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的现状及其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经济论文,前景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度日本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以来，世人对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经济现状寄予了深切关注，并对这个曾创造“东洋奇迹”的“世界经济优等生”的未来表示出极大的关切。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作些分析。（注：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杉谷滋教授在图书资料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日本经济在渡过1998年的“最黑暗时期”之后出现些许光明
1998年的日本经济实绩创下战后最糟记录，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称1998年为“日本经济的最黑暗时期”。这可从下列经济指标变动中得到证实：
1.1998年第一至第四季度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1.2%、－0.7%、－0.3%和－0.8%。（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月14日，6月12日。）这是自1997年第四季度（－0.9%）以来连续五个季度出现的负增长，是战后日本首次经历的。
2.1998年日本实际GDP的增长率为－2.8%，（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1日。）经济规模比1997年减少了12.6 万亿日元，（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月14日。）创下了1955 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
3.1998年日本企业破产达19171件，比1997年多出2800件， 仅次于1984年的20841件。1998年日本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达14.3812万亿日元，超过了1997年的14.0209万亿日元，连创战后最糟记录。 （注：[日]《每日新闻》，1999年1月20日。）
4.日本长期银行伞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日本租赁公司于1998年9月破产，负债额达2.18万亿日元，（注：[日]《每日新闻》， 1999年1月20日。）创下单个破产企业负债额的历史最高记录。
5.日本的就业形势处于战后最糟糕的状态。1998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率（季度调整值）为4.3%，比11月回升了0.1个百分点。12月的有效求人倍率为0.48，比11月回升了0.01个百分点。（注：[日]《每日新闻》，1999年1月30日。）日本各大新闻媒体承认， 尽管完全失业率12月比11月稍有回升，但这并不说明就业形势有了好转，而主要是由于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放弃到职业介绍所求职登记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些人没有被计算在失业人数之内。
6.1997年度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公债负担比率（公债费在一般财源中所占比重）达14.6%，创下自1974年度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其中高知等31个道县突破了14%这一“警戒线”，冈山、秋田等6 个县超过了20%这一“危险线”。（注：[日]《神户新闻》，1999年1 月12日晚报。）
7.1998年度日本政府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预计目标创下了历史最低记录。1998年1月1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将1998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目标定为1.9%，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低的经济增长目标。 （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19日晚报。）鉴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日本政府将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几度下调，最终由1.9%调定为－2.2%，（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27日。 ）相差如此之大亦属战后首例。
显而易见，上述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表明，1998年是战后“日本经济最黑暗的时期”，在进入1999年后，日本经济出现了些许光明。
据日本经济企划厅6月10日发表的1999年第一季度GDP 数值报告， 1999年1～3月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为1.9%，这是日本经济自1997年第四季度陷入战后最漫长的负增长以来首次转为正增长。（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1日。）
由于日本1998年财政年度最后一个季度即199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1.9%，这就相当于本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吃到0.9%的“回扣”。具体说来，1998年度日本的实际GDP为478.3034万亿日元， 1999年第一季度的GDP按年率换算比这个数字增加了0.9%，达482.6427万亿日元（见表1）。1999年度以此水准为出发点， 即使在第二季度以后整个一年中每一季度比上一季度的增长率为零，那么1999 年度的GDP也比1998年度增长0.9%；即使第三、四季度比上一季度增长－0.2%，也可以实现小渊内阁设定的199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0.5%的目标。
上述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能否说明日本经济从此步入经济复苏轨道、摆脱经济衰退呢？对此，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大多持十分谨慎乃至否定的态度。6月10日， 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在回答记者问时指出：第一季度“达到十分高的经济增长率，初见这一数字我也十分吃惊”，“但据此便认为日本经济将摆脱衰退，恐怕为时过早，应慎重对待今后的经济动向”。（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 月11日。）一般认为，此次日本经济转为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小渊内阁在金融、财政两方面的政策支持，如1998年11月实施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近24万亿日元的景气刺激对策，对主要银行的资本注入、扩充对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制度，以及今年2月12 日日本银行的短期利率下调等等，从而使得企业的资金困境得以缓和，设备投资在时隔六个季度后首次转为正增长，公共投资出现两位数增长，个人消费等民间需求亦止跌回升（见表1）。但是， 日本实业界和经济学界却对此持明显的怀疑态度。日本商工会议所首脑稻叶兴作、东芝社长西室泰三等人明确指出：政府的公开数据同企业界的实感相去较远，强调即便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等民间需求有所恢复，但仍缺乏自律性；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土志田征一则明确指出：可能存在政府经济统计上的问题，很难断定今后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能够稳定增长，担心在4～6月出现逆转。其他西方国家亦对日本经济的新动向持十分谨慎的立场。美国财长鲁宾在6 月1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仅用一个季度的数字不能得出什么结论。日本经济仍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课题。”（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1日。）
表1 日本GDP的变动情况 （单位：万亿日元）
1998年度 1998年
名义 实际 1～3 4～6
支出(国 494.4450 478.3034 482.3574 478.8578
内生产 (▲2.1) (▲2.0) (▲1.2)
(▲0.7)
算增
—
—(▲4.8)
(▲2.9)
终消费 304.7754 282.6206 282.6933 282.2987
支出 (0.1)(0.1)(0.3)
(▲0.1)
民间 19.5548 18.1194 19.1975
19.5918
住宅(▲12.2) (▲10.7)
(0.1) (2.1)
民间企业 68.3798 76.5569 84.0090
79.9430
设备投资(▲13.9) (▲12.4) (▲5.2)
(▲4.8)
民间库1.2288
1.4416
2.10351.6438
存增加 (▲38.9) (▲41.7) (▲14.7) (▲21.9)
政府最终 50.0150 45.4402 45.1530
45.2260
消费支出 (0.2)(0.4)(0.7) (0.2)
公共固定 40.7495 41.6852 38.2960
37.1630
资本形成 (3.6)(6.1)
(▲2.4)
(▲3.0)
公共库存▲0.1238 ▲0.1067
0.10800.2406
增加(▲178.9)(▲204.7) (▲8.5)
(122.8)
商品、劳 9.8655 12.5462 10.7971
12.7509
务的净出口(32.5) (16.8)
(▲10.5) (18.1)
商品、劳 53.6956 65.1736 66.7096
65.3983
务的出口 (▲5.3) (▲3.7) (▲2.8)
(▲2.0)
商品、劳 43.8301 52.6274 55.9125
52.6474
务的进口 (▲11.0) (▲7.5) (▲1.1)
(▲5.8)
1998年
1999年 对GDP增长
7～9 10～121～3的贡献度
支出(国 477.4729 473.5152 482.64271.9
内生产 (▲0.3) (▲0.8) (▲1.9)
算增(▲1.2) (▲3.3) (▲7.9)
终消费 281.9080 281.4808 284.95350.7
支出(▲0.21) (▲0.2) (▲1.2)
民间 18.3941 17.1033 17.31000.0
住宅(▲6.1) (▲7.0)(1.2)
民间企业 77.8180 73.5739 75.43940.4
设备投资(▲2.7) (▲5.5)(2.5)
民间库1.2865
1.6933
1.1523 ▲0.1
存增加 (▲21.7)
(31.6)
(31.9)
政府最终 45.5709 45.3164 45.67470.1
消费支出 (0.8)
(▲0.6)
(0.8)
公共固定 38.5338 42.6290 47.01080.9
资本形成 (3.7)(10.6) (10.3)
公共库存▲0.0411 ▲0.5844 ▲0.04800.1
增加(▲117.1)
(-) (-)
商品、劳 14.0027 12.3029 11.1500 ▲0.2
务的净出口(9.8)
(▲12.1) (▲9.4)
商品、劳 66.5817 64.4726 64.3706 ▲0.0
务的出口 (1.8)(▲3.2) (▲0.3)
商品、劳 52.5790 52.1697 53.1206 ▲0.2
务的进口 (▲0.1) (▲0.8) (1.8)
注：1990年为基准，括号内数值为比上年或上季度的增减率%，▲为负值。
资料来源：[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2日。
日本经济面临的五大难题
日本政府在1998年共推出了两次刺激景气回升的经济对策，即3 月26日桥本内阁的超过16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11月16日小渊内阁的近24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这两个对策均以“历史上最大规模”而号称，但是实际上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经济学界和实业界人士普遍担心，今年秋季以后“紧急经济对策”的公共投资刺激效果将可能消失。我们认为，目前日本经济患上了五种难以治愈的疾病或者说正被五大难题所困扰。
1.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
日本如今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老龄化国家。在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老龄化的尺度中，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老年人口比率，二是老龄化指数（老年人口／年少人口×100）。自90年代以来， 日本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比率急速上升，1991年超过了美国，近两年又超过了英国。如今比日本高的只有欧洲的瑞典和意大利。但有关机构预测日本将在2000～2001年超过瑞典，2002～2003年超过意大利。到2006年日本将成为首先突破老年人口比重占全国人口20%大关的国家，而且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老年人口比率从7%到14%， 瑞典经过了82年的时间，美国经过了69年的时间，而日本仅仅经过了24 年。 日本人1997年时点的平均寿命男性为77.19岁、女性为83.82岁，均为世界第一。（注：[日]浅子和美监修：《日本经济最新数据和关键词》，集英社1995年5月日文版，第96页。）再从老年化指数来看， 尽管比较年份不尽一致，但世界上仅有五个国家该指数超过90，即日本为93.18 （1995年）、瑞典为95.55（1992年）、德国为93.01（1990年）、 丹麦为91.66（1992年）、意大利为91.18（1991年）。1997年6月， 日本的该指数达到100.3，成为世界上首次突破100的国家。（注：[日]上条俊昭著：《2010年日本的落日》，东洋经济新报社，1997年10月日文版，第57～58页。）与此同时，日本的出生率则呈下降态势。据统计，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如果低于2.07的话，就会导致将来人口逐渐减少。1949年日本的该项指标为4.32，1974年首次低于2.07，达到2.05，1975年为1.91，1980年为1.75，到1997年已降至1.39。（注：合计特殊出生率为一个女人在15～49岁可能妊娠年龄期间平均生养孩子的数量。数字引自[日]吉田和男著：《平成萧条10年史》，PHP新书1999年1月日文版，第174页。）
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的难题是多方面的。首先，使日本的社会保障成本日益上升，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剧。1995年度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达65万亿日元，其中养老金34万亿日元，医疗费24万亿日元，福利支出等为7万亿日元。根据厚生省1997 年进行的推算，社会保障支出在2010年将达到141万亿日元，2025年将达到230万亿日元。（注：[日]浅子和美监修：《日本经济最新数据和关键词》，集英社1995年5月日文版，第96页。 ）如此巨额的社会保障支出必然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从而加重国民的税收负担。其次，出生率下降直接导致劳动力逐步减少，劳动成本日益上升。对此，一些日本学者寄希望于老年人和家庭主妇加入劳动队伍，但囿于日本的社会习俗和传统，其效果有限；还有的学者主张接纳外国移民以解决劳动力不足，但外国移民的增多将使日本失去种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加大社会摩擦，故困难更大。人口问题将使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负担，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掣肘。
2.失业率上升
1998年日本的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分别为4.1%和279万人，1999 年2月的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分别为4.6%和315万人，（注：[日]浅子和美监修：《日本经济最新数据和关键词》，集英社1995年5月日文版， 第116页。）1999年3月和4月的完全失业率均为4.8%，连续两个月创下了1953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最糟记录。由于企业倒闭和解雇等原因形成的“非自愿失业”的人数，超过了“自愿失业”人数。（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日。）
有迹象表明，今后日本的就业状况还可能继续恶化。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3月， 日本的过剩人员占全部就业者的6.6%，达434.5万人，如果将其与失业人员加在一起的话，日本的失业率将达到10%，日兴调查中心也指出，1998年4～6月， 日本有255万人属于过剩人员，如果企业为确保收益将这些人员解雇的话，失业率就会上升到8%。日本综合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山田久对21 世纪初日本的失业情况作出如下预测：2005年日本的GDP即使增长1.8%，失业者也将达639万人，完全失业率达9.2%。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到2007年日本的总人口开始转为减少，那么劳动力人口也会减少，失业率就会下降，但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总人口如果减少的话，消费也将萎缩，企业收益将下降，失业率将达到16%。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将会迎来失业率为10%的时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1998年初以来，日立、东芝、日本钢管、冲电气、住宅设备TOTO（东陶）等著名企业，都纷纷提出了削减人员的计划。
日本的失业者中有70%是由于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所以，失业问题绝不是日本政府在短时间内所能缓解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必然影响占GDP60%以上的个人消费，从而阻碍日本经济的回升。
3.企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由于日本国内个人消费低迷，面向亚洲各国的出口锐减，导致国内企业设备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岛中雄二认为，日本目前供大于求的规模约达30万亿日元，约占GDP的6%。（注：[日]《日经商务》，1998年6月29日号，第11页。）具体来看， 目前日本石油业设备生产能力过剩18%；钢铁生产能力过剩39%；汽车（包括轻型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6%；石油化学（乙烯）生产能力过剩6%；水泥生产能力过剩20%；纸张（印刷、 信息用纸）生产能力过剩11%；造船业1998年竣工量为2400万吨，但最大建造能力为3100万吨，有700万吨的设备生产能力处于过剩状态。（注：[日]《日经商务》，1999年3月8日号，第22～23页。）
由于日本企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致使企业不得不削减设备投资。1998年度日本的民间企业设备投资比1997年度缩减了12.4%（见表1 ）。由于企业减少设备投资，目前日本制造业厂房和设备的平均年龄已超过美国同行业水准。据日本开发银行推算，日本国内制造业的厂房和机械设备的平均年龄1991年为9.1年，1996年为10.3年，1997年为10.5 年。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在此之前厂房和机械设备平均年龄比日本高的美国，由于企业不断扩大设备投资，厂房和设备的平均年龄已由1994年的10.6年降为1996年的10.2年。这一现象至少是自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增长以来首次出现的。1999年4月，日本企业的机械订货已处于1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6月11日。）
日本企业的过剩设备和过剩投资，造成严重供大于求的局面。这些过剩设备和过剩投资成了日本经济的“赘肉”，日本企业今后面临着消除赘肉、调整产品结构的巨大压力。而且，日本制造业设备的陈旧化，无疑会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成为制约日本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负面因素。
4.金融机构背负巨额不良债权
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本来仅指贷款对象发生经营危机无法偿还和延期6个月以上偿还的债权，后来又包括减免利息等债权，自1997 年度决算开始又包括了延期3个月以上偿还的债权。1998年9月末，日本所有银行对各自的不良债权进行了审核，总额达73.027万亿日元，比1998年3月末增加了1.344万亿日元，其中17 家大银行的不良债权总额达44.215万亿日元。（注：[日]《每日新闻》，1999年1月23日。 ）如此巨额的不良债权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病灶”之一，使日本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做手术将其彻底摘除，将致使一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不利；若置之不理，这些金融机构就难以实现健全运营。据日本综合研究所推算，如果彻底清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就可能导致今后几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0.8到1.3个百分点，但不这样做的话，银行的融资机能和企业信用都难以恢复，国际信用评估机构对日本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将不断下降。
自1991年初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以来，日本的金融机构本来应该发挥为经济复苏“输血”的作用，但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使金融机构本身背上了巨额不良债权的沉重包袱，它们不但不愿向企业贷款，还千方百计地将以前贷出去的款项尽快收回。这虽然有利于实现金融机构本身的健全经营，但却造成了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资金筹措困难，致使许多企业破产，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复苏。1998年度日本企业破产总数（负债总额为1000万日元以上）达17497件，比1997年度增加了0.3%，其中由于金融机构不愿向企业融资导致的“惜贷型破产”占破产总数的3.7%，达656件，比1997年度增加了73.1%。（注：[日]浅子和美监修：《日本经济最新数据和关键词》，集英社1995年5月日文版，第48～ 49页。）
为了促使日本金融机构积极向企业贷款，日本政府和金融当局实施了许多对策。1998年6月22日设立了金融监督厅，此后又打算拿出30 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来稳定金融秩序，其中13万亿日元用于金融机构的危机管理，17万亿日元用于保护存款者的利益。日本银行于1998年9月9日将官方利率从0.5%下调至0.25%，今年2月12日又将隔夜利率由0.25%下调至0.15%。这种“超金融缓和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日本的金融机构。虽然这些对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但是由于日本银行一再调低官方利率，其利率调整的金融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故日本银行抛出去的这“最后一个球”很难从根本上达到刺激景气回升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只有依靠向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来求解困境，但此种对策的效果更令人怀疑。
1999年3月，日本的金融再生委员会正式批准向金融机构注入7.6万亿日元的巨额公共资金。（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 月14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工科大学教授莱斯特·瑟罗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指出，将一美元税金使用在银行身上都是错误的，税金不应该用来拯救银行，而应该用来拯救经济。日本著名经营学家大前研一也认为，日本金融机构拥有的不良债权是个无底洞，究竟有多大数额谁也说不清楚。据他估计不少于100万亿日元。 他认为不应该用国民的税金来填补由于政府失策和金融机构经营不力所产生的赤字，日本政府为此投入巨额公共资金是愚蠢的。 （注：[日]《PRESIDENT》，1998年第1期，第162～163页。）看来， 巨额不良债权这个已经侵蚀日本经济机体的“病灶”，日本今后还将背负几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
5.日本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
1995年11月，日本政府首次将财政危机的实际情况从正面告诉国民，发表了所谓的“危机宣言”。该宣言指出，日本已陷入非常深刻的财政危机之中。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财政赤字1996年比1992年上升的只有日本、德国和法国三个国家，而且日本上升幅度最大，由2.0%上升到7.4%。目前美国的财政收支已转为盈余，欧盟也将财政赤字占GDP的3%以内作为加入欧元区的先决条件之一， 而1998 年度末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10%左右，1999年度至少将达到12%。 （注：[日]竹中平藏：《财政可持续吗？》，《Forbes》，1999年3月号，第38页。 ）日本的财政赤字规模已为发达国家之首。日本的国债和地方债加在一起的长期债务的净值，在1999年度末将近60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2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居最高水平。
由此可见，日本已经陷入战后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1999年1月22日，大藏省在内阁会议上作了如下中期财政推算：在1999 年度预算中，发行了空前规模的31万亿日元国债，那么在2000年度以后情况会怎样呢？得出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今后即使经济增长率为3.5%， 每年也必须发行30万亿日元左右的国债；而且这个结论还有个前提，即每年岁出的增加为零：养老金、公务员工资、公共事业支出等都维持现状不变。这样，到2003年度末，日本的国债净值将达428.52万亿日元。事实上，这两个前提均是不现实的。日本财政陷入极其深刻的财政危机当中，势必对日本经济的回升起到巨大的负面作用。
21世纪初日本经济展望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日本经济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上述五个方面，但仅从上述分析便不难看出，今天的日本经济正处于战后最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而且很难在短期内予以彻底摆脱。尽管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转折，经济增长率达到1.9%， 但其主要支撑因素是小渊内阁依靠“紧急经济对策”增加的公共投资所致。这从表1 中可以明显看出。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即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最高，为0.9，高于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贡献度2倍以上。 问题是目前条件下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十分有限，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就会消失，而日本政府在面临深重的财政危机的情况下能否再拿出巨额公共资金激活经济，无疑是个悬念。对此，京都大学教授吉田和男明确指出：“如果不对整个日本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政府无论怎样扩大公共投资，日本经济也不会好转”。（注：[日]吉田和男：《平成萧条10年史》，PHP新书1998年1月日文版，第5页。）
我们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虽然不排除日本经济仍会出现正增长的可能性，但倘若日本经济不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类似的经济正增长也将是十分脆弱的。今后，日本经济若要真正摆脱衰退与萧条，关键取决于能否处理或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经济政策的核心从“重视生产者”转变为“重视消费者”。二战后，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恢复和推动经济增长，一直奉行全力支持、保护生产者的制度和政治措施。（注：参见池元吉、李晓、田中景：《90年代日本经济困境探源》，《日本学刊》，1999年第2期，第5～8页。）从长期来看， 这种以“重视生产者”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主要造成三个后果：（1 ）民间企业过度投资导致设备和生产能力过剩；（2）忽视消费者的利益和国民的社会福利， 从制度上造成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不旺；（3 ）“重视生产者”政策同“贸易立国”战略相契合，形成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正因为如此，随着70年代初日本经济赶超目标的基本实现，日本应当适时调整经济政策，把以“重视生产者”为核心转变为以“重视消费者”为核心。但迄今为止，这种政策转换远未实现。
第二，调整和改革日本型经济体制。简言之，适应于经济赶超而确立的日本型经济体制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政府干预、规制为核心的所谓“官民协调”；二是大企业之间的法人相互持股以及以此为核心形成的系列企业集团；三是企业内部的日本式经营，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和经营者内部提升制，等等。显然，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来看，日本型经济体制实质上是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和劳资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多元的、相互信任的网络关系结构。这种网络结构的超稳定性，对日本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日本型经济体制则开始对经济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
第三，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由于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和官民协调的经济制度，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中形成了庞大的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构成了强大的阻碍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社会力量，以至于在日本形成了“人人都了解改革的必要性，但却都不愿放弃既得权益”的状况。
第四，妥善处理日本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景气问题）与长期问题（结构或制度的问题）的关系。从总体上讲，日本政府应当将短期创造需求政策同结构调整、制度改革的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然而在不同的情况下，短期目标很可能与长期目标相矛盾，比如政府为实现短期创造需求的目标，很可能会保存非效率部门或企业，影响结构调整的实施。就目前情况来看，小渊政权更主要地是在着手解决短期的景气恢复问题，这种“对症疗法”很可能影响长期的制度调整。
第五，改革政治体制。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政治与经济从来是不可分的。就目前日本的局势来看，明显需要政治上的决断，可如今日本政坛富于改革意识且具备果断改革能力的政治家极其少见。桥本内阁提出的六大改革迄今没有多大进展，财政体制改革基本上被冻结。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 资深日本研究专家里查德·卡茨（Richard Katz）近日指出：今天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混乱，日本政党中的改革派与保守派混杂在一块儿，且相互间对改革目标的认识并不一致，日本只有出现深得国民信赖的有能力实施改革的政治家，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改革，而为此就必须改革选举制度，如比例代表制等等。（注：[日]《选择》，1999年5月号，第3页。）
显然，上述五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但它们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最近，随着韩国、泰国等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日本对亚洲的出口出现了复苏的征兆。今年第一季度日本向亚洲的出口数量比上一季度增长了7.7%， 金额增长了3.8%。但是，对于由此产生的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 日本企业界持明显的怀疑态度，认为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景气复苏同日本一样，主要是靠政府支出，并非是民间经济需求增长的结果，而且这种景气复苏仅仅是对危机的某种程度的修复，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5月24日。）
目前，一些日本学者对21世纪初期的日本经济前景总体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香西泰对日本经济作出如下预测：日本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1995～2005年为1.0%，2005～2015年为1.1%，2015～2025年为1.8%。（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28日。 ）京都大学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岩本康志的预测结果为：到2010年之前GDP年增长率不会超过2%，2010年以后将更低。（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1月25日。 ）日本开发银行调查部长兼主任研究员国则守生，也得出了今后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会超过2 %的结论。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认为，如果消除了日本金融体制的不稳定因素，同时面向竞争型社会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的话，今后日本经济尚具有2%强的潜在增长率，否则前景不会有多大好转。看来， 即便日本经济在21世纪初期能够实现正增长，也很可能会步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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