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谏体文及其文化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先秦论文,文化论文,谏体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自古已形成良好的谏诤传统与制度，谏体文的创作亦由此得以开启。谏体文旨在匡正执政者之过失，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先秦是谏体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出现不少著名篇章，对于后世谏体走向成熟具有重大作用。
一、谏体概念之辨析
“谏”之本义与“正”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言部》：“谏，证也。从言柬声”，“证，谏也。从言，正声。”魏张辑《广雅·释诂》：“谏，正也。”“补、证、讥、诤、谕、谇，谏也。”《玉篇·言部》：“谏，正也，间也，更也。”又，王逸《楚辞·七谏序》云：“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①《周礼·地官司徒·保氏》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初学记》卷一八引《白虎通》曰：“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②由上可知，“谏”于古时有“匡正”、“更补”、“告知”、“劝止”等含义。
文体功能既是文体分类的重要标准，也是文体名称的重要来源，旨在进谏的文章因此可以称之为谏体文。进谏旨在匡正，一般都是下级对上级的劝止。因此，谏体文属上行文，下对上是其主要行文关系。本文所谓的“谏体”，是指古时臣民对君主或下级对上级通过规劝以达到匡正君王或上级的错误言行或思想的上书之文(在先秦时期，包含意义完整的口述之辞)，其中下对上是行文关系，规劝是手段，匡正、劝止是目的。谏体文的指称对象为上级，主要包括君王、大臣。又，《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礼记·祭仪》：“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可见，进谏的对象也可以是父母。
进谏的对象为君王时，谏体文则可归属于后世所谓“奏议类文体”。奏议类文体是应用文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所有的臣对君之文皆可称上书，秦汉以后，名称弥繁。汉蔡邕《独断》卷上：“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③梁刘勰《文心雕龙》列有“章”、“表”、“奏”、“启”、“议”、“对”数种。其中，议体文是指卿大夫在君主咨询政事时陈述自己的思想主张以资君王行政之参考的文章；对体文为议体文之别体，是大臣应君王之所问而作的答问之文；表体文是指卿大夫、士民向君主进言以陈述衷情、表达见解或请求的文章。谏体文与上述文体有所不同，是指臣民在君主的思想言行有过失时所作的规劝之文。谏体文旨在劝止或匡正君王过失；议体文旨在为君王提供行政参谋；对体文旨在应对君王之考问；表体文旨在传达思想主张。其中，谏体和表体属主动进言，议体和对体是被动答问。当然，上述分类并不是绝对的，有的文章可能包含多种功能，如议、对之文亦有谏止的功能，表体文也可以包含辅政参谋的内容。因此，上述分类只是揣其大致，而非绝然之论。另，谏体与箴体亦相接近。明《文体明辨序说·箴》：“按《说文》云：箴者，戒也。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谓之箴，喻箴石也。”④尽管箴体有劝戒之义，然其多为对方尚未出现过失时的警戒之言，且未必属上行之文，故两者区别相当明显。
二、先秦谏诤制度与谏体文溯源
我国的谏诤传统由来已久，从现存文献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夏朝以前。《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后汉书·杨震列传》载杨震上疏云：“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然当时谏诤制度未必完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论谏》：“古者谏无专官，自公卿大夫以下至百工技艺，皆得进谏。隆古盛时，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见于语言问答之际者，考之《书》可见。”⑤
入周以后，随着周礼的推行，谏诤制度也日渐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出现专门司职进谏的大臣，如《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按周礼，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又，《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彧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二是形成了谏诤的专门仪式，《礼记·王制》：“天子斋戒受谏。”《礼记·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三是形成了有关谏诤的思想，如《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少仪》：“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诌，谏而无骄。”四是对谏官有专门的教育。《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守王闱。”由此可见，谏诤之官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尤其需要深谙各种礼仪制度。春秋以后，礼乐制度日渐变弱，谏议制度亦是如此，谏诤者已不局限于专门之官。尤其是战国时期，进谏之人包括有公卿、大夫、士、民、仆等各阶层，谏体文的创作主体也因此显得庞大许多。
伴随着谏诤制度，谏体文的创作源远流长，从现存文献看，谏本文之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尚书·商书·高宗肜日》载有祖己对商高宗(即商王武丁)的训言，劝谏商王要敬待臣民，祭祀的时候不要使自己父庙里的祭品过于丰盛。祖己的进言，可以视为后世谏体之滥觞。入周以后，谏体文的创作日渐丰富，逐渐成为当时官方文书之大端。西周时期，礼仪制度完备而庄严，社会和谐稳定，君臣行事有规可循而少犯错误，谏诤现象不多，谏体文也以引述经典礼制为主。春秋以后，礼崩乐坏，社会剧变，君王无所适从，无规可循，言行思想必然容易出现偏差，谏诤尤显必要。尤其是战国以降，随着礼制的衰落和诸侯纷争的增多，各国君主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简单依靠传统行政模式已不足以应对各种政治事件，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作出许多新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的地方，此时，臣民的进谏尤显重要。此时的谏体文不仅仅需引经据典，往往还需要根据当时形势，提出新的观点，因此，出现了不少妙见纷呈的作品。现存的先秦谏体文，主要存于《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说苑》等书籍中。
三、先秦谏体文的创作、分类与文体特征
现存先秦谏体文多属周代所作，其中以西周作品为多。《国语·周语上》载邵公在周厉王试图以武力弭谤时所作的谏文，文章详细分析了防民之口的危险，旨在劝其改正错误，表述清晰，意思完整，析理透辟，堪称西周时期谏体文的代表作，历来为众选家所著录。春秋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衰微，僭越礼制的事情时有发生，谏诤因此日渐增多，谏体文的创作大量增加。其中著名者如石碏《谏郑庄公勿宠州吁》(《左传·隐公三年》)、宫子奇《谏虞君勿假道》(《左传·僖公五年》)、申胥《谏吴王勿许越成》(《国语·吴语》)等。战国社会动荡，弱肉强食，各国君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往往无所适从，随着错误决策的增多，谏体文的创作更显丰富。其中，最为著名者有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策·齐策一》)、李斯《谏逐客书》(《史记·李斯列传》)等。时至今日，先秦时期的谏体文依然得以大量留存。刘向《说苑·正谏篇》将谏诤分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五种。⑥细考先秦谏体文，大致可以区分为直谏和曲谏两种。
所谓直谏，又可称“正谏”，即进谏者从正面直截了当地摆出思想观点的进谏。直谏是战国时期的主要进谏方式，因此，直谏之文也占据了先秦谏体文章之大部。直谏形式简单直接，故需依赖有力的说理方能感动被谏之人。直谏之文以说理清晰透辟为长，以气势宏盛为长。貂勃之《谏齐襄王不宜曰单》(《战国策·齐策六》)，齐襄王有幸臣九人之属，诋毁田单于齐王之前。齐王因此召田单，田单免冠请罪。貂勃从楚归，齐王赐酒宴，且呼“召相田单来”。貂勃避席稽首，责王不该有此亡国之言，并问齐王比之周文王、齐桓公如何，齐襄王自称不如，貂勃遂对齐王作此谏。作者以周文王、齐桓公礼尊吕尚、管仲为训，责备襄王不应轻待功勋之臣。文章气势极盛，言辞凌厉，说理如排山倒海，行文似暴风骤雨，令闻者心动。是以齐襄王闻之愧悟，杀九子以谢田单，且益封其夜邑(地在今山东掖县)万户。又如，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李斯为秦客卿，会韩人郑国至秦为间，使秦作注溉渠，令费人力而不东伐，终为秦人觉察。秦宗室大臣皆劝秦王驱逐全部来自六国的人士，李斯亦在被逐之列，他于是向秦王上《谏逐客书》。该文以论述为主，篇首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然后围绕此观点进行论述，主题明确，立意分明。文章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论证秦客之功，第二段论证无秦客之害，第三段论证不却众庶之必要，三段皆以“……也”句结尾，条分缕析，层次井然。文章句式流畅、词语华丽，鼓气以壮势，流宕而知返，更兼对偶、排比、引用、反问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其显得渊懿美茂。文章说理深入透辟、文句华美高妙，是中国古代谏体文典范之作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称之“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⑦
所谓曲谏，即进谏者不直接表明观点，而是通过论及其他事物以使被谏者自己感悟并最终达到劝止效果的进谏。借用寓言说理是战国曲谏之文的常用手法，如苏秦《谏孟尝君勿入秦》(《战国策·齐策三》、《史记·孟尝君列传》及《说苑·正谏篇》)，秦昭王闻听齐孟尝君田文之贤，乃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皆不欲其行，谏者千数，孟尝君不听。苏秦(《史记》作“苏代”)于是对孟尝君作此谏，孟尝君闻之，遂不赴秦。作者借用寓言说理，形象生动，颇富趣味，展示出高超的想象能力。文章少用议论，文后稍作点睛，理已毕现。《战国策·魏策三》载，周谏魏王勿入秦之文，在内容、体式上均与本文颇为接近。曲谏亦有不借用寓言者，惠施《谏魏太子更日》(《战国策·魏策二》)，亦可谓精妙纷呈。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冬，魏惠王死。在临葬之日前不久，天降大雪，深数尺，道路阻塞。太子令修栈道以下葬，群臣多以民财不堪而谏延期更日，太子不允。群臣不敢言，请于公孙衍，公孙衍亦无策，转求惠施。惠施于是见太子并对其作此谏。此文之妙在不正面论证按期下葬之艰难，而是通过史例说明改期更日未必就是不义，甚至还是先君的意愿，既要求太子更改初衷，又不失对方颜面，是以为太子所乐从。文章说理方法奇特，叙事风趣有绪，堪称先秦谏体文精品。
综上所述，先秦谏体文指称的对象一般都为君主(包括周王或诸侯国君)，但亦有以卿大夫为对象者。这些文章在行文上多以议论为主，其中或夹以叙事，形式灵活，未有定式。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谏体文形成了直接明快和含蓄委婉两种风格。早期谏体文一般更为直接，尤其喜欢引经据典；随着逻辑思维的发展和论说体文的进一步成熟，后期(尤其是战国中后期)谏体文在以说理透辟为宗旨的同时，不断改进谏体文的写作技巧，出现了大量借用寓言说理的作品，甚至出现了一些长篇之作，其文学水平达到空前高度。
四、先秦谏体文的意蕴与影响
谏诤具有匡正执政者决策之功能，谏体文由此成为古代臣民改正君主过失、约束君权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没有“君权有限”的概念，在“天子势位最尊，无敌于天下”的年代，人们对于君主制度深信不疑。既然天子或君王地位至高无上，一旦其言行思想有误，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伤。因此，如何约束君王的言行思想便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指出：“我们始终把君主当成一个由法律力量构成的道德的和集体的人格，当成国家行政力的受托者来看待的。”⑧黑格尔《历史哲学》认为：“君主政体是这样一种政体，各个分子集合于政府的元首一人之下，但是这个元首既不是绝对的指导者，也不是独断的统治者，而是一种权力，它的意志一样要受法律原则的制约，和臣民的服从法律并无区别。”⑨与西方学者提出的运用法律制度来限制君主的做法不同，古代中国的做法是教育、礼制和谏诤。其中，教育的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礼制的功能体现在限制和约束，谏诤则是改变君王的言行思想或决策主张。先秦谏体文的内容较为丰富，尤以政治、军事内容居多，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齐威王听从邹忌谏言后广纳贤言，曾使齐国国势一度复兴；李斯谏秦王勿逐六国之人，为秦国统一天下储备了更多的有用人才。谏诤既大大改善和提高了先秦时期各国君主的决策能力和执政水平，也改变了当时政治的发展格局。
谏体文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的重要表征。谏体文创作的条件有二。一是谏体文必须是发生在君王已有错误的言行思想或决策主张时，这是谏体文不同于其他奏议类文体的关键所在；二是进谏之人必须具有贤能忠贞之品质。谏诤意味着君主要改变自己的言行思想，常为君主所不喜，也会给进谏者的身家性命带来危险。《韩非子·说难篇》：“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⑩韩非深刻指出了谏说因“批逆鳞”而具有危险性。例如，比干之谏商纣、伍子胥之谏夫差，皆因谏诤而身死人亡，精神虽然可嘉，下场终令人感叹。《吕氏春秋·直谏篇》：“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者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11)刘向《说苑·正谏篇》：“《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12)是以谏体文多源于内心，语气真诚，正气与智慧同在，忠贞与胆识并行。
另外，谏体文不仅可以反映谏诤者的写作风格，被谏者的执政风格亦可由中得见。先秦时期，不少君王卿大夫曾向下属发布《求刺过令》，对于思想开通性格随和的执政者，进谏文文意简明清晓、说理精辟有力即可达到令闻者幡然醒悟的效果。对于性格高傲倔强、暴躁无常者，进谏之言则需含蓄委婉，不能伤及被谏者之颜面。因此，由隐晦含蓄的谏体文往往可以窥知被谏者的专制难近之特征。
先秦时期所形成的谏诤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先秦谏体文也深刻影响到后世谏体文的创作。后世开明君王，无不广开谏诤之路。《晋书·武帝纪》，载记武帝即位后曾下诏：“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次年，又下诏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晋书·元帝纪》：“大兴元年，初置谏鼓谤木。”唐太宗更以能纳谏而著名。秦代专设谏议大夫职，西汉改为谏大夫，东汉光武帝复改为谏议大夫，后世因之。又，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13)后世谏体文创作也因此日见繁盛，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文章体制。然考其风貌，基本都是对先秦谏体文两种风格的沿袭。
注释：
①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6页。
②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37页。
③蔡邕《独断》，北京直隶书局影印乾隆庚戌雕报经堂校本1923年版。
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0页。
⑤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8页。
⑥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6页。
⑦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
⑧卢梭《社会契约论》，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2页。
⑨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⑩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4-95页。
(1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24-625页。
(12)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6页。
(13)《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