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 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个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6－0085－08
胡适思想批判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批判运动，近年来有些学者否定这场批判的历史意义，把它说成是“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1]。为什么建国初期需要发动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这场批判运动总体上应该怎样评价，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哪些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不仅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及其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缘起与建国初期的主流意识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思想或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格格不入。1954年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里，阐述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2]。
(一)胡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不符合建国初期先进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胡适思想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在学术领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时他把实验主义引入文学、史学、教育学、哲学史等学术研究领域，在整个知识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政治上，胡适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胡适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的最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3]具体包括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等等。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体现了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质和方向。而胡适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哲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显然是不一致的，理所当然成为批判和清理的主要对象。特别是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以后，为经济领域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清算、尽快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4]。
(二)批判胡适思想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在1951年夏秋间至1952年冬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解放前受胡适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做了初步剖析、反省和批判，表示在学术研究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如：冯友兰发表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的区别》等文章，对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作了深刻反省。贺麟在建国初参加西北实地参观和土改，发表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开始对其新心学的反省。尽管如此，彻底放弃资产阶级学术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实现的。正如郭沫若所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2](p4)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几乎不少是曾经钦佩过胡适的学问的，不少是和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些相同或相似之处的”[5]。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群集的高等学校比较普遍，胡适的学术思想“仍活跃在新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6]。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建国初期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7]，以致出现“大人物”压制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小人物”合写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对类似古典文学研究等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状况表示担忧和不满，希望能够以批判俞平伯为突破口，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清算。所以，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7](p.574)可见，毛泽东提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使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后再进一步彻底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
(三)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与建国前后浓厚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痛，中华民族在百年抗争中形成强烈的反帝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列强极为敌视新中国并实行经济封锁，1950年6月，美国又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同时侵占台湾，阻挠中国解放台湾，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然而，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8]。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忠告那些“存有糊涂思想”的人，即艾奇逊所提到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要吸取历史教训，认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胡适的亲美倾向相对比较突出，他推崇美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主张用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同时，胡适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事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他的这些亲美崇美的观点和主张显然与50年代中国革命胜利和反帝的爱国主义情绪不相符合。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胡适流亡美国，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其的厌恶情绪，把他视作“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忠实的鹰犬”、“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因此，把具有亲美倾向的胡适思想作为批判对象，有利于广大人民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现在有的人认为：“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9]。这种看法并非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果我们把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考察，可以看出当时批判胡适思想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并非完全是缘于学者之间的个人仇隙。一些当时参加批判运动的学者的事后回忆，从某种程度上也可证实这种历史必然性。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曾写了《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西洋“汉学”与胡适》等文章，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其中有些提法值得商榷，文章也比较粗糙，但是，他坚持认为批判胡适思想，“当时确实是诚心诚意，认为自己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改造思想。‘不破不立’，应当根据自己理解进行批判，即使是过去所敬重的人。”[10]当时“处在批判运动的指挥岗位上”[11]的胡绳同志，曾写了《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等重要理论文章，后来胡绳是怎样看待20世纪50年代这场批判呢？从亲历者的眼光来看，他并不完全认同当时批判胡适思想是“奉命作文”或“藉机泄愤”。1991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胡绳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于当时批判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党发动的批判运动“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12]1996年8月，胡绳在为其即将出版的《胡绳全书》第2卷撰写引言时指出：在选编这一卷文集时，“有一些根本站不住的文章和有严重缺陷的文章都删去了。剩下来的文章”，虽然“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是“自己觉得还有些可取之处”。[13]而他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所写的上述那两篇重要文章则属于“剩下来的文章”、“还有些可取之处”。因此，要正确看待建国初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必须联系这一段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才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二、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与引领社会思潮
批判胡适思想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以马克思主义来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嵇文甫在《为什么要批判胡适思想？》一文中指出：“胡适所代表的那种思想是旧中国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反映”，“我们现在批判胡适思想，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来批判，而是当作代表社会上某一种思想的典型来批判的”。[14]对重大的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的准确判断，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以胡适思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准确判断和正确引导，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在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中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建国初期的思想文化状况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残余同时存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同时存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在学术研究领域又具体化为学术思想的多样性。思想文化多样性的现状客观上提出用什么思想来统一和团结人民以及如何引导多样性的社会思潮的问题。正如刘少奇在1951年5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而不是用其他任何观点和方法去教育人民”，“不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那就有危险性”，“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发展起来”。[15]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党和政府就组织发动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全国性运动。195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各级党委宣传部在理论教育方面的职能是领导或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对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领导各级在职干部的政治和理论的学习，组织党内外的理论工作人员的活动等。[16]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与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要依靠大张旗鼓地正面宣传、心平气和地说服，又必须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思想批判的形式，有利于人们更容易认清错误思潮的性质和危害。胡适的思想体系的确包含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应当给予适当的批判或通过学术争鸣的途径给予解决。如果不深入到各个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去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不批判各个学术领域内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那么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学术界的指导地位就无法实现。从1955年3月开始，中国共产党运用全国庞大的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等，在全国开展了突击性、宣传性的唯物主义学习运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政府机关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举办了“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演讲会”，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对自然科学工作者和高等学校教师举办了“哲学报告会”。全国各省、市和中等城市，也都先后对参加中级组学习的机关干部、中学教师举办了同样性质的报告会、演讲会和讲座。北京、天津等8大城市约有70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个学习。[17]经过暴风骤雨般地冲击，尽管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在短期内不可能彻底清除，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所占有的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
(二)胡适学术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经过批判得到比较全面集中地暴露，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
胡适是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他的实验主义思想及其研究方法成为学术界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另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重点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对于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李达、艾思奇、何思敬、贺麟、马特、罗克汀等集中揭露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真理观等。他们指出，实用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思维与存在二者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周围世界看做仅是人的感觉或感觉的综合”[18]。实验主义把客观实在当作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东西，“否认客观实在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19]，曲解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其认识论是不可知论。范文澜、翦伯赞、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历史学家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史观，他们深刻揭示出胡适“秃头的历史观”的迷惑性，表面上看既反对唯物史观，也反对唯心史观，“好象是多元的”，实际上仍然是唯心的历史观。同时，胡适把“历史的方法”解释成“祖孙的方法”，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把社会发展简单化为“一点一滴的进化”，从根本上抹杀“革命和演进”的根本区别。由于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渗透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以至自然科学等许多研究领域，因此，理论界在重点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还进一步深入到文学、考据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个具体学科中，批判胡适的形式主义、自然主义等倾向。这是学术界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研究领域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进行根本性批判，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比较，不仅揭露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而且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同时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问题、教育问题的基本观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更多了解。
(三)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批判范围之广，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从内容上看，主要以批判胡适实验主义哲学思想为中心，旁及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等各个学术领域；从参加对象看，既包括周扬、郭沫若、潘梓年、李达、艾思奇、胡绳、何思敬、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同时又包括冯友兰、金岳霖、罗尔纲、李长之、贺麟等众多著名的“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清理使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震动最大，学术界以往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平共处的沉闷气氛开始被打破，破除了对胡适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崇拜。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深切感受时说：“我痛恨我自己，也痛恨我自己身上的胡适的影子。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当然，我现在掌握得还远远不够)，如果不是这次在讨论‘红楼梦研究’中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教育了我，就是这‘痛恨’也说不上，纵然有，也没有现在这样深切。因此，我决心加强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努力掌握这个武器，并争取在这次思想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自己。”[2](p.226)正是这次大规模的批判，使许多像李长之这样的学者进一步认清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同时清理自己以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治学方法，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他们治学的理论依据，丰富了研究问题的视角，为学术研究带来很多启发，推动了学术课题的转变和学术话语的转换，唯物史观迅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性的学术话语。对于李希凡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场批判则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具体学术问题的初步尝试，既锻炼了他们的辨别是非的能力，又检验了他们的理论水平。所以，从总体上看，思想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这场批判中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4](p.66)
三、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教条化倾向
胡适思想批判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一次尝试，从总体上“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20]，同时也应当指出，理论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同时，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限制了批判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1955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对批判方法的缺点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许多作者不善于从根本上抓住胡适思想的实质，不善于揭露胡适思想内部的自相矛盾混乱，不善于揭露胡适骗人的手法，常常摘引胡适的几句话就大做文章，用驳斥胡适每一句话的方法来进行战斗，甚至还不符原意地加以引伸，连同胡适用来伪装自己的、本意正确的话也加以否定。有的文章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21]从方法论角度考察，这场批判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和运动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的不良倾向。
一个不良倾向突出表现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教条化。阶级分析方法是批判胡适思想中常用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有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和条件，如果不顾具体条件、不加分析地随意套用阶级分析方法，容易导致贴政治标签等负面影响。对胡适这个典型人物及其思想做阶级分析是必要的，指出胡适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这一阶级属性也是符合实际的，但对胡适及其思想缺乏必要的进一步地细致分析，陷入形而上学，全盘否定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夸大了胡适政治思想中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一面，把胡适一生的政治活动一概斥之为“反动的一生”，不分其政治活动的前期和后期，称其为“美国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是彻头彻尾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四十年如一日，一贯拼命的反动”、“胡适在‘五四’运动中，一开始就是宣传了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文化观点”、“胡适从家庭出身中已经带来了一身的恶劣思想意识”等等。事实上，胡适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页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倡“文学革命”，在思想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抗战结束，他在这一段时期内基本上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尽管胡适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完全对立，中国共产党曾把胡适视作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采取以团结争取为主的政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22]1945年胡适从美国回来，曾受到进步思想界的盛赞，被称为“一个有贡献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个历史上有功绩，而又不与朽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学者，在人民心上总是能保持受尊敬的地位的”。[23]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但“适之先生提醒大家，不要丢开具体问题而空谈主义，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遇到什么事都要追问一个‘为什么’——这些劝告是值得尊重的”。[23]可见，对胡适及其思想做阶级分析，并不是简单地贴上“反动思想”等政治标签，还应当进一步做具体地分析。
另一个不良倾向主要表现为简单照搬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唯物史观强调研究任何对象必须首先从其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因素进行考察，而不是从其他观念的、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去考察。但是片面强调胡适经济地位、阶级属性对其学术思想的决定作用，认为“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其治学方法，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24]；其学术思想也必然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是反动的、荒谬的。这就过于简单化了。胡适的学术思想是以实验主义为方法论基础，从整体上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体系，即使如此，胡适的学术思想并非没有值得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成果。比如胡适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尽管其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但是这种治学方法反映出的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必要思维过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科学价值，而不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胡适学术思想的创见恰恰主要集中在通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指导下，在考证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古典小说、先秦诸子、禅宗史等进行考证和疏理，较大规模地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研究和整理，特别是对前人所存在的一些错误判断和疑误给予重新研究，其学术价值不容抹杀。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治学方法影响了顾颉刚、罗尔纲等整整一代的学者。作为资产阶级重要学术流派之一，其学术价值是值得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学习和借鉴的。全盘否定胡适及其实验主义哲学，从表面上看坚持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这种带有片面性的批判在很多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培养起来的学风和学术研究方法，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再一个不良倾向表现在混淆了学术批评与政治批判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指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是以学术领域为主要战场，试图通过学术批判达到政治目的。从毛泽东对批判运动的关注点来看，他更关心的是对胡适政治思想的清算。当李达将《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给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25]。作为批判运动的主要骨干，郭沫若、潘梓年等人当时都把批判胡适思想当作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来看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战斗”[2](p.12)、“是思想战线上的一次严重的阶级斗争”[26]。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些与胡适有着学脉渊源关系的学者在批判的时候，对自己的思想、家庭、师承、经历进行反复的鞭挞、检讨和反省，表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与胡适思想划清阶级界线。贺麟在痛批胡适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表示有必要“自己照一下镜子”，寻找自己与胡适在“反动”上的共同点。他说：在解放前在学术思想方面胡适贩运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自己则贩运新黑格尔主义，“反人民革命、反共产主义的目的，我和他却始终一致”[18](p.101)。冯友兰在批判胡适思想的同时检讨自己的“新理学”也是一套“反动哲学思想”，“为国民党反动派底复古运动服务，以反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适与我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p.97)。批判胡适时附带贬低乃至全盘否定自己的学术思想，更谈不上对作为批判对象的胡适思想作客观分析，突出了批判的正义性而忽视了批判的科学性。正如周一良先生晚年在《郊叟曝言》这部自选集的前言中所说：“批胡运动开始时，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摸不着头脑。我心里想，将来还会见面，自己的批判应该有根据，以理服人，不宜乱说。后来运动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论点都出来，也就顾不得许多了。”[10](p.3)把学术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完全政治化，都归结为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学术与政治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学术之间的分歧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其他认识上或具体研究方法等因素，而对于这一点，在批判中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之后，毛泽东有过几次讲话，针对胡适的评价及批判运动存在的不足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20](pp.298-299)据唐弢回忆，他在一次会议上曾听到毛泽东谈到胡适批判问题时说：“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 “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11](pp.339-340)毛泽东对胡适的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他所说的“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替他恢复名誉”，其实是指要纠正批判运动中对胡适的不公允评价。当然，这种重新评价必须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胡适及其思想给予充分地客观地评价，而不是矫枉过正，不顾历史事实地加以全盘推翻，不加具体分析地美化胡适。这场批判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尽管批判的风格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但这次批判的意义早已经远远大于批判运动本身，无论是对批判的积极意义还是其中的缺陷，我们都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长河中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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