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人才思想的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人才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07)02-0021-04
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创始人圣西门曾在他的《寓言》中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假如”，其中之一是：假如法国突然同时损失了50名最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军事和民用工程师……法国马上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列宁对此甚为赞赏，以至于把它摘抄在笔记本上，并标注“圣西门之名言”。圣西门之名言深刻而形象地诠释了人才是“国家之灵魂”的理念。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胸怀和理论家的智慧，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人才的价值、人才的标准、人才的培养、人才的选用和人才的激励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精辟而系统的阐述，形成了内涵丰富、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鲜明的人才思想，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揭示了人才价值，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开创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尤其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严酷现实，邓小平冲破思想禁锢，揭示和肯定了人才的价值。
1.没有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敏锐而准确地洞察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最为强烈的共同愿望。经过集思广益，深思熟虑，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他把人才问题始终看作是实现现代化事业的关键。1977年5月，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中强调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1] (P40)1979年11月2日，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严肃而忧虑地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1] (P220-221)“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1] (P221)他反复告诫全党，只要我们有了人才上的优势，再加上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宏伟的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2.没有人才，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就没有地位。20世纪后期，世界的格局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凸显，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科技人才的匮乏与断层，并认为这是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的。为此，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1] (P91)十年后的1988年10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并语重心长地对在场的科技工作者说：“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2] (P279)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中国才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发射了自己的卫星，从而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3.没有人才，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始终认为，人才和干部一定要选好选准，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1991年8月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不胜感慨地指出：“人才难得啊……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2] (P369)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 (P380)
二、阐释了人才培养的途径和关键，将瘫痪中的中国教育推向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百业待举，百废待兴，而人才又严重匮乏。举什么、兴什么、各行各业急需的大批人才从哪里来？作为战略家和政治家的邓小平把深沉思考的目光最终锁定在“重教”与“尊师”上。
1.培养和造就人才，必须狠抓教育。教育是千秋大业，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更是人才培养和造就的主渠道。然而，在十年动乱中教育领域却一直是个重灾区域。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 (P34)1977年5月，他向全党呼吁，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而且要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他殷切地希望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同年，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恢复高考制度，使中断多年的制度化人才培养主渠道重新畅通，大学教育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人才。1985年5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满怀期待地指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2] (P120)此后，他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在别的方面可以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但必须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以培养和造就亿万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2.培养和造就合格人才，关键在教师。在我国，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使命。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党的教育方针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培养目标能否最终实现，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邓小平一再强调：“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 (P108)为此，他提出一定要调动广大人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要为教师创造一种良好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1] (P109)
邓小平的重教与尊师思想，实现了新时期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的重塑与理性回归。正是在邓小平“创造一种尊师重教环境”理论的指导下，1985年，我国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此后，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为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外部环境的改善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广大教师在住房待遇、工资水平等方面不断提高，工作环境不断改善，中国的教育事业从瘫痪状态步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三、提出了人才选用的原则，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开辟绿色通道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等处处需要大量的人才，邓小平求才若渴。他解放思想又立足现实，果敢地向党的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提出了新时期人才选用的基本原则。
1.拓宽视野，广开贤路。邓小平一贯主张选人用人要立党为公，不搞宗派主义。1989年5月，他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起用人，一定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一定要抛弃个人的恩怨来选择人，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选人和用人问题。早在1980年8月，针对当时党内在人才选拔与使用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就十分严肃地指出：“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会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这也是一种官僚主义。”[1] (P326)1991年，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还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拓宽视野，一定要广开进贤之路。
2.打破常规，发现人才。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1] (P225)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十分严肃地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1982年10月，邓小平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的谈话中谆谆告诫各级领导：“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2] (P18)
3.用人之长，广集人才。古人云：用人之长，天下皆是可用之人；用人之短，天下无可用之人。邓小平主张用人要扬长避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他们可能有些缺点，领导工作者要经常同他们谈谈心，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要求全责备。”[1] (P51)“就是一度受过林彪、江青一伙的欺骗，犯过一些错误，后来确已觉悟转变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也不能抛开不用。”[1] (P325-326)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2] (P369)
在邓小平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各行各业迅速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智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才选拔与使用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为国家公务员录用与选拔制度的改革与深入定下了一个基调。
四、提出了人才的标准，为人才的成长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密切结合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时代特点和面临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干部的“四化”、知识分子的“又红又专”和“四有”的人才标准，为人才的成长指明了方向。
1.党政干部的“四化”标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选用给予高度的关注。他认为，选人务必要选好，务必要选贤任能，贤就是德。他强调：“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任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1] (P148)在高度重视“德”的同时，他还提出要特别重视专业知识，努力建设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2] (P380)邓小平党政干部“四化”标准的提出，不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使中国逐渐向着专家治国的方向迈进，为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知识分子的“又红又专”标准。邓小平认为，对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基本的要求是又红又专，但他同时强调对“又红又专”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他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1] (P92)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标准，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符合我国人才状况的实际，它为正确选用人才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3.“四有”育人标准。邓小平一直关注人的培养和教育问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在1982年7月提出了“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育人标准。1985年3月他将这一提法进一步完善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理论是对育人标准的一个富有科学性和时代性的阐述，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五、提出人才激励的基本法则，为调动人才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基于对人才的价值与作用的肯定，也基于对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情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一方面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人才激励法则，为调动人才建功立业的积极性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1.政治上充分信任。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 (P93)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就没有理由不信任他们。为此，他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解放思想，大胆积极慎重地在优秀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2.生活上热情关心。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切切实实地为广大知识分子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为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1] (P102)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解决广大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住房问题，对家庭有困难的也要给予解决，要解决那些业务骨干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和孩子学习问题。处理问题一向以举重若轻而闻名的邓小平，在对知识分子的关心上却表现出举轻若重，无微不至，反映了一代伟人的胸怀与远见。
3.建立健全考核制度。邓小平要求各级组织人事管理部门，要对人才进行严格的考核，赏罚分明。他指出：“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1] (P151)要通过实施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行各业形成一个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优良社会风气。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组织和人事部门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公务员考核制度，教学和研究部门制定和完善了职称评审制度、职务聘任制度。至90年代，我们党确立了“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等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
邓小平的人才思想，体现了一代政治伟人的睿智与胸怀，为我国新时期人才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理论先导。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实施人才战略，壮大人才队伍”的任务，将人才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整体部署中。200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印发《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2003年底，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壮大人才队伍，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完善用人机制，发挥人才作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奋斗目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正在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