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因何而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都被认为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而从2003年开始，我国出现的一系列劳动力短缺现象与这一传统认识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4年，珠江三角洲最早出现以“民工荒”为代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之后蔓延至“长三角”和其他沿海地区，民工缺口达200万，缺工率近10%；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步履维艰，大批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提前回家，形成“返乡潮”。这一时期，劳动力短缺现象还以“技工荒”为主要表现，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进入2010年春节后，“用工荒”已经蔓延至生产一线的普通岗位，发展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 劳动力市场持续出现的这种劳动力短缺现象标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已经一去不返，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这促使我们去探寻“用工荒”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就业研究所在今年1月份发布了就业竞争指数(即CIER指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旨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紧张状况，该指数基于智联招聘网络数据和苏州工业园区市场数据，样本来源涉及30个大中型城市的46个行业，53个职业。就业竞争指数越大，表示一定空缺岗位的竞争者越多，劳动力市场求职的紧张程度越大，反之，劳动力市场招工的紧张程度越大。 从图1可见，从2013年第四季度开始，就业竞争指数延续下行趋势，环比下降0.17基点，就业竞争指数或已近底部，用工短缺持续加深。 图2也再次印证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用工短缺趋势。从2011年开始，企业平均招聘人数与人均申请次数一直出现较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并且在2013年底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五大原因催生“用工荒” (1)中国人口红利日渐式微 “招工难”首先表现为人口供给总量增幅的降低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以来，非农户籍与农村户籍的人口出生率就相继下降。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就已经进入到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显著减慢。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迅速减缓，每年平均只有1%，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64岁的人口所占比例将会继续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剧。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就说明了这一现象。 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效率的追求，导致其职工的年轻化，这种“青年型”的职工年龄结构导致了很大一部分35岁-55岁的民工找不到工作，不得不回乡，导致部分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的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 因此，就现在出现的“民工荒”而言，其实质并非是农民工供给总量的减少而是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劳动力的短缺。 (2)经济增长方式与企业转型升级的进程慢于预期 基于我国劳动力充裕而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禀赋特点，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要素配置方式都以价格高的资本为主导，价格较低的劳动力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追随资本的流动获得要素配置。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劳动力不远千里，来到东部地区打工，只赚取微薄的工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许多企业就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获取高利润，得以生存和发展。 2004年以来，这种传统的发展方式开始面临挑战，随着外部产品市场需求变动、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以及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企业用工成本骤升，依靠压缩工人合理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而获得的利润空间难以为继。企业如若不加快转向技术进步型的增长方式，就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开出具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
另一方面，传统的低工资、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也是造成劳动力市场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重要原因。我国从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扩招，到201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已经接近700万。而我国的产业结构明显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步伐不匹配。从2010年12月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制造业中87%的劳动者，其教育水平绝大多数只具有初中与小学文化程度。而许多企业依赖于以往的增长方式，缺乏创新动力，附加值和价值增值都较低，并未提供足够多的满足大学生能力水平和素质结构的就业岗位。 (3)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难以形成 用工荒的一个本质是“制度荒”和“权益荒”。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分割和户籍制度，许多农民工或者三四线城市的外出务工者不能把工作地作为自己的永久居住地，在人身安全、社会权益、工资福利、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工作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水平，不得不季节性的经常返乡。甚至在每年春节过后，近60%农民工都要做出是否继续外出的选择。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的结果，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3.9%和16.7%。而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很难经受劳动力市场的冲击，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就说明了这点。 农民工是否被社会保险覆盖，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有着显著影响，参加了社会保险项目的工人在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时受到影响要小很多，反之，那些未被社会保障覆盖的群体只能选择返乡。 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是调节供需的重要杠杆，但由于制度原因长期失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农民工的月工资从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1000元，到2013年也仅仅达到2609元，远远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与利润增加幅度。可以说，制度性分割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干预了劳动力市场依据供需情况发挥自主调节、自由配置要素的功能。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观念与上一代相比发生很大转变，对于工作环境和劳动权益的诉求相比更高。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目前1.53亿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人，占58.4%。其中，近40%的劳动者因为福利差、工资太低、自身发展前景渺茫和工作环境不好曾经有过离开企业的打算。 在我国制度分割的背景下，许多外地务工者难以融入工作地的生活，而企业的现行用工制度也难以满足工人观念和需求的变化，用工荒就是劳动者在这种背景下“用脚投票”的产物。 (4)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用工需求提升催生区域性用工缺口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模式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沿海地区。每年大概有50%～60%的外出务工者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环渤海湾经济带聚集。 但是，随着国家逐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等，内地经济加速增长。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9%，其中东部地区投资17.909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9%；中部地区投资10.5894万亿元，增长22.2%；西部地区投资10.9228万亿元，增长22.8%，中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持续快于东部地区。
同时，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自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和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工就业选择倾向于就近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曾经的“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的顺口溜已经变成了“东南西北中，处处可打工”。 再加上，在东部地区务工高额的生活成本和心理成本，使得外出打工的净收益下降，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单位对于劳动者的吸引力较之从前大大增强了。 表1所示的由CIER指数描述的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在2013年第四季度东中西之间，一线和二线城市之间，就业竞争压力的差异已经出现倒转，中西部劳动力市场求职的紧张程度首次高于东部，二线城市的就业竞争程度高于一线城市，凸显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在区域之间的变化趋势。 (5)职业教育不足导致能力结构性用工缺口 虽然，第二轮“用工荒”以全面招工难为主要特征，但是技能工短缺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技工荒”现象的症结在于，现有农民工的素质结构难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求，即农民工接受的教育培训不足且就业能力偏低。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有技术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初级工所占比例为60%，中级工比例为35%，高级工比例仅为5%。此外，在农民工群体中，初中生比例占40%，且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可见，现有劳动力的素质水平难以成长为一支合格的产业大军来支撑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求。 表2所示，2013年苏州工业园区最难招聘和最难挽留的岗位排行榜中，熟练操作工都名列前茅。而生产工艺工程师、电气技术员、研发主管和产品工程师这样的高技能人才也成为企业用工短缺的主要岗位。 技能工长期短缺源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滞后。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的投入偏低掣肘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贫困学生有“两免一补”，高等教育的贫困学生有助学贷款，而对就读于中等职业学校又大多来自于社会弱势阶层的贫困学生，尚没有建立起助学资助制度。与之相对应的是，职业教育所需经费远比普通教育高。而雇主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对于流动性很大的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的动力显然不足。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技工荒的局面一直未得到明显改善。 “用工荒”中的挑战与机遇 首先，“用工荒”或是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善的转折点。劳动力短缺或过剩的实质反映是，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力量博弈中的相对优势，最终带来的必然是劳方工资水平的上升。 伴随着中低收入者、农民工等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将得到改善。现实数据也支撑了这一观点。国家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之后，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农民工实际工资上涨率都超过10%。2013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同比增长13.9%，已经是自2010年来连续第四年保持两位数的工资增速。农民工收入约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50%左右，若将农民的其他收入也计算在内，城乡收入差距很可能逐步呈现缩小的趋势。 其次，“用工荒”或为企业转型升级带来机遇。“用工荒”给许多以前习惯于依赖低成本优势在市场上赢得竞争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压力，同时也给其转型升级带来难得的机遇。 随着工资增长大势已定，东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这将倒逼企业为寻求生存空间不得不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制度创新。一些缺乏资质和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淘汰出市场或转移至中西部，从而迎来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在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人力成本的相对优势，承接东部地区转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最终势必成为我国新的制造业中心。 可见，以“用工荒”为契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发生进一步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 最后，“用工荒”或将推动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 由于“用工荒”的实质是“权益荒”，“用工荒”也代表着劳动者在与政府和企业进行的三方博弈中力量的增强。因此，伴随着劳动力成为稀缺的资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势必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为相关产业和企业吸引和保留住劳动力。这些政策可能包括：进一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推进集体工资谈判制度的实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水平和推进转移接续，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改善劳动关系等等。在社会人口政策方面，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国家势必进一步调整、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这或将迎来全面二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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