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_货币职能论文

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东亚论文,最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7]04-061115-1050

随着东亚①国家(地区)之间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加深,货币合作已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对于东亚货币合作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赘述。

从当前东亚的现实情况看,各国已开展了一些货币合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是货币合作是各国比较国家利益基础上的选择,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然而欧元的成功实践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进行货币合作的信心,激发了学者对于区域金融一体化研究热情。所以,对于东亚货币合作,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各国的金融合作可以从经济、金融的对话机制开始,到区域内的融资便利机制,再到汇率制度安排、固定汇率区,最后可发展到单一货币区。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

1.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加深

东亚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过去30年,全球经济每年的增长率是3.5%,而东亚达到8.5%,高于全球5个百分点。另外,由于东亚国家(地区)之间不断加深的贸易投资往来,区域整体的贸易一体化水平同欧盟相当。其突出特点体现在高度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上。现在东亚13国区内贸易的比重已经占到13国外贸总量的55%,这个比重已经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10个百分点,仅比欧盟低6个百分点左右。

2.东亚货币合作可以抵御金融危机

1997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地冲击了东亚的金融体系,给东亚各国(地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亚各国(地区)都注意到:国家之间不仅没有协调行动,而且实行竞相贬值政策,只能导致金融危机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十分有限,在货币危机发生后无法提供及时、充足的国际流动性支持,东亚国家(地区)不能完全依赖IMF。所以,东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互助救援应急机制,并且通过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建立协调机制,凭借区域整体实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金融危机的侵害。

3.应对全球经济的失衡

2006年初,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这一数值到2007年初将超过1万亿美元。本轮全球经济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2006年初,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虽然,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但美元的贬值,也会使各国的外汇储备价值下跌。为了减少金融损失,东亚需要发展区域内金融市场,深化货币合作。

4.东亚区域内金融结构中负债率过高,间接融资比率过大

在东亚,银行信贷占据融资主导地位,而政府为其银行提供各种隐含担保。这种担保能为银行较容易以较低利率从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资金,但这种担保也在银行部门积累了巨大的风险。一些国家短期外债过高,那些过早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国家,很容易遭受外国投机者攻击,引发流动性危机。因此,东亚开展货币合作,能够改善资金的分配效率,是提供分散风险的有效选择。

5.货币合作可以缓和政治矛盾

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东亚不同于欧洲。东亚存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南海诸岛主权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等。如果该地区出现政治冲突,区域性合作机制或组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政治矛盾。因为,货币合作以及货币合作的深化能够提供双方直接对话渠道,提供经济上双赢的机会,增强双方的信任,缓解政治矛盾。

二、货币合作的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评述

关于货币合作的理论主要是最优货币区理论。该理论已经从早期的衡量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静态分析,发展到了现在的动态内生性研究。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早期发展

蒙代尔于1961年最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蒙代尔认为,若要在两个相互固定了汇率的国家之间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蒙代尔提出以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

麦金农(Mckinnon)于1963年从经济开放度的角度,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他认为,对于一些与外部经贸联系紧密的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来说,组成一个货币区有很大的可能性。若一个地区对外高度开放,即可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就会下降。可以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的目标,而相对区外的国家,区内国家可以实行对外联合浮动。

凯南(Kenen,1969)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应对国外商品需求发生变化时,由于多种商品的需求相互交叉的影响,可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单一货币区。

英格拉姆(Ingram,1973)指出,在解释最优货币区标准时,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可以借助资本的自由流动来阻止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汇率的一切不利变化,从而避免了汇率的波动。因此,各国之间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实行固定汇率制是合适的,有利于形成最优货币区。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货币与经济合作的现实发展使最优货币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人们在均衡框架下综合并发展了早期的各种单一标准分析。

克鲁格曼(Krugman,1990)以挪威加入欧元区为例,分析挪威加入欧元区的成本——收益曲线,得出了著名的GG-LL模型。该模型假定货币区内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和可预测的。

图1 加入国的收益或损失

图2 加入国的收益或损失

图1和图2的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D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表示加入国的货币收益或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它表示了一国同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其加入货币区的货币效率收益之间的关系。若一国与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则越大,因为货币区内的固定汇率安排简化了贸易结算以及浮动汇率带来的不确定性。

LL曲线为成本曲线,LL曲线斜率为负,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固定汇率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其加入货币区的成本越小。图中GG曲线和LL曲线的交点为E,它决定了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θ1。当该国与货币区的一体化程度大于θ1时,加入货币区有净收益,否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GG-LL模型可以判断一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图2,当某国出口需求变动时,在相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个水平上,该国产出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大,于是在图2中 LL2曲线上移到LL3,结果使得加入货币区的临界点由θ2变动到了θ3。克鲁格曼的GG-LL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观形象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在这之后,随着欧元的成功启用和欧元区的良好表现,最优货币区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货币一体化时各种影响因素的动态关系。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Frankel和Rose(1998)首次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概念。他们认为,使用各项标准来判断最优货币区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因为最优货币区标准间有内生性、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对称性等标准,本身是内生于汇率制度选择的。货币合作可以促进这些标准向更有利于货币合作的方向演进。判断一个区域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依赖于区域内这些内生变量(汇率、贸易联系和对称性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他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一个国家更可能在加入货币区后满足有关标准而不是在加入前。

Frankel和Rose对21个工业化国家1959~1993共35年的贸易联系和产出相关度的综合数据,进行了单一方程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为:

该回归方程共有32组回归数据,计算结果证实贸易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能够促进国家间产出对称性的增加,从而验证了其基本假设。

1999年,Frankel进一步论述了最优货币区内生性假定。他用一个简单的图示说明了这种动态关系。

图3 成员国之间的收入相关性

图3的横坐标是潜在货币区的成员内部的相互贸易联系(反映贸易一体化程度),用区内贸易除以GDP的值表示;纵轴是潜在货币区的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反映宏观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一致性。随着区内贸易联系的增加,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交易成本的节约)将上升;随着收入相关性的增加,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成本将下降。因此使一国加入货币区净收益为零的临界线为最优货币区(OCA)线,斜率为负,表示相互贸易联系越深(区内贸易/GDP越大),为维持净收益为零,则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可越低;或者贸易联系越低(区内贸易/GDP越小),为维持净收益为零,则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可越高。实际上是贸易联系和收入相关性有替代关系。OCA线右上方,代表加入货币区会获得净收益;在线的左下方,意味加入货币区将招致净损失。 RR线表示贸易一体化程度与成员国的收入相关性的关系,当斜率为正时,表示两者是正相关的。

图3假设A国当前处于图中的Q1点。就短期看,该国的经济基本因素决定了该国如果加入货币区会招致净损失,但是如果在贸易联系和收入相关性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时,即图中RR曲线的斜率为正值,则加入货币区将会获得收益,并能促进区内贸易联系和收入相关度同步提高,该国将沿着RR曲线迅速向OCA曲线靠拢,达到Q2点。随着加入货币区之后,贸易一体化、收入相关性进一步的加强,则该国可达到Q3点,使加入货币区的收益为正。因此,一国应该主动通过提前推动货币一体化而获得事后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并获得福利的改善。就这一点而言,货币合作是自我强化的,具有内生性。

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开辟了实质性的进展,许多学者对于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Rose(2000)认为,以双边贸易规模为标志的经济开放度标准具有内生性。Beck和Weber(2001)说明通货膨胀率趋同性标准具有内生性。Baele等(2004)论证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具有内生性。Janichi,Warin & Wunnava(2005)论证了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具有内生性。其他还有学者从冲击相似性、生产和消费多样性、政治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标准来论证最优货币区标准的内生性。应该说,标准内生性的假说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的拓展(宋卫刚,2006),它从理论上对货币区内各国最优货币区标准改善的现象给出了解释,丰富了货币区成本收益分析的内容。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通过以上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用最优货币区标准,从静态角度分析东亚各国参与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我们从以下5个方面来论述。

1.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存在极大差异。从2003年的GDP绝对指标看,东亚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日本在东亚国家(地区)中是最高的,其GDP总量是约是中国大陆的3倍,是老挝的 2026倍,如表1所示。

从东亚和欧元区各国2003年的人均GDP看。东亚国家(地区)人均GDP的差异大,欧元区差异小,欧元区国家人均GDP大部分在两万美元以上。东亚人均 GDP最高的日本与最低的柬埔寨相比,相差113倍,而欧元区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与最低的葡萄牙相比,权相差约3.6倍。

2.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现阶段东亚各国(地区)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限制比较多,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其流动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被加强了,如1998年马来西亚曾一度恢复了资本管制,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是放开的,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的也有许多限制,中国等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放开。可见东亚短期内不可能全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

除了资本的流动外,劳动力的流动在东亚各国(地区)间也受到限制,与欧盟已经基本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同,东亚各国(地区)对人员的流动要求非常严格。虽然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进展,但由于签订的协议对各国不具备法定约束力,因此东亚各国(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动程度不高。

3.经济开放性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除了缅甸、老挝等外,其他东亚各国的经济开放度也较高。欧盟在1998年欧元启动前区内贸易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出口为 12.8%,进口为12%。而1998年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出口为11.8%,进口为11.7%。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占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33.8%增加到2006年的55%。可见,东亚经济开放度是日益提高的。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会使各国对汇率的波动敏感。

4.产品多样性

产品来源于产业。而东亚各国(地区)产业结构表现出极大的悬殊,分布从高度农业化到高度现代化工业。部分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还很大,如老挝达到51%,柬埔寨为36%,还是典型的农业国家;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的比例已经非常小,如日本只有1%。产业结构的巨大差异也造成了成员国产品多样性方面的差别,除中国、日本、韩国等建有较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有的产品集中在农产品,有的集中在纺织品、电子产品等少数品种上,各国产品的分散程度较低。

5.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伴随着金融国际化的浪潮,现阶段东亚各国(地区)的金融管制有所改进,有的国家已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东亚大部分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已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东京、香港、新加坡已经是国际重要的金融中心。

但是,东亚的金融市场还存着许多不完善之处。如表3所示,区内投资大大滞后,2003年东亚区内的投资仅占东亚对外投资的5%。而2003年欧盟投资63%是在区内,北美自由贸易区16%的投资是区内。现在东亚区域内的投资门路很少,能够把东亚人手里的资金转换为投资项目的渠道也少。

从表4可见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市场结构差异大,政府发行的证券比例最大的是日本,公司债券比例最大的是韩国,股票市场市值比例最大的国家是新加坡,银行信贷比例最大的是中国大陆。

综合以上5个方面,从静态标准看目前东亚区域只有经济开放性标准适合最优货币区标准,而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产品多样性、金融市场一体化4个方面还达不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要求。所以,东亚货币合作还处于低级阶段。但是,根据最优货币区标准内生性假设,就是否加入货币合作进程的决策而言,事前对条件的评估很可能不同于事后结果。一个国家在事后(加入货币区后)比事前更可能满足加入货币区的标准(Frankel and Rose,1998)②。所以,各国(地区)可以主动通过提前推动货币一体化而获得事后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东亚货币合作可以促进区域贸易的一体化,通过货币合作降低区域的差异性,从而降低货币合作的成本,同时提高货币合作的收益。

四、东亚货币合作可以采取的步骤

经过多方的努力,当前东亚货币合作已从金融危机后产生的最初想法阶段(如亚洲货币基金、东亚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等)发展到货币合作的实质阶段(如信息沟通、清迈倡议、东亚债券市场等)。这些合作为东亚货币合作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东亚货币合作已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结合现阶段的成果,东亚货币合作可以从下述方面开展。

1.加强中日之间政治上的信任和协作

众所周知,货币合作需要国家的协调,作为理性的国家会充分考虑在货币合作上的国家利益得失。中国和日本是地区的大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中日两国都希望在东亚区域内开展货币合作。正如欧盟内的领导者法德联合一样,中国和日本的合作很重要,尤其是在政治上的信任。现在中日两国经贸联系极为紧密,两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在不断加深,相互联合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双赢的事业。中日联合首先能够为东亚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其次中国的广阔市场再加上日本的资金与技术,能够促进整个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然而,中国和日本由于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两国在政治上缺乏深入合作。鉴于此,中日两国的政治合作,应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日本政府不应该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加强中日之间政治上的信任和协作,为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

2.建立清迈协议下的正式协调机构

对于清迈协议的未来发展目标和路径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尚未形成共识。我们认为可考虑5年内,东亚成立正式协调机构,建立制度化的集体决策机制,管理清迈协议下的资金。可考虑成立由东盟10+3共同组成决策主体,各国按照出资比例确定投票权,根据各个经济体实力的变化,每隔若干年调整一次投票权的分配比例。根据多数同意原则采取投票方式决策。

决策主体下设置常设秘书处和经济监控机构。秘书处根据决策主体的授权,具体管理资金。专项协议中的资金由一家东亚的商业银行托管。秘书处主要职能包括:(1)综合管理资金的运用,包括来源、运用的条件,包括实施救助的时间、货币、还款期限、利率、抵押品、退出条款、附加条件等进行决策,并向决策主体提供资金援助的详细方案。(2)监控各个经济体的跨境资本流动,提出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及时地向决策主体通报并提出对策。

决策主体下的经济监控机构可以由亚洲开发银行行使该职能。这样可以发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智慧。经济监控机构主要职能包括:(1)对秘书处工作进行评估。(2)对全球经济、东亚经济体的日常运行进行跟踪、评估,包括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市场新动向及东亚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等。

3.加强汇率合作

当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要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要么实行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从近期看,这种汇率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政策,毕竟美元还是强势。充分的美元储备,使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大型资本货物来发展本国(地区)经济,并能够对付投机冲击,避免金融危机。但从长期看,随着东亚经济体的改革和发展,尤其随着工业体系的完善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再加上东亚区域内的贸易一体化的加强,钉住美元的副作用越来越大。首先表现在,如果没有协调行动,会造成内部“以邻为壑”的竞争关系;其次是美元的贬值,各国(地区)的储备价值会下跌,形成“特里芬两难”。因此,东亚国家(地区)在汇率政策方面应统一行动,可以分三步:(1)东亚各国(地区)从政策对话入手,共同干预外汇市场(Oh,2005),从汇率合作中得到收益,增进互信。(2)各国(地区),建立独立钉住货币篮子制度(李晓、丁一兵,2002),货币篮子的币种结构和权重自主决定。(3)在东亚内部,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各国(地区)共同钉住货币篮子制度,确定波动边界,并采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结算,或者各货币与亚洲货币单位之间有某种固定关系。

注释:

①东亚是指:东盟10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中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日本、韩国。

②戴金平,万志宏:“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经济基础研究”,《云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二期,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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