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主义论文,新世纪论文,现象论文,传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在现代文学起始时代，乡村叙事是分裂的：一方面，穷苦的农民因愚昧、麻木被当作启蒙的对象，另一方面，平静的田园又是一个诗意的所在。因此，那个时代对乡村的想象是矛盾的。乡村叙事整体性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密切相关。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动员这个阶级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是被后来历史证明的必由之路。于是，自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的发表，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性叙事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紧密缝合，被完整地创造出来。此后，当代文学关于乡村中国的整体性叙事几乎都是按照这一模式书写的，“史诗性”是这些作品基本的、也是最后的追求。《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旗谱》、《艳阳天》、《金光大道》、《黄河东流去》等概莫能外。“整体性”和“史诗性”的创作来自两个依据和传统：一是西方自黑格尔以来建构的历史哲学，它为“史诗”的创作提供了哲学依据；一是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它为“史诗”的写作提供了基本范型。于是，史诗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甚至成为评价文艺的一个尺度，也是评价革命文学的尺度和最高追求。
但是，这个整体性的叙事很快就遇到了问题，不仅柳青的《创业史》难以续写，而且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生活真实”的方式，率先对这个整体性提出了质疑。陈忠实的《白鹿原》对乡村生活“超稳定结构”的呈现以及对社会变革关系的处理，使他因远离了整体性而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疏异性”。在孙惠芬的《上塘书》中，上塘的历史已演化为一份“村志”，那客观性的记录或有意滤去的历史建构，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作家面对历史的困境。在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中，历史仅存于一个女人的身体中。在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中，王榨村的历史几为真空。当然还有许多作品。这种变化首先是历史发展与“合目的性”假想的疏离，或者说，当设定的历史发展路线出现问题之后，真实的乡村中国并没有完全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图”前行，因为在这条“路线”上并没有找到乡村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这种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难以整合的历史。整体性的瓦解或碎裂，是当前表现乡村中国长篇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碎裂，在阿来和贾平凹的创作中大概最为明显。几年前，《尘埃落定》的出版，使阿来一夜成名。但此后的若干年，阿来的存在只是在对《尘埃落定》的议论里，对这部作品的议论持续了许多年，甚至至今也没有成为过去。由于《尘埃落定》的影响，对他晚近出版的《空山》的评论肯定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读过《尘埃落定》之后，再读《空山》会觉得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说：《尘埃落定》是一部英雄传奇，是叱咤风云的土司和他们子孙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壮丽广袤的古老空间上演了一部雄赳赳的男性故事。也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浪漫历史。但《空山》几乎没有值得讲述的故事，拼接和连缀起的生活碎片充斥全篇，在结构上也是由两个不连贯的篇章组成。它与《尘埃落定》是如此的不同。
《随风飘散》是《空山》的第一卷。这一卷只讲述了私生子格拉和母亲相依为命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他们屈辱而没有尊严，甚至冤屈地死亡浑然不觉。如果只读《随风飘散》，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支离破碎很不完整的小说片段；但是，当读完卷二《天火》之后，那场没有尽期的大火不仅照亮了自身，同时也照亮了《随风飘散》中格拉冤屈的灵魂。格拉的悲剧是在日常生活中酿成的，格拉和他母亲的尊严是被机村普通人给剥夺的，无论成人还是孩子，他们随意欺辱这对仅仅是活着的母子。原始的愚昧在机村弥漫四方，于是，对人性的追问就成为《随风飘散》挥之不去一以贯之的主题。
《天火》是发生在机村的一场大火。但这场大火更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它是一场自然的灾难，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那漫天大火的背后，有各种表演的嘴脸，在政治文化的支配下，“运动”不是改变了人性，而是催发了人性的恶。自然的“天火”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机村毁灭性的打击，但自然天火后面的人为“天火”，却为这个遥远的村庄带来了更大的不测。那个被“宣判”为“反革命”的多吉，连撒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为了维护个人做人的尊严，不让尿撒在裤子里，以免被后人耻笑，但他连这个都做不到。他能够做到的只有舍身跳进悬崖；那个多情的姑娘央金，“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她的世界真是天旋地转，先是被莫名的爱情而激情难抑，继而又被抛进深渊，这还不够，从色嫫措涌出来的湖水差点夺去她的生命，当她从死神手中挣扎回来……已经是救火战场上涌现的女英雄了。”于是，这个女英雄脸上出现了一种“大家都感到陌生的表情”：她神情庄重，目光坚定，望着远方。也是这个时代的电影、报纸和宣传画上先进人物的标准姿态。多吉的命运和央金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人物命运的两极，一念之差，或者在神秘的命运之手的掌控下，所有的人，既可以上天堂又可以下地狱。这是自然天火造成的吗？
《空山》的写作在当下文学的处境中是一个奇迹。这部小说需要慢慢阅读。它不是消费性的文字，它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一目十行，但它确实是一篇多年潜心营造的作品，它将一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谬，蕴涵于一对母子的日常生活里，蕴涵于一场精心构划却又含而不露的“天火”中。这时我们发现，任何一场运动，一场灾难过后，它留下的是永驻人心的创伤而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伤痕。生活中原始的愚昧，一旦遭遇适合生长的环境，就会以百倍的疯狂、千倍的仇恨挥发出来，那个时候，灾难就到来了。《空山》讲述的故事就这样意味深长。机村琐碎生活的叙述与《尘埃落定》宏大的历史叙述构成了鲜明的比较。仅仅几年的时间，历史主义在阿来这里已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贾平凹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已经完成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他备受争议毁誉参半恰恰证实了贾平凹的重要：他是一个值得争议和批评的作家。在我看来，无论对贾平凹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或差异，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贾平凹几乎所有的长篇创作，都是与现实相关的题材。二十多年来，贾平凹用文学作品的方式，密切地关注着他视野所及变化着的生活和世道人心，并以他的方式对这一变化的现代生活、特别是农村生活和人的生存、心理状态表达着他的犹疑和困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中，比如《浮躁》、《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等，虽然也写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总还是洋溢着不易察觉的历史乐观主义。即便是《土门》、《高老庄》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到他对整合历史的某种自信和无意识。
但是到了《秦腔》，情况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都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推动故事或情节的发展。或者说，在贾平凹看来，以往的乡村生活虽然有变化甚至震荡，但还可以整合出相对完整的故事，那里还有能够完整叙事的历史存在，历史的整体性还没有完全破解。这样的叙事或理解，潜含了贾平凹对乡村中国生活变化的乐观态度甚至对未来的允诺性的期许。但是，到了《秦腔》这里，小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已经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令人震惊的情节，也没有所谓形象极端个性化的人物。清风街上只剩下了琐屑无聊的生活碎片和日复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没有大悲痛和大欢乐，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秦腔”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和隐喻，它是传统乡村中国的象征，它证实着乡村中国曾经的历史和存在。在小说中，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渐渐流失，它片段地出现在小说中，恰好印证了它艰难的残存。疯人引生是小说的叙述者，但他在小说中最大的作为就是痴心不改地爱着白雪，不仅因为白雪漂亮，重要的还有白雪会唱秦腔。因此引生对白雪的爱也不是简单的男女之爱，而是对某种文化或某种文化传承者的一往情深。对于引生或贾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风街东方文化最后的女神：她漂亮、贤惠、忍辱负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运却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终还是一个被抛弃的对象，而引生并没有能力拯救她。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清风街或传统的乡村中国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义礼智”等乡村中国的最后神话即将成为过去，清风街再也不是过去的清风街，世风改变了一切。
《秦腔》并没有写什么悲痛的故事，但读过之后却让人很感伤。这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现代”这个神话产生质疑。事实上我们在按照西方的“现代”在改变或塑造我们的“现代”，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我们传统的堤坝，民族国家的特性和边界正在消失。一方面它打破了许多界限，比如城乡、工农以及传统的身份界限；一方面我们赖以认同的文化身份也越来越模糊。如果说“现代”的就是好的，那我们还是停留在进化论上。《秦腔》的感伤正是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遥远的凭吊，它是一曲关于传统文化的挽歌，也是对“现代”的叩问和疑惑。这样的思想贾平凹在《土门》、《怀念狼》等作品中也表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同时也不免踌躇：《秦腔》站在过去的立场，或怀旧的立场面对今日的生活，它对敦厚、仁义、淳朴等乡村中国伦理文化的认同，是否也影响或阻碍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对任何一种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张。《秦腔》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值得讨论的。因此，面对“现代”的叩问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同时也是如何面对那个强大的历史主义的问题。
如果说《空山》或《秦腔》是因当代生活的巨大变化，使作家“无意识”地传达了当代乡村生活的某种“真实”，使作家难以整合出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话，那么，刘醒龙皇皇百万言的《圣天门口》则是表现“天门口”百年历史的小说。作品主要通过一个城乡交界地带的天门口，打捞出历史新的秘密，通过新的编码和解码建构起百年中国的新“故事”，但是，《圣天门口》既不是传统的“史诗”，也不是传统的“家族小说”。通过乡村变革表达革命的文学，在建构革命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将历史的叙事呈现为唯一的形式，这样就遮蔽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阐释历史、叙述历史多样性的可能。《圣天门口》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两个传统。故事集中在大别山区一个命名为“天门口”的小镇上展开。从时间上来说，它从20世纪的民主革命一直讲述到“文革”，其间有军阀混战、国共战争、中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乃至“文革”内乱。但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仅仅是天门口小镇风云际会、社会变迁、爱恨情仇的一个布景，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不是主要的被述对象；从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来说，它主要围绕雪、杭两个家族的相互争斗、恩怨情仇和彼消此长来展开的。因此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家族故事。将国族与家族的历史命运交织整合于一部作品中，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还不多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已经被清晰叙述的百年历史，在刘醒龙的叙事中遭到了质疑。这就是在清晰的历史叙述下还掩盖了更多的、没有呈现出来的秘密。
在30年代，或者说在本雅明的年代，就已经对小说的“忠告”性提出了质疑，经验的凋零也使其可传达性不再有可能；在七八十年代，或者说是在罗兰·巴特或米兰·昆德拉的年代，他们已经明确表达了小说的非指导性和暧昧性，认为小说要专注的是人类行为和动机的复杂性。这是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像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的回忆所描述的一样：“如果说，为了避免毁于历史的离心力，有些秘密交给了吉普赛人，有些交给了犹太教神秘哲学论者、圣殿武士、蔷薇十字会员，那么，这个可怕聚会的秘密和其他秘密，就已经在各个种族的笑话中找到了安身之地。”但是，迈克尔·伍德认为：“秘密是从历史中拯救出来的，或者是四散在历史各个不起眼的角落中。”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天门口”这个不起眼的小镇上，刘醒龙打捞出了百年历史中我们不曾了解和注意的历史的秘密。
雪、杭两家的恩怨情仇是小说的基本情节。杭家的杭大爹、杭天甲、杭九枫等起家于劫匪，他们刚烈又率真、暴虐又狭隘。他们既是中国民间革命力量的象征，同时也是暴力美学的体现者，与《水浒传》以来的草莽英雄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雪家的雪大爹、雪大奶、梅外公、梅外婆、雪茄、雪柠、雪蓝、雪荭、柳子墨等，都有一种宗教的家族情怀，他们宽容、隐忍、一心向善。本来构成势不两立的情仇关系，完全可以演绎出各种暴力和血腥的故事。但雪家“善”的伦理观念避免了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天门口多次历史劫难也因雪家的这一观念而得以避过。这是小说要彰显的基本价值，也是对关于历史叙述中暴力美学的一次检讨和反省。历史叙事是一种编码过程，读者的接受和理解是解码过程，在解码过程中完成了意识形态的接受。那么，《圣天门口》对历史的重新编码，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了还有另外的历史叙述存在的可能。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是在不断和多样的历史叙述中得以呈现和揭示的。这是我们的理解。对于作家刘醒龙来说，他部分地接近或实现了他的一个梦想。圣天门口的一切早已成为陈年旧事，他所营造编织的故事只是在某些方面切合了他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关于历史，关于我们梦想打捞的那个东西，它隐藏的究竟有多深呢？
铁凝新近出版的《笨花》，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乡村历史小说。小说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抗战结束。因此，《笨花》是回望历史的一部小说，是在国族历史中突显家族命运的小说，是一部“大叙事”和“小叙事”相互交织融会的小说。它既没有正统小说的慷慨悲壮，也没有民间稗史的恣意横流。“向家”的命运是镶嵌在国族命运之中的，向中和和他的儿女向文成、取灯以及向文成的两个儿子，都与这一时段的历史有某种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建构甚至成为这段历史的“缩影”。尽管在向中和和取灯的身上体现了民族的英雄主义。但小说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是“笨花”这个村庄的日常生活，是向中和的婚姻生活以及“笨花”村“窝棚”里的故事。因此，《笨花》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反史诗”的作品。
乡村叙事整体性的碎裂，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当然，历史主义或史传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文学与历史不再发生关系，事实上，任何文学的书写都是一种记忆，一种对经验的呈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文学写作都不可能离开历史。不同的是当下的文学写作书写的是另外一种历史，表达的是另外一种历史观。值得思考的是，在过去的文学历史中，一种思潮或现象经常有理论倡导或意识形态的指引。但这个逐渐汇聚起来并日益明朗的现象却是作家在作品中自发形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现象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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