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动因、制度环境与区位选择：后发企业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区位论文,视角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作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备受世界关注。然而，近年来，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中国在世界投资格局中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或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6604.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1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世界投资的格局，也对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来源于对西方跨国公司的研究。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的前提是必须拥有垄断优势(Hymer，1960，1976)，只有拥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才能克服海外经营的额外成本和风险，确保海外投资获取足够的回报(Hymer，1960，1976；Buckley & Casson，1976)。Dunning(1977，1993，2000)在其OLI(Ownership advantages，Location advantages，and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s)范式中提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OLI范式的理论逻辑即是将企业的国际化视作利用其自身优势(内部化)和东道国区位优势的过程。虽然这一理论在解释西方跨国公司国际化动因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在解释具有后发特征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方面则存在明显的局限。 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一种后发企业的国际化。由于缺乏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后发企业的国际化不可能以利用企业现有的所有权优势为核心，而是要兼顾利用企业现有的所有权优势和加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两个不同方面。相应地，在区位选择方面，后发企业的国际化既要进入发展中国家，以更好地利用其所有权优势；又要进入发达国家，获取技术、品牌等战略资产，以加强其所有权优势。与此同时，以追赶发达国家领先企业为己任的中国企业绝不限于争夺发展中国家市场，它们还会进入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对手的母国展开竞争。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后发企业国际化的复杂性以及平衡相互矛盾目标的困难性。不仅如此，后发企业的国际化还带有浓厚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的制度特征，即广泛存在的政府干预。这不仅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和进入模式，而且也会引起东道国的警觉或不安，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目标的实现。这些具有后发特征的国际化动因很难在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迫切需要理论工作者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以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企业国际化为研究对象，从后发企业的视角，采取大样本实证检验的方法，探索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动因和区位策略，并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对这一过程的调节效应。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后发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而且可以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1.后发企业国际化动因与区位选择 Dunning(1993，1998)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概括为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动因主要是为了回避关税和运输成本；自然资源寻求型动因则是基于国家之间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的差异；效率寻求型动因是通过生产过程的地理分散来利用国家之间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禀赋的差异；战略资产寻求型动因是获取东道国的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声誉、分销渠道、生产网络和管理专门知识等资产，将之与企业现有的所有权特定优势相结合，创造协同效应。通常，不同类型的投资动因倾向于聚焦不同的区位特性。例如，市场寻求型动因最有可能进入较大规模的市场并复制在母国已经采用的生产过程；而效率寻求型动因最有可能寻求相对低工资的熟练劳动力，以建立更有效率的全球生产链。当然，上述四种动因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只是在不同的区位某一动因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要全面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因往往是一项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尤其对于后发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本文将以Dunning(1993，1998)的分类为基本线索，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动因，并提出研究假设。 (1)市场寻求型。从本质上讲，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典型的利用企业所有权优势的过程。那么，来自新兴市场的中国企业是否拥有可以运用于海外市场的所有权优势呢？有些学者认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缺乏能够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抗衡的技术、品牌和管理优势，它们仅仅拥有“普通的资源”，这些资源通常不被视作超额利润的来源(Madhok & Keyhani，2012)。Rugman(2009)认为，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是利用母国比较优势的结果，比如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不是企业特定的所有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是所有位于特定国家的企业所共有的，它们不能作为长期成功的基础。按此逻辑，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将会因为缺乏所有权优势而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新兴市场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成功表明这些企业并不是毫无所有权优势，而是它们所拥有的某些特定竞争优势尚未被人们认识到。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所拥有的尖端技术和全球品牌不同，新兴市场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以尖端技术和全球品牌以外的形式存在，比如它们对于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的客户需求有着更深的理解；它们更能适应比较困难的营商环境；它们善于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或服务。不仅如此，新兴市场企业还十分关注创新。经过长期的学习和追赶，许多企业已经接近了技术创新的前沿。这些独特的竞争优势使得新兴市场跨国企业不仅能在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取得成功，而且还可以依托其创新能力和高性价比的产品或服务在发达国家市场展开竞争。正是因为这些特定竞争优势的存在，中国企业才有能力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在出口方面取得的成功和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巨头竞争所获得的经验增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信心；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产能过剩则加速了这一国际化过程。实证研究证实，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市场寻求动因也非常明显(Hurst，2011)。对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区位因素。大的市场规模可以为跨国企业实现成本效率和规模经济提供支撑，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则为跨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获利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2)自然资源寻求型。获取和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应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Dunning，1993)。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是以最低的相对成本获取东道国的特定自然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对海外重要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铝、镍等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资源型企业虽然在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它们已经在资源勘探、开发、冶炼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基础，并在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加之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它们已经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国际巨头们开展合作与竞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它们中的许多企业成长迅速，有些企业已进入世界500强。例如，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五矿集团、中国有色集团、宝钢、武钢、江西铜业集团等均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而且，中石化、中石油在2014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已位居第3和第4位。中国虽然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人均可用的自然资源拥有量偏低。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不得不高度依赖海外的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研究发现，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自然资源寻求是最为重要的动因之一(Buckley等，200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3)效率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反映了跨国企业运营组织的合理化以及不同的分支机构在其内部网络中的专业化。Vernon(1966)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出，随着产品从崭新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标准化阶段，成本在生产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生产区位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新产品的创新国会由出口国逐渐变为进口国。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国内市场仍然能够提供充裕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并不倾向于开展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Buckley等，2007；Lu等，2011)。然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正在悄然改变既有的模式。据统计，我国城镇单位实际工资水平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例如，2007年增长13.1%，2008年增长11.7%，2009年增长12.8%；月工资则从2005年的150美元上涨到2010年的350美元左右(魏浩、郭也，2013)。工资的不断上涨已经引发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正逐步成为中国服装、鞋帽企业有吸引力的海外投资区位(林毅夫、王妍，2012)。工人工资的上升正迫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低成本制造企业的发展潜力，驱使这些企业进入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新阶段。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4)战略资产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是要建立企业新的资源和能力基础，而不是利用已有的资产。因此，Dunning的OLI范式对此类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克服现有理论的不足，Mathews(2006)提出LLL框架(linkage，leverage，and learning)用以解释后发企业的国际化动因，Luo & Tung(2007)则用跳板视角来描述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行为。他们认为，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需要获取发达国家企业的战略资产以弥补竞争劣势。由于这些战略资产内嵌于发达国家企业之中，新兴市场企业只有通过高风险和进攻性的海外并购才能获取它们。 中国企业经过长期的追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能力，有些企业甚至可以在国内市场战胜国际竞争对手，如华为、三一重工、联想、海尔等。然而，由于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仍然很难撼动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地位。这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国际化为追赶中的中国企业获取稀缺的创新资源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许多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基地或并购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来加速创新追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获取专有技术、管理诀窍、产品品牌和分销网络，以适应全球竞争的战略需要(Buckley等，2008；Luo & Tung，200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东道国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2.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经济效益的动因仅能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部分的解释，因为海外投资企业必须获得制度的合法性才能在富有挑战性的东道国市场生存并取得成功(Kostova & Zaheer，1999)。Dunning(2006)也意识到OLI范式缺乏制度背景，他认为，将制度因素包括进来对于扩展现有的理论非常重要。在其后的一个研究中，Dunning & Lundan(2008)提出，制度对于OLI范式的三个构成部分都有影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社会中的游戏规则，即塑造人际交往的正式或非正式约束(North，1990)。Scott(1995)将制度划分为三个维度，即调节、规范和认知维度。调节维度涉及建立规则的能力，以确保符合规则，并通过制裁来影响未来行为；规范维度通过规定和强制性的价值观和准则实施对社会行为的限制；认知维度意指建立在社会中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构(Scott，2001)。制度理论将合法性作为主要标准，其核心前提是组织被嵌入并必须适应所处的制度环境以获得合法性(Zukin & DiMaggio，1990)。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政策及执法措施)在提供稳定、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失灵、减少不确定性和缓解经济交往中的信息复杂性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North，1990；Williamson，2000)。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带有独特的制度背景。中国经济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经过改革开放正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政府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以拓展海外市场、获取重要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中国政府将“走出去”战略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希望通过国际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政府部门不断精简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流程，对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投资项目给予外汇和融资支持，并通过各种外交途径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虽然政府的鼓励政策并不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但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60%的海外并购交易额由排名前10位的投资者完成，其中包括9个国有企业和1个民营企业。前15位投资者(14个国有企业，1个民营企业)完成的21宗交易占所有交易总额的80%。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许多东道国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十分敏感，甚至产生恐华情绪，这导致许多中国企业的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海外并购遭受东道国政府的严格审查，比如华为、三一重工在美国的并购、五矿有色在澳大利亚的并购都因国家安全的原因遭受东道国政府的否决。 由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在竞争优势上还存在明显不足，中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对于弥补它们的竞争劣势具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和制度上的互补性。但政府支持和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可能会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摩擦，影响海外投资目标的实现。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来自于独特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它们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往往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外来者负债，因此，它们必须调整战略和结构以适应东道国的制度环境(Globerman & Shapiro，2009)。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对跨国企业的区位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稳定的经济政策、知识产权保护、较少的所有权限制和廉洁的政府对跨国企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Pajunen，2008)。对于不同的国际化动因，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产生不一样的作用效果。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较少的限制政策更加有利于吸引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于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环境可能会产生反向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必须与东道国的制度品质相匹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的调节作用。
：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归纳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如图1所示的概念框架。
图1 概念框架 三、数据和方法 1.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因变量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选取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dif，流量为负时取对数设为0)来测量该变量(Kolstad & Wiig，2012)，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自变量。市场寻求型动因用东道国市场规模来测量。市场规模可以用东道国的GDP来测量，因为GDP既包括了东道国消费者的数量也包括他们的购买力，历年的GDP数据还包含了其增长速度(Buckley等，2007)。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自然资源寻求型动因用东道国资源禀赋来测量。本文采用东道国石油和矿产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率来测量东道国的资源禀赋(Kolstad & Wiig，2012；胡兵、邓富华，2014)，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效率寻求型动因用东道国工资水平来测量。本文采用东道国的平均工资来测量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我国企业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蒋冠宏、蒋殿春，2012)，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战略资产寻求型动因用东道国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来测量。本文选取东道国各年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作为代理变量(宋泽楠，2013)，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 (3)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东道国制度品质。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GI)中的政治稳定和暴力/恐怖主义缺失(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PS)来衡量东道国的制度品质(肖文、周君芝，2014)。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东道国外资开放度、双边贸易紧密度、东道国通货膨胀率和东道国基础设施。文化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的相似程度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策略。Hofstede(1983)将国家文化分为四个维度：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男性化/女性化。本文采用Hofstede的国家文化计分，运用Kogut & Singh(1988)提出的公式计算标准化的文化距离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尽管地理距离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许多学者认为，有必要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予以考虑(Basile等，2008)。本文选取中国与东道国最大城市加权地理距离(dis)来衡量双边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的地理距离数据库。东道国外资开放度反映了东道国对引入外资的态度和政策，它会影响外资的流入。本文用东道国外资流入量占GDP的比重来测量东道国外资开放度，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双边贸易紧密度反映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贸易与投资是相互作用的，贸易的目的地会很自然地扩展为投资的目的地。本文采用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总额占东道国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来测量双边贸易紧密度，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和世界贸易组织。东道国的通货膨胀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而增加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风险。本文用东道国年度通货膨胀率来测量该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外来投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本文采用东道国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来测量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2.样本及模型选择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2003-201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关数据，剔除避税目的、迂回投资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东道国后，共有101个国家(地区)纳入研究样本。2003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启始年，10年的面板数据使本文的样本覆盖面扩展到最大程度，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状况。 本文借鉴Anderson(1979)的投资引力模型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如下：
四、实证结果 1.模型检验和回归方法选择 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估计方法选择上，本文数据是有缺失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文化距离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取值不随时间而改变，不能使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进一步对随机效应估计和OLS混合回归估计进行LM检验，各模型回归结果中p值均显著，故接受原假设，认为随机效应显著，应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因此，本文最终使用Stata12.0拟合随机效应静态面板回归方法，在回归分析时采取按国家聚类的稳健标准差方式，以克服异方差和截面自相关的影响，增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为了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估计失真，本文首先进行主要变量的线性相关分析。主要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没有超过0.7的变量组，但存在相关系数超过0.6的变量组。进一步对表3中各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回归后考察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各模型中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为5.37(模型8中lnw变量，该模型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85)，小于阈值10，各模型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3；本文还对交互变量进行了均值中心化处理，以克服与主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检验参数表明，所有模型中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首先对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然后渐次纳入自变量、调节变量和交互变量，最后是包括全部变量的模型。
、Wald统计量和LM-test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 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的分析。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和东道国通货膨胀率三个变量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负相关，表明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进入文化相似和地理比较接近的东道国，同时避免进入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差的东道国。东道国基础设施变量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表明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东道国。 模型2是对自变量的分析。东道国市场规模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纳入调节变量和交互变量后依然高度显著(β=0.416～0.463，p＜0.01)，假设
获得实证支持。这一结论与Buckley等(2007)的研究发现保持一致，表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强烈的市场寻求动机。这一结果也同时证明，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利用自身的优势。东道国资源禀赋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纳入调节变量和交互变量后依然高度显著(β=0.200～0.235，p＜0.01)，假设
获得实证支持。这表明，获取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Buckley等，2007；Kolstad & Wiig，2012)。东道国工资水平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负相关，纳入调节变量和交互变量后依然高度显著(β=-0.391～-0.278，p＜0.01)，假设
获得实证支持。这一结论与Buckley等(2007)和Lu等(2011)的发现不一致。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是样本选择的范围不同。本文的样本更新、覆盖面更大，因而更能揭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由于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随之增加，为了降低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利用东道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东道国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存在显著关系，且作用方向为负，纳入调节变量和交互变量后结果保持不变(β=-0.063～-0.054，p＞0.1)，假设
没有获得实证支持。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Luo & Tung，2007)。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关于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采取案例研究的形式，这会与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产生差异。虽然许多中国的领先企业开展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以获取战略资产为目的的海外并购活动，但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局来看，还缺乏代表性。这表明，在现阶段，大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并购发达国家先行企业的条件和实力，它们的国际化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方式，即将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 模型3～模型7是对调节变量和交互变量的检验。模型3显示，东道国制度品质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显著正相关(β=0.131，p＜0.1)；在纳入交互变量之后，其显著性保持不变，显著程度有所提高(β=0.127～0.159，p＜0.1或p＜0.05)。这一结果表明，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好的东道国。模型4显示，东道国制度品质对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的调节作用(β=0.147，p＜0.05)，假设
获得实证支持。这表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主要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吸引，但制度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良好的制度环境会显著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吸引力。模型5显示，东道国制度品质对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047，p＞0.1)，假设
没有获得实证支持。这一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会引起东道国的警觉，资源的国家主义倾向可能会阻碍此类投资活动，特别是跨国并购。这种阻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东道国制度品质对吸引外资的积极影响。模型6显示，东道国制度品质对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β=0.116，p＜0.1)，β符号为正意味着与追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向相反，假设
获得实证支持。这表明，我国企业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追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还会考虑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因为仅有廉价劳动力而缺乏必要的制度品质，企业在当地的经营活动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模型7显示，东道国制度品质对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β=0.023，p＞0.1)，假设
没有获得实证支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战略资产寻求型动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来就不显著；二是以获取技术和品牌为导向的海外并购会引起发达国家的担心，这会抵消制度环境的积极影响。 模型8是对全部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控制变量中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东道国基础设施仍然保持显著，同时，双边贸易紧密度也表现显著(β=0.092，p＜0.1)，说明双边贸易的紧密程度对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自变量中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工资水平依然保持高度显著，战略资产仍然不显著。调节变量保持高度显著。交互变量放入同一模型之后，由于调节作用的相互抵消，结果都不显著。
3.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全球治理指数中的腐败控制(标记为CC)作为东道国制度品质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Habib & Zurawicki，2001；蒋冠宏、蒋殿春，2012)。结果显示，主要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与上述主要结论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五、讨论与结论 本文选取2003-2012年10年间中国对101个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相关数据，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动因，但战略资产寻求动因在整体上并不显著；东道国的制度品质对中国企业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以所有权优势(垄断优势)为前提条件(Hymer，1960，1976；Buckley & Casson，1976；Dunning，1977，1993，2000)，认为只有具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的企业才能克服跨国经营的额外成本，战胜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对手。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后发企业的国际化。后发企业由于技术能力和品牌影响力较弱，通常不具备强大的所有权优势，那么，这些仅仅具有局部竞争优势(例如针对客户需求的技术创新、较高的性价比等)的企业能否开展跨国经营呢？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些后发企业可以凭借局部的竞争优势成功地开展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这说明，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前提条件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正。第二，OLI范式缺乏制度背景，Dunning等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Dunning & Lundan，2008)。本文将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分别考察了其对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动因的调节效应，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这对现有的分析框架是一个有益的扩展。第三，虽然许多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不明显，但本文的研究发现，随着国内工资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具有强烈的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这一重要变化值得理论界关注。 本文的研究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第一，具有一定优势的中国企业要敢于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机会。国际化并不是西方跨国公司的专利，具有局部竞争优势的后发企业也可以成功开展跨国经营。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形成的竞争优势，可以成为国际化的基础。通过国际化，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开拓市场、获取重要的自然资源、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同时还可以获取技术、品牌、销售网络等战略资产，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第二，中国企业国际化应该重视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强大背景下展开的，包括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支持，这往往会引起东道国的警觉或不安。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而会更受东道国的欢迎；自然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涉及东道国的战略利益，因而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目标，选择制度环境更为有利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第三，我国企业应高度重视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有些企业积极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或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以获得技术、品牌等战略资产，但从总体上看，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还不够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获取技术高度敏感。我国企业应选择制度环境较为有利的东道国开展海外研发和国际合作，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并购发达国家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困难企业，通过优势互补，加速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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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动因、制度环境与区位选择：基于后发企业的视角_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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