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论的两个批评——80年代后女性主义哲学的热点论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论题论文,主义哲学论文,本质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本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界一直寻究一种以反对性歧视为基本准则、以结束妇女的社会低下地位为目标的理论支点。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南希·乔多罗的《母性生育》、凯特·米利特的《性别政治论》和卡罗尔·吉利根的《不同的声音》为首的一批颇有影响的女性主义专著都将“妇女”、“性歧视”、“性压迫”作为可定义和可分析的范畴进行评论，以揭示社会上似乎普遍存在的性别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这些作者来自不同的地域、国土和民族，绝大多数属于白人中上阶级并从事学院或讲坛工作的发言人。这些作者对妇女问题的种种概括反映了一种探索妇女本质的本质论倾向。这些学者的身份以及著述中反映的本质论倾向和学说在80年代随着女性主义活动在世界范围的日益发展受到了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的怀疑和针砭。
反本质论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来自西方两大思潮的影响，一个是英美分析哲学中流行的维特根斯坦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另一个是欧洲大陆哲学中占主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两大思潮都反对从单一的视角或基点来概括一种世界观。美国反本质论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里。
伊丽莎白·斯佩尔曼的《非本质的妇女》（1988）被美国女性主义学界公认为是一本最系统、最有代表性的反本质论的专著。斯佩尔曼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中涌现的本质论倾向主要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错误的普遍概括，另一个是错误地排除他人的声音。这些错误会导致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新的权威，将沿袭女性主义所批判的对弱者的排斥和压抑。反本质论的挑战似乎给女性主义的理论立足点出了一道难题，如果任何以“妇女”为定义范畴而建立的理论都逃避不了普遍概括的错误，那么女性主义似乎不可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存在的妇女地位低下的性歧视现象作出理论解释和概括。简·马丁指出了反本质论的极端化将导致方法论的困境。苏姗·奥肯和简·弗拉克斯的争议则表明：性歧视、性压迫的现象总是与种族、阶级、宗教等其他社会矛盾相互连结、不可分割，不存在抽象的、共同一致的“妇女性”，也不应当由任何理论权威来决定不同的妇女的不同的解放之路。我认为，女性主义要走出困境，坚持自立和发展，必须要辨识本质论的思维模式，克服普遍概括的封闭性和排除性，坚持多元化和开放性。这是反本质论的挑战最大的意义所在。
1、两个批评：错误的普遍概括和排除异己
斯佩尔曼主要从性别与种族问题展开论证，批判了白人中上阶级妇女的“白人唯我论”和“种族中心论”。在她看来，象《母性生育》、《性别政治论》和《性的辩证法》的作者们犯了普遍概括妇女问题的错误。这些代表从自己的状况推及全体妇女的状况，将性歧视看作一切压迫形式中最根本的压迫形式。在她们看来，无论妇女的种族、阶级等社会境遇的差异如何，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是相同的。斯佩尔曼认为，这些理论家忽视了黑人妇女的具体特殊的经验实在。种族压迫与性压迫的互相连结和影响不可能使一种压迫比另一种更加根本或互相并列。性歧视也不可能是完全脱离开种族歧视而可分析的，她说“按照一种关于性歧视和种族歧视的附加分析之说，所有妇女都受性歧视的压迫；某些妇女进一步受种族歧视的压迫。这种分析由于看不到在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所经历性歧视的社会环境的重要差别从而歪曲了黑人妇女遭受压迫的经验”〔1〕。 斯佩尔曼明确指出：所谓“我们都是妇女”这种求一统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妇女（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天主教徒的或犹太民族的妇女）可能会寻找不同的解放自身的形式。求一统的观点并不反映所有妇女的不同的心声。
斯佩尔曼还进一步分析了错误的普遍概括的哲学渊源，认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极易误导我们陷入语言同义反复的错误和整体与部分、灵魂与肉体相互可以分离的错误。按照本质论哲学家的说法，“妇女”这个词或概念有一种所有妇女都具有的共同性即“妇女性”（Womenness）。但实际上在每个妇女现实的、 具体的生活中却找不到这种妇女性。如果问一个黑人妇女和一个白人妇女、富有的妇女或贫苦的妇女，伊斯兰妇女或爱尔兰妇女，作为妇女的共同性是什么？根据本质论的观点，在进行现实的调查之前，我们确实知道的只是，所有妇女都是性别化的妇女。但是，“性别化指的是与男子对照的作为妇女的性别化，从这一前题本身并不能推导出这样的性别化究竟指什么，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同义反复。它表明：既然妇女根据定义可视作性别化的女子，所有妇女都是性别化的女子。但我们所说的性别化指的是性别的社会性，不是性别的生物性。”〔2 〕性别化不具有普遍必然的特性，因此，“我们都是妇女”这个短语犯了同义反复的普遍概括错误。
柏拉图传统的哲学提倡一个完整的人是灵魂与肉体的组合。本质论女性主义也主张妇女的身分可以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是通过她的种族、性别、阶级、宗教等限定的，并且彼此可以整齐划分开的。尽管我的种族与别的妇女不同，但作为妇女我们是相同的。“我的灵魂可以和我的身体脱离开，我的灵魂甚至可以安放在其他妇女的身体上。同理，倘若我的‘妇女性’脱离开我的身分的其他部分，那么，我作为妇女就会成为与其他妇女相同的妇女，即使我降生在另一种肤色的身体里”。〔3〕通过类似上述的许多分析， 斯佩尔曼抨击了忽略妇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群体关系中的差异而一味追求性别身分的普遍性的错误。她指出这种错误的后果是：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状况括及成“妇女”的状况，一个群体妇女的状况代表了其他所有妇女，从而维护了白人中上阶级妇女的种族特权。在斯佩尔曼看来，《母性教育》的作者乔多罗对母性的分析就代表了这一特权。乔多罗将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和男人的关系推广到其他群体的妇女和男人的关系上，认为“母亲永远是养育后代的承担者，并且是在性歧视的环境中做养育的”。 〔4〕斯佩尔曼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忽视了差异，同时也就意味着忽略了更重要的伴随这个差异的另一特征：“妇女的母性是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实践的，在这些实践中不仅妇女与处于相同文化背景中的男人完全不同，而且，这些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妇女和男人一道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和男人也是完全不同的”。〔5 〕在斯佩尔曼看来，乔多罗所主张的性歧视的普遍性是用白人中产阶级的妇女与男人的关系代表其他任何群体妇女与男人的关系，预先排除了对其他群体妇女生活实践的调查研究。
斯佩尔曼还认为，由于白人中上阶级妇女拥有代表妇女发言著述的优先权，她们成为叙述“妇女故事”的主体和权威。糟糕的是这些学者对自己的特权、自负和优越没有清醒的意识，她们在不自觉地重犯类似男子主义中心论的、以我为标准的、为真理的、排除他人意见的错误。
按照斯佩尔曼的分析，妇女的性别身分是一种还是多种并未引起本质论女性主义学说的重视，或者说，她们貌似容忍其他的、不同于己的声音加入自己的队伍，但实质上只是兼并别人声音，以自己的原则代替、想象其他群体妇女的状况，以求一种统一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纲领。统一的女性主义理论有助于掩盖将一个群体的状况征用到所有妇女的状况。但是如果这一原则正确的话，为什么美国黑人妇女的经验不能被接纳为所有妇女状况的代表呢？这一原则的错误提醒我们注意：某些白人中上阶级妇女所拥护的理论完全忽视了妇女经验的变化和差异，而其真正原因是她们处于理论权威的地位。这些权威决定哪些重要的经验应当加以认识，哪些重要的声音应当听到。该了解什么和该听到什么是由这些权威来决定的。这些决定由她们追求普遍性的欲望为导向。如果她们将黑人妇女的声音视作“额外的负担”或边缘的、不重要的，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在“妇女历史”中的描述也不会是占主导的知识。缺乏知识和不情愿听到异己的声音会助长主流女性主义理论的特权，并成为她们想象和容忍其他妇女声音的起源。
想象和容忍是否能帮助白人中上阶级女性主义学者克服已有的态度而获取新知识呢？斯佩尔曼指出：“我的想象是在我对自己的理解中进行的，我依靠我的想象来考虑你和你的世界，因而我绝不真正知道你和你的世界。我想像你实际上是谁与我要发现你真正是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把你作为我想象的对象，由我来揭示你的明显的存在，而不是感知你的言语、情绪、欢愉或悲哀”。〔6 〕我并不想从你的感知中发现什么实质上与我完全不同的感想，但只想象你和我一样分享“作为妇女”的妇女性。仿佛你与我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非本质的和不重要的。容忍本身也是一种特权的表达。“我容忍你”这种态度无损于我的优越地位。“我的地位既可以使我允许别人做什么、也可以不许别人做什么。容忍你讲话这件事只是避免了不许你讲话。当然在我的容忍中并没有改变我比你拥有更多的权力这个事实。自然我也不必倾听你说的是什么”。〔7〕尽管主流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包容对不同肤色、 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状况和不同文化环境的妇女的探究，但这些探究不能建立在白人中上阶级妇女所感觉到的要了解其他妇女状况的需要的满足上。如果不自觉地意识某一群体的特权地位，女性主义理论就不可能解决妇女中存在实质性差异的难题。
斯佩尔曼批判的白人中上阶级妇女权威的两个错误，其着眼点在于揭示性别身分的普遍性概括最终的结果是排除异己和分歧，以一概全、以本质的东西取消非本质的差异。
上述普遍概括和排除异己的批评在女性主义理论界引起深刻的反思，推动了女性主义学者对自身理论的方法论的质询。
2、争议和反思：两难处境、差异与相似
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简·马丁认为，指责本质论时会陷入方法论的困境。对本质论的最主要的批评是指出它在不同的妇女经验中寻求本质的共同性，而共同性依靠的是象性别身分这类抽象的概念，这类概念、名词反过来掩盖了妇女中的差别和不同。例如在使用“美德”、“母亲”“家庭”“男性支配”“妇女的屈从”等等这些一般性的语词时，我们很容易考虑每一个概念中共同的东西，就是说，“对差别的掩盖已经筑入语言本身”〔8〕，从而极易落入本质论的陷阱。 反本质论者可能提出建议：用特定妇女的谈话代表对一般妇女的谈论，比如黑人妇女、白人妇女、亚洲妇女、拉丁美洲妇女等。与此同时还要兼顾概念的历史性。在谈及家庭概念时就要加上现代的、男性为家长的核心家庭等等这些特指的修饰语。然而这些特指的词和概念并不能完全揭示所有的差异。很显然，若采取极端的逻辑推理，对上述一般性名词的反对将导致女性主义的一切概念分析都会掩盖某些差别的错误，因为即使最终具体到一个人的特指，差别仍然可以被掩盖。“正像后现代论告诉我们的：一个人从一时一刻、一瞬一息、从一处到另一处，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都是不相同的”。〔9〕女性主义探究不能走向极端化。 “尽管在使用范畴时我们都可以掩盖某些差别，但我们可以作出决定并选择使用某些揭示了重要差别的范畴，而略去不重要的、细微的差别，以便适应理论和实践的目的。由谁来作决定和选择或许比使哪些范畴更显得重要。”〔10〕如果把差异推展为极端，将导致女性主义的自我否定和失败，如果坚持把共同的性别身分归属到全体妇女，又将导致否定妇女中的差别的普遍概括的错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面临上述两难的困境。这一困境引起了围绕本质论与反本质论展开的关于差别与相似的深一步反思。
奥肯M ·苏姗在她的《性别的不平等和文化的差异》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明显的本质论观点。针对斯佩尔曼关于白人中上阶级女性主义者强调性压迫的共同性而忽略不同种族妇女的差别的指责，奥肯的答复是：“性歧视作为一种可以共识的压迫形式，它所产生的许多效果是可以被不同的种族、阶级或其他身分的妇女们感受的。在感受到性的压迫时，这些妇女仍然可以认为种族和阶级的压迫也是重要的”。〔11〕按照这一看法，不同的妇女都能从自身经验中感受性的压迫，与此同时，一个贫苦黑人妇女与一个富裕的白人男子的关系，一个富裕的白人妇女与一个贫苦的黑人男子的关系仍具有重要差异。也就是说，性压迫的经验具有同质的可识别的因素，能够同其他压迫形式分离开加以分析。性压迫形式与其他的压迫形式在奥肯看来不存在内在的纠缠不清的关系。为了证明性歧视现象是可识别的和可分离的，奥肯列举了第三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性的不平等事例。如奥肯指出的，两性间的制度化的不平等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公共的和私有的二元论一直在助长家庭领域内的性的不平等。由妇女承担的繁重家务工作没有被社会认可为工作，因为家务活不是公共领域的、有报酬的工作。妇女的生育子女、清扫房舍、照料老弱病残，所有这些支持男人的有报酬的工作的活计被看作相对不重要的，无价值的。这种性的不平等现象无论在20世纪工业化的先进国家，还是在贫困的农业国不存在质的差别。用奥肯的说法：性压迫在贫困国家的状况“是相似的、甚至更糟”。〔12〕为什么性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才被提出和遭到反抗呢？这是因为家庭内部的正义和妇女这个范畴被掩盖和遗忘了。因此奥肯强调：“妇女（作为可分析的范畴）（作者加）是至关重要的”〔13〕奥肯还认为，作为外来的观察者可能比处在相关文化内部的参与者对其社会的不正义具有更清醒的分析和批评。她宣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妇女。
奥肯这一同质性的妇女的观点遭到反本质论者简·弗拉克斯的反驳。她批评奥肯犯了三个普遍概括的错误：第一作出处于不同环境的妇女具有一种共同分享的性压迫的结论；第二对性压迫的共同性的重视掩饰了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妇女之间的支配关系；第三假设了第一世界妇女作为外来人可以查出第三世界妇女的利益和需要，并为这些利益和需要作出决定。弗拉克斯认为，从这三点不难看出，奥肯维护了她作为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代替其他阶层的妇女作决定的特权，这种自负的态度至少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奥肯答复弗拉克斯的批评时声明，她不认为第一世界的妇女分享第三世界妇女的压迫，但承认并重申，她的观点是妇女的压迫在某些重要方面是相似的，就是说，她仍坚持妇女共同遭受的性歧视具有同质的性质，撇开种族、阶级等等其他因素。奥肯又指出反本质论面临证明的负担，无论在斯佩尔曼还是弗拉克斯，反本质论者“应当提供证据来说明，妇女状况中的差别远远大于她们的相似，以至不能从这些相似状态中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理论概括。”〔14〕但是奥肯也有同样的证明的负担。她从自身群体的经验或通过其他妇女经验的描述而得出的同质性观点是否能得到黑人妇女的赞同呢？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单纯的性压迫感受能否代替黑人妇女的混入种族歧视或其他压迫的性压迫感受呢？处在这种混杂之外的人能否比身历其境的人讲话更有说服力、分析会更正确呢？讲话者在对自己或其他经验作出判断时不可能完全超越自身的兴趣、需要、利益和价值观。这些因素会限制主体视野、会增加发言者的主观性。虽然有时外来者比内部参与者离经验远一些，看得清一些，但这种情况不能必然地说明外在者与内在者的感受完全一致，也不说明外在者代替内在者的决定比内在者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因此，奥肯关于作为外来人的第一世界妇女对第三世界性歧视的不正义的分析可能比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更正确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弗拉克斯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仍然应当集中在差异性上面”。〔15〕“差异”在我们的主体性和政治生活中具有建构性的影响。忽视差异会使我们看不到也听不到与自己不同的关于他者的知识，或者导致对别人的声音装聋作哑，用自己的声音代替他人的声音。这种做法就是拒绝听取他人的观点。弗拉克斯极力想表明：处在支配地位的特权者在代替别人作出决定时处处会受到特权视野的限制，在对所谓客观性、公正性的追求中掩盖了特权者的优越地位，而谁有权力和支配别人只有在对差别的承认和探讨中被揭示。她由此断言“正义不是由差别而是由支配关系破坏的”。〔16〕
3、评论：走出困境，坚持多元化开放性
弗拉克斯的批评深刻地向我们揭示出在对妇女问题作判断时存在一种支配性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是谁，其他人是谁，我们和他们是否有共同特点并非只是简单的观察，在观察之前已经存在决定的方式。无意识地认可这种决定只能维护特权者的貌似公正的理论概括并且继续了作为决定者的特权者对被决定妇女的无知。
上述反本质论的挑战与本质论的应战集中在对妇女生活经验的相同和差异的判断方面。反本质论的批评针对的是本质论所作判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指出她们的错误在于将一个阶层妇女的经验推广为所有妇女的共同性、普遍性。而美国白人中上阶级对自身性压迫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于美国黑人妇女的混杂了种族歧视的性歧视的感受。所谓的妇女的共同性掩盖了不同妇女所感受的差别，宣扬妇女的共同性是普遍必然的不仅掩盖差别，而且掩盖了作为判断主体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特权地位，排除了那些可能不赞同自己的，其他妇女的声音和主张。我认为反本质论者所揭示的这两个掩盖比较深刻地暴露了西方传统哲学认识论所极力提倡的所谓客观判断的缺陷。以斯佩尔曼为代表的反本质论者的批评说明了：理论家的特权、所处的社会地位内在地影响着她对经验材料的判断。她不可能完全脱离她的内在的价值取向，超过她的社会定位，绝对客观地俯览面对她的经验事实。我们已经看到妇女之间的相同或差别不是一个单纯的经验事实或证据的问题。在决定她们相同还是相异时，还存在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关涉人的性别身分，还关于她的种族、阶级、宗教、年龄、婚姻状况等身分。对人的主体因素的重视启发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应当对自己能否客观公正地评价她人的经验事实进行怀疑和审查。
从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错误的普遍概括，并不是女性主义反本质论者的独创。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流行的语言分析哲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就曾极力反对西方传统认识论所奉行的本质论纲领。他认为本质论反映为一种流行的语言观。比如说，所有的“桌子”这个特殊的类，每张桌子由于“桌子”这个通名而享有作为“桌子”的本质。“桌子”也就蕴含了适用于“桌子”这个概念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的叙述。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一种语言的错误，它来源于形而上学的错误假定，即某一个范畴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或存在方式。但在实际例子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样虚有的“本质”。维特根斯坦认为，与语言的错误观相联系的形而上学本质论是以排除经验探究的先验性作为基点的。而本质论并不反映我们的语言的实际使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里明确说明了语词的意义是由检验这些词的使用来决定的，但不是相反，即词的使用是由前存在的概念来决定的。反本质论者也认为，强调性身分的普遍性也就排除了对不同妇女的差异性的经验调查，所以本质论依赖的是先验性。
维特根斯坦还论证说，我们在使用语词时，不一定有能力精确地指出这些词适用于怎样的判断标准。他把这种语言理论称作“家族的相似性”概念。但是，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家族相似性概念里最关注的是语言的使用中意义的优先性，而不是概念理论的优先性，他反对的是语言理论的先验论倾向。但他没有询问谁的使用可以被注意，由谁来定义或者对定义挑战。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女性主义反本质论的挑战。我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探究不仅从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得到启发和推动，而且还更进一步，在分析为什么女性主义理论会犯普遍性概括的错误时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在参与决定时的作用。面对女性主义理论面临的两难困境，我觉得女性主义理论的自立和发展要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一）在状况完全不同的各个群体的妇女中存在不同的性歧视经验。没有某个群体妇女可以代表所有妇女的共同经验。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判断标准适用于不同的妇女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不同阶级、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妇女可以有符合自己群体需要和利益的、求得解放的道路。重要的是妇女们要自己讲话，自己代表自己。
（二）恩格斯和毛泽东都曾经指出过性别偏见在不同的阶级中不具有齐一性，工人阶级妇女受性歧视的状况不同于富裕阶级妇女的状况。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性歧视的现象跨越阶级、种族、民族和国家而处处可见。关于性别的不公正与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不公正有哪些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关系，不同的妇女可从各自的视角作出判断。我们听到的声音越多、越说明女性主义的开放性质。女性主义应当避免一切形式的封闭、排除他（她）人意见的方法和做法。
（三）除了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妇女的声音，女性主义还要开拓新的理论研究的领域。女性主义应当将对性压迫的单一关注转向对复杂的各类压迫错综交叠的关系作出解释和说明。对性别压迫的理解不能脱离开与其他压迫的复杂关系的理解。性别理论也不一定仅局限于孤立的性别分析的范畴。以结束妇女的从属为目标的女性主义理论应扩展到以反对一切压迫形式为最终目标。在鼓励同各种压迫形式作斗争时，女性主义理论应允许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论的多元化探究。女性主义理论的不定形也许更好地体现不同妇女的心声和愿望，并鼓励不同的妇女追求不同的，代表她们利益的理论纲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制定怎样的理论方针应当由当事人作决定。在交谈中求取对彼此差别的了解和支持。这样的理论必定是多元论的、开放性的，而不应当是由权威来决定的、封闭的、普遍性概括的一家之言。
注释：
〔1〕 Elizabeth V.Spelman,Inessential Women: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Beacon Press,Boston,1988,P.125.
〔2〕 同前136页。
〔3〕 同前137页。
〔4〕 同前157页。
〔5〕 同前157页。
〔6〕 同前180页。
〔7〕 同前182页。
〔8〕 Jane R Martin,Nethodological Essentialism,False Difference and other Dangerous Traps,Signs,Spring 1994,P.636.
〔9〕〔10〕 同前637页。
〔11〕 Susan M Okin,Gender Inequality and CulturalDifferences,Political Theory,Vo1 22 No.1 February P.7.
〔12〕〔13〕 同前11页。
〔14〕 Susan M Okin,Response to Jane Flax,Political Theory.Vol 23 No.3 August 1995,P.511.
〔15〕 Jane Flax,Race/Gender and the ethics of Difference,A Reply to Okin's'Gender Inequa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Political Theory.Vo123 No.3.August 1995,507.
〔16〕 同前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