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革命？——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中的辛亥革命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中国革命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1）04-0073-14
2009年秋天，湖北省有关方面曾经组织过一次“全国四城市（京、汉、穗、宁）大学生辛亥革命历史文化专题辩论赛”。我有幸应邀和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锋教授、中山大学赵立彬教授、武汉大学张掌然教授一起担任评委。决赛中，正方武汉大学队的观点是：“辛亥革命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反方南京大学队的观点是：“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结果反方南京大学队观点获胜。
这件事，距离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已经115年；距离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整整98周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辛亥革命的复杂看法。
辩论赛的成绩，取决于辩论技巧，与历史评价无关。需要再三声明的是，我不是说，这场辩论赛正方必须获胜；更不是说，辩论赛的结果，对这场革命有任何轻视或者亵渎的意义。它的举行，是当代中国理性、进步、开放、富于活力的表现。
我只是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引子，来开始本文关于辛亥革命历史评价的一点梳理。
一
辛亥革命属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是一个流行多年的结论。它源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理论。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初，苏俄革命领导人列宁对辛亥革命是热烈赞扬的。
1912年1月，当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在列宁的主持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议，驳斥了沙皇政府与资产阶级舆论所鼓吹的乘机侵占我国北部某些边疆地区的谬论，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决议说：
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1]。
列宁认为，辛亥革命是世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说：
随着1905年的俄国运动，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土耳其、波斯和中国。在英属印度，骚动也在增长。……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2]。
列宁、斯大林有关十月革命和民族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区分为新旧两种类型的思想源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辛亥革命所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看成了以苏俄革命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1919年11月，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国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一切国家和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1905年以后，土耳其、波斯、中国相继发生了革命，印度也展开了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战争也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很多殖民地人民的部队卷入了国际战争[3]。
这个时期，列宁致力于改善苏俄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争取与周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推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因此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策略思想。这个思想，成为第三国际的重要战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力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据。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其出发点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四点认识。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唤醒了东方，把东方各民族人民卷入了国际政治：“东方觉醒之后，现代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东方各族人民开始干预世界命运而不再仅仅充当别人发财的对象了。”[4]
其次，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现阶段国际社会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即少数发达国家的压迫民族和多数人口组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因此，“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
再次，现阶段世界形势的中心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由于这是当前俄国革命面临的最大危机，所以，“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
最后，必须正确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一方面，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另一方面，要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5]。
列宁提出了以下五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政治上的双重品质，即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性以及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行妥协并且反对工农革命的消极性：“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一方面又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妥协，也就是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后来中国革命理论中所有大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双重性的理论源泉。
第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应当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人“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6]，才应该去支持这种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否则，就应该去反对这些国家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7]
列宁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提出了后来第三国际要求中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保持政治独立性的原则，尽管由于中共的实际政治经验不足，以及国共实际政治力量对比悬殊等原因，这个原则的贯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必须重视农民。列宁指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8]
列宁的这个思想，也指出了后来中国革命开展农民运动、实行土地革命的方向。尽管实行起来有一个理解、摸索和取得经验的过程。
第四，发展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课题，要在实际斗争中和根据实际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组织各被压迫的殖民地民族革命斗争任务的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9]。
实际上，列宁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必须采取符合本国历史与社会实际状况的理论与政策的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的要求。
第五，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列宁指出，在落后国家，应当及时组织苏维埃政权，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任务而斗争：
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共产党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完全有责任普遍宣传关于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思想，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者苏维埃。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0]。
虽然列宁只提出了原则性的理论设想，其中除了苏维埃制度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含义之外，还缺乏经济政策方面如何向苏维埃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完整说明，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前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列宁的这个论述，是后来中国革命中，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或者在教条主义支配下，所提出和执行的所谓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实际内容上以“消灭富农经济”、打击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特征的“左”倾路线政策的最初的思想萌芽。在10年内战时期，这些“左”的路线政策曾经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之后，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左”的路线政策逐步得到了纠正。而实质上，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跨越式地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远远没有得到彻底清算。它在1949年之后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并且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被逐步肃清：
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成为第三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最高指导者。进入1925年以后，国共合作的形势日趋复杂并且具有不确定性，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断趋向白热化。根据实际政治局势，斯大林提出了以下几个理论观点：
第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他说：
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11]。
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12]。
第二，以十月革命为分界，民族问题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不同的性质。斯大林指出：
民族问题的提法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十月革命以前的阶段，第二是十月革命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问题被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二个阶段，民族问题已经扩大和转变为殖民地问题，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转变为世界问题，因而民族问题已经被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13]。
第三，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他说：
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14]。
第四，中国革命的四个特点。斯大林指出：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俄国1905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由此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也不可避免地要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必然使中国无产阶级易于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15]。
斯大林总结了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的经验，他认为：“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所以，他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起来反对军阀政府。这一点，和18、19世纪发生的那些革命在形式上的不同：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6]。
这是斯大林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第四个特点。
上述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两点深刻的影响。第一，为中国共产党人划分新旧两种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论断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论述，特别是斯大林的看法，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有新旧两种类型。毛泽东认为：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17]。
他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以辛亥革命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开端；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在中国则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18]。辛亥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包括孙中山号召辛亥革命的旧三民主义，都已经过时了。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才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才是“今日中国之必须”，才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毛泽东讨论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他写作这些文献的时间，是1939年12月到1940年1月。
二
辛亥革命失败了；或者说，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这是辛亥革命研究中又一个长期流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多次论述过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在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内，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评判，相对集中在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1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开始了对于辛亥革命的检讨。这是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方针的结果。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其主要精神在于贯彻当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呼吁国民党不要与北洋军阀妥协，而要努力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推翻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这份文件肯定辛亥革命是“进步的民主革命运动”，“毕竟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但是，这份文件又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获得成功。文件中说：
所以辛亥革命战争，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不幸这种战争，在中国至今尚未能成功；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19]。
这份文件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比较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有了很大的转变。
陈公博回忆，中共“一大”曾经讨论通过了一份宣言：“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那时孙先生是广东非常国会所选的临时大总统，徐是北洋军阀左右下的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20]
李达也回忆说，中共“一大”确实讨论过会议宣言，其中涉及对于国民党人的看法。他说：
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封建的北洋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21]。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
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22]。
显然，由于列宁对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肯定，也由于列宁和第三国际重视国民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转而采取了有限地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突出地批评国民党人的革命妥协性的态度。
陈独秀指出，辛亥革命尽管是中国的“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但是，它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际上可以说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觉悟与革命的需要[23]。
恽代英则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早熟的革命，其原因是推翻了帝制，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
所以辛亥的革命，的确可惜有些早熟的毛病。因为有些早熟的毛病，所以在许多人民——甚至于所称为最有知识的人——都还不知道怎样过民治生活以前，而革命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皇帝的尊严这个偶像打破了，只得挂个民治政治的招牌出来。因为人民都还不知怎样过民治生活，所以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在民治的招牌之下，徒然造成了群雄争长的局面[24]。
蔡和森指出，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北洋军阀集团取得了政权：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在袁世凯时代为共和与专制之争，袁死后为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
他还说：“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25]
张太雷指出：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并且与反对势力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因此，其意义十分有限：
辛亥革命所有的一点意义就是用激烈的手段推倒清朝。然而后来南京政府与袁世凯的调和就是这点意义都把他减杀了。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不能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第一，它没有把外国帝国主义当做革命的对象，而是一种纯粹的对内的民治主义的革命；第二，就是这样亦没有能保持完全革命的态度而倾向调和[26]。
1926年10月，北伐军打下了武汉，张太雷写了《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他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国民革命运动之开始，它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可惜，辛亥革命只做了这个运动的开始而没有完成这运动，它的未完使命尚遗留到现时。我们现在的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的继续[27]。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中说：
中国辛亥革命虽说将贪淫的满洲皇帝推翻了，但未曾将民权主义实现于全国。其原因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太狭隘。当时参加革命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力量决不敌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反动势力。所以第一次的共和终归夭亡，革命运动亦遂消灭[28]。
直到1926年6月4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也没有改变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结局看法。他说：
贵党（笔者注：指国民党）于中国历史上有革命之伟大功绩，辛亥失败以后，仍能继续为被压迫人民奋斗；本党认为此种奋斗之目的，在于完成辛亥革命，彻底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及军阀之下。此不仅为贵党现时之历史使命，抑且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本党之职任[29]。
第二个时期是1937年－1949年。在这个阶段，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开展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经过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围绕着国共之间的合作与分裂，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辛亥革命再次进行了检讨。
1937年12月，张闻天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在谈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的时候，他说：“辛亥革命虽然在表面上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封建势力并未铲除，反革命的力量仍未受到致命的打击。在反革命尚保存有优势力量的情形下，民军方面就开始与反革命妥协了。”
张闻天认为，到了“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了国会，修改了《临时约法》，颁布了袁记《新约法》并且当上了唯我独尊的“皇帝总统”，这标志着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他说：
至此辛亥革命是流产了，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摧残下完全失败了。虽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满清政府的统治，虽然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帝国，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推翻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的革命任务，没有开辟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整个中国民众且由于北洋军阀的出卖，则依然并进一步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封建势力的榨取下，度着黑暗凄惨的生活[30]。
如前所述，在1939年－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他把1840年到1940年这100年间的中国革命，分为前80年和后20年两个阶段：“在前八十年（笔者注：指1840年－1920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笔者注：指1920年－1940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他说：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31]。
后来，毛泽东又一再谈到辛亥革命的失败。
194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貌[32]。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33]。
总结以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1921年到1949年的28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政治评价，是在一种基本统一的思想背景下作出的，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意识。就建党初期来说，这种革命意识包含三个内容，即独立进行革命的主体意识、阶级意识、领导权意识。
从建党前后的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革命意识的形成，是从“五四”开始，到1923年左右基本成型。当然，尽管具有了革命意识，但是距离形成周密的成功的革命理论、路线、政策，还有一个过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思想与政策的一致上，从领导水平与革命形势需要的统一上，中国共产党人走向成熟，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之前，他们还吃了不少亏，走了不少弯路，遭遇了不少失败。但不可否认，“五四”以来，他们的革命意识是在一天天生长起来。这种意识，成为他们判断辛亥革命之成败的重要参照物。
所谓主体意识，是指以我为主，独立开展革命运动的思想观念。中共建党初期的成员，多数属于五四时期的新生代知识分子，他们和辛亥革命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然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34]。
对于未来的改造社会的运动，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另起炉灶，重新组织革命势力。恽代英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时指出：
几次中国的事不坏于恶势力不失败，而坏于恶势力失败的时候。没有善势力代他起来，所以仍旧被别种恶势力占住了[35]。
在组织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提出：
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36]。
这样的言论，充满年轻人热血沸腾，胸怀大志的色彩，典型地表达了中共早期活动分子的新鲜革命意识。
所谓阶级意识，是指摆脱了以传统时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分析中国的思想模式，转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1920年8月，蔡和森的一封信，很典型地代表了他对于阶级论的接受：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凄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37]。
对于在中国组织共产党，他说：
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亦不行（除非他变）[38]。
1920年，《“共产党”短言》说：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集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39]。
这时候，中共的早期活动分子，还在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把重点放在发动产业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上面。随着革命活动的深入，他们逐步找到了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40]这是对中国革命政治策略的一个科学的总结。
所谓领导权意识，是指自觉地充当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和政治领袖的思想。中共创立时期，确实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性革命风潮的影响之下。中共早期活动分子，深受俄国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方式的影响，自然以俄国革命的效法者自居。至少在中共实行第三国际国共合作方针之前，他们对国民党人并不推崇。早在1919年9月，恽代英就在一封信中说：
我敢说，民国元、二年，同盟会及社会党的健全分子，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好人，后来都被恶势力压服了，吞灭了。所以我想，若没有善势力，我们是不能扑灭恶势力的[41]。
这里，透露出来的，是对国民党人的失望。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一封信里主张，暂时不要去管全国的大局面，各省以解决各省自己的问题为好，这是改造中国的基础：
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途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42]。
这里，透露出来的，还是对国民党人的失望。
作为新一代革命者，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抱负。1920年9月，蔡和森的一封信，提出必须尽快地组织党：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43]。
不仅有思想上的基础，在接到了第三国际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之后，中共内部仍然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在1922年－1923年间，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提出的政策，还进行了正面的批评。
这种领导权意识，在1948年3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中国革命（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44]。
第二，从1921年到1949年间，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语境。实际上，这些不同语境下的评价，折射着共产党人对当下政治责任的理解，并且成为他们衡量辛亥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
在中共建党初期，人们对辛亥革命的批评，主要根源于对当时军阀争战、政治混乱的不满。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
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军阀政治，这样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45]。
1922年9月，恽代英说：
有许多人似乎是已经承认中国是死病无良医了。……要救治，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实现[46]。
这时候，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要反对军阀政治，改良民主政治。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47]。
这时候，毛泽东刚刚考察完湖南的农民运动，他全力支持农民在乡下造反。1926年10月，张太雷在他的《今年纪念双十节之意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在建立近代的民主国家，而其结果反产生了军阀的专制？”[48]他的回答是：革命党没有基础与领导能力；没有正确的对外政策；没有正确的对内政策；没有真正革命军队；没有省及地方的基础。
这时候，北伐军打下了武汉，张太雷希望革命的政权能够主导全国的政治局面。
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指出：
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9]。
这时候，毛泽东正在系统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相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大革命对象一定会被打倒，中国革命将会胜利。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在革命斗争中，联系着革命的需要或者革命将要实现的目标，来比较辛亥革命曾经达到的水平。这样的比较，与党的革命纲领、方针密切联系，起着指引革命方向和实现革命动员的作用。这样的论述，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今天仍然应当尊重。当然，现在研究辛亥革命，需要的则是科学的借鉴而不是照搬。
三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进行了对教育、文化、新闻、出版部门的社会改造，建立了新中国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体制，取得了这些领域里的话语权。有关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宣传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辛亥革命失败论先后进入各种历史教科书，成为对干部、群众、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内容之一。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在全党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以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方法。该“决定”要求分别在新党员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具有学习过政治常识和中学文化程度的党员、学习过理论常识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中，开展不同层次的理论教育和学习。其中，在第二个层次中，要开展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生平的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生平的常识”的学习。该“决定”特别对学习运动所用的教材提出了要求：
这种常识的教材应当着重利用历史的叙述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帮助学者从科学的即历史的观点来认识现实，并为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作准备[50]。
在当时，上述指示实际上规定了社会中等知识程度以上的人员，都必须接受的教育。
1951年6月，胡乔木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构建及时而又标准的教材。关于辛亥革命，该文有如下论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十年后爆发的创立了“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十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但是所有这些斗争和革命，都失败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但不能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甚至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51]。
这个论述，成为后来许多历史著作讨论辛亥革命的范本。
195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一卷说：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摧毁了满洲贵族在中国所建立的民族牢狱；建立了中华民国，产生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失败了[52]。
1979年，胡华所著《中国革命史讲义》说：
这个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且在中国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的觉醒。
但是，这个革命仍然是很快地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这个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不能动员农民力量并和他们结成联盟，又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采取坚决态度。因此，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革命在它胜利的同时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而终于流产了[53]。
应该指出，胡华的另一种关于中国革命史的著作，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包括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的初稿修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倒是没有涉及辛亥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对辛亥革命进行任何评价。
198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稿》（上册）说：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革命政权很快被大地主、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革命遂告失败[54]。
1982年，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说：
在南京的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解职，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辛亥革命就宣告结束了。帝制的中国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是，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55]。
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上册）说：
1911年由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三民主义是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但是，辛亥革命也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革命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56]。
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
这次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推翻了清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被推翻的清皇朝既是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又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人民战胜了这个卖国的封建的专制政府，就一下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失败了[57]。
201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说：
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58]。
201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说：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软弱和政治上不成熟，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提不出一个足以广泛动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参加革命运动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也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力量的异常强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59]。
以上所列的一些重要历史著作，在辛亥革命问题上的表述说明，1949年以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它们毫不例外地沿用了党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看法。虽然，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作了一些正面的肯定，但是，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有成功之处，又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这样的总体评价基本没有改变。
四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折的关键，是中华民族走向民族独立，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开端，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标志，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
笔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成功的民族民主革命。如同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一样，辛亥革命也有一些历史的局限性。恰如其分地研究这些局限，是史学研究者的职责，但是，不应该苛求前人，继续把辛亥革命说成是一场失败的革命。
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而且应该提出来讨论：
第一，列宁、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有关思想理论，曾经对于中国革命产生过很大影响，在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时候，必须继续予以重视。但是应该看到，他们关于十月革命对东方社会之意义的论述，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的论述，本身具有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内在缺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也必然引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从总体上看，一个非殖民化的新阶段必然是要来到的。但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据此把世界各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并且发动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革命。这个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又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在近代已经出现全球化趋势的条件下，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各民族人民在各自国家制度框架和国际秩序中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各民族的生存发展权与各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框架，是民族问题的两个制约因素。各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或者集团，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统治条件包括国家制度，实行侵略扩张，驱使他们的人民加入肮脏的侵略战争，从而既侵害其他民族人民，又危害本民族人民。反对这样的战争是正义的。1920年前后，苏俄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发动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维护自身的国际安全，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理论是一种输出革命的理论。进入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后，它的短期效应就是显而易见的。
列宁、斯大林在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时候，同时提出了国际主义的问题。他们强调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发扬国际主义，援助落后国家人民的革命。苏俄政府和第三国际事实上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支持过东方民族的革命，包括中国革命。但是，联共（布）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并不完全一致。有些时候，他们优先考虑的仍然是自身的民族利益，甚至某些对外政策也不乏民族沙文主义的性质。列宁在世的时候，苏俄政府就极力否认早期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即放弃沙皇俄国所攫取的中国利益的声明；在中东路问题上，苏联政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政府还企图继续享受某些在中国的特权。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民族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也是战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无法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自觉地把党看作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把中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视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一致。他们忠实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甚至还提出过“武装保卫苏联”那样不合时宜的口号。这类违反中国多数民众民族感观、民族常识的口号，恰恰反映了那些教条主义的共产党人的政治幼稚和错误。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可以说，1935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独立自主地进行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真正焕然一新了。
这就是说，尽管在1940年前后的特定条件下，毛泽东提出过“五四”以后的中国革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论点发挥过极大的政治动员作用，但是，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研究辛亥革命，不应该继续强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分界，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新旧两种类型的民主革命。
换句话说，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继续强调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区别，继续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反而淡化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传统、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的创造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反而降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
区分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五四”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个论点的源头，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保持革命独立性的思想，成型于中共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完整理论。
中国革命区分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构成了共产党人领导权理论的重要逻辑前提，具有鲜明的革命意义。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定环境中，共产党人的领导权思想走向了成熟，突出地表现为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重要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理论核心的部分，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也是中国革命的宝贵思想财富之一。这一点，早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
笔者要讨论的是，中国革命历史本身所提出来的另一个问题。
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中，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的“左”倾错误时期，主持党的领导机关并且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的许多人，主观上从来没有主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想法。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曾经指出：
对于四中全会（笔者注：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60]。
事实也是如此。这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当时也在繁忙地从事革命工作，也在努力指挥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作战，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土地斗争，也在不断强调要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其中有些人后来甚至为革命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换言之，他们也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那么，为什么在他们主持下革命会失败？答案只有一个，不是他们不坚持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思想和立场，而是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
这就反过来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革命党采取的政策策略是否符合中国的社会实际，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谁，而是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是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而不是革命的动力和领导者决定革命的性质。
1940年前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策略问题，中国革命得到了大发展。加上国共合作出现摩擦，国民党人开展了专门针对中共的舆论攻击，共产党人必须和国民党争夺政治话语权。所以，他把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完整过程；从1894年兴中会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整过程。毛泽东对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说明了这个革命的完整性：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现在我们是这样做了。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61]。
第二，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有革命者、革命的领导者、革命文献的论述，涉及有关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问题。这些看法，往往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具有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作为历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这些论述，又是作为指导革命的政治意见作出的，与研究人员纯粹出于学术动机的论述存在相当差异。在史学研究中，必须注意提高理论修养，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论述，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客观、公正和令人信服。
比如，过去有些历史著作总是说，五四运动所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因为它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究之五四运动的实际过程，很难证明它在多大的程度上，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比如，过去有些历史著作总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本性软弱，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资产阶级敢不敢，或者有没有反对过帝国主义，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它常常需要结合资产阶级政府、政党、团体或个人，他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外纠纷，对中外条约，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对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等方面的具体事实，进行细致的讨论才有说服力，抽象地下结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就辛亥革命来说，不应该笼统地以资产阶级不敢反对帝国主义，来结论它的失败。也没有必要因为革命党人曾经表明尊重过去的条约，就责备他们对帝国主义表现软弱。孙中山这样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其一生革命实践中，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十分复杂，不是一句资产阶级软弱性就能简单说明的。
孙中山之后，1930年前后国民党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废除了不平等的关税制度，实现了关税自主，这说明了什么呢？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了抗日的立场，这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呢？
倒回去说，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什么时候才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呢？辛亥革命时期还没有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怎么能责备革命党人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呢？
所以，必须正确处理革命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必须坚持具体事实具体对待的原则。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修正、不断进步的过程。换言之，援引中国革命的有关论述，对历史事件作标签式的结论，是不准确也不科学的。不仅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上是如此，在历史研究的其他所有领域，都是如此。
第三，衡量辛亥革命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当初发起革命的目标有没有实现，而不是其他。
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很清楚，这就是兴中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和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平均地权”仅仅指革命胜利后运用地价税的方法，把城市土地地价上涨所得利益收归政府，用于调剂社会分配。当初这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目标。因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是发起革命最现实的三个目标。清帝的宣布退位，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临时约法》的颁布，表明革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过去许多历史著作总是说，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的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以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这显然不对了。所有这些检讨，都不是革命党人起初的目标，而是后人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成果而对辛亥革命作出的期待。现在看来，是到了加以修正的时候了。
第四，辛亥革命的成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新军、立宪派所主持的各省谘议局势力、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军事政治势力、各省当局汉族官僚势力、久已憎恨厌恶清王朝腐败统治的各界群众及其所造成的强大“光复”心理所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的体现，它避免了清王朝与革命势力你死我活，一争雌雄的格局，避免了传统时代王朝更迭时那种天下大乱、长期混战、人民痛苦灭裂的后果。
过去的许多历史著作总是说，袁世凯取得了政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不对了。袁世凯迫使满清皇室交出了政权，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得以确认。帝制结束了，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这是最大的胜利。革命党人用到手的政权，换来了这个胜利，是非常值得的，也是必须肯定的贡献。
过去的许多历史著作总是说，孙中山同意了袁世凯的条件，交出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是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体现。不对了。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这是现代文明的体现，也证明“天下为公”是他的真实的信念，不是虚伪的骗局。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没有现代政治，没有现代文明。这是古今中外无数社会进步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孙中山开了一个好头，只可惜后来的效法者太少太少。孙中山是全球华人公认的民族英雄，近代中国某些绝不妥协的政治家永远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过去的许多历史著作总是说，袁世凯执掌政权之后，国家逐步地陷入了军阀擅权、军阀混战的局面，这证明辛亥革命失败了。不对了。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宣誓就职，标志着辛亥革命的结束。应该承认，辛亥革命是在胜利的局面下结束的。孙中山交给袁世凯的，不光是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而且有民主制度的约束。袁世凯获得了权力，但是无法推翻民国。从袁世凯开始的内乱，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新阶段的开始。这是一个巩固民主共和制度，防止封建势力复辟，争取国际平等地位，建立现代传统，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新阶段。
辛亥革命刚刚结束了已经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革命力量不可能轻松完成新阶段的这些任务。有帝制复辟，有军阀作恶，有政府卖国，有社会黑暗，有官僚贪渎，有种种社会问题，这是正常的。幻想革命之后一下子光明起来，太平起来，幸福起来，才是不正常的。
我们不要用革命党人必须实行一党专政的腐朽性思维，不要用革命没有曲折的理想化思维，不要用脱离当时社会实际条件的空谈型思维，来衡量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现在看来，有许多错误的历史观念，是到了应该彻底抛弃的时候了。
做到了这些，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扬科学精神。也许，这是一个比辛亥革命研究还要深刻的问题。它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收稿日期］201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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