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业论文,城镇化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大以来，中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新时期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举措。城镇化对稳定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当中，有人主张发展工业来推动城镇化发展，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同推进，也有人主张发展旅游业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由于各个区域区位优势、资源特色、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众多因素，导致城镇化过程中要选择好产业来支撑必须结合区域实际。本研究从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认为现行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于城镇化发展的误区较多：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过分地追求“城市体量的扩大”，而没有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使得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增长能力减弱，有些地方因为过分追求速度，地方负债过重，最终对旅游业的增长十分不利，进而造成了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支撑功能不强；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旅游的开发并没有达到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要求，如过去片面追求景区规模扩大、空间扩张，而对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建设较少，因此，吸纳城市居民的能力并没有随之提升，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鬼城”，造成“伪城镇化”，不仅浪费了区域内大量的土地和资源，而且导致了旅游城市的很多弊端出现。基于上述因素，有学者开始就城镇化与旅游业能不能实现协同发展持怀疑态度，而现实的情况到底如何，以及该如何推进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这些都有待检验。
1 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
在国外，许多学者研究了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旅游作为某些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和支撑性产业之一，较早就引起了城市地理学界的注意。1970年代以前，英国奥隆索(Aurousseou)、美国的哈里斯(Harris)等对于旅游胜地作为一个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所涉及。但是受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影响，旅游业并没有兴起，对旅游业与城镇化的独立研究还比较少，直到1970年代中期，旅游开始“城市化”，城市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美国的豪和威廉斯(Haw & Williams)直接指出城市在旅游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德罗伊(Demoi)认为旅游对推动经济不景气的城市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1991年，马林斯最早明确提出“旅游城市化”概念，并指出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既是创造消费，也是为消费者提高满意度的场所，随后国外的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开始兴起。梅耶(Meyer)认为城镇化与旅游业协同发展引导着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城镇化类型。近年来更是有众多的国外研究运用回归分析、面板数据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等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机理，如富恩特斯(Fuentes)、瑞查德·沙普雷(Richard Sharpley)等科学论证了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现实情况，推动了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与发展。Frank Sabouri认为城镇化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进入生态文明的今天，城市发展必须思考生态环境的治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而发展旅游业是最佳选择[1－2]。
在国内，一方面，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城镇化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关系或机理，秦学的《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较早对中国中小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问题进行研究，蒙睿等对乡村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3]。鲁勇的研究认为现代旅游业已成为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新引擎，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城市综合发展能力，而且可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4]。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现代旅游业能够影响、带动和促进的行业多达110个。另一方面，学者运用多种方法就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展开实证分析。马江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指出民族地区可以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平衡区域收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5]。杨昌鹏通过用相关分析法及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对贵州遵义、安顺、黔南州、黔东南州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贵州四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性较强，但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6]。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旅游城镇化展开了具体的案例研究，如范弢等通过对昆明市团结彝族白族镇乡村生态旅游与城镇化发展的研究，论述了团结镇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提出了促进乡村生态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7]。罗雪莉认为在城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一些城镇缺乏预见性和长远性，开发盲目无序，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极大破坏，城镇化建设发展缓慢，并通过总结四川省西昌市城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依托凉山彝族文化与特色资源，变资源为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品牌优势，提升民族旅游城镇的品牌魅力，增强旅游吸引力，走绿色、环保、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建设的道路[8]。杨建翠以九寨沟发展为例，认为其应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径[9]。
然而，无论是国外研究还是国内研究，都侧重于研究旅游城镇化，整体而言，国内旅游城镇化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实践，旅游城镇化还未形成较完善的概念体系。而就旅游业与城镇化两者的具体关系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存在的差异缺乏研究，对于如何促进两者协调，其协调的程度如何更是缺乏定量分析。大多数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或某个特定区域与省份来研究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关系，缺少从区域差异视角的分析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城镇化水平也相差较大，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特点。因此，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的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了解我国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情况，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 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2.1 计量模型设定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支撑，产业支撑会吸引一定的人口聚集，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的人口吸纳功能，同时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变迁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9]。经济增长会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加城镇居民对现代化生活的需求，因此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引致产业结构演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逐渐由农业转向旅游业等第三产业，这种劳动力结构的非农化推动着城镇化的发展[10]。经济增长影响旅游业发展，旅游业的变化又促进经济增长。一定的旅游业发展必须与经济规模适应，因而须考虑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2.2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城镇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由于工业与旅游业与城镇化直接相关[11]，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比重与旅游业产值占比来解释城镇化的发展，用人均GDP与产值占比的乘积来表示工业或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主要控制变量有旅游业直接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些变量符号及定义见表l。
3 样本数据来源与处理及结果分析
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1省市区。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较多，所以本文没有将其纳入样本考虑，最后本文共得到30个截面样本。
本文的样本期间选择2000—2012年，主要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发布了《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对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统计口径做了新的规定，以往的许多研究多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分析城镇化，事实上非农人口比率与城镇人口比率两者存在较大差异，用非农人口比率衡量城镇化率并不合适。所有的数据来自各省的统计年鉴，没有城镇人口数据的省份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获得数据。旅游业直接投资采用实际旅游业直接投资额数据，数据来自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
为了控制变量的异方差性，本文对除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外的各变量，采用自然对数形式用于模型的回归。各变量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3.2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3.2.1 平稳性分析。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发现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限于篇幅有关报告表格予以省略。经F检验与LM检验说明模型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分别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从全国样本来看，模型的拟合系数较高，各系数都显著通过统计检验。PGDP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工业占比与旅游业占比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无论是发展工业，还是发展旅游业，对推动我国城镇化都有着正向影响。虽然我国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侧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使得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尤其是工业化发展不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工业或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都显著为负。这说明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的工业、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很好地实现协同，使得其对城镇化产生了滞后的影响。控制变量旅游业直接投资额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旅游业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产生了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城镇化产生了正向影响。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1978—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1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加大对消费的投入，如旅游、房地产以及其他投资类产品，进而刺激城镇化的提质和提速，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口的自然增长对城镇化率也产生正向影响，但由于其系数值很小，城镇化影响并不太大。
从东部地区的样本来看，模型拟合较好。人均GDP的系数、工业占比与旅游业占比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及工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对城镇化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各项系数都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工业和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工业或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因素显著为负且其值大于全国水平，说明东部地区的工业或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不匹配对城镇化的迟滞作用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控制变量旅游业直接投资额对城镇化虽然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根据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消息，2013年我国旅游投资快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年全国旅游直接投资达5 144亿元，比上年增长26.6％。然而，在东部地区，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来说，旅游业直接投资额占比还十分少，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没有其他领域大，因而旅游业直接投资额对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影响并不明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对城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东部地区整体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其对城镇化影响也大于全国水平。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东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整个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近十多年来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某些地区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还是负值，所以，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中部地区样本来看，模型整体拟合较好。人均GDP的系数、产业占比的系数均为正，但第二产业占比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经济增长以及旅游业发展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具有正向影响，但工业发展对城镇化没有产生实质影响。中部地区的工业与经济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旅游业与经济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为正。中部地区近十几年来，旅游业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对工业而言，其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合理匹配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不同于东部地区，控制变量旅游业直接投资额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的旅游业直接投资对城镇化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中部地区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低于西部地区，没有负增长，近年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上升，但处于较低的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明显。
西部地区的模型同样拟合较好。与东部、中部地区一样，经济增长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显著迟滞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对城镇化的发展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其在产业结构的占比也小于东部与中部地区，因而没能显著地对城镇化产生影响。控制变量旅游业直接投资额对城镇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西部地区的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西部地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而且近年来不断上升相关。
3.2.2 变量内生性检验。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对城镇化产生影响，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将带动经济增长及旅游业发展。如果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增长与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变量的内生性，将会使得上述回归结论受到质疑。为此，本文对上述变量进行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其原理是将自变量作为因变量，考察原因变量的滞后期的对原自变量的影响(表4)。
由表4可知，检验结果显示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率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他变量与城镇化率之间也存在同样关系，变量间没有内生性，因此表2的回归结果是可用的。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使得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受到影响。我国工业与城镇化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双向因果关系，而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必然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2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在全国层面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工业和旅游业发展会对城镇化带来显著正向影响，工业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迟滞了城镇化。经济增长对所有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有正向影响，而工业和旅游业发展对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影响存在差异，工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能加快或迟滞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对于东部地区，工业与旅游业能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工业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迟滞了城镇化。对于中部地区，工业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旅游业能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工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迟滞了城镇化而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加快了城镇化。对于西部地区，工业发展对城镇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工业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迟滞了城镇化。
旅游业直接投资额对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的影响不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对所有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有显著影响，而人口自然增长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
4.2 政策建议
一是要因地制宜推动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对于旅游城镇化来说，旅游是城市产业、城市就业、产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12]。旅游的搬运功能所形成的人口聚集模式，不同于传统上的户籍人口流动，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因地制宜”，在实践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时，同样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开发和建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其发展速度、体量以及新要求，就跟旅游业发展在某些方面有了契合点。因此，把握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顺势而为地做一些工作，对旅游业自身发展是有好处的。
二是要出台相应政策推动旅游城镇化发展。旅游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为市民化提供稳定的就业保障。因而，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推动旅游城镇化发展，完善旅游业发展政策体系，加强与城镇化发展规划的衔接；加强产业融合，大力发展旅游业新业态，推动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大力刺激旅游消费，发挥城镇化在扩内需中的战略性作用；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城镇人口聚集功能。
三是要提高旅游城镇化的支撑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逐步深入，旅游经济的未来必将越来越依赖于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因素，尤其是旅游用地将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为此，要实行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差别化用地管理政策，对符合乡镇规划发展目标的旅游产业项目、具有生态修复作用的旅游项目可优先使用建设用地机动指标办理土地手续。要稳步推进乡村土地确权，加强农转地土地经营权的评估，突破土地经营权保护年限规定，规范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支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以土地使用权联营、入股等形式发展旅游产业。要探索城乡联动机制，允许乡村居民利用部分宅基地换取城市居民的资金，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以及改善居住条件，城市居民则可以在换得的宅基地上开发符合规划要求的旅游项目。乡村地区发展面向游客的住宿设施、建设旅游景点等旅游项目，应给予减免税政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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