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南边疆 丰富新文学——独秀女作家漫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秀论文,南边论文,女作家论文,文学论文,丰富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独秀女作家即广西师范大学女作家。独秀峰是桂林市的主峰，整个桂林城市是以独秀峰的核心营建的。独秀峰的东面是漓江，西面是桂湖，北面是桂林的北大门铁封山和鹦鹉山，南面是杉湖，形成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府城格局。桂林城市历代以独秀峰为核心向外围拓展。历代官员或游客到桂林，往往会登独秀峰俯视整个桂林城。登独秀峰，可以直观桂林“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城市格局，又可以养成“卓然独立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因此，独秀峰对于桂林城和桂林人，意义重大。
明代，在独秀峰脚下修建了桂林的城中之城靖江王城。1946年，广西师范大学借“独秀峰—靖江王城”这片地盘办学，不久后迁至南宁。1954年，广西师范大学正式以“独秀峰—靖江王城”为校址。今天，“独秀峰—靖江王城”属于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2009年，我们决定打造广西师范大学作家群这一文学品牌，考虑到独秀峰在广西师范大学、在桂林、乃至在广西的重要意义，遂将广西师范大学作家群命名为独秀作家群。
目前收入《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以下简称《背景》)》一书的七位独秀女作家，除彭慧为民国时期广西师范大学教师外，其他六位女作家都是广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接受过至少四年全日制本科教育。
如今的广西师范大学是一所地方性大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结果。1949年以前的广西师范大学先后使用过广西师专、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桂林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等名称。广西师专创建于1932年，迄今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她变身为桂林师范学院的时候，已经是一所独立建制的国立师范学院。民国时期这所大学曾经集结了许多杰出的教授、学者和教育家，有点像今天的《南方文坛》集结了当下中国文坛一批杰出的批评家。
这些人物称得上赫赫有名。比如有一批红色学者系列，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译者陈望道、中共一大代表李达、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有一批经济学家，如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专家陈翰笙、薛暮桥、千家驹等；有一批教育家，如杨东莼、白鹏飞、曾作忠、林砺儒等；有一批文学艺术家，如国学家吴世昌、谭丕模、王力，作家盛成、王西彦、舒芜，导演沈西苓、焦菊隐等等。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的广西师范大学不仅汇聚了一批知名学者，而且，它汇聚的还主要是一批有红色背景的学者。由于特殊而复杂的原因，民国时期的广西师范大学曾经被誉为“中国南方的小莫斯科”，一批有红色背景的学者因为各种原因在这所大学获得了暂时的栖身之地、珍贵的执教经验，以及施展他们才能、实现他们抱负的机会。
如今学者们都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的院系调整。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在院系调整的同时，还有人的调整，特别是校长的调整。恰恰是在那个时期，曾经在广西师范大学任教过的一批教授成为中国多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如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林砺儒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原广西师专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原广西大学经济系主任李达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原广西师专校长杨东莼先后任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原广西师专社会学系教授马哲民任中南财经学院院长，原广西师专社会学系主任邓初民任山西大学校长，原广西师专中文系教授夏征农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等等。这些民国时期广西师范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系主任或者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多所著名大学的校长，确实有点意味深长。深入研究或许可以发现，民国时期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学术资源和管理资源对后来的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仅此而言，今天中国大学序列里广西师范大学如此边缘化，这番情形与这所大学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不对称的。
广西师范大学是一所从诞生之初就具有新文学传统的大学。1932年广西师专创建，1935年即聘请陈望道主持文学专业。陈望道从上海带来了一个左翼文学团队，包括夏征农、杨潮、祝秀侠、沈西苓等人。陈望道等人在广西师专通过办刊物、演话剧、开讲座等各种方式，不仅给广西师专，而且为桂林，甚至全广西带来了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传统。抗日战争期间，焦菊隐、吴世昌、谭丕模、穆木天、彭慧、张毕来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将广西师范大学的新文学传统发扬光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宁师范学院任教的王西彦、齐同(高天行)、舒芜等都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新文学作家。
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被认为是“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①桂林文化城的“西南剧展”被《纽约时报》认为“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②。
许多人都知道当年桂林文化城的辉煌，但他们往往不了解，当年桂林文化城的辉煌，与桂林曾经拥有广西师专这所大学是分不开的。还在抗战爆发以前，广西师专就为桂林开创了新话剧的传统。它不仅为广西戏剧运动提供了导演和演员，还提供了评论家和观众。这些大学师生对戏剧的热爱，不仅为当年的桂林、当年的广西营造了一个新文化、新文学、新戏剧的氛围，甚至为半个世纪后第五代导演在广西的崛起布下了草蛇灰线③。
1942年夏天，穆木天和彭慧离开中山大学，第二次来到桂林。彭慧接受了桂林师范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吴世昌的聘请，在桂林师范学院担任教职。从1942年到1946年，彭慧在桂林师范学院前后待了四年时间。当时的桂林师范学院院址在漓江东岸六合路，因此，彭慧一家住在离六合路不远的观音山下。1944年夏天，湘桂战事爆发，彭慧一家随学校西迁，经历了桂林师范学院的丹州和平越阶段，直到1946年1月，桂林师范学院又回到桂林。由于六合路校舍被毁，桂林师范学院借独秀峰下靖江王城广西省府旧址办学。这是广西师范大学首次在“独秀峰—靖江王城”办学的历史。彭慧是广西师范大学在独秀峰—靖江王城办学的第一批教师。在独秀峰下，她创作了《黑水岩》《母亲》等小说，在这些小说的末尾，她专门注明写于“桂林独秀峰下”。如今，我们将广西师范大学作家群称为独秀作家群，最早可以溯源到彭慧。换言之，彭慧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秀女作家。
多年后，当年彭慧的学生吴天佑回忆彭慧在桂林师范学院的教学生活，这样写道：
彭慧在各年级讲授的课程记得有：文学概论、当代文选(包括名著选读)和写作课。她上课的风格刚好和穆老师相反。在讲台上她像个温文娴静的母亲，态度和蔼，语言生动、流利、清晰。听她的课仿如春风拂面，使人慢慢回味，从中得到不少新的知识和启发。她经常联系当时活跃在桂林文化城的大批进步作家创作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作品来分析，认为这些作品都反映了我国人民为争取团结抗日和争取政治民主而斗争的现实。文艺工作者就是要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指引人民群众走上反帝反封建、反对独裁政治、反对特务统治的革命道路。在上写作课时，她很少讲语法、文法、创作方法等问题，而是着重说明，青年人要深入生活，特别要体验工农群众和穷苦百姓的生活、思想、感情，熟悉他们的语言，写出他们的愿望、要求，并举了她于1939年在云南创作《巧凤家妈》(短篇小说)的例子，这篇小说就是经常到农村和农民交朋友，收集群众语言而创作出来的。④
从学生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出彭慧当年在桂林师范学院的时候，不仅自己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积极搭建了校园文学与社会文学的桥梁，为热爱文学创作的学生建立了与文坛的直接联系。
冯志奇1963年考进广西师范大学，1968年毕业离校。在这群独秀女作家中，她有她的独特之处。第一，冯志奇是与独秀峰亲密接触时间最长的独秀女作家。当时的中文系坐落在叠彩山下，与独秀峰距离大约两百米。多年来，我经常听到前辈教师怀念中文系在叠彩山办学的历史。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校园，正好在叠彩山和独秀峰这桂林两座最具有文化底蕴的名山之间，可惜如今几乎荡然无存。第二，冯志奇是唯一在“独秀峰—王城校区”完整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独秀女作家。有趣的是，恰好是因为“文革”的混乱，她每天晚上溜进外语系资料室将书拿出来，偷偷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第三，冯志奇是她同时代广西少有的女作家之一。我专门查阅了李建平先生主编的《广西文学50年》，“文革”前十七年接受大学教育的广西女作家，仅有冯志奇一人。冯志奇成长的年代，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风气还是很淡薄的。正因此，冯志奇的文学作品，因为保留了那一代女性特殊的时代记忆和性别记忆，还是蛮珍贵的。
张燕玲1980年考进广西师范大学，1984年毕业离校。那是文学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代。现在回想，当时文学之所以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并不表明文学的水准多么高，而是文学成了整个文化的代言者。1949年以后，人文社会学科中的许多学科都被取消了，诸如社会学、法学、人类学，但文学这个学科一息尚存。因此，当一个新时期到来，是文学代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首先发声。由于当时文学集合了众多学科的智慧，担当了多元社会的责任，因此，文学的声音变得特别响亮，也特别有分量。张燕玲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发出了“广西师范大学诗社成立了！”的激情之音。
2009年12月，为了做独秀作家群的口述历史，我们专程到南宁对张燕玲做了一次访谈，才知道张燕玲是广西师范大学诗社的创办人。在求学期间，张燕玲还创办了一个诗刊《芦笛》，并因为创办诗社和诗刊与广西师范大学的教师以及全国部分高校诗社、桂林市的作家有广泛的联系。后来张燕玲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和编辑，自然跟她大学时代的历练有关。
在《背景》一文中，张燕玲写道：“如今我主编着杂志，翻阅新刊已经像翻月份牌一样不经意了，然而，今天这本32开薄薄的《芦笛》却令我又涨红了脸，我无法回避：这是我的来路，这是我的起点，我是受惠于她而展开自己那份人生的。这是我的背景。”⑤
从《背景》一文，可以读出张燕玲的三重文学背景。
背景中的空间近景是广西师范大学。她写道：“我还记得，我们曾经组织过一场全市诗社联欢，桂林高校文学社团都来了，在那座老气横秋的大红礼堂里，全是青春的呼喊，诗朗诵的声浪一阵拥挤一阵，热闹非常。”这座老气横秋的大红礼堂，正背靠挺拔的独秀峰，是明代靖江王府的寝宫，民国时期广西省政府礼堂。张燕玲创办的诗社，集聚了当时广西师范大学教师和学生中的文学精英，如教师中的冯振、林焕平、蓝少成、黄绍清、姚代亮，学生中的龙子仲、刘频、唐建国、张谦等等。
背景中的时间近景是80年代。张燕玲是接受80年代的感召进入文坛的。80年代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成为当下中国主流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显而易见，80年代给张燕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内涵或许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和担当姿态。最近我才在共识网上读了荣剑的《“八十年代”的出场与返场》。在荣剑看来，“‘八十年代’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和政治符号。”“中国未来十年，是‘八十年代’延长的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演进的一个必然阶段。”⑥
背景中的时空远景是桂林文化城。对于张燕玲来说，桂林文化城可以具体为80年代活跃在桂林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曾有云、樊平、张宗栻、李逊、刘桂阳等，也可以理解为抗日战争时期名震中外的桂林文化城，还可以理解为绵延两千年、“文物媲吴越”的桂林历史文脉。
三重背景成就了张燕玲。从她的散文随笔，可以品味出执着的人文情怀；从她的批评文字，可以感受到不悔的历史担当。作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她不仅参与创办了《南方文坛》，而且直接主持了《南方文坛》的改版，使《南方文坛》从一家地方性的文艺评论刊物走到了中国文坛的前沿；她不仅使《南方文坛》成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优秀批评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重镇，而且使《南方文坛》成为60后、70后甚至80后一代又一代“今日批评家”成长的摇篮。作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张燕玲不仅关注京沪鲁豫浙苏陕等文学发达地区，而且高度重视将广西优秀的作家推向文坛前沿，从“广西三剑客”“文学桂军”品牌的打造，到“广西女作家创作现象”的关注，她不遗余力，倾情投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文学桂军”崛起于中国文坛，出现了东西、鬼子、李冯、黄佩华、凡一平、沈东子这一批享誉中国文坛的作家，作家的才情自是第一要素，因缘际会的因素也不应遮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燕玲作为批评家和文学编辑的贡献，平心而论，不可埋没。她的所有努力，同样可以理解为“文学桂军”崛起的背景之一。
1984年，杨丽达考进了广西师范大学。如她所说：“大学中文系4年就是把我带入文学专业集训队一样，那么多优秀的老师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文学感觉全部告诉你，而且是碰到你最好吸收知识的青春年华时代，那种雨露你不断的吸收才能不断的茁壮。”毕业后，她为人师、为人妻、为人母，然后是“多蹇的命运将苦难照面砸来，猝不及防，我被砸得头破血流”⑦。杨丽达以极其单纯的心智遭遇了人生的重创，几近崩溃。终于，文学成为杨丽达坠落的拯救、苦闷的释放、康复的方舟。二十年前的文学教育潜移默化，二十年后化蛹为蝶，帮助杨丽达实现了文学的升华。
杨丽达的作品并不多，但读她的中篇小说《桃花塘记》和《天地玄黄》，会感到那真正是生命转化而成的书写。她把某种无法言说的体验进行了逼真深切的言说。她经历了大悲苦，但她没有让文字沉溺于大悲苦。在她的文学中，痛楚固然深刻，欢乐同样感人，超越了“愁苦之言易好，欢乐之辞难工”的传统文学窠臼。如她所说，“我的笔触不逗留在‘疯态’的呈现上，而是‘康复’的探寻中。生活的种种存在让我思索；人性中的软肋和痛穴。我想在我的小说中是触了一下那个痛穴与软肋的。写小说的过程也是自己心灵解密的过程，苦中觅乐。文学是一个愈苦愈享受的行为。”⑧
1990年，杨映川从广西的西部城市百色考进了广西师范大学。杨映川的父亲是广西百色市的知名作家，青年得志，却祸从笔生，终生怀才不遇。有意思的是，父辈的坎坷反而造就了映川的自信。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映川，就“认为自己应该比父亲能干”⑨。事实也正是如此，本科期间，映川已经表现出她多方面的才能。90年代初市场经济像解冻的风一样直击中国，大学这个象牙塔也出现了各种市场。地处桂林的漓江出版社是当时中国以外国文学出版著称的出版社，映川曾经从漓江出版社运来大批中外文学名著，当这些名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瞬间刮起了一阵名著阅读的旋风。值得注意的是，映川激流勇退，在一些学生于市场经济的漩涡中欲罢不能的时候，她进入了她的研究生求学阶段。
2000年，映川同样是以旋风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坛的。这一年，她分别在《上海文学》和《花城》发表了《爱情侏罗纪》和《做只鸟吧》。这是两个个人风格卓著的作品，既有对人生颇具深度的理性思考，又充满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想象力。仅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代，映川的小说就以“不能掉头”的速度抵达了中国文学界的前沿。2004年，她先后在《人民文学》发表《我困了，我醒了》和《不能掉头》两个中篇小说，后者还获得了“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映川的小说为我们塑造了许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个人，现代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物质保障，却同时派送他们存在的不确定感。她的小说书写了许多爱情、友情的故事，然而，小说中的那些孤独的主人公，却无法证实爱情和友情的真实性，甚至，他们无法证实他们存在的真实性。映川小说中的人物，大都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感觉，总是处于有意无意地逃亡之中，就像《不能掉头》中的黄羊，无论是在渔村还是矿山，或者医院，被无端的内心恐惧追逐，永远无法实现安妥地栖居。这是映川小说一个极其出色的意象，她写出了现代人内心莫名的不安。是不是物质的丰富一定会挤压情感和精神的空间？这是映川那些可读、易读的小说中深藏的后现代思考。映川是高度理性的，但她的理性并非不近人情；映川是相当锐利的，但她的锐利并非锋芒毕露。作为一个成长着的作家，映川的文学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她的理性和锐利，她正在历练的人情和隐而不发的锋芒，让我们有理由对她充满期待。
黄咏梅十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她的第一首诗歌《月亮妈妈》，十四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少女的憧憬》。1991年，十七岁的黄咏梅从梧州来到地处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求学。本该不安分的诗人，却安安心心、本本分分在这所大学度过了她七年的青春时光。她纯净的诗歌成为她的同学的文学读本，她甜美的声音通过校园电台传播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她亲和的笑容使人们觉得诗歌其实也是亲近于人的。事实上，黄咏梅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正是文学与大学生、与大学校园渐行渐远的时候，但是，黄咏梅以她如水的温柔，让当时那个喧闹的校园感受到文学的执着。
七年之后，黄咏梅去了广州。对于梧州人黄咏梅而言，广州肯定是她定居的理想，因为梧州可以说就是微型袖珍的广州，是广西的广州。因此，到达广州的黄咏梅，应该是找到了她文化基因的真正来源，或者说，她回到了她的精神故乡。正是在广州，清纯的诗人黄咏梅，成长为丰富的小说家黄咏梅。人们可以从黄咏梅的小说中读到这一代作家少有的温情，这是因为黄咏梅始终保留着她和她的文化母体的亲近，而且，是在亲近中走向博大。有意思的是，黄咏梅很快就要离开广州到杭州定居。或许人们会认为杭州对于黄咏梅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会私下里不以为然。因为，她生命中曾经有七年的时间与桂林结缘，而桂林，与杭州也有某种同质性，那就是山水情怀。如果说梧州和广州的文化对黄咏梅更多属于前世的遗传，那么，桂林和杭州的文化，或许更多需要黄咏梅今生的体验。在广州，黄咏梅发现了她的文化基因；在杭州，黄咏梅或许能够最终成就其圆满、包容并内含温情的自我。
1991年，刘永娟进入广西师范大学。毫无疑问，她是怀抱着对文学的憧憬进入大学的。最初她是通过阅读当代作家，特别是广西作家的作品感受到当代文学的现场。同样是因为这种阅读，最终驱动了她拿起了写小说的笔。虽然她直到2004年才开始小说写作，但她仍然坦率地承认，正是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引发了她创作小说的念头。
1932年广西师专创办以来，独秀作家群经历了民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时期的独秀作家群各有其鲜明的特征：民国时期独秀作家群以红色作家为主体，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独秀作家群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改革开放时期独秀作家群以女性作家为主体。我们私下认为，做独秀作家群研究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对民国时期的新文学研究有意义。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上海、北京的新文学活动。相对而言，上海、北京之外的新文学研究较为薄弱。作为新文学在华南、在祖国南疆的一个据点，民国时期的广西师范大学集聚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抗战以前是陈望道的上海团队；抗战期间，有焦菊隐、吴世昌、谭丕模、穆木天、彭慧、张毕来等一批作家学者；抗战胜利后，广西师大还集聚了王西彦、齐同(高天行)、舒芜等当时颇具影响的新文学作家。研究这个作家群体，可以看到新文学如何在边疆、在中国广袤大地上传播、开展、普及和发生影响的轨迹，弥补新文学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
二是对抗战桂林文化城研究有意义。通常认为桂林文化城的形成是1938年，因为广州、武汉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及文化机构迁至桂林而造就。但事实上在1938年以前，桂林已经集聚了不少文化人，1932年广西师大的前身广西师专创建，1935年即聘请陈望道主持文学专业，做了广西师大第一任中文系主任。陈望道从上海带来了一个左翼文学团队，包括夏征农、杨潮、祝秀侠、沈西苓等人。陈望道等人在广西师专通过办刊物、演话剧、开讲座等各种方式，不仅给广西师专，而且为桂林，甚至全广西带来了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的传统。这实际上已经是桂林文化城的前奏之一。
三是对正活跃在中国当下文坛的这群独秀女作家有意义。像张燕玲、杨丽达、杨映川、黄咏梅、刘永娟，还有黄芳、蒋锦璐，等等，她们的文学创作正处在蓬勃展开、蒸蒸日上的时期，需要更上一层楼。独秀作家群研究，对她们而言，既是鼓励、是鞭策，也可以帮助她们反思、调整，形成研究促进创作，创作提升研究的良性互动。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编辑了上述七位女作家的作品选辑《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这些文字凝聚了20世纪40年代的至诚和热泪，洋溢着60年代的热情和纯真，浸润了80年代的理想和担当，呈现着90年代的多元和创新。这些年代，标示着七位女作家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段旅程，蕴含了她们浓墨重彩的生命体验。从她们的文字，可以感受到漓江的清纯、月牙的灵动、七星的温婉、伏波的秀美、叠彩的丰富，自然，还有她们所共有的卓然独立⑩。这一切构成了她们成长的背景。她们的成长与成熟，又成为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美好的附丽。
2012-11-7完稿于半塘尾
注释：
①胡愈之：《忆长江同志》，收入胡愈之、夏衍等著：《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群言出版社2004车版。
②转引自魏华龄：《桂林抗战文化史》，288页，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
③周伟正是因为有在广西师专参与戏剧运动的经历，才与广西结缘。后来她任教北京电影学院。多年后她回忆：“1982年，我以导演系副主任身份负责导演78班毕业分配工作。毕业班同学人数较多，工作量之大，难度之大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导78班的同学们是在‘文革’之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们的思想活跃，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起着变化。虽然他们也做好服从国家分配的思想准备，但更多的是崇尚个人价值，希望能找到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机遇。因此，在当时仍处于计划经济的传统毕业分配工作中，出现了毕业生本人要求实现个人自我价值、自主选择未来前途的愿望与服从国家分配的硬性规定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事先未考虑到的。当时，我想了很多办法，对同学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记得仅与张军钊一人就交谈过三次。最后把他分配到广西厂。此外还与用人单位多次协商，为如何创造种种吸引人才的优惠措施而竭尽全力。最后总算顺利完成导78班毕业生分配任务。这批同学以后成为中国电影所谓“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我为此感到欣慰。”http://www.bfa.edu.cn/zt/2008-04/01/content_7251.htm]。
④张谷、魏华龄：《桂林文史资料·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115—126页，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⑤黄伟林、刘铁群主编：《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8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⑥荣剑：《“八十年代”的出场与返场》，共识网2012年10月25日，http://21ccom.net/articles/sxnh/article-2012102569707.html。
⑦黄伟林、刘铁群主编：《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1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黄伟林、刘铁群主编：《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1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杨映川：《我的1972》，收入杨映川：《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杨映川卷》，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
⑩独秀女作家求学的环境周边有桂林著名的河流漓江、池塘月牙池以及七星岩、伏波山、叠彩山，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独秀峰有民国著名人物吴迈的题刻：“卓然独立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