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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与孙中山可以相提并论。孙中山生前的规划筹谋的国家建设，在邓小平手上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以上。只有深入了解并发扬光大邓小平的思辩方式和发展战略，才能完成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
Deng Xiaoping's historical status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Dr.Sun Yatsen.The latter's plan of China construction has been fulfilled by the former by more than 70 per cent.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Deng's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instrumental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campaign.
邓小平在人间经历了93个寒暑，他的生命几乎与20世纪同始终。他见证了本世纪初中国的苦难，全程参与了国共内战，是中共建政的主要功臣。在其一生最后20年，他凝聚了毕生经验与智慧的结晶，为中国迈向21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与孙中山一样，毕生殚精竭虑，奉献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孙中山在《实业计划》、《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中所规划筹谋的国家建设，在邓小平手上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以上。而邓小平所做的，有一部分甚至是孙中山生前所未能想见，或未及想见的。
邓小平的思想非常务实，使他能够脱离口号与教条的枷锁，超越前人的成就，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拟出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邓小平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扬弃僵硬的马列教条主义，充分考虑中国特殊情况，一方面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这与孙中山的“均富”主张可说不谋而合。
邓小平的思想非常灵活，不会只凸显矛盾的对立面，而忽略了矛盾的统一面。1978年邓小平策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政策，随之逐步引进市场经济，这与原来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大有不同，因此辄遭左派理论家的质疑。起初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调整为“计划与市场并重”的双轨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本是一个严重的理论争议。但邓小平却简洁有力地主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不是要限制生产力，而是要发展生产力”。因此，他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可以互相结合。于是，他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以界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提升综合国力，增进人民福祉，达成共同富裕的理想，而采行的广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政策的总称”。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主张。依据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行动方针，只要施政符合上述的标准，并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即使在马列著作中没有提及的，也可以放手去干；反之，则即使马、列著作中虽有明文记载，也大可不必盲从。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为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大力鼓吹“不加速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终能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声中，中国大陆一枝独秀地创下高达百分之十二点八的经济成长率。其实，自从1989年东欧以至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相向垮台，中共政权非但屹立不摇，而且更加落实改革开放政策，这应归功于邓小平的先见之明，及其稳扎稳打的经改策略。
1989年初，戈尔巴乔夫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当时笔者即主张，就推动改革开放政策而言，邓小平实比戈尔巴乔夫更有条件获得该奖。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固然同样倡言改革开放，但却也有三点不同：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原创性的，无论就深度、广度而言，都是无与伦比的。1978年之前，除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匈牙利、南斯拉夫曾尝试过夭折式的经济改革外，在一个像中国大陆如此大规模的经济体系内实施改革是前所未见的。其实，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乃赓续1956年“八大”的决议。中国大陆在1956年后的二十年间，由于与俄共关系恶化，又历经“反右”、“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以致经济发展停滞、倒退，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复出后，才有机会推动1956年“八大”的决议，从事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是在1985年，至少落后邓小平七年，而且是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就后才提出的。
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主动的，与戈尔巴乔夫被动的改革显然不同。早在70年代末，美国五角大厦的一份战略分析报告即指出，苏联若再不大幅缩 减军费（包括裁减境外驻军），则依其经济结构，最迟到1985年，整个经济体系就会瓦解。但由于1979年及1980年相继发生阿富汗事件与莫桑比克事件，当时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骑虎难下，不得不增派境外驻军，致缩减军费问题悬而未决。即使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的两位短命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也分别因为疾病缠身及年纪老迈，难以有所作为。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才开始提倡“新思维”与“重建”。戈氏所推动的改革政策实际上是迫于形势，情非得已，甚至是在70年代早就应该做的，只不过当时的国际情势不容许罢了。相反地，中国大陆在1978年，无论就国内或国际情势而言，均无非改不可的压力。其经济改革是主动进行的，是在长达20年过份频繁的政治动乱后，才决定与民休养生息，致力经济发展。
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实践为基础，是渐进而有步骤的；戈尔巴乔夫则仅停留在传播改革理念与调整共产党体质的阶段。邓小平掌权后所推动的第一件工作乃是在农村落实承包制，激发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积极性。不但改善农民生活，使农村出现一片难得的繁荣景象，更赢得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与支持。依常理，经济改革较易从城市与工商业做起。然而，城市的生活水平原就比农村高，改革也将拉大贫富差距，这正是大多数国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波折不断的原因所在。邓小平则先从农村下手，使基层农民对改革的需要感同身受，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在经济改革层面一直停留在观念传播的阶段，不但人民生活丝毫未见改善，且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内意见沟通、外交活动与裁减核武器谈判，未有具体步骤与策略来进行经济改革，这也正是导致戈尔巴乔夫下台的主因。戈尔巴乔夫虽身为共产党员，却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过份迷信政治权力，忽略了“经济”这个“下层建筑”的重要性。
反观邓小平，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特区”的构想，并选定深圳做为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区”的构想本将遭遇很大的阻力。尤其是经济政策的改弦更张，极易刺激左派教条主义者反扑，以致改革事业前功尽弃。邓小平为避免政策左右摇摆不定，并深化改革开放，藉著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巧妙地运用爱国主义情绪，高举祖国统一的大旗，使得左派对于深圳做为特区的构想无从反对。亦即为求即早收回香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保持香港现行制度50年不变，并选择毗邻香港的深圳做为特区。深圳的经济若办得好，自可稳定香港人心，香港回归祖国的愿望当可及早实现。
在选择深圳做为经济改革的前沿基地之后，珠海、厦门、汕头、海南等其他特区又相继浮现，且领域不断扩大。珠海之澳门的意义，就如同深圳之于香港。而厦门是闽南地区的主要港口，汕头则是粤东地区客家人的主要口岸，相应于台湾以闽、客为主的族群结构，这两地的雀屏中选，决不是偶然的。至于海南，原为黎族所居，后则多为来自粤、湘的移民，就如同台湾本为原住民所居，后则多为来自闽、粤的移民。且海南与台湾又一样是孤悬海外的岛屿，同属亚热带气候。就长远的眼光来看，海南岛划为特区，对台湾自有其象征性的意义。
邓小平就从这五个特区开始了他全方位改造中国的宏伟计划。随着特区的快速发展，沿海又增设十四个开放城市，很快带动了整个沿海地区的发展。时至今日，连极西的喀什也有卡拉OK厅，这本是特区才有的景象。显然整个祖国大地在邓小平务实而灵活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逐渐引进市场经济体制，而走出贫困、落后的阴影，一个崭新、现代的中国即将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定的基础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正由于邓小平超卓、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他得以在辩证法和理念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做最灵活的诠释。他在改革开放的策略运作上，与戈尔巴乔夫正好是成与败的对比；而在结合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特殊国情的思想建树上，则赓续了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做的探索。
李大钊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的工作，毕生致力于传播社会主义的理想。李大钊早就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要有自己发展出来的特色。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又说，考虑中国的问题，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这其实已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李大钊主张“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这与邓小平所主张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不是要限制生产力，而是要发展生产力”，可谓血脉相连。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这已意谓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互为用，两者并不必然矛盾。李大钊自许“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夫”，他一再强调，在认识上必须“据乎事实，求其真实之境”，这也与邓小平主张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出一辙。
作为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调和论”的立场。他说：“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他的“调和论”接近于《周易》阴阳对立转化的观点。李大钊在《调和誉言》一文中说：“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社会之演进，历史之成立，人间永远生活之流转无极，皆是二力鼓荡之结果。吾人目有所见，皆是二力交错之现象；耳有所闻，皆是二力交错之声音。”也因此，他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决非矛盾”，“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
同样地，邓小平思考问题时，不仅看到矛盾的对立面，同时，也强调矛盾的统一面。因此，在经济改革上，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至于许多人争议不休的，经改与政改谁先谁后的问题，邓小平则认为两者必须配套并进，“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再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他也具体地提出政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其次是权力要下放，解放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最后是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实现管理民主化。
邓小平已具体指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初步拟定了改革的重大方针。遗憾的是，他的政改主张尚未能如经改一样普及而深化，即离我们而去。为了赓继他的遗志，为了表示对他的深切怀念，我们应尽速落实政改，以便确保经改的成果。
邓小平不仅带领中国走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贫穷、落后，同时也带领中国走向宽广的世界，成为国际外交舞台活跃而受敬重的要角。
邓小平简洁有力地以“和平、发展”做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原则。“和平”是就政治的角度而言，“发展”则考虑到经济的角度；“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就在这样明确而全方位的外交策略之下，中国在国际上逐渐取得与其幅员、人口相符的份量与地位。邓小平最终是要国际社会信：“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的力量。中国发展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本着“和平、发展”的原则，过去对中国不甚友善的邻国，如印度、马来西亚等，都已大幅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欧洲对中国的投资急遽增加，双方经济连系日愈紧密。美国也在最近由克林顿总统和国务卿奥尔布莱特正式宣告，在本任期内将以加强中、美关系做为外交工作的重点，所谓“围堵中国”的论调，将不受欢迎。
整体来说，目前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是友善而充满期待的。邓小平逝世后，各国元首纷纷致电推崇他在中国的高度成就和对世界和平、繁荣的具体贡献。邓小平以一己平凡的身躯，为中国赢取了国际上无数的崇敬与友谊。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而中国现代史正是一部内忧外患不断、缀满斑斑血迹与绵绵悲情的民族苦难史。自邓小平复出以来的20年，可以说是中国近160年来，得以休养生息、和平发展最长的20个珍贵的年头。正是在这样珍贵的基础之上，中共于1996年3月提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延续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唯其继承邓小平的遗志，完成他所拟订的政策目标，最能表达对邓小平的哀思与感念。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未享有过如此长久的和平岁月，在邓小平之后，我们要竭力争取另外一个20年的和平发展期，亦即以另一个世代的努力，来贯彻邓小平未遂的遗愿。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我们应本着最大的耐心与智慧，寻求最符合两岸人民利益的解决模式。邓小平生前拟定的对外开放（以寻求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对内改革（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仍应是中国跨世纪的最高指导纲领。
我们要深入了解并发扬光大邓小平的思辩方式和发展战略，以完成中国全方位的现代化。亦即，在追求生产力解放的同时，不应忽略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政治改革。邓小平毕生承担了中国的苦难，却又以他的生命智慧给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期待。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一句话，在千百年后，仍将继续撼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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