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知识经济到底有多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有多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热浪尚未消退，有关“知识经济”的报道狂飙又扑面而来。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所包含的积极进步因素与合理内涵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即科学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重要，科技开发和创新缩短甚至抹平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并以导乎寻常的速度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媒体对知识经济的宣传似乎更多的只是以夸张、鼓吹的口气对国外发展经验的叙述报道，而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合理定位知识经济并作出理性分析的文章则很少。似乎中国只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就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跨越贫富差距的鸿沟，实现国人的千年梦想。
其实，照搬他国模式，鼓吹他国经验，脱离国情，盲目乐观地宣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只会对人们起一种误导作用，使人们不能正视问题之所在，看不清中国离知识经济的距离，分不明知识经济的利弊，从而妨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质性进程。
一
知识经济，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阐释，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它是基于对知识和科技在经济增长中所显示的日益重要作用的认识而提出的，概括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反映了世界经济走向的新趋势。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的形成至少有三个标志。
1.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发生质的变化。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基本的生产要素分别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与能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知识和信息。虽然目前现行的经济增长理论还不能直接衡量出知识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参照处于世界知识经济领先地位的美国看，到90年代，知识和信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超过50%。并且专家估计，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知识和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本世纪初的5 —20%提高到90%左右。所以我们可以保守地估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不低于50%。
从我国自身的状况看，知识和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我国1952—1982年在经济增长中，知识和技术进步因素所占比重年平均为27.3%。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其贡献大约占30%左右。并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已响遍神州，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一目了然。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日渐为人们所认可，但要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则非一日之功。至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更是长路漫漫，因为单以PC机的普及率看，中国仅为0.2%。
2.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工具发生质的变化。
在农业经济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是手工工具；在工业经济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是机器和设备；而到知识经济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则是计算机和网络。手工工具、机器和设备可以看作是“人手的延伸”，而计算机和网络则被看作是“人脑的延伸”。电脑发明于1946年，但真正走向千家万户则是始于80年代。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美国家用电脑普及率已接近45%，居世界领先地位。至于互联网络，更是近几年的事。目前美国因特网发展迅速，网上通信量每100 天就增加一倍，从而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中国是个典型的“后发型社会”。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层次分布更加分化：有相对落后的庞大的农业地区和人口，有现代化程度不高的成千上万个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和乡镇，还有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各高新技术开发区。显然，这个“文明地质层”（托夫勒语）的下部最为深厚，而上部则相当浅薄。正因为现代信息技术起步时间较短，电脑和网络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在一个电话普及率仅为2 %（美国为60%），有线电视覆盖率仅为1%（美国为25%），PC机普及率只有0.2%，连接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光纤主干道只有几万公里的国家中，恐怕只能形成一个相对发达的“网络特区”。信息化程度不高、资金短缺、观念滞后、全民教育程度不发达，这些因素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严重影响我们全面进入网络时代的速度。要使计算机和网络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生产工具，是仍然需要以工业社会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现代教育为基础的。
3.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产业发生质的变化。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很明显其主导产业分别是农业和制造工业。而到知识经济时代，其支柱产业则是服务业和知识产业，其中知识产业包括教育、研究与开发、传播业、信息服务等组成部分。服务业如今已成为支配欧盟经济的主要行业，欧盟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占其GDP的64%，占就业人数的66%。到90年代，OECD 国家的知识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超过50%，并且对信息产业的投资也超过总投资的50 %。
而在现代社会中，主要有四大产业：农业、工业、流通服务业和知识产业，后两者又统称为第三产业。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其比例约为1：3：3：3。但这目前在中国还远远达不到。据报载，中国只是到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才与一二产业的就业人数相当。这固然说明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中国目前经济的增长点仍然是工业和服务业，而非知识产业。从对研究与开发（R＆D）的投资看，欧美发达国家早已纷纷调整科技战略，增加R&D的投资，重点倾向于知识产业。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R&D费用占其GDP的2.3%，美国早在1994年就达2.61%。1996年，日本的R&D／GDP更是高达3%。
而中国呢？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数据。从现有数据看，中国的R&D／GDP最高时才达0.7%。但是从1990年起，这个数值却逐年下降，到1996年竟进入0.5%的死循环。 这似乎是个悖论：一方面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R&D／GDP数值却连年下降。这种悖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这几年的经济繁荣与知识开发和科技进步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以知识含量缓慢增长，环境严重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为代价的。这确实有些悲哀。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还能底气十足地欢呼“我们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吗？
二
知识经济，简言之，就是知识如何经济的问题。所以正如有些专家曾提出的：知识经济的本质意义在于知识资本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说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者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资本论》第一卷，P341）同时，“资本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资本论》第一卷，P188）即商品生产者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同时还必须进入流通领域，进行扩大再生产，才能实现货币的资本化。另外，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工业革命时代知识的创新和技术的发现是怎样通过制度变迁而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从而纠正了以往对工业革命研究的偏颇。
同样，知识本身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资本。它也存在一个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转化问题，并且这其中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制度安排过程。所以说到底，知识经济的问题，是知识如何能经济的制度安排问题，而不有了知识就一定能经济，知识越多就越经济。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相当成熟的国家，这种制度安排也得经历一系列复杂环节，更不要说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阶段的中国。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深层次的困难问题。
1.投资体制不规范，风险约束机制不健全—知识生产的最大障碍。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是指以计算机科学和微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知识，这类知识的开发与创新是需要高投入的。在世界上，如果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低于其销售额的5%，就很难有竞争力。 当今世界一些著名企业一般都要拿出销售额的5%—15 %用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而我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拿不出销售额的1 %投入研究与开发新产品。象四川长虹这样有实力的集团公司，其科技投入在“八五”期间也只占销售额的3%稍强。但与此同时，国内几百家VCD厂商不是走强强联合之路，将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挖掘前景广阔的家电市场，而是互打“价格战”和“广告战”。夺得“标王”的爱多电器公司光每天付给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费就达58万元之多。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流向严重削弱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在高投入的同时，还存在一个投入风险问题。曾有人用“一将功成万骨枯”来形容美国高科技产业，意思是说每家成功的硅谷公司背后一般都有9至10家失败的例子。对于这样的高风险投入， 大多数企业一没能力，二更不愿冒这个险。为此，就迫切需要国家建立风险约束机制，通过组建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的科研与开发风险基金，明确投资主体的职责，成立权威的项目评估机构等措施，积极保障高风险投入，进而促进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而这一点，在中国则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知识生产”的进程。
2.科教体制改革进程缓慢，人才资源开发效率不高——知识传播的牢固樊篱。
“科教兴国”的明确提出与实施在中国还是90年代的事。前文已论及，研究与开发（R&D）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比例已达2—3%，而中国自1996年以来却进入0.5%的死循环。这不仅仅是个指标而已，至少反映了科教体制改革的举步维艰。另外，“素质教育”的提出也有不少年了，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应试教育占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未根本改观。“素质教育”仅被理解为多学几门外语，多掌握几门知识，培养音、体、美等方面的专长，而不是循着学生（孩子）的兴趣、爱好去发展他们的个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展示他们的才华，锻炼他们的意志，提高他们的素质。这种旧的教育体制的最大不足就是没有突出个性和创造性，缺乏爱心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从而影响了现代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
而在现代社会，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双向互动的。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人才队伍的迅速壮大，必然促进经济的进步，民族的振兴，加速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历史转型期，撇开广大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不说，单是现在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的解决就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另外，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现代教育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资金、观念等的困扰，所培养的一些高科技人才的科研成果却不能及时开发应用，从而打击了他们的创造性，减弱了他们的积极性，降低了他们的自主性，甚至使部分高科技人才转岗转业。如此一来，人才不能充分开发利用，何谈知识的广泛传播呢？
3.领导政绩考核体制陈旧，知识应用受到限制——知识转化的现实羁绊。
中国向来是个“官本位”的国家，考核领导官员们升降的主要依据就是看他们在职期间的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当然没错。但这种政绩考核体制的陈旧之处在于往往将“造福一方”片面理解为市容市貌的改善，基建规模的扩大，社会治安的整顿。于是，在这种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些领导往往不是在调查研究、了解市场的基础上，而是凭着个人的经验和主观愿望草率立项、盲目投资，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结果常常出现掌握专业知识的人不能使知识及时转化应用，而掌握知识转化应用决定权的人又不懂专业知识的现象，从而严重阻碍了知识的转化利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犹他州近年来崛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它的崛起除了许多条件和机遇外，一个关键因素是自1993年起，该州有了一位善于实施“科教兴州”战略的年轻州长莱维特。他上任后主要抓科技和教育两件大事，并充分把握和体现信息时代的特点。从而吸引了众多的新科技企业到此安家落户，进而成为全美信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仅1997年财政年度用于州公共教育事业的经费就占政府总支出的34.95%，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占总支出的11.7%。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完全象莱维特那样，毕竟我们的基础不一样。但是，改革现行的领导政绩考核体制，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如何关注教育和科技进步，并将这些指标作为考核领导政绩的重要指标，却是一项很有现实意义，也很紧迫的任务。
三
知识经济时代只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但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图景被描绘得美好而浪漫：你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络就能实现学习、工作、购物等日常活动，甚至周游世界；由于虚拟技术的广泛运用，传统意义上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对立消失了，你最紧张的工作的同时也是最悠闲的时候；互联网络使那些不善交际的人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外部社会解放出来，回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你可以直面自己，更可以直面他人。而善于交际的人更是如鱼得水，朋友满天下，从而更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难道不是一个人性自由发展的新时代吗？
但是，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时的人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什么。人日益成为一架大型生产机器的一部分，日益沦为技术的隶属。由于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与淘汰都呈加速趋势，人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判断、选择、体验，人们似乎只是为了生产而生活，为了适应流行的速度而生活，为了使自己能跟上那日益数字化的未来节奏而生活。这时人被数字化，交流程序化，生活规格化，社会标准化，人与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人与人的感情日趋淡漠。赋予生活以意义和评价生活的尺度主要是技术和数字，生活基本上是一件与心灵无关的事，成了一种“离心的生活”。
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追求的是人生存本质，是“诗意地栖居”，是一种“向心的生活”。在那里，包含着一定的心灵感受，人生体验，情感交流和价值取向；在那里，人不单是存活，而且是生活；人不仅是技术的发明者，而且是技术的主宰者；人不仅满足于易逝的物质享受，更追求心灵超然物外的永恒美感。人们正是从这种丰富的活动中获得自主与自由，感受充实和幸福，体味真实、善良和美好。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爱，人不单是把人当作手段，更是把人当作目的来实现。电子窗口虽然能开阔人们的视野，却难以提升心灵的境界；纵然能缩短空间上的距离，却无法展现人格的魅力。
结语
面对知识经济这股世界潮流，我们既要充满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即必须立足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承认差距，分析原因，抓住关键，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的精神，奋起直追，去迎接这股世界潮流，去开创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