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两个新范畴：“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列论文,范畴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党的“十六大”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这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及时的。但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如果党的指导思想在今后长期这样表述，似乎不是十分恰当的。这种不恰当，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语言不够简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表述，似可进一步概括、抽象。既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可以抽象为一个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就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根据语言表述、思维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需要概括为一个新的概念呢？其二，作为指导思想主体概念的表述在逻辑上不统一。其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都指出了其创造主体，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却没有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都是概念，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仍是短语而非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都以思想体系的形式出现，可以包容、概括相应理论的全部内容，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却是十三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经验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不是对全部经验的概括和抽象。如果说我们把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国胜利论、农村包围城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不全面、不周延、不恰当的话，那就说明还有必要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新的抽象、新的表述。
也许有人要说：“难道你认为党章的表述不科学、不合理、不妥当吗？”非也！真理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十六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表述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在其具体历史条件下、在它的具体的文字前后衔接中、在现在的认识基础上，应该说是非常得当的。认识的发展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要求认识超越发展阶段直接地一次性地完成。
首先，看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逻辑层面上不一致的问题。笔者认为，党章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党章是在陈述内容的基础上使用缩略语的。作为党的正式文件，在党章总纲的第一段中，首先陈述了“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然后在第二段才使用了作为缩略语的“三个代表”——这就是合理的。如果相反，在文章中不加说明就突兀地出现“三个代表”这个词组，人们将不知所云，而我们不可能每次使用“三个代表”这个缩略语时都先陈述其内容。
其次，关于“十六大”后党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提法没有进行新的合并或概括的问题。十六大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在十五大的基础上进行的，必须在总结新鲜经验的前提下先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最新内容，然后才有可能对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必要的概括和抽象，进行新的表述。
鉴此，为科学、简洁、清楚、准确地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笔者建议：第一，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合称为“马列毛邓理论”；第二，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抽象为“江泽民思想”。
二
如果考虑问题只从“应该”出发，只从“合理性”出发，那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是不可能正确解决问题的。要办一件事，既要考虑合理性，更要论证可行性，如此才能办好，才能成功。建构“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范畴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一）“马列毛邓理论”这一概念完全可以成立
第一，从理论本质和价值取向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强调“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揭示的”[1]。毛泽东坚持和贯彻了这一观点，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3]。邓小平为拨乱反正，更是用猫论、摸论、真理标准论、生产力标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命题恢复、坚持了这一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目的是教育工人阶级，实现人类的解放。列宁主义提出一国胜利论，是为了具体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从而为争取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毛泽东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直接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解放全人类。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理论，它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困境，为最终实现人类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看。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发展看，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到邓小平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
一个理论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内容正确只是必要条件；它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具有正面价值的社会影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这是充分条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必须也必然同时具有这两个条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把其合称为“马列毛邓理论”以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恰当的。
第三，从内容表述和思维发展的角度看。一个概念应该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不产生歧义和误解。从这个要求看，“马列毛邓理论”作为一个概念，在内涵上是明确的——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在外延上是清楚的——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不会产生任何歧义和误解，并且在表达上也是简练、周延的。从组词科学性的角度看，也没有相同或相近的、容易引起认识混乱或混淆的词组。
“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4]概念要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就要变化。这变化，一方面是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新概念的产生——用以反映原有概念不能反映、不能包容的发展了的现实。
对已有知识的抽象、对认识成果的概括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和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的简化、简练和简洁的过程，也是人类认识进步和思维表达能力提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发展的，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情况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和规律，不断丰富、发展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对其进行科学、简洁、明确的表述，以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进步。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于历史经验的不断概括，对于认识成果的不断抽象和一个个新的理论里程碑的确立，从而让历史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应确立“马列毛邓理论”范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这样才符合思维进步的要求。
第四，用“理论”来概括和指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是最恰当的。“主义”是指“有系统的理论学说或思想体系”[5]。“思想”是指“思维活动的结果”[5]。“理论”是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1]。可以说，这三个概念是同等程度的东西，但是，主义有更多的外来气息和价值、信仰色彩，思想的内涵相对小一点，而理论的涵盖面则更大一些，有更多的中国词汇特征和现实性。比较而言，用“理论”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合并后的新概念是最恰当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把孔子的学说和孟子的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又把朱熹、“二程”等发展了孔孟之道的人的学说与孔孟学说合称为儒家学说。这是认识进步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我们为了语言的简练，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合并，抽象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这样一个大家早已熟悉的概念了。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的丰富，思维的进步，历史需要我们再一次进行这样的概括，我们应该适应认识进步的需要。
（二）“江泽民思想”这一概念也是可以成立的
第一，从理论的命名形式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是概念，而不能是短语和命题。比如，党的指导思想不能表述为“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主义，关于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主义，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太烦琐，并且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的丰富内涵。因此，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还要抽象，不但要把其具体内容用“三个代表”来简称，而且要抽象为一个概念。从这一个层面上说，我们建议使用“江泽民思想”的概念。
第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但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6]任何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群众的智慧，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础；但我们又不能站在基础上睡大觉，吃历史的大锅饭；我们还必须研究，作为群众的领袖、历史的代表是如何具体创造了这个理论，实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说，理论应该有其创造主体；我们必须指明理论的创造者，研究创造理论的代表人物，研究历史人物是在什么条件下如何创造理论的。确立“江泽民思想”这一概念显然是符合这一要求的，而“三个代表”的表述则是过渡性的，是有待于继续发展的。
第三，从表述党的指导思想的惯例看。党的“一大”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它是一个概念，指明了创造主体；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它也是一个概念，同样指明了创造主体；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它也是一个概念，指出了创造主体。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最终的科学表述形式，应该是指明创造主体的概念而不应该是缩略语。从这个角度看，确立“江泽民思想”概念也是成立的。
第四，从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看。从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在称谓、提法上先后使用过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特理论”、“特色理论”等，最终我们还是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命题中抽象出“邓小平理论”这个范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形式。这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升华的过程。以史为鉴，今天，从我们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简称为“三个代表”，再到把“三个代表”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升华的过程。党的指导思想的形成和表述形式的规范是一个过程。实践是发展的，认识也应该发展；“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6]。我们要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发展我们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通过抽象以概念的形式巩固这种认识。把“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抽象为“江泽民思想”，应该是逻辑的必然。
第五，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看。确立“江泽民思想”范畴有利于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理解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的事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一个新境界；他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他的理论贡献绝不仅仅只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只是作为其核心、精华而写入了党章。只有了解前因，才能理解后果；只有确定方位，才能正确行动。为了全面准确地理解执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一方面要缘果觅因、因流溯源。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唯物史观。并且只有全面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思想，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内容——唯物史观。同样，“三个代表”是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思想，但江泽民同志的思想绝不仅仅只是“三个代表”。我们必须全面学习江泽民同志的理论思想，具体把握其理论观点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才能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样，我们就不能把认识成果的概括一直局限于“三个代表”。另一方面要宏观把握、历史定位。我们只有从宏观上认识、把握江泽民同志的理论思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革命史、改革开放史中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学习、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抽象为“江泽民思想”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理解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更好地完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
三
把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不仅是一个语言的简化、简洁问题，而且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确立“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概念可以更简洁地表述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如果确立“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概念，我们就可以把党的指导思想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很显然，这既简洁，又没有改变所包含的具体内容。
其次，确立“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概念有利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历史定位，更好地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改革和建设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组成部分。确立“马列毛邓理论”范畴，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用一个概念予以概括，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整体地把握这些革命理论，有利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定位，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再次，确立“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概念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学说，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这一方面表现为它的理论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我们把它通过建立“马列毛邓理论”范畴予以明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挥着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它指导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党的十六大确立为指导思想的“三个代表”抽象为“江泽民思想”并以之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称谓，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世界性和现实性。
最后，确立“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概念，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作为理论基础的指导思想和发挥现实作用的指导思想的层次划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大精神，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真理是具体的，价值是具体的，一种革命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作用也是具体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具体历史任务的转移，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以其活的灵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起着旗帜、信念和方法论的作用，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而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1]，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的事业具有具体行动纲领的意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合称为“马列毛邓理论”，这一方面强调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另一方面突出了“江泽民思想”作为发挥现实作用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理解、贯彻执行党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完成十六大制定的宏伟蓝图。
党的思想路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物质决定意识，思想指引行动，而思想是用语言表达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是语言的动物，是语言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积累和进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意识的载体。语言的基础是概念、是范畴。从这个角度看，概念的创新、范畴的发展可以推进实践的创新和发展。确立“马列毛邓理论”和“江泽民思想”范畴，就使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了更鲜亮、更明确的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更光辉、更灿烂的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大业有了更加响亮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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