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中短篇小说：以新的艺术眼光折现新的时代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年论文,短篇小说论文,九九论文,以新论文,眼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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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1994年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后，种种具体感受都在加深着一个总体印象，那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众多的小说作者在1994年都各有进取，而这些进取又共同切近着一个大主题，那就是以新的艺术眼光折现新的时代生活。这一看法虽然与那些“文学脱离现实”的流行说法相悖逆，但却是由中短篇小说创作本身所证明的事实。
如今的文坛，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商潮冲击，愈来愈走向了分化。通俗文学以面向大众的商业运作，游戏着人生；长篇小说创作也有大半的作家作品以“言情”和“乡土”面向了市场。保持审美理想的纯正，坚守严肃文学的阵地，似已历史地落到了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身上。令人欣慰的是，从1994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来看，它以自己的切实进取和丰盈收获，确实不负历史的使命和文学本身的厚望。
写实取向趋于强化
1994年小说创作中的写实取向，不仅表现于余威犹存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之中，还程度不等、角度不同地体现于别的创作倾向上。如《北京文学》所郑重推出的临写当下现实的“新体验小说”，《上海文学》所竭力倡导的体现终极关怀的“文化关怀小说”和描绘市民生活的“新市民小说”等等。这样的一些倾向并非是理论上的空头言论，都已有扎扎实实的作品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近年来创作势头健旺而又引人注目的中青年作家来看，似乎也以直面现实者更为突出。这里边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尽相同的情形来看：
一种是刘醒龙、何申、毕淑敏、刘玉堂、越德发、关仁山等作家，他们或写乡镇机关，或写基层干部，或写工薪阶层，或写普通农人，大致以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为基地，注重以平民化的意识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种种世俗的生活矛盾中，抒写平民百姓的生死歌哭。他们感知生活以细琐见长，描写现实以情节取胜，其艺术功力并不以外在形体见长，而是以发掘和展现生活自身的魅力取胜。因此，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忘记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创作，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真实体验人生的境界。这种创作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整体性“本色写实”。
另一种是陈染、林白、张旻、述平、何顿、阎连科等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往往抓住都市芸芸众生中的“这一个”穷形尽相，一方面注重生活氛围的如实勾勒，一方面更讲求作品人物的心态直露，他们的笔更像游移着的聚光灯，总是追踪着作品主人公不离左右，以对人物所见、所感、所思的缀合达到观察现实的反映，力求写出生活与人的双向对流。因此，他们笔下的生活虽非一定现实的全景图画，却因注重主观对客观的感应别具一种立体感。这种在创作中力主“内”、“外”结合和“主”、“客”交汇的追求，可以看到你是在个体性的“本体写实”方面的新的探索。
写实的取向在创作中经久不衰，这些年又长足深化，既为文学与生活的内在缘结所决定，又是作家们切合着时代和文学的双向需要调整自我的结果。创作难以悖逆两个规律，一个是在文化依托上须与时代趋向相呼应，一个是在艺术探索中须与个性气质相谐调。目前，民间意识文化的日益成长壮大，使文学在旧有的文化失落中看到了新的坐标；而日积月累的生活积淀，又使作家在直面现实中找到了自己的一方“邮票”，写实的取向由此而得到了强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知青文学走向自审
知青文学不再像兴起之初那样盛极一时，但从未停歇过自己的发展。1994年知青小说，以其较少的数量和较高的质量，向人们报告了知青文学走向自审的新的信息。
在知青文学中，1994年最为惹人眼目的，当属郭小东的长篇小说《青年流放者》和梁晓声的电视连续剧《年轮》。虽然《青年流放者》侧于描写知青进城之后的种种迷失，《年轮》重在表现一代知青艰苦拼搏的奋斗历程，但都对知青下放给个人命运带来的深重影响进行了有力的揭示，表现出或显或隐的自审意识。
在中短篇小说中，钟道新的《威比公司内幕故事》和王立纯的《笑一笑，或者说“茄子”》，也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在知青人生中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的自审性主题。《威比公司内幕故事》里的北京知青韩一士，虽然设法回了城并进了威比公司，但那不能适应又不能不应付的情景，却犹如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相形之下，王立纯笔下的上海知青根宝夫妇，倒是以自我的不断调整适应着变化的现实和艰窘的人生。他们对付现实的办法，是咀嚼知青年代的苦乐年华，不断地“向后看”。知青的经历所给予他们的，就是这种滞后人生又支撑人生的复杂作用。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对于知青人生的审视还算温婉的话，那么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几乎是用反讽的形式对知青运动进行了严厉的审判。这个作品所描述的知青生活几乎全由偷情与爱情的两个部分构成。这种人的欲情的迷乱与那个时代政治的疯狂，表面上极不谐调，骨子里又极其合辙，从而以两种混乱的相互诱发使知青生活注定是一场悲剧。作品主人公对知青生活为他所提供的艳遇感念不已，这种情绪也几乎由作者毫不掩饰地表现在《黄金时代》的作品题目之中，但因为这一切都游离了那个时代和那场运动的“革命”本义，又构成了对知青运动的最辛辣的反讽。知青运动的情形千差万别，置身其中的知青们的感受也各不相同。王小波所描述的只是现实一种，但却从自己的角度触及到了当年的知青运动某些实质性的病灶。
目前，知青文学大有扩展为一种知青文化的趋向。打开电视，总有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在上演；走上街头，“黄土地”、“黑土地”、“老插酒家”的店标不时映入眼帘。知青因牵涉到几代人的人生，由此孕育出一种社会文化亦不足奇。但也不能不令人担心普遍的怀恋会淡化苦难、幻化历史，因而我更看重在文学领域和小说创作中，这种比较冷静的反思和比较清醒的自审。
文人小说渐成气候
以文人的眼光看取文人的生活，以文人的语言描述文人的心态，这种文人小说在以前并不鲜见，甚至钱钟书以《围城》、杨绛以《洗澡》分别使文人小说达到了现代和当代小说创作的高峰。1994年的文人小说，也以相对集中又精彩纷呈的运作，较前在整体上更成气候。
当代中青年作家中，较早专注于文人小说创作的当数山西作家钟道新。1994年，他又分别写出了短篇小说《非部级与博士前》和中篇小说《宇宙杀星》，为研究生和天文学家描影画形，把专业化的生活和专门家的情趣刻画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钟道新有两个别人所难兼及的长处，一个是擅于考察和探究专业性学问，一个是敏于感知理性思维之精义妙趣，这使他写起文人的生活来，得心应手而别有快感。可以说，文坛少了钟道新，不是少了一个作家，而是少了一个创作门类。
在钟道新之后，崭露头角的张旻近年来扶摇直上，连连发表味道醇厚的文人小说，很令人刮目相看。他在1994年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数短篇小说《了结三章》和中篇小说《情幻》。他本身是高校教师，描写的也多是此类角色。他的长处是善于捕捉别人不怎么经意的文人的内心隐秘。《了结三章》中所作所说的主人公旨在“了结”的三件事，让常人看来都纯属闲谈文人的没事找事，但这恰恰又抓住了一些文人的性格特点所在。而他把主人公的形状定位于一种“了结”状态，更把青年文人那种无奈、无聊又无为的心态表露无遗。
说到文人小说，我还想向读者特别推荐一位文学新人的作品，这就是青年女学者徐坤的《呓语》、《白话》和《先锋》。徐坤是一位极富文学才气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她写研究生生活的《呓语》，写青年学子下乡锻炼的《白话》，不仅涉足了以前创作较少涉及的一些方面，而且在那种越研究越添了糊涂，越锻炼越多了迷茫的画面中，真切而深刻地揭示出了世界现存地某些弊病，很令人惊醒与深思。她善于通过学人语言白描文人的生活，而且内含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自嘲与幽默。这一创作特点在她的《先锋》一作中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该作通过环环相扣的情节发展，让一帮狂放文人在追求《先锋》的过程中鬼使神差地走向了“反先锋”。文人如何从对理想的追求走向了反理想，又如何把消极意义当成了现实意义，《先锋》可以说都是一幅绝妙的艺术画像。从这一点上来看，《先锋》不仅是一部醇厚的文人小说，而且是一部独到的荒诞小说。
情爱描写再度更新
情爱描写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历久不衰，也总能常写常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情爱作为生活主题本身的不断变异有关。1994年短篇小说中的情爱描写，即让人们由新异的文学画卷中看到了演进着的情爱世界。
这两年，在创作中着意追踪情爱演进现实的作家，北方的述平和南方的张欣都更为突出，1994年又有张旻、阎连科和姜平等大步赶来，使得情爱描写一脉声势更为壮观，色彩也更见斑斓。述平的《某》，张欣的《爱又如何》，张旻的《情行》，阎连科的《行色匆忙》，姜平的《爱情错觉》，都属情爱小说中不可不读的力作。这些作品不仅写了不同的情爱观念在当代交叉与碰撞，而且还写出了情爱为何经由人生的形式走向了生命的体验，以及这种潇洒情爱在给社会带来新的风尚的同时又如何带来新的问题。情爱的故事总是诱人的，但这些青年作家们并不耽于讲述一个个引人的故事，他们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对情爱中人的情感世界的细波微澜的感应与传达上，让把那些有来由与无来由的苦涩混杂着甜蜜的根根蔓蔓，一一抖露眼前，尽现情爱生活趋于个人性、私欲性的诸种特征，也于此显现文学中情爱描写的新感受，新手段。
情爱生活开始淡化其社会性内容之后，对于社会和文学都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学创作如何以敏锐的眼光和有力的笔墨，写出变动着的情爱世界的风情万种，并把其倾向隐蔽于艺术地描写生活之中，委实是一个新的课题。述平等人的创作，较好地实现了以新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情爱现实，把情爱描写调整到与时代相适应的层次，因而显得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