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化党建与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党对论文,区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2)01－0058－04
“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11]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强调的就是社会整合对于变化社会中政治秩序建构的重要性。那么，面对当前中国社会深刻转型所带来的“碎片化”状态，如何才能重新整合社会，进而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这无疑是新时期亟须探讨的重要课题。区域化党建是近年来提出和形成的一种党建工作新理念和新模式，是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其重要价值就在于立足转型后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重构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一、单位制党建：机械整合与社会转型的冲突
所谓社会整合，指的就是依照特定的价值规范和程序原则，把社会中零散的单元调整或协调成为作为社会整体的部分，以实现社会有序运转的过程。在现代社会，政党作为执行“凝聚”功能的机构[2]，发挥着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整合功能。强有力的政党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并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1－2]。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从晚清时期开始的整个中国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相结合的“总体性危机”[3]。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确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基层组织为轴心单位，依托“单位制党建”模式，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强力整合，结束了中国社会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散乱状态。
单位制党建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内在要求，依托集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单位”设置党组织；延续战争年代“支部建在连上”的行政化运作逻辑，依赖行政手段开展党的工作。显然，单位制党建是一种单一性、封闭式、行政化、垂直型的基层党建模式。这样一种基层党建模式，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状态，为建国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并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成为可能。
单位制党建所契合的是“单位社会”的特殊结构形态。在这种社会结构形态中，“个人被编进特定的单位(党、政、军、企业、事业的单位和居委会、生产队、劳教队等)，由单位管理自己的档案、户口，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计，因此对单位有专属的依附性；单位隶属于上级单位，是完成上级单位制定的任务的工具，因此在制度设计上是垂直系统的一个环节，而发生横向联系通常要取决于上级的指令和授权”[4]。显然，依托单位制党建而建构起来的社会整合模式，是一种依赖于行政手段或强制性方式而构筑起来的高度同质化、纵向垂直型的社会整合模式。这样一种社会整合模式，本文称其为执政党对社会的“机械整合”。在“机械整合”模式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科层制政党的特征，尽管通过这种整合模式终结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历史，并为建国后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组织化的社会基础，但其毕竟具有明显的刚性和僵化的特征，不能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生成一种可持续提供创造力的社会机制。为此，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演绎以及现代化建设内在需求的展开，这样一种社会整合模式在中国注定只能起到过渡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转轨退出，同质同构的“单位制度”日渐衰微，社会空间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即由形态固化、主体单一、相对封闭的依附型社会结构逐渐向形态流动、主体多元、日益开放的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在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纵向行政关系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了大量扁平化的横向关系形式。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直接导致原来被单位所分割的社会空间正在逐渐发生“溢出”，并呈现出了一种“碎片化”的状态。即传统单位制党建对社会的“机械整合”模式所契合的社会结构形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益解构，与此同时，发生了这种传统“机械整合”模式与转型后社会结构形态之间的明显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械整合”所依赖的基层党组织的封闭性模式与转型后社会结构的内在契合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二是“机械整合”所依赖的基层党组织的行政化逻辑与转型后的社会要求产生了明显的背离。这就是说，传统单位制党建对社会的“机械整合”模式，已经无法得到转型后社会的支持，并最终导致了部分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现象的产生，其实质意味着执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衰退。“由于中国社会特征的决定，党组织‘边缘化’现象不论对于党的执政，还是对于推动社会健康成长以及建立现代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利的因素。”[5]因此，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党的建设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移，以达成与转型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社会的重新整合。
二、区域化党建：从机械整合到有机整合
如上所述，社会的深刻转型逐渐解构了传统单位制党建对社会的“机械整合”模式的基础，于是中国社会又呈现出了一种“马铃薯”的状态，这不利于新时期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政治制度提出“管理”的问题[6]，以重新整合社会和建构政治新秩序。亨廷顿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1－3]亨廷顿的这样一种说法，强调的是政党力量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对于社会整合与政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性作用。为此，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政治制度“管理”的关键，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一种适应新型社会结构的党建工作新格局。而区域化党建恰恰就是现代政党制度发展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创新探索，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构执政党的认受性(legitimacy)①与推进执政党的制度化，进而重塑“强政党”的形象，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
区域化党建是近年来中国基层党建的崭新探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回应。尽管目前全国各地在区域化党建的探索上，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实践形式，但是其基本内涵和目标取向都是针对转型后的社会结构形态，调整党内体制，打破党内区隔，改变运作逻辑，以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理顺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构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区域化党建是对传统单位制党建的突破和超越，这样一种突破和超越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化党建突破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而强调将自身生长和活动的主要空间从纵向封闭的“单位”转到网络开放的“区域”，试图通过政党内部的属地化管理和区域化整合来重新组织和整合社会；二是区域化党建突破了传统单位制党建的行政化逻辑，而强调通过沟通协商、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等社会化的方式融入社会，以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获取社会的政治忠诚，产生强大的政治凝聚力，并由此而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
如前所述，区域化党建对社会的整合由传统的“机械整合”转到了一种“有机整合”。这种对社会的“有机整合”模式，强调的是执政党通过沟通协商、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等社会化的方式而构筑起来的相对自主型、横向联系型社会整合模式。在传统单位制党建对社会的“机械整合”模式中，社会中的人被动地由行政力量所驱使，扮演齿轮和螺丝钉一样的角色。这样一种社会整合模式，对于终结建国前的乱世格局和人群结合的散沙状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其刚性和僵化的特征，却使社会逐渐丧失了活力，压抑了个人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发挥，阻碍了社会横向联系的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指的“环节社会”②。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越来越充分地从垂直形态的单位体制中分化出来，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自由空间和自主支配的资源。“在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加速变得分化(专业化、阶层化)、复杂的社会(社会流动更快了，个人的身份更多元了)，同时又是社会横向联系占据主要地位，社会各个层次的组成部分的合作和依赖感不断加强的社会。”[4]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向一种多样性、开放式、社会化、横向型的区域化党建模式，以一种“有机整合”的模式实现对社会的重新整合。表1展现了区域化党建与单位制党建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所对应的社会整合模式。
区域化党建对社会的“有机整合”，是通过执政党对社会的广泛参与而非强制性约束而实现的，而“党的社会参与的核心，就是党应该成为服务社会、关怀社会、代表社会的主体”[7]。正是基于此，区域化党建对社会的“有机整合”，是党的领导与社会活力相得益彰的状态。这一方面体现为多元的社会在执政党的社会参与下逐渐凝聚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共同体，而执政党则充当整个社会的“良心”和社会互动的枢纽，这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对多元社会的领导；另一方面体现为执政党不再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化，而更多地体现为与社会之间自由、平等的沟通协商与互动合作，以释放社会活力，建构出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秩序。
三、战略性思考：以区域化党建整合社会
“以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逻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体现。”[8]当前，传统单位制党建已经无法发挥有效整合中国社会的功能，因而需要向区域化党建转型，以一种“有机整合”模式替代传统的“机械整合”模式，而这必然要求党的基层组织从传统的行政化功能定位，向政党化功能定位回归，在广泛社会参与的过程中重塑其“公共性”的品格。这样一种“公共性”的品格，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聚焦公共利益
社会的深刻转型催生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利益结构，而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如果缺少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机制，就会导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撕裂社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动荡。“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同利益要求表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益冲突的社会；这是一个需要对不同利益进行协调的社会。”[9]如何将社会的多元化利益转化成为社会活力的来源，而不至于成为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的根源，是新时期社会整合的基本价值取向。而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其不仅可以把“混乱的公共意志组织起来”，而且还可以使“大众的偏好转化为公共政策”成为可能[10]。深化区域化党建，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必须要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上的政党化功能，要求其深入扎根于基层社会，积极聚焦于公共利益，善于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建立在对公共利益的深切关怀和有效传输的基础之上。而这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通过开放性的建党模式和网络化的组织结构，使基层党组织镶嵌在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之中，并积极充当各社会主体的利益代言者；二是通过属地化的管理和区域性的整合，增强镶嵌在国家机器中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区域代表性和区域统筹能力，充分发挥其利益综合的功能。这样，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就可以通过各类基层党组织而转化成为党组织内部的多样化声音，并通过党组织内部的沟通、协调与综合，转变成为能够体现出利益相对均衡的公共政策。
(二)推进公共治理
以区域化党建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善于扮演一种推进公共治理的角色。在推进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增强党的社会凝聚力，发挥党的枢纽作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进一步促进相对自主型社会的生成，提升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推进公共治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培育社会。从结构性、主体性和功能性等方面考察当前中国的“社会”存在，会发现当前中国的“社会领域”仅仅是从传统单位体制中被动剥离出来的，或者是通过突破行政管理体制分割的身份限制而流动出来的。因此，当前中国的“社会领域”客观上是一种非系统性和非协调性的存在，这既不利于社会的整合，同时还容易产生各种消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因此，党的基层组织要善于培育“积极的社会要素”和“活跃的社会细胞”，促进社会自治力量的生长，并通过党员的积极活动和热情参与，依托各种社会自治组织来满足民众的多样化需求，提升党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二是沟通协商。公共治理是建构在“反思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它有赖于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形成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多元主体间建立在各自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基础之上的社会信任精神的成长。“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对话而非一家定乾坤，这就需要花费时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11]否则，治理也可能会陷入像“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一样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困境之中。因此，深化区域化党建，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一端镶嵌在国家机器中、另一端镶嵌在社会中的执政党优势，架构起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沟通与协商的中介和桥梁，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权力合作的有机化，并与此同时确立党在公共治理体系中的枢纽性地位。
(三)搭建公共平台
无论是党组织体系内部的有效整合，还是党组织体系对社会的有效整合，都有赖于一种资源共享和联系沟通的公共平台的搭建。以区域化党建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首先要求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本身必须是一种整合性的组织化力量。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的日益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也日趋离散化。这样一种离散化的状态，不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进而也不利于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而要把各种在职的、退休的、流动的和分属于不同性质组织体系中的党员，整合成为一种有机的组织化力量，就必然需要搭建一种党建资源集约共享和党员沟通联络的公共平台。同时，党的基层组织要聚焦公共利益，推进公共治理，进而融入社会和整合社会，还必须要搭建一种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公共平台。就当前而言，以区域化党建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机整合，要特别注重发展和完善“党员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资源配置、组织功能和活动机制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具体而言：一要注重使“党员服务中心”成为统筹、协调和优化党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公共平台，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标志性作用；二要注重使“党员服务中心”成为党的基层组织焕发活力和党员个体全面发展的公共舞台，充分发挥其党员教育的平台性作用；三要注重使“党员服务中心”成为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的功能载体，充分发挥其服务群众的功能性作用；四要注重使“党员服务中心”成为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联系互动的枢纽环节，充分发挥其公共治理的载体性作用。
［收稿日期］2011－12－06
注释：
①Legitimacy通常解释为“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笔者认为解释为“认受性”更为妥当。“合法性”(legality)主要是指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正当性”(justness)强调的是合理及合乎道德。
②涂尔干认为，“环节社会”是由某些相似而同质的环节或部分复合而成的，每个环节界限分明且功能完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社会各个部分之间没有或缺少横向性联系，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也受到压抑。参见：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13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