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评估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地区的发展及其领导者的政绩，主要是通过什么来评估的？人们手上拿着许多尺子。近十多年来，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一把尺子，即产值指标。经济增长成了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程度的标准，而国民生产总值（GNP）又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
这种评估标准，来自传统的发展观。传统发展观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主张“发展＝经济增长”。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在不少同志的眼中，“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种“片面发展观”，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实际上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们，牵涉到我们的目标选择与道路选择。
定性评估：确立新发展观
1、综合发展观
自从30年代凯恩斯提出经济管理中以GNP来度量经济增长以来，GNP一直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综合指标，受到各国的采纳和重视。GNP 是商品与劳务的总和，单一地用它来度量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弊端。因为它并不反映代表经济效益的投入与产出比的关系，不反映所取得的数字中资源与环境的代价，不能全面反映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更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掩盖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别等。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以追求GNP的增长为主要目标，忽略了社会的全面发展。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写了《新发展观》一书。该书提出了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它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主张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由人口、环境、政治、经济、科技以及其他相关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的。具体说来，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
2、人本发展观
90年代以来，持综合发展观的学者们又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
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社会发展《宣言》和《行动纲领》。主要理论观点有：（1 ）“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2 ）社会发展应“列为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3 ）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4 ）“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是社会发展观演化的新阶段。这一思想，中国领导人早在1994年10月20日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就有多处论述。中国的这次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把“着眼于人民群众”提到了社会发展本质的高度，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3、社会整合观
美国著名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指出，所有国家现代化的过程，都必然经过“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强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社会的整合”四个阶段。这就是说，社会整合是社会现代化的最高阶段。社会整合（Socialintegration）指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到一起，使它们一体化运作，和谐有序，灵活有效。
4、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全球普遍重视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实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指导方针。“可持续发展”中的“持续”英文为Sustainable， 有“能支撑住的”、“能忍受的”、“可维持（继续）的”等几种含义。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和面临的人口、资源、能源、粮食等一系列难题的反应而产生的，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增长的资源型发展模式的一种沉重的反思。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自然资源总量和总体上的生态完整，实现社会持续进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1）根除贫穷，以便于制止资源的退化， 同时实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2 ）使用清洁或更清洁的工艺以减轻环境污染，加大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和技术转变，要求对一切新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3）放慢人口增长速度， 以便减轻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4）环境成本内在化， 以便减少有害排泄物的流出和危险废物的处理，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在资源破坏和污染两方面都发生变化。“可持续发展”寻求的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的发展。
用新发展观来考察本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就会发现不少问题。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同志最近撰文指出，浙江省社会发展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的高位增长与社会事业的低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改革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人口增长、就业压力、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以及城市病的产生，等等）日益显露出来。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相当突出。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直接制约着我省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觉。当前，浙江省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些同志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发展工作的倾向。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指标”，社会发展是“软指标”，甚至认为只有等将来经济发展了才顾得上社会发展。因而在实践中表现为只把经济建设作为唯一政绩指标来追求，热衷于上项目，争速度，而对社会发展协调与否却不够重视。社会事业的投入普遍不足，相应的基础设施发展迟缓，建设水平较低，各种公益性服务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亟待加强。二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既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又有损于浙江“文化之邦”的美誉，与我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三是社会的结构性和区域性不平衡发展日趋突出，地区之间差距加大。四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趋于紧张。五是社会综合治理和转变社会风气的任务十分繁重。六是社会发展领域的各项改革在总体上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行的社会发展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注：《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刘枫同志的这些分析，很有启发意义。“我们不能阻止下雨，却能制造雨伞”。各地区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正视它们，揭示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定量评估：建立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80年代中期，我国把国民经济计划改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从此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社会发展的应有地位。可是，在实践上常常是“经济重，社会轻”，讲经济具体，讲社会抽象，讲经济头头是道，讲社会囫囵吞枣。其中的症结在于社会指标不完整。社会指标是衡量和描述社会发展状况的，是监测和评估社会发展水平的，是预测和展望社会发展前景的。社会指标不成体系，在计划和报告中对社会状况的描述，必然是含糊不清与支离破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指标”课题组根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及有关部门资料，选择了20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用综合指数法对全国各地区的社会发展速度作出了综合评价与排序，并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标体系是：（1）经济效益指数。 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生产率、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每一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粮食6个指标组成。反映全社会的经济质量增长状况。（2）社会结构指数。 由第三产业劳动者比例、非农业劳动者比例、非农业人口比例、社会投资比例4 个指标组成。（3）人口素质指数。由人口自然增长率、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每万人口大学生数、每万职工专业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口医生数5个指标组成，反映人口的文化、技术、健康素质的高低。（4）生活质量指数。由居民消费水平、人均零售额、农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工资、每一职工劳保费5项指标构成（均扣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反映居民实际的消费、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据测定，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从全国来看，1979～1994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综合指数为5.3%，社会结构为3.0%，人口素质为4.4%，经济效益为5.7%，生活质量为7.1%。（注：《开放时代》，1996年第2期。）这表明，生活质量的提高快于经济效益的增长； 人口素质的提高慢于经济的发展，这是值得注意的两个现象。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于1983年提出了社会现代化的10个指标，其内容为：（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 美元；（2）农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2～15%；（3）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45%；（4 ）非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70%；（5）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80%；（6）受高等教育者占适龄青年的比重＞10～15%；（7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0%；（8）平均每个医生的服务人口＜1000人；（9）人均预期寿命＞70岁；（10）人口自然增长率＜10%。目前，我国一些省市比较普遍地采用这一指标体系进行社会现代化评估与规划。我认为，这一指标体系不能全面与真实地反映社会现代化程度。
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我国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评估方案”包括10个测评指数：（1）环境。（2）人口。（3）经济基础。（4）收入分配。（5）劳动就业。（6）社会保障。（7）卫生保障。（8）教育科技。（9）文化体育。（10）社会治安。据测评，1994 年江苏省社会发展水平列为全国第7位。
我提出的“社会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包括6大类指数，共30个指标：
1、人力资源指数
（1）每万人口大学生数
（2）每万名职工专业技术人员数
（3）教育投入比重
（4）每百名专业技术人员重大科技成果数
（5）人均预期寿命
2、劳动就业指数
（6）充分就业率
（7）社会保障覆盖率
3、收入分配指数
（8）人均国民收入
（9）农民年人均收入
（10）城镇职工年均工资
（11）恩格尔系数
（12）贫富差距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
（13）贫困人口比例
4、生活质量指数
（14）人均居住面积
（15）每千人医生数
（16）三废综合治理率
（17）每百家庭拥有电话数
（18）家庭供气率
（19）家庭供暖率
5、城市化指数
（20）城市人口比重
（21）农业劳动者比重
（22）第三产业劳动者比重
（23）城市公共设施投入比重
（24）城市道路人均面积
（25）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26）每万人联网微机规模
6、社会稳定指数
（27）离婚率
（28）刑事犯罪率
（29）重大案件破案率
（30）突发事件指数
这一指标体系，可以综合反映社会现代化程度。关于社会现代化的分类，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现代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步现代化；（2）基本现代化；（3）全面现代化。 第一阶段，少数指标达到现代化标准。第二阶段，有更多的指标达到现代化标准。第三阶段，所有指标均达到现代化标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社会现代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初步现代化；（2）基本现代化；（3）高度现代化。这三个阶段，均用同一指标体系来测量。现代化标准可以预先设定，根据同这些标准的差距划分三个阶段。
目前，江苏已跨入社会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即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用我提出的指标体系进行测算，江苏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人力资源的质量不高。江苏省每万人拥有大学生人数这一指标，1995年只达到现代化标准的58.7%（264／450）。
第二，收入水平低下。人均GDP 是衡量一个地区整体实力与发展水平的指标。1995年江苏省人均GDP约为800美元，只是现代化标准（4000美元）的21.5%。
第三，就业保障较弱。江苏省社会保障覆盖率1995年为53%，距现代化标准（90%）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城市充分就业率的现代化标准似界定94%为宜。南京的待业率为3%，主要来自新增劳动力。 如果加上下岗人员，真正的失业率已超过6%。
第四，生活质量较低。1995年江苏省恩格尔系数为50.9%，这一逆指标距现代化标准（40%以下）10.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现代化标准为20平方米，则江苏省各城市都有一个逆指标，达标尚未突破50%。
第五，城市化水平低。1995年江苏人口城市化水平为29%，是现代化标准（70%）的41.4%。江苏人口城市化水平同世界人口城市化水平44%，也有较大距离。
对策选择1：实施“安居乐业工程”
社会发展究竟面临哪些新问题与新挑战？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讨论的社会发展三大主题，是失业、贫困与冲突。这三个问题在我国现阶段是普遍存在的。其中，社会融合是核心问题。失业、贫困的负面影响，也正在于不利社会融合，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外显。
估计15%以上的职工受到失业或贫困的冲击。他们的承受力正在不断下降。一部分职工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下降或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职工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接近极限。突发事件增长较快。高低收入者之间、亏损企业职工同企业领导、地方政府之间，关系趋于紧张，社会稳定性不断下降。这是社会发展评估与规划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这话不错，但许多地区的领导人以此为由报喜不报忧，连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也不上报。这影响宏观决策的正确性与适时性。
该做的事情很多，但以增加社会融合为切入点是最佳选择。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为群众办呼声最高、需求最旺的实事。目前，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是安居乐业。实施“安居乐业工程”，与带领人民奔小康是一致的。《礼记》云：“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设制度、立田地、讲礼仪、定法治，使人民安居乐业，即为“小康”。
1、“安居”的重点与政策选择
第一个重点，是增加住房。在中央与地方的“九五”计划中，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奋斗目标如下：全国8平方米，北京15平方米；江苏10 平方米，无锡15平方米，苏州12平方米，南通12平方米，等。南京市可以选取北京、无锡的目标值。同时，住宅标准也应提高。北京市最近公布了《北京市“九五”住宅建设标准》，一室一厅和三室一厅将分别达到45至56平方米、60至72平方米和75至88平方米。
大力发展住宅建设最得民心。农民有了钱，首先花钱建房子。城市职工有了钱，大多放到银行去了。城市居民住房的公有化与福利化，抑制了城镇居民购房的积极性。要以房改为契机，扩大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水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思路，是实行“一户一套”（文明标准）公寓出租房与自有房政策。目前阶段，住宅建设还是要由政府来办，以防止不动产投机行为活跃与住宅市场扭曲；应尽量多地以成本价扩大供给，使缺房户受惠。
发展住宅建设与室内装璜，也有利于扩大就业机会与刺激经济发展。我们应设计与培育经济起飞的三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技术含量高的地方优势产业与项目的投资五年倍增。第二根支柱：户均收入十年倍增。第三根支柱：住宅固定资产八年倍增。
第二个重点，是美化市容。战后，西方国家在城市建设中特别关注舒适性建设（Amenities Building）。近两年，南京市城市面貌变化速度明显加快。城市建设的目标应把南京建成“清洁、优美、舒适、顺畅、繁荣”的大都市，提升城市生活质量。看、吃、穿、住、行、用，均应吸取世界上各个国际大都市的长处。做到既有利于国际观瞻，又有利于市民生理与心理健康。先把市容市貌整顿好，做到“裸土草皮化、垃圾袋装化、菜市室内化”。1992年，我从加拿大回国后即提过这三个建议，当时南京市负责同志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同时，增加公共设施，试验并实行职工“休闲加学习”的都市新生活方式。
2、“乐业”的重点与政策选择
第一个重点，是降低失业率。目前，可实施特种雇用方案：（1 ）临工方案。以临时工作机会供给长期失业人员及寻找工作遭遇特殊困难的人。工作包括整理市容、地方性建设事业等。（2）最低工资方案。由雇主与政府订约，由政府补助雇主以招雇失业青年，训练一年至二年，接近最低工资的水准。（3）社区就业方案。 以长期失业者为受益对象，以促进社区发展为任务，由政府监督、社区主办，经费由政府补助，参加人员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四岁之间者，以过去九个月内失业六个月以上者为合格，成年人以过去十五个月内失业一年以上者为合格。（4）青年训练方案。失业青年接受一段时间的职业技能训练，经费由政府拨付。
第二个重点，是建立鼓励人员流动的体制。增加人员的流动性，是鼓励创造性、产生新思想和新活力的重要途径。在经济上，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在于盘活存量资产上；在社会方面，必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盘活人力资源存量。近二十年来，农民的大规模流动，不仅搞活了农村，也给城市带来了许多生气。这是中国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第一流动”。仅仅有农民的流动还不够，还需要科技人才的“第二流动”与城镇职工的“第三流动”。过多的流动会造成就业的不稳定，但是增加人员流动给创造性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就业不稳定的负面影响。
对策选择2：实施“共同富裕工程”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极分化。迄今为止，报刊上的理论文章大多只承认收入差别的存在，而否认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这可能有三种原因：缺乏实证研究，仅凭猜测；两极分化的标准定得过高；把两极分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因而，不承认已经发生的两极分化现象。这是不明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的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虽然普遍得到了实惠，但差距甚大。因此，我们不能只为收入分配的总量增加而高兴，还要关注收入分配的结构。目前，结构很不平衡。一个高收入层已经形成。据调查，估计江苏个体户户均收入在6 万元以上的占15%左右，江苏私营企业主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占80%左右。 我国大陆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约有500万户，个人资产在100 万元以上的约有100万户。
同时，低收入层的规模仍然相当大。1992年大陆城乡贫困人口仍有9200多万人（城市个人月均收入低于94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低于500 元）。这种贫困线界定得过低。如果以恩格尔系数70%为贫困线，即提高1／3收入计算，则城乡贫困人口起码有1.5亿。估计城市低收入者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左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5%左右。江苏省城镇居民1994年的贫困线为2421元／人年，贫困人口占10%左右。1994年，我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例为3.94:1，绝对收入差距为5103.24元。 （注：《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
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减少面继续扩大。1993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平均减收面为30%，比1992年增加5个百分点； 1994年上半年，城市居民的减收面积达37.9%， 比1993年同时又扩大了2.7个百分点。（注：江流等编：《1994～1995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据国家统计局对10万户城乡住户的调查，以20%的最高收入户与20%的最低收入户均收入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困差距从1978年的1.8倍扩大为1994年的4倍；农民的贫富差距由1978年2.9倍扩大为1994年的6.6倍；城乡加权平均贫富差距为5.6倍。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公布的数据，20%最高收入与20%最低收入额之比，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7.1倍，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9倍。大陆高于台湾（1994年为4倍）、低于香港（1980年为8.7倍）。从国际比较看，大陆高于日本（1979年为4.3倍）、高于印度（1990年为4.7倍）。显然，两极分化在我国大陆已经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现实。
1994年，根据南京市物价水平与中国营养学会的标准，一个职工每月最低食品费用为100元；从而算得职工收入最低保障线为211.6元，具体计算公式为：100元（最低食品支出）÷69 %（贫困户的恩格尔系数）×1.46（负担系数）。南京市内亏损企业职工与从事非正式工作者中间，月收入低于210元的人，可能占10%以上。 如果再加上外来人口中的低收入者，南京市区贫困人口的比重，可能在15%以上。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城市中的一定的贫困人口，已经成为南京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正如世界银行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说：“城市如果不解决贫困问题，就会危及城市的发展。”
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拉大，还在于个人财富差距的扩张。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干收入差距。台湾1992年的两个2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1:5.24，财富差距为1:16.8。随着房改的深入与住房产权市场的形成，城镇居民家庭财富的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为了遏止两极分化现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拉大。
1、税收调节。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质是“劫”富济贫。西方国家不仅对高收入者征收累进税，还实行“负所得税”制度以提高穷人的收入。我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办法。税后个人收入差距要低于税前个人收入差距。英国1976～1977年度税前收入最高的10%的人占总收入的25.8%，最低30%的人占总收入的11.0%；税后收入最高10%人占总收入的22.4%，最低30%的人占总收入的12.9%。二者共缩小差距5.3个百分点。目前，要堵住高收入者逃避个人所得税的漏洞， 并争取在本世纪末建立负所得税制度。
2、福利补偿。
社会福利制度也具有收入调节功能。救济、补贴、低价供给（如住房）等，都有利于增加贫困者的收入与改善他们的境遇。
3、行政惩处。
高收入的来源，主要是资本收益与非法收益。走私与贪污受贿是目前非法收益的两种主要渠道。在过去短缺经济时期，商品是最热门的稀缺资源。在目前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权力成为人们热衷追求的对象。“拿钱买官做”、“花钱买个好工作”——这是当前少数人进行的一种权力寻租活动，有继续泛滥之趋势，因此必须引起重视。当价格双轨制基本结束以后，普遍的干部任命制成了滋生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通过严厉惩处与正面教育，保持组织人事工作的廉洁，以维护党与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
对策选择3：实施“社区管理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首先受到需求拉动，以及投资拉动，同时还受到科技拉动与城市化推动。在我国现阶段，城市化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城市化带来的人力、资本、信息等资源的“积聚效应”，既是经济总量扩张的基本机制，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机制。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舞台与依托。“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建设省会城市”，这两种提法讲的主要是社会发展问题。
1、城市发展基本战略
应是争取竞争优势。要取得竞争优势，首先需要作出抉择，即对于在什么范围内争取优势、究竟要争取哪些优势等问题作出抉择。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特定城市来说，它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具有很大的盲目性。1995年6月中旬我在台北市访问时， 主管都市发展的官员告诉我，台北的竞争对手有7个，它们是：东京、 汉城、上海、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与曼谷。这说明他们有国际竞争意识。南京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起码以上8 个城市（包括台北在内）是竞争对手。同南京相比，这8个城市的竞争优势在于：（1）交通枢纽。本身是海港或临近海港，又是国际航空中心。（2）转口贸易。 有较高的贸易额。（3）金融市场。既是国际性交易中心，又具有资本输出能力。
南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 ）科教与人才；（2）历史与古建筑；（3）“电、汽、化”骨干企业。也就是说，比较优势主要不在经济方面，而在社会方面。因此，要加强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南京的高等院校、科技专家的规模，在全国以至亚洲，都是比较突出的。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既然南京在科教与人才方面有比较优势，为什么这种优势过去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认为，有三个障碍：（1）激励机制太弱；（2）科技就地转化率太低；（3 ）科教离经济第一线太远。存在这些问题说明科教系统本身的运行机制滞后，但不能把帐全记在科教界。同时，如果说政府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毫无作为，也是不公正的。坦率地说，两方面过去都做得不够。同时，企业习惯于伸手向科教单位要成果，而不想早期投入，不愿意承担风险。这说明，做得不够的还有第三个方面。现在看来，要尽快克服上述三大障碍，必须“官、产、学（研）”联合“攻关”，共同来解决问题。
南京的第二个比较优势怎样发挥？南京有世界上最长的古城墙，有古都遗迹。这对于丰富南京的文化内涵，扩大国际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在设计南京城市的文化景观，规划市民休闲与旅游场所，以及建设现代化都市中心与次中心的过程中，应充分吸引南京的历史文化要素，现代建筑与古建筑协调。以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典故，创立城市街头雕塑，同具有现代中外艺术特色的城市街头雕塑相辉成趣。但都市中心与次中心适宜多设置后者。
积极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扩大城市规模，包括扩大城市区域规模与人口规模。国际大都市一般是一个国家中人口规模处于前列的城市。没有较大的人口规模，就难以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这里也有一种“规模效益”的问题。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有如下约束因素：（1 ）就业机会；（2）基础设施；（3）水与副食品供应；（4）环境质量；（5）社会稳定。北京、天津缺水，南京没有这种硬约束。上海、天津、北京的人口密度都大于南京，说明南京还有增加人口密度的潜力。
怎样扩大城市区域规模？跳出老城建新城。南京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可走世界大城市发展的道路，跳出老城建新城。老城改造不仅经济成本大，社会成本也大。房屋拆迁是近年来南京市突发事件的第二位原因。在栖霞、江宁地区规划与建设南京新城区。建设沿江工业城，建设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卧城”。新老城将把现在的“东郊风景区”变成城市的中心公园。
怎样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国外大城市发展加速时期，一般25年翻一番。例如，1875～1900年，纽约人口从190.0万增至343.7万，东京从78万增至149.7万，彼得堡从76.4万增至126.5万，这些城市的人口都翻了一番。芝加哥从42.5万增至169.9万，翻了两番。南京可以选择25年翻一番的发展速度目标。到2020年，南京发展到500万人口， 是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增长何种人口？国外移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智力移民、投资移民、体力移民。南京发展人口规模时，也需要这三种层次的移民。其中，应把智力移民放在首位。南京的高等院校数量在全国城市处于前列。从明年开始，即较大幅度地扩大大学生接收数量，为南京的经济起飞积累人才。这一条有战略意义。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规模的合理增长，应制定正确的城市移民政策。现试提出如下操作性对策思路与方法：（1）直接限制法。 首先是就业限制，如饮食业从业人员须持有体检合格证。其次，是落户限制。一方面淡化户籍观念，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户籍管理。凡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必须符合一系列条件，包括5年以上城市就业履历、 现金存款及业务活动的许可证等。第三是居住限制。定期检查暂住人口状况，取缔非法职业，打击犯罪活动。（2）利益导向法。第一种为推动法。 通过征收特别税与信贷措施，把工业活动与人口引向较小的城市或城郊。第二种为吸引法。为扩大移民规模或稳定城市现有人口，可采取一系列经济的和社会的综合措施，如规定较高的工资水平、实行多种津贴和补助、实行特殊的休假疗养制度、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与其他优惠待遇等。（3）优选法。第一种为分等优选法。即按是否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城市需要的特殊工种等标识，把“农民工”与其他外来人口分成若干等级，规定一定的落户数额。第二种为计分优选法，即把移民的文化程度、现有职业、技能、年龄、准备定居的地点，分别计上不同分数，决定是否准其落户。这些对策思路与加速城市化同时防止过分都市化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作为城市移民政策与法规的操作性设计的基础。
2、加强社区建设
社区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基础细胞，是保障居民生活、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社区建设似可做如下一些工作：
（1）创建示范社区，推动社会综合开发计划。
（2）美化社区景观，提高社区品位。 现代都市的公共绿地与广场文化十分重要。每一个次中心都应设置一个市民广场。优美的社区景观可以吸引人们来居住。这一方面可以为本社区吸引资金，另一方面也吸引大批人才。
（3）重视“窗口”建设，塑造面向21世纪的城市人形象， 创造现代化的都市文明。
（4）开展社区互助活动，增强居民凝聚力。
（5）实施社区管理，健全社区网络。 社区管理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社区各方面共同参与的一种管理形式。社区管理是大城市三级管理的第三个环节，是管理成本最低的一种管理。建议江苏省1998年能颁布一个《社区管理法》，理顺社区管理体制，规范社区管理行为。立法不能滞后。如果把立法与实践比喻为筑堤与放水，那么有三种关系：（1）先放水，后筑堤。（2）边放水，边筑堤。（3）先筑堤，后放水。民主与法治社会需要第三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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