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深长的变化——从林白近期创作变化反思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味深长论文,中国当代论文,近期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林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个人的战争》(1994年)到《玻璃虫》(2000年)、《万物花开》(2003年)、再到《妇女闲聊录》(2004年)，进入新世纪，林白的写作发生了诸多较为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均已被评论家敏锐地捕捉到，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精辟的评述。但总体看来，论者还大都进行的是个案研究，即大部分论证的是这种变化对林白的意义。如果我们将林白置于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种种变化还寓示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一个人的战争》一直都被认定为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文本的方方面面无不印证着90年代人们对女性主义写作的判断：封闭的房间，神秘魅惑的女人，对最私密躯体经验的大胆袒露，对女性成长史的呈现，姐妹情谊，对异性的厌恶……而从《玻璃虫》开始，一些变化初露端倪，到《万物花开》再到《妇女闲聊录》，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总的趋势是：林白开始与生活和解，社会生活内容越来越多地进入文本，个人话语的比重逐渐在缩小。这种变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有相当一批论者将其视为一个作家在创作生涯中不断超越的自然流程。
在这个看似自然的“变身”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曾令我费解：从《玻璃虫》开始，几乎每完成一部“变身”之作，林白都会在“后记”或“创作谈”中着意袒露自己的创作感受：
写完十五万字的《玻璃虫》已经有一个多月，但内心的喜悦至今没有散去……
我的上一部长篇《说吧，房间》还充满着职业女性的疲惫憔悴，这一部长篇却已是眉飞色舞，草肥水美。
写作首先应该照亮自己。
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也不重要……关键的是它能否激扬你的生命，驱除你内心的黑暗，使你微笑、乐生、感恩。
在此前的长篇写作中，我明显感到生命消耗的速度在加快……
——《玻璃虫·跋》
它(《妇女闲聊录》——引者注)使我温暖。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而现在，人世的一切，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
——《妇女闲聊录》的创作谈《另一种生活》
从隐秘的女性经验世界撤退，进入广阔社会生活之中的林白快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我理解这是作家找到一条传达自我对世界看法更为合适的途径时的正常反映，但同时我又疑惑：《一个人的战争》时代的林白同样也是自我抒写，为什么却感到“压抑”和“生命的消耗”？不知陈染、徐小斌们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难道国内学界此前对女性主义写作的赞美和判断有误，或者至少存在着某些偏差？
林白袒露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感受，我认为是在无意间指证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得轰轰烈烈的女性主义写作确实存在着无法回避的诸多缺陷和迷障，其中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两种“断裂”上：个人话语与外在社会生活的断裂；外来资源与本土经验的断裂。正是这些缺陷和迷障导致女性主义作家在大胆袒露“真实自我”时却又时时感到更丰富多样的自我被遮蔽，封闭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却又处处感觉到外部世界不可抗拒的魅力……这种种分裂造成了作家的痛苦，所以“压抑”感、“生命的消耗”感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因此，林白近期的变化不仅对作家本人具有非常的意义，而且深刻地触及到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写作中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把握。
林白的创作感受真切地反映了个人话语和外在社会生活的断裂给女性主义写作者带来的困扰。
8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意识多元裂变，个人话语从宏大话语的裂隙处艰难萌发，至90年代已蔚然可观，而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写作构成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脉。
在女性主义写作发展的初始阶段，女性以她们被压抑太久的嘶哑之音呼喊出生命最本质的愤懑与渴望：血肉之躯的正常需求，成长岁月中的惶惑懵懂，姐妹情谊，对男性的排斥恐惧……私人生活空间被无限敞开，最细微的生命体验被无畏放大，女性以自恋自虐甚至自戕自焚式的姿态作着生命的狂舞。
在女性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姿态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面对铁板一块的男性话语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争得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
但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进行，仍只封闭在“自己的屋子”里，沉浸在“一个人的战争”和“私人生活”中，就会面临危机：不仅使文本有雷同重复之嫌，更会遭遇写作资源枯竭和重新成为“橱窗中的风景”的危险。
徐小斌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自己的世界有如一面魔镜，它似乎是自己的真实写照，然而又全然不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真实的……走入那面魔镜是自欺欺人的开端，可怕的是，通往魔镜的通道有去无回。”① 当时间行进到21世纪，像一座被开掘太久的富矿，个人话语的危机愈加清晰，必须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那样具有一种穿越时间和空间、虚构与现实、此岸与彼岸的能力。
林白的转变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寻找”的结果。《玻璃虫》不仅展示了“林蛛蛛”的“爱与性”、“心痛”与“疯狂”，也让我们重温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兴衰沉浮和文学在80年代曾历经的辉煌，更让我们领略了作家对影视艺术的非凡感悟力。正如林白在这部小说的《跋》中所写到的：“我将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镶嵌进虚构的小说之中，使它们浑然一体，当你以为它是真的时候，它有可能是假的；当你断定它是假的时候，它却可能是真的。”因此，林白称《玻璃虫》是“一部虚构的回忆录”。
到了《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这种向外部世界敞开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万物花开》表达了作家对“性”的看法，但已不再是通过女主人公的体验来传达，而是把性归还自然，让“王榨”村男女尚带几分原始意味的行为去演绎没有人为封锁的自然范畴中的性。《妇女闲聊录》则通篇记录了农村妇女木珍在两个不同年份滔滔不绝的话语，大量的方言土语似乎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就进入了文本，但它确又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这就营造了一种“虚实共生”的境界，个人话语空间被极大地拓展，虚与实都被推向了极致：从虚的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女性生命历程中最细腻独特的体验；从实的方面，则完全与最现实的符码相对接。作家从个人性的高度下降到辽阔的社会生活之中，世界也向她充分地敞开。在这种“虚实相生”的境界中，林白获得了一种穿行自如所带来的创作快感，正如她在一篇有关《妇女闲聊录》的创作谈中所表达的：“《妇女闲聊录》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具现实感、最口语，与人世的痛痒最有关联，并且也最有趣味的一部作品……它使我温暖……人世的一切，带着世俗生活的全部声色与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② 从这种欣喜中，我们也能预见到女性主义写作的光明前景：在女性意识高度自觉的前提下，与生活和解，向外部世界敞开。林白的“变身”无疑为此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摹本。
林白的创作感受还触及了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写作潮流中无法回避的另一种缺陷：外来资源与本土经验之间的断裂。
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整个当代女性文学发展流程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无疑是中国女性写作在性别路线上被启蒙并快步迈进的一个重要资源，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基本是按照埃莱娜·西苏的“返归女性躯体写作”的理论主旨来操作，而文本面世后的遭遇又几乎完全印证了西苏理论预测的后果：“女性的本文必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写成它就引起旧性质外壳的大动荡……”③《一个人的战争》在《花城》1994年第2期上发表后，立刻引发了一场介于性别与政治、文学与道德、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辩驳和讨论；同一时期其他女性主义作品遭遇的情形也非常类似。
可以说，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现成理论使女性写作及其批评获取了女性话语体系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女性写作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问题的困境。批评家荒林曾作出如下概括：“什么才是女性的‘自我’？‘天生的自我’的‘主体’和‘身份’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在‘性别’之中获得确认？是不是仅仅在此确认？谁来确认关于‘自我’的构成？谁在言说‘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是不是可能解释我们的‘自我’的复杂体验与经历？”④ 而很多时候，女性主义写作仅仅是对西方女性理论的套用和诠释。也许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努力将考察对象扩大至全球范围的女性，力图使自己的结论更具客观性和普泛意义，但特定的文化背景使得她们的视野必然有所局限。中国女性的历史境遇可谓特殊至极，坚固漫长的封建男权社会体系已将中国女性的身份牢牢钉在“物”的层面上，百年之前梁启超曾将中国妇女解放喻为“登刀山”和“扫落叶”，以形容其艰难。果然，一百多年间中国妇女解放的进程血迹斑斑，歧路丛生，以至百年之后依然流毒遍布，有太多的死角需要被扫荡，有太多随着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新出现的改头换面的男权行径需要被揭露，更有女性自己的自轻自贱需要被提醒。如果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无视这些而一味沉溺于自我裸露与表达，那么等待她们的不仅是读者的疏远，还会有自我的厌弃，乃至对女性写作热情的丧失，就如林白坦言的“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
正是这种无法着陆的“飘萍”状态给女性主义写作者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焦虑感。
要想弥合这种“断裂”，就必须“着陆”——与中国本土经验相结合。《玻璃虫》第一章“跨越房间的无赖”描写了“林蛛蛛”因单位分房不公而毅然抢占别人房子的“壮举”，我想这一定是曾经发生在林白身上的一段往事，它似乎与优雅的女作家格格不入，但却又异常真实。记得池莉也曾在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中描述过她当年曾为了得到一套房子而忍受的无尽烦恼，这应该是80年代还处在体制化经济模式内的中国人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事情。《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更因大量引入了颇具地域风味的生活场景和语言而颇具中国传统意味。同时还应看到，林白的写作依然是基于女性立场之上的，无论是表达对“性”的看法，还是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原汁原味的展示，性别意识依然彰显。像《万物花开》中的许多段落虽有时运用了男性的视域，但整部小说的基调毫无疑问是母性的。林白将性与繁殖、丰饶、肥沃联系在一起，小说的题目叫“万物花开”，小说中还有一节专门写“各种花”，读者也不难领会其中的寓意——“花”常会被认为对应着女性的生殖器官。
当然，从高度个人化的倾诉向无比丰富的外部世界敞开，从简单诠释外来理论到与鲜活的现实相结合，并不意味着女性写作进入了可以直达目的地的快车道，因为文学的特殊本质决定了写什么并不能最终规定作品的性质，更因为外部世界的无比丰富和现实的鲜活向作家的创作立场和判断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林白的创作变化还是为中国当代的女性写作踩出了一条新路，虽然曙光依稀，前途未卜，但方向大致正确。进一步与现实的、现代的女性生活和人类境遇相贴近，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深化的当务之急。女性写作完全应该而且可以在现实的背景上展开，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男作家献技、女作家献血”的状况。那种流于空泛的由苍白的浅吟低唱、梦幻般的呓语组成的“女性内心独白”，完全可以改变成开放式的更有广度和力度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来揭示当今中国的真实面目。中国女性文学与个性、人性同命运，“人”的深层发现和建构——与整个中国文学一样的追求——将永远是它的目标。
注释：
①徐小斌：《个人化写作与外部世界》，《中国女性文化》第2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②林白：《另一种生活》，《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③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荒林：《在本土经验与外来资源之间》，《中国女性文化》第2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