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历史由来与认识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派论文,由来论文,框架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4)02-0153-05
西方自由派（注：一般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和《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两本书是西方研究毛泽东开始的标志。而其作者费正清、史华慈、布兰特都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有关毛泽东研究的书当时大多是在哈佛大学出版，因此他们被称为“哈佛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本属性的论争中，哈佛学派及与他们观点相同的学者又被称为自由派。）以占有材料为基础，着眼于理论框架的建构，促使西方毛泽东研究摆脱了描述性阶段，走向了分析研究的阶段，开创并持续推动了西方“毛泽东学”研究，西方自由派因此成为西方“毛泽东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代表人物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rk)、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az)、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
一、西方自由派与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历史由来
西方自由派与西方中国学的视角转换。西方研究中国由来已久，它是在东西文化交汇中逐渐发展起来。17、18世纪是西方中国学的初创时期，19世纪是形成时期，这时一批职业化的专家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西方中国学的视角仍然是集中于了解和总结中国古代文明和社会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中国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传统汉学研究为特征，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步向以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社会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演变；在研究方法上，也改变了重视传统，轻视现实的汉学研究传统，开启了以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为主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变中，西方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费正清教授起了关键性作用，他主张将研究重点放在近代中国，把中国古代文明只作背景介绍，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在中国研究上富有现实感[1]。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变化成为西方中国学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进入了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方毛泽东研究首先以新闻传记的形式出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生的力量发展起来，由这支力量领导的中国革命成为西方中国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被介绍到国外，埃德加·斯诺无疑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他通过实地采访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斯诺用真实的笔触向外界介绍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生平事迹和革命实践活动，成为世界上全面报道、介绍、评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第一人。《西行漫记》不但打开了西方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窗口，而且成为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经典参考书，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愉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2]斯图尔特·施拉姆在《毛泽东》等著作中，频频引用《西行漫记》的材料，其中讲到《西行漫记》说“毛泽东本人对斯诺先生的自述，仍然是关于他的身世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料。即使不完全准确，但因为它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自己过去的看法，所以也是极其令人感兴趣的”[3]。事实上，除了《西行漫记》，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外国记者和作家实地考察的记录。因当时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尚未形成一门学科，这些主要是新闻报道式的访问和调查就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如埃得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中译本序言中写道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讲话构成[4]。这些著作为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丰富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西方自由派推动了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向学术论证的转变。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外中国学的热点和重点。费正清正式把中国近现代领域的研究带入学术殿堂，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特殊的”，着眼点是让美国读者了解为什么国民党会丢失中国大陆。1949年在中国革命胜利之际，费正清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对中共政权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与之保持切实可行的商业和文化往来，并且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它适应中国的需要和中国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的机遇的程度”[5]。这里，费正清实际上就涉及了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如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又如何塑造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此时，费正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出版物——哈佛大学中国图书馆馆藏资料注解书目》，进一步表明他要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费正清的得意门生史华慈1951年出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1952年他们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1921-1951)，前者主要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中共历届领导人推行的路线，同时提出“毛主义”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后者则是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以图运用历史文献来论证“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系统研究的开始，也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毛泽东学”[6]的出现。费正清、史华慈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派在爬梳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
二、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
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主要集中于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界定上。
从研究对象来看，着眼于毛泽东个人思想。西方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做了三种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毛泽东一生所想的；第二个定义大体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修改好，在《毛泽东选集》或者另外的书和小册子公开发表的著作的内容；第三种定义接近我们国内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7]。西方自由派学者一般是在第一种定义的基础上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这种界定与研究中的三个问题紧密相关。第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同对毛泽东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结合起来，全面反映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第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历史过程来研究，把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以及后来的思想发展结合起来考察，探求他们的互动关系。第三是这一界定是西方毛泽东学的基础，西方毛泽东学的形成就是以传记研究和思想史研究的确立为标志的，其研究的基点就是毛泽东的个人思想。这样，可以通过考察一种传统或多种传统与个人对历史环境的估价的相互作用来思考个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也可以把个人的思想作为理解个人行为和意图的钥匙。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体现为毛泽东研究的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需要，研究指导中国发展的毛泽东思想自然而然地突出出来。费正清坦言，他从事中国研究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8]。二战后的美国需要更多的东亚的信息，需要与传统汉学研究所提供的迥然不同的知识。“费正清打算朝这个方向去扩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满足国家对东亚事务专家和东亚专业知识的新的需要。”[9]而“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革命之后而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10]。西方自由派学者通过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及思想的变化来研究中国革命、认识中国，以此服务于国内政治，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带上了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然而此种政治目的保障了当代中国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制度出台，为毛泽东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客观上也促进了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化。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国防教育法》，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美国政府提供专项基金，各大基金会也拨款资助，自1959年到1970年为中国研究拨款共约7000万美元。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充裕的资金，美国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美国还出资建立了由英国编辑和出版的《中国季刊》等。在此时期西方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斯图尔特·施拉姆等人秉承史华慈的研究思路，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引向了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了关于毛泽东思想来源、性质的大论争[11]。
在论争过程中，西方自由派所关注的“不是制定一种正确的革命学说作为中国所自称的或所依赖的‘毛泽东思想’，而是要阐明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是什么构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精髓和核心”[12]。西方自由派研究毛泽东思想“就是从历史背景中考察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求了解所有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经历了文化、政治社会动乱的中国人的经验”[13]。这里实际上是讨论毛泽东思想的溯源以及定性和定位，并且通过认识毛泽东思想来解读中国社会变革。西方自由派提出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来源、属性和特征等重大问题，大大推进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客观化和学术化。
从研究模式来说，采用既定的研究模式透视毛泽东思想。西方自由派基于西方的文化氛围，从关注中西文化融通、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等视角契入，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及理论形态做了较为细致搜寻和缕析，通过比较、“非连续性”的分析方法考察了毛泽东的早期、成熟时期及晚年的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来源和思想性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异端论，毛泽东思想的民粹主义性质。这些论断的提出是西方自由派在既定的研究模式下进行考察的。
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溯源是在“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两种视角下完成的。由于西方自由派代表人物费正清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进而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样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自然而然地运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西方挑战，中国响应”的模式，这一“挑战——反应”的模式实质是“西方中心观”，代表了西方自由派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视角。这种“西方中心”的模式“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8]。此模式反映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就是视马克思主义为“正统形式”，把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看作唯一的标准，并以此衡量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中指出“列宁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趋向是走向同正统形式分离，而不是‘丰富’和‘深化’。毛主义者在党与阶级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异端活动，表明了这一分离过程的另一主要阶段”。显然，这里的“正统形式”就是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反映在溯源上就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形式”，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大学生活的左倾化和激进化，以及学术界社会史流行的倾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成为美国研究亚、非、中东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总趋势[14]。这些因素促使了西方自由派逐渐从关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别转向关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强调从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自变性中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视角集中于中国传统诸因素，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溯源，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围绕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西方自由派在毛泽东思想定性分析中，则是用民粹主义的框架来套毛泽东思想，通过民粹主义的视角透视中国社会转变道路，着重于讨论如何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对转变道路的发展趋势、现实基础及转变的领导和依靠力量进行分析，得出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性质。
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以对毛泽东思想界定为前提，以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和性质为研究主题，围绕三重关系展开，即着眼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西方自由派的毛泽东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条主线将溯源和定性连接起来。
这一认识框架体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论争性。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是与右派和新左派的论争中不断发展的，主要包括以下两次论争。第一次论争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右派与西方自由派主要围绕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及其理论基础的来源展开；第二次论争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自由派与新左派围绕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15]。
这些论争紧扣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潮。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丢失中国”的心态贯通到理论界，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阴谋的产物，抛出了毛泽东思想的“阴谋论”。新左派的观点出现归因于美国亚洲政策的失败引起对中国学研究的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尖锐促使新左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兴趣，反映在理论上就是认为毛泽东思想“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引用“四人帮”的谬论论证自己的观点。西方自由派的观点，既和右派全面攻击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观点不同，又和左派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继续和发展的观点不同。西方自由派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不一样，是“异端”，一方面承认毛泽东思想合乎中国国情。西方自由派在论争中的相对客观性和一贯性，保持了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首先体现在研究主题上，一般而言，溯源和定性是紧密关联的，通过寻根探源昭示思想属性。然而在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框架中，溯源是在由“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转变的视角下完成，定性则集中于民粹主义的视角，溯源和定性缺乏明显的逻辑关系，虽然西方自由派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为对毛泽东思想溯源和定性的主线，但这种非连续性的特点体现了西方自由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识不足。其次体现在自由派内部观点的差异上，这就是施拉姆和迈斯纳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民粹主义性质认识上有所不同。施拉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民粹主义观点，认为毛泽东思想更多地渗透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而迈斯纳所持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民粹主义观点，则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更多地倒向了乌托邦主义。这种内部的差异反映了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多样性扩散过程。
三、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新拓展
西方自由派的毛泽东研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拓展，或者仅仅是单一理论学派的扩张，而是从比较单调到比较多色的变化，从单一性向多样性扩散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两个拓展上，一个是广度的拓展，着手“毛泽东的遗产与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研究，着重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分析；一个是深度的拓展，“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毛泽东和他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毛泽东造成了时势，又在多大程度上时势造就了毛泽东。西方自由派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这种扩展，既有反思基础上的发展，又有占有新资料上的深入。其中施拉姆的《如何评价毛泽东》和史华慈的《对晚年毛泽东的思考》深入反思了毛泽东研究；在资料搜集编撰方面，施拉姆主持编译的《通向权力的道路—一毛泽东革命文稿(1912-1949)》五卷本于1992-1999年出版[16]。
显然这种拓展是西方关于中国研究日益专门化和走向成熟的表现，但毛泽东以后中国改革的迅猛形势，也迫使学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追赶事物的发展，中国自身的变化成为西方自由派乃至西方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如何尽可能与该领域的研究保持同步，如何“确定和填补在理解毛时期的中国与毛以后的改革两者的距离”[17]是包括西方自由派在内的西方研究者面临的挑战。
〔收稿日期〕2003-11-10
标签：费正清论文; 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西行漫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