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革命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主流论文,趋势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理性预期革命 主流经济学 新古典化
提 要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引起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破产，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滞胀并存”危机的出现又结束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新古典化趋势，尤其理性预期学派几乎全面复兴了新古典经济学。但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各种痼疾，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新古典化趋势，同样提不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药方，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凯恩斯主义。
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滞胀并存”的现实，结束了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种反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潮纷纷涌现，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新古典化趋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从新古典学派的某个前提或某种理论出发来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最终又回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基调上。其中，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更是在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复兴了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彻头彻尾的新古典主义。
一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的正式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凯恩斯理论是对以瓦尔拉斯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因为它彻底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但是，长期受新古典经济学薰陶的凯恩斯并没有完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这可以从他在《通论》行将结束时所说的一段话中清楚地看出：“我们对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该理论所依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之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1〕
所以，凯恩斯理论一方面经过他的早期支持者希克斯和汉森等人的解释和修补后，逐渐形成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体系，并且长期独占主流经济学的宝座；另一方面，希克斯和汉森等人基于他们的立场和理论素养，在解释、修补凯恩斯理论的同时，总是企图把它和新古典经济学沟通起来，其突出表现就是IS—LM模型的提出并使之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础。在IS—LM模型中，由于投资仅仅表现为投资成本即利率的函数，与收入和消费、储蓄之间有着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凯恩斯的资本家不确定的“资本边际效率”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不见了。投资再次变成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一个“内生变量”。这可以看作是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化过程的开始。
以后，不少人根据希克斯和汉森的理论结论，更深入广泛地进行了凯恩斯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沟通工作，唐·帕廷金于1956年出版的《货币、利息与价格》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萨缪尔森走得更远，他以教科书的形式对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综合，并把其命名为“新古典综合”。具体说，“新古典综合”包括了三种意义或三个层次上的综合：第一，把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论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综合起来，从而把凯恩斯的理论本身综合成宏观一般均衡理论；第二，把凯恩斯的宏观收入决定理论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均衡价格理论综合在一起；第三，把凯恩斯主义强调的财政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货币政策综合在一起。
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新的困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失去功能，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倾向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这就是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先后成为英美两国的官方经济学，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严格地说，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并非完全是新古典的，它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结构与凯恩斯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弗里德曼就曾经“借用了”凯恩斯关于货币的增加能使原来得不到满足，不能借到贷款的投资者得以实现其投资的理论，这个理论意味着货币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受资本家的预期利润率所制约和决定的，是“被动的”，而不完全像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那样是独立的决定因素。但是，作为货币数量论者，货币主义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征：在理论上，它们将货币数量方程式MV=PY“从左往右”读，认为货币（M）是决定经济活动水平（Y）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而货币量与实物经济的水平和价格总水平的关系，正是凯恩斯以前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其特点就是强调货币量变动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主张上，它们提出使货币供给量以一个适当的比例稳定增长的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这种主张说穿了就是使宏观经济政策本身不发挥任何积极作用的“无为而治”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
供给学派表述了与货币主义类似的看法。它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将需求看作是经济生活中的首要环节，供给反倒成了次要因素，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过度，是供给不足。所以，应该回到萨伊那里去，着眼于刺激供给。而刺激供给的最有效手段是降低税率，因为个人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刺激力主要来自税后净收入，税率越低，投资的吸引力越大。与此同时，还必须控制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以抑制需求，否则巨额财政赤字就会使得政府不得不以增加公债和提高利率的办法维持财政支出的规模，结果挤掉了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引起投资下降和经济衰退。供给学派的上述理论和政策主张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恢复企业的自由经营，坚决反对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和限制，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运行。
二
理性预期学派是在西方各国“滞胀”矛盾不断加剧，凯恩斯主义回天无术，而货币主义又被认为开不出行之有效的处方时出现的。所以，它的产生，既可以说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反动，同时又是货币主义的新发展。
理性预期学派有三个关键性假设：第一，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假设。即经济当事人都是理性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理性地行动，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第二，理性预期假设。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最大化目标，在决定自己的行动之前，总要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量作出一个估计。由于经济活动的参加者都是合乎理性的人，因此总能够收集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处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预期便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的在长期内、平均说来最准确并与职业经济学家运用经济数学模型不相上下的预测，即理性预期。第三，市场出清假设。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的调整。当商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时，价格就会下降，直至商品价格低到使买者愿意购买时为止；当劳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时，工资就会降低，直至工资低到使雇主愿意为想工作的失业者提供工作时为止。这样，通过价格和工资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可以连续地出清。
从上述假定前提出发，理性预期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第一，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同一个经济当事人在不同的函数或不同的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例如，在消费函数中，人们之所以现在不消费（即储蓄）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将来的消费，而在劳动供给函数中，却被认为是在现在的收入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换言之，人们在消费函数中考虑到了将来，而在劳动供给函数中只想到现在，这就违背了经济学中相容性的原则，由此决定了该理论难于成立。第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虽然考虑到公众的预期对经济总量的重大影响，但是这些模型一般使用的是适应性预期，这种预期只有在将来的变动和现在的变动相似或差别不大时，才可能是准确或大致准确的。因此，适应性预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一般地使用适应性预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也不可能符合现实，从而在实际上变得毫无用处。第三，凯恩斯主义者往往把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作为判断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标准，这一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成员为此而支付的代价，如果社会总产量的增长是以社会成员承受通货膨胀和环境污染为代价，这种增长对社会有益还是有害就很难确定，因此，这种判断标准是不可靠的。事实上，一项经济政策是否成功必须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它是否增加了社会成员的福利，而不能仅仅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数据来判断。
应该说，理性预期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是中肯的，它使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大论战中处于劣势，西方经济理论界也因此把理性预期学派称为“洗劫凯恩斯神庙的造反派”。但是，理性预期学派并不仅仅满足于单纯地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它还试图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出发构建新的宏观经济学大厦。其基本点是：
（1）以AS—AD模型分析取代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分析。
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以IS—LM模型来概括凯恩斯的理论，这种分析以“非充分就业”为假定，认为工资和价格是刚性的，因而扩大总需求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理性预期学派否定上述观点，认为它不符合实际，尤其是它只考虑了有效需求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预期行为和个人决策的作用。为了克服其不足，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AS—AD模型。
AS—AD模型分析为短期与长期两种，其特点是不仅认为AD曲线可变，而且认为AS曲线也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任何经济总量都是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水平即AS曲线与AD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具体地说，在短期内，由于资源和劳动力存在着一定的闲置，因而AS曲线是一条有一定弹性的曲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总需求即AD曲线的位置来扩大产出和就业。同时，由于这时产出和就业尚未达到潜在的产出水平，并且短期内的劳动工资合同是单期合同，工资不易变动，因而AD曲线的移动不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剧烈波动。但由于这时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其使用是有代价的（表现为AS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曲线），因而，AD曲线的移动既会扩大产出与就业，也会引起价格水平的一定上升。不过，短期的AS—AD模型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大量的情况倒是长期的AS—AD模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的再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资源不是闲置而是严重不足，产出已达到其“潜在水平”，失业达到了其“自然率”，因而总供给不再有弹性，反映在图形上就是AS曲线成为一条垂直线。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已形成了理性预期，并且劳动工资是跨两个时期的“双期合同”，合同中已规定了根据价格预期所作的工资调整，因而工资与物价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动的。这样，当总需求提高即AD曲线上移时，只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同比例上涨，而丝毫不能扩大产出与就业。
（2 ）结合“自然率假说”论证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换关系不仅在长期不存在，在短期也是不存在的。
按照货币主义的“自然率假说”，如果政府当局把失业率降至“自然率”以下作为政策的既定目标，那么在工人预料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后来实际的通货膨胀率的前提下，政府可以用一定的物价上涨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但或迟或早，一旦工人预料的通货膨胀率赶上实际出现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最终又会回到原来的“自然率”水平。
然而，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由于各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他们会考虑到过去的失误，并在必要的时候修正他们的预期，以便在他们的行为决策中成功地消除那些引起失误的规律。这样，已经被人们准确预期到的政府政策，就不会对经济产生真正的影响，因为只要各经济行为主体希望维持原先的地位，就必然会设法抵销这些政策的作用。把这一过程具体运用到政府采取一项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政策措施上，则会连货币主义所承认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复存在。因为如果政府为了减少失业而扩大货币供给量，人们会事先估计到这种扩大会导致物价的相应上涨，从而实际工资下降，于是会在物价上涨之前要求提高货币工资。由于工人货币工资的提高，雇主就不会因需求的扩大而增雇工人，这样原有的失业率即使从短期来看也不会得以下降。
（3）强调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的是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
理性预期学派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既然只要人们一旦预见到了经济政策的企图和目的，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使经济政策徒劳无功，所以政府应该尽量不使用经济政策去主动地干预经济，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从这一点看，理性预期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理性预期学派也认识到，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要政府完全不介入经济活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经济衰退时期，迫于选民的压力，政府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表示它关心经济。不过，政府在使用经济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信誉”，也就是要公开自己的政策，让政策连续持久，避免多变，以使人们能够与之配合。这是因为，政府使用人们无法预料的政策只能奏效于一时，一旦人们了解到政策的真象，政策也就无效了。正如西方一句谚语所说：“你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是在所有的时期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决不能在所有时期内欺骗所有的人”。更糟糕的是，当人们收集到错误信息之后，会作出错误的反应，从而使经济更加振荡。
综上所述，理性预期学派从基本理论前提到政策结论都与新古典经济学如出一辙，从而全面地复兴了新古典经济学。正因为如此，现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理性预期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这一学派的本质特征，只有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一名称方为恰当。
三
1995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罗伯特·卢卡斯，这是对方兴未艾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化运动的又一次肯定。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连续有数位对新古典化运动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荣膺这一经济学的最高奖。同时，80年代西方各国的实践似乎也向人们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正确：与70年代相比，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降低，而经济增长率大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特别是80年代后半期，随着东欧各国政治剧变和苏联解体，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场私有化浪潮，整个世界越发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自由主义世界，全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平衡明显地偏向市场一边，政府的作用仅仅局限在通过保证有稳定的货币和牢固的经济基础来鼓励私人投资。
但是，正如一位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所指出，不能把80年代西方经济状况的好转完全归于保守主义，运用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反而能够更好地解释这段时间的经济事件。〔2〕例如，撒切尔夫人在1979 年上台执政后推行货币主义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致使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很快由1980年的21.9%下降到1981年的8.7%， 此后连续几年稳定在5%的水平上。但是，撒切尔政府为换取5%的通货膨胀率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首先是失业率比往年上升，并且持续多年居高不下；同时，工业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增长率只有以前的3／4或60年代的一半左右，多年来位居西欧诸工业国之末。所以，从1985年起，撒切尔夫人开始被迫放弃弗里德曼所鼓吹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而把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放在政府政策目标的首位，这标志着撒切尔政府经济政策对现代货币主义的一种背离。
1981～1982年，美国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危机，但由于里根政府采取了大量减税和赤字预算的政策措施，到1982年底就获得了强劲复苏。减税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庞大的联邦赤字开支对经济起了刺激作用，最终导致了1983年的消费需求高潮，并推动汽车和住房建筑业率先恢复。这次经济回升系由消费高潮带动，使凯恩斯学说在事实上得到印证。同时，这种事态却恰恰从反面证明供给学派理论的失灵。供给学派鼓吹，减税能够有效地刺激投资和生产增加，政府因减税而减少的收入，将会由减税引起生产和供给增加而增加的税收得到弥补，进而消灭财政赤字。然而事实证明，减税并未引起投资和储蓄的增加，减税也无补于消灭财政赤字。
至于理性预期学派，除了使政府懂得有必要使他们的政策取得公众的信任并避免政策的多变性之外，总的来说，它在实践中的影响是很小的。这主要是因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理论前提缺乏现实感，因而根据这一前提建立起来的理论大厦必然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经验支持。具体说：第一、理性预期学派假定经济当事人都是理性的人，可以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理性预期，预期政府的政策变化动向及后果，并作出及时的反映。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受到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手段的限制，信息的获得是要有成本的，因而难以保证每个经济当事人都可以获得充分的信息。第二、每个经济当事人也并非都拥有一整套完整的预期理论和方法，因而难以保证他们能够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准确及时的预期。事实上，即使是专门的预测机构，它们所作出的经济预测也未必都是准确的，何况经济当事人获得信息并进行理性预期的能力一般说来不会强于政府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公众的预期不可能完全抵销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第三、理性预期学派假定市场可以连续出清，这暗含着承认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而具有完全的灵活性，从而保证了供求之间的相等。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更多的是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市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工资和价格由于经常受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刚性的特征，所以，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产品市场都并非是可以连续出清的。
正因为如此，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各国再度陷入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凯恩斯主义，又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或新凯恩斯主义的面目重新活跃起来，并再次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尊敬。至于卢卡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还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原因则是复杂的。从理论上看，虽然卢卡斯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并未对“滞胀并存”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痼疾开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药方，但它对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批评却是中肯的，特别是较为令人信服的证实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优化行为之间的矛盾，这使它能够吸引一批经济学家特别是年轻学者。从现实生活来看，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实践中的效应日趋下降，已使西方公众和政治家开始怀疑凯恩斯的理论，卢卡斯所作的证实，正好符合西方社会的心态。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原则是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张是违背这一准则的，而卢卡斯则证实市场经济是与这一原则相吻合的，这自然就使其理论更容易被资产阶级的政客们所接受和选用。
注释：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第322页。
〔2〕詹姆斯·托宾：《宏观经济学的当前争论：四大学派》， 见《世界经济译丛》199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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