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日台经贸关系现状及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现状及论文,经贸关系论文,未来论文,初日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6)12-060829-0771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台经贸交往日趋频繁，双方实质关系明显升温。这种经贸关系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未来将遵循怎样的轨迹发展？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粗浅的分析。
一、新世纪初日台经贸关系的主要特征
从20世纪70～90年代初，台湾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总额以及吸收日本直接投资累计总额均超过祖国大陆。2005年，日台双边贸易总额达604.2亿美元，相当于同年中日贸易总额的33%。同年年底，台湾吸收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达126亿美元，约占日本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30%。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台双方的经贸交往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双边贸易保持增长势头，但台湾对日贸易逆差大幅度上升。
根据台湾方面统计，2000年的日台双边贸易总额达551.57亿美元，2005年日台双边贸易总额达604.2亿美元。2001～2005年这5年里共增长56.5%。与前两个5年相比，分别高于1991年至1995年的54.8%和1996年至2000年的34.0%。而在2003年和2004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日本方面的统计来看，2001年日台双边贸易为46648.7亿日元，2002年至2005年分别为49801.14亿日元、52655.90亿日元、63468.92亿日元和68011.13亿日元，5年里增长了45.8%，高于同期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34.1%)。2005年，日本对台湾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7.3%，来自台湾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3.5%①。台湾是日本第4位贸易伙伴，在日本的出口排行榜上名列第4，进口排第7位。
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对日贸易始终呈结构性逆差局面。进入新世纪以后，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据台湾方面统计，对日贸易逆差由2001年的48.56亿美元逐年递增为2002年的152.8亿美元、2003年的207.0亿美元、2004年的304.3亿美元和2005年的314.6亿美元。其中，2005年台湾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额竟达日台贸易总额的52.1%。台湾对日巨额贸易逆差显示了台湾与日本的贸易结构的非对称性。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台湾对日出口始终以农产品、水产品为主。1993年，台湾输日商品中农林水产品占34.2%。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养鳝业和果农纷纷转赴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建立对日出口据点，致使台湾对日本出口商品中农林水产品的比重不断下降，2001年跌至6.7%②。另外，由于日本通过非关税贸易壁垒设限，加上台湾向日本出口的制成品普遍附加价值较低，而台湾对日本生产的半导体关键元件等需求却不断上升，造成了台湾对日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
第二，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双方在资金领域已出现双向流动。
战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有过3次高潮：先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资本趁台湾当局在高雄、台中、楠梓设立出口加工区大举进入台湾，而初期对台直接投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中期后，日元汇率大幅度上升，日企纷纷将生产线转移到台湾等海外具有竞争力优势的地区；第三次高潮从90年代后期开始，每年基本上保持6、7亿美元的规模，投资领域已不限于制造业，运输业、零售业、金融业等也都成为日资青睐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台间资金流出现双向流动的趋势，这与台湾经济转型取得成功，导致其在东亚地区国际分工序列中的角色发生转换有紧密联系。台湾以它所拥有的、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的外汇储备为后盾，加入到东亚地区资金和技术提供者的行列。台湾资本不仅向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寻求出路，也开始瞄准日本市场，进行以开拓市场、获取技术为目的的企业并购和直接投资。1999年台湾对日投资首次突破1亿美元。2001、2002、2003年，台湾对日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为1.69亿美元、0.23亿美元和1.0亿美元。截止2003年底，台湾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9.08亿美元③。虽然它只相当于日本对台湾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8.1%，却显示出日台间由来已久的不对称、不平衡的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
近年来，台湾对日直接投资案件中比较著名的有：2001年9月，奇美电子收购日本IBM麾下的DTI公司；2003年7月，台湾“中国钢铁公司”收购了隶属住友金属公司的和歌山钢铁厂；2004年2月，台湾的日月光公司斥资收购了日本电气公司设在高畠的半导体芯片的封装厂；台湾第二位的石化厂商长春集团公司将日本住友化学公司半导体应用树脂的生产部门收入麾下并进行了新的投资。此外，台湾交通银行还斥资33亿日元，参股日本新生银行、伊藤忠商事公司下属的投资公司。这表明，日台在经济领域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
第三，以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铁路为标志，日台技术合作跃上新的台阶。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台湾引进外来技术的最主要来源。20世纪50年代，经由台湾当局核准的台湾企业与日本企业间的技术合作项目合计有34项，超过美台间的11项、欧台间的2项；60年代，日台间、美台间、欧台间分别为284项、51项和25项。70年代日台608项、美台191项、欧台89项。80年代日台1070项、美台475项、欧台296项。90年代上半期日台487项、美台287项、欧台150项。绝大多数年份，日台间的技术合作项目数都超过美台、欧台间加在一起的技术合作项目数④。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台间的技术合作继续在各个领域广泛展开。其中，日台合作兴建台北至高雄的台湾高速铁路堪称有史以来日台间最大的技术合作项目。这条台湾台北至高雄间全长345公里、最高时速300公里的铁路，总投资约16,000亿日元。这意味着日本的新干线技术首次走出国门，而且由日本国际合作银行为这一项目提供出口信贷，也是首次由日本向台湾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兴建的工程。
二、日台进一步密切经贸关系的主要驱动力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台经贸关系之所以会日趋频繁，有着深刻的背景。
首先，它反映了东亚地区国际分工格局调整、区域内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的客观趋势。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东亚地区反映得十分明显。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被誉为世界经济的“奇迹”。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中长期累积的一些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放慢，但以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组成的“亚洲四小”却异军突起。80年代，东盟和中国大陆经济开始驶上了“快车道”。由于日本、“亚洲四小”、东盟和中国大陆之间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构成了在不同层级的轨道上运行的经济秩序。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状况被日本经济学者概括为“雁行结构”。
90年代以后，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开始向外投资，致使这一地区的资金、技术提供者日趋多元化。二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根本上颠覆了“雁行结构”。中国大陆的人力资源、日益兴旺的庞大消费需求对周边国家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不仅吸纳资金、技术，也成为从原料到制成品的巨大市场。东亚地区原先比较单一的产业链开始被复合的、重叠的、多元的机构所取代，其直接效果，就是导致本地区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动规模越来越大。1980年，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仅为23%，2003年即上升为44%。这一比重仅次于欧盟的58%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47%。东盟加上中日韩三国的这一比重更达55%⑤。
长期以来，在日本、亚洲“四小”与美国间存在着一种“三角贸易结构”，即亚洲“四小”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组装加工后出口到最终市场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一度占其总出口的48%，其中包括日企为规避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通过台湾实现的对美迂回出口。从90年代以后，这种单纯的“三角贸易结构”越来越趋向复杂化多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三角甚至四角贸易结构。如日本－东盟－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美国、亚洲“四小”－东盟－美国、亚洲“四小”－中国大陆－美国以及日本－亚洲“四小”－中国大陆－美国，等等。台湾从日本进口的中间产品和关键元件，除了自己进行组装加工外，还包括在台湾进行若干中间程序的加工，再出口到东盟、中国大陆等最后组装地。这一来，日台双边贸易的规模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
其次，日台双方产业关联程度提高，造成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亚洲“四小”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不仅“拷贝”了日本的发展模式，且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效应与日本经济构成了紧密的从属关系和依存关系。亚洲“四小”在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行列后，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香港和新加坡越来越朝金融、贸易和航运中枢的方向发展；韩国和台湾虽仍保持制造业的优势，但韩国全面推进重化工、造船、汽车、电子工业的发展，台湾却是资讯电子业“一枝独秀”。相对来说，日韩间的竞争关系比较突出，而日台间却是依存关系更加明显。近十多年来，日台间的产业关联程度越来越高，在资讯电子领域尤为突出。
台湾之所以能在世界资讯电子领域拥有一席之地，与它拥有强大的原厂设备制造(OEM)能力和原厂设计制造(ODM)能力分不开的。在全球15大半导体芯片供应商中排名第四的台积电就是从OEM生产起家的，它一度掌握全球芯片代工市场的60%的订单。台湾资讯电子业的OEM生产不仅仅是半导体芯片，还包括笔记本电脑等整件。日本的NEC、东芝、日立等电子大鳄大量委托台湾企业进行OEM生产。但是，台湾的资讯电子业尤其是一些著名的代工企业，其原材料、制造设备、甚至质量控制、整合流程管理、营销和研发等，仍然由包括日资企业在内的外国大公司支配。就半导体材料而言，绝大多数来自日本。如小型记忆卡的供货商几乎全由索尼、东芝和日立制作所包揽。台湾最大的20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综合商社中，日资企业占半壁江山，其中前3名的台湾东芝国际采购、松下产业科技和台湾东芝电子全是日企，其营业额占了20家最大商社的近3分之一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台双方在资讯电子领域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旅日学者涂照彦教授对台湾的贸易结构作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台湾资讯电子产品出口占到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与日据时代单纯依靠米糖出口的产业结构没有什么区别，堪称新型的“单一生产结构”(neo-mono-cultural structure)⑦。台湾的贸易结构之所以会呈现如此集中的特点，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会”的统计，1952年至2003年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累计总额112.3亿美元中，投资电子·电器业的为31.64亿美元，占总额的28.2%，远高出同属制造业的机械业8.35亿美元(7.4%)、化工业的8.15亿美元(7.3%)、金属制品业的7.82亿美元(6.9%)和汽车等运输机械业的5.22亿美元(4.6%)⑧。
第三，日台双方以经济为纽带提升实质关系的考虑，促成了日台经贸关系的扩容与加速。
日本是除了美国以外在台湾问题上介入最深的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的警戒和疑虑明显上升。进入新世纪以后，以小泉出任首相为标志，日本政坛新老交替的步伐明显加快，“鹰”派政治家取代稳健派政治家掌控了权力中枢，其结果就是日本对华外交中越来越多地注入了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消极因素，而“台湾牌”便成为日本当权者试图牵制中国的最大的战略筹码。战后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浓厚的“台湾情结”，这也为日本统治阶层提升和发展日台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为日台官方往来“松绑”，甚至不惜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向台湾高铁项目提供国际合作银行的贷款。在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也采取“双重标准”：对大陆企业穷追猛打，甚至诉诸法律，而对台湾岛内达规模盗版的日本动漫作品则眼开眼闭，不予置理。
另外，台湾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把日本视为其推行“渐进式”台独路线的靠山之一，不惜以经济实惠换取政治支持。台湾高铁项目就是由李登辉亲自拍板，以支付21亿元新台币的巨额赔偿为代价，撕毁原来已经同欧洲企业达成的协议，改让日本企业中标，引进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从这场风波刚发生开始，台湾岛内外媒体、舆论就纷纷质疑这一变故是日台间的政治交易。陈水扁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所谓的“对日工作方案”，其“要点”中就有“促进经贸外交”的内容⑨。按照这一方针，台湾财界最大的团体“三三会”于2000年5月成立了专门的对日投资公司，其初期资本额定为400亿元新台币，主要投资日本富士通公司的FRAM智能卡等项目。台湾前“经济部长”、“三三会”会长江丙坤称这一举措将使台湾“与日本更能有实质的交往关系”。
三、日台经贸关系未来走向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日台经贸关系还将继续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但与此同时，一些延迟或阻碍日台经贸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将逐渐显现出来。从总体上来说，日台经贸关系将呈现出稳中有升，增速趋缓的复杂态势。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的经济驶上了快车道，迅速崛起为在东亚地区乃至在世界经济中拥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实体。日本和台湾通过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营销管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但同时它们也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近年来，日台有些媒体一再断言，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交往有可能导致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甚至妄称日台竞相向中国大陆进军将造成它们彼此间的经贸交往趋于萎缩。但是，从最近5年的贸易统计来看，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日本、台湾与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往来并没有带来所谓的“产业空洞化”，日本与台海两岸之间的三对双边贸易并没有导致此长彼消，一盛一衰的结果，相反，倒是出现了均衡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如表2所示，三者大体是比较均衡的。相对来说，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增长得更快一些，其次是日本与中国大陆间的贸易。在新世纪的头5年里，中国大陆对日本有贸易顺差，对台湾却有逆差，而台湾对中国大陆有顺差，对日本却有逆差。2005年，台湾从两岸贸易获得的顺差累计达500多亿美元。这一巨额贸易顺差使台湾得以支撑对日贸易长期逆差的局面，并顺利地实现产业升级。
在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十分明显。第一轮产业转移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大规模地向台湾转移纺织、制鞋、玩具和塑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台湾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第二轮转移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台湾工资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日益丧失其国际竞争力，使得台湾成为对祖国大陆投资的主力。随着大陆IT产业的集聚效应逐渐显现，台企投资中陆续出现LED光电半导体、随机动态存取记忆体(DRAM)、笔记型电脑等高端产品。目前，台湾和日本分别是大陆吸收直接投资的第3、第5大来源地。截止2005年底，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按实际到位的金额累计达417.7亿美元，仅2005年一年就有21.5亿美元⑩；日本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金额也达536.1亿美元，2005年一年就有65.3亿美元(11)。这是日台间资金流动的规模所望尘莫及的。
三地间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导致彼此间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水平分工。目前，日本向台湾出口的主要是半导体元件、精密仪器和机械设备；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的则以化纤原料、摩托车和电脑组装件为主；中国大陆对日本出口商品中从过去的纺织品、服装等越来越被彩色电视机、中低档DVD和电脑及电脑周边产品所取代。由于台湾资讯电子业逐渐将产品的最终组装工序转移到大陆，将高端产品留在岛内，留在岛内的核心企业从日本进口的半导体元件和精密设备等也水涨船高，逐年递增，贸易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对中国大陆投资时经常由其台湾子公司扮演“投石探路”的角色，因而日台企业携手对中国大陆投资的也越来越多。据野村综合研究所台北分所与台湾“经济部投资业务处”的调查，台湾的日资企业33.8%在中国大陆有投资，向中国大陆的本公司投资企业提供业务支援的占58.3%(12)。瑞穗银行综合研究所的调查表明，自1989年以后，日台企业联手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案件共有321项，其中2000年以后的就有209项(13)。
总之，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的“磁吸效应”在不断扩大与日本、台湾经贸交往的同时，也使日台经贸关系的发展获得了新的驱动力。
毋庸置疑，在展望未来的日台经贸关系时，以下两大问题很可能在今后若干年内形成制约日台经贸关系的“瓶颈”。
第一，日本国内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日台经贸关系难以出现重大的突破。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经济终于走出了困扰它十年之久的停滞局面。但是，日本当权者显然还没有完全从“十年徘徊”的阴影中走出来，面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潮流，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它祭出来的法宝就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例如，为了保护国内竞争力低下的农业，日本在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谈判签订EPA协定时，顽固地拒绝开放农产品市场，或将其排除在协议之外，或罗列保护条款给自己“网开一面”。再譬如，日本政府引进“肯定列表”制度，用苛刻的检验标准将中国、韩国等国对日本出口的农产品和水产品拒之门外。
这些年来，日本当权者虽有密切日台关系，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大陆的考虑，但缺乏始终一贯的对外经济战略。在发展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时表现出强烈的注重跟前实利、忽视长远框架的倾向。日本著名智库“日本国际论坛”曾在2002年6月推出一份题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的政策报告，建议日本政府争取将台湾、香港纳入“10加3”的框架，并以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为核心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14)。同年10月，外务省也发表了《日本的FTA战略》的报告，建议按照东南亚、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的顺序分别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谈判签订FTA协定(15)。但是，这些建议和报告显然并未在日本高层形成共识。台湾对于同日本就签署FTA协定进行谈判期望甚殷。但迄今为止，日台FTA协定仍然停留在空谈阶段。其政治原因固然与日本考虑中国大陆的立场有关，其经济原因则是日本政府认为与台湾缔结FTA未必有太多的利益，继续保持对台湾的巨额贸易逆差更符合日本的利益(16)。
第二，台湾政局的动荡及“三通”陷入僵局制约了日台经贸关系的发展。
从2000年5月台湾政权轮替以来，岛内政局持续动荡。以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将施政重点放在“拼政治”而不是“拼经济”上，凸显“统独”议题，煽动族群对立，致使台湾经济乱象丛生，发展步伐明显放慢。首先，台湾当局顽固阻绕与祖国大陆的“三通”，对大陆产品人为设限，致使其标榜的“亚太航运中心”成为一纸空文。一些跨国公司如贝尔、飞利浦、联邦快递、微软等已纷纷将其亚太总部由台湾转移至大陆。美、英、德等国的商会也公开说，如果台湾不与对岸“三通”，就不来台湾投资。其次，由于台湾当局一再挑衅大陆“一个中国”的底线，两岸关系始终处于僵持状态。台湾不仅不能像香港、澳门那样与中国大陆达成CEPA协议，享受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的好处，反而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第三，台湾当局在“核四”建设、金融改革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中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导致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产业、资金、人才的外流日甚一日。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当局内讧加剧，陈水扁秘书、家属贪赃枉法的丑闻陆续曝光，岛内政治动荡趋向长期化、白热化，致使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对台湾的信心日益下降。这也是近年来日本对台湾的直接投资一直裹足不前的原因。
注释：
①［日］总务省统计局：《日本统计月报》，2006年3月号，第85页。
②［日］财务省贸易统计，转引自川岛一郎：“日台贸易关系的现状及展望”，载《交流》2004年5月15日号，第3页。
③［日］宇佐美喜昭：“2003年台湾的直接投资动向”，载《交流》2004年5月15日号，第12页。
④江丙坤：《日本对台湾经济的贡献》，转引自薛天栋、王骏发主编《台湾与日本的经济比较》，台湾宏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18页。
⑤［日］渡边利夫：《亚洲向“中国支配”屈服》载《中央公论》月刊2006年2月号，第214页。
⑥刘仁：“最大300家商社”，载《交流》2004年11月15日号。
⑦涂照彦：《台湾和日本的国际贸易及其潜力》，载《台湾与日本的国际比较》，宏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71页。
⑧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会”统计，转引自（日）宇佐美喜昭：“2003年的台湾直接投资动向”，载《交流》2004年5月15日号，第11页。
⑨台湾“中央社”2000年5月30日电。
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页www.gwytb.gov.cn/lajmsj.htm。
(11)日中经济协会网页www.jc-web.or.jp/DATA/E-DATA/invest/index.htm。
(12)［日］川岛一郎：“日台贸易关系的现状及展望”，《交流》2004年5月15日号。
(13)［日］“日台企业联手进军中国市场”，载《朝日新闻》2006年8月24日，第10版。
(14)［日］日本国际论坛：《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与日本的作用》。www.jfir.or.jp/j/pr/pdf/23.pdf。
(15)［日］外务省：《日本的FTA战略》，2002年10月，www.mofa.go.jr/mofaj/gaiko/fta/policy.html。
(16)外务省在《日本的FTA战略》中坦承，由于台湾的平均关税率仅6.1%，即便双方签署FTA协定，也未必能带来多大的好处。见www.mofa.go.jr/mofaj/gaiko/fta/polic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