与，掌握或支配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资源。事实上，中间阶层的一部分成员已经掌握或支配着对生产过程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利益资源(如生产资料)，并取得了社会利益结构中的占有主动的和优势的地位。可见，政治稳定是现代社会中间阶层追求的一个政治环境。社会发展引来了政治制度的环境变化。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政治稳定是现代社会中间阶层关注的重大问题。政治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才能维护政治文化和政治组织机构的持续性。正如伯克所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某种变革的手段，也就没有了维护其存在的手段。保持政治稳定，必须有秩序地改变政治参与者、政治领导人和政策并提供有组织的并为公众接受的制度、程序和手段。政治稳定与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相关，政治稳定的程度反映了政治组织机构为参与政治和试图参与政治的集团和个人提供政治参与渠道的有效性。因此，现代社会中间阶层普遍要求通过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发展。其一，现代社会中间阶层对政治参与感兴趣，首先取决于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完善的参与功能。而一个国家政治参与的水平和普遍性则决定着是否具有全面而充分的利益表达。现代社会中间阶层利益表达的充分性和全面性是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完善政治参与的制度功能是提高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持久性的物质载体。中间阶层利益表达的重要性决定了政治参与应从制度上具有必要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中间阶层利益表达的重要性还在于可以最大限度的影响国家政策，因而应是有组织的通过制度渠道积极推行。其二，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力度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政治发展力度的合法性，是指公民对权威当局推行政治发展进程的正当性的认识问题。合法性是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其“合法”出身，如王位继承。进入中世纪后，合法性既指统治的合法权利，也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代社会中，一般认为，合法性是指政府的统治是合法和公正的，即表示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如税收问题，大多数人都交了个人所得税，是因为人们认同政府征税的合法权利，反之亦然。中间阶层对政治发展方面的合法性要求，一般说来是政治民主、政治稳定、政治效能和法治。
三、现代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形式选择
政治学研究由于学者侧重点及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因而提出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是不相同的，有时甚至有本质上的区别。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参与和政治体系的关系在于政治参与是否仅仅在制度范围内进行。据此，从广义上说，政治参与包括法定参与和法外参与。所谓广义，是指法内参与和法外参与贯穿于政治过程，而不是某一特定政治体系将两种参与形态融为一体，法定参与指合法性参与或制度化参与。《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被概括为：“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注：曾繁正等.西方政治学[M].红旗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73）《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的作者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政治参与“是指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注：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73）与上述内涵相似，《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作者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85）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在于政治参与并不仅仅限于合法参与和制度化参与。如巴恩斯在其著《政治行为：五个西方民主国家的群众参与》，纳尔逊在《通向权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城市贫民》一书中，强调政治参与应包括抗议和暴力参与及受他人动员或操纵的参与。这些参与形式的目标是针对政府，具有非法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的特征。
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在政治参与实践上，普遍选择了法内参与形式，反对抗议性的、非制度化的、暴力的行为，主张制度化的、目标明确的支持性参与。而正是这种参与有助于提高政治效能。中间阶层之所以做出上述选择，是因为现代社会中间阶层普遍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是否是参与社会。在这方面，共存理论反映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其代表人物为K·多依奇、D·勒纳、C·勒纳、C·布莱克等。基本观点：“政治参与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的经济平等。政治稳定的函数。同时，政治参与为政治的稳定发挥作用。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国民意愿的反应越敏感，随之，也可以提高公民同政治体制的一体感和正统性，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稳定。”（注：[日本]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45）
现代社会中间阶层担心，如果用抑制政治参与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必然提高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种模式的不稳定来自于所得分配不平等和抑制政治参与。抑制参与→经济增长→所得分配不平等→抑制参与的恶性循环反复出现，总有一天会爆发政治参与的浪潮。”（注：[日本]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45，第47页）如果推进广泛的政治参与，它促进了政府活动的扩大化和社会经济的平等。但却因此而减缓了经济增长。“这个模式中，自由集团在政治上相互竞争经济增长的有限果实，致使社会上的对立持续不断，政治也不稳定。这一周期几度循环后，就会出现社会的崩溃和军队试图掌权的参与情绪爆发现象，我们称之为‘内部崩溃’。”（注：[日本]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45，第56页）如1973年以前的智利、印度、斯里兰卡、坦桑尼亚、乌拉圭、印尼，肯尼亚、西班牙及1961年—1987年的南朝鲜等国家。
现代社会中间阶层主张在本国“支持”体制性的政治参与，加强了政府的稳定性，以致使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将富裕者的所得向非富裕者实行再分配，其结果，支持体制的政治参与进一步高涨。现代社会中间阶层选择的支持性政治参与在扩大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发展力度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没有政治参与的扩大，就无法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人类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政治参与的扩大是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过渡的直接动力。同时应该看到，政治参与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既能促进政治发展，也可能阻碍政治发展。社会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选择有助于切实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支持性参与制度，从制度上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在制度构建上理顺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发挥政治参与积极作用的物质载体。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关系包括；构建完善的政治参与制度以保障人类政治生活中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价值目标的实现，构建完善的公民监督制度，以促进权威当局决策及其执行的科学化、公正化和制度化，上述政治参与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政治效能，促进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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