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和忽必烈的商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忽必烈论文,政策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吉思汗铁木贞之孙忽必烈(1215—1294)，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从五代十国开始持续三四百年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在的局面，由于元朝的大统一帝国而结束。“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数的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被征服者所同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页）诚然，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广大地区，对经济的破坏是惨重的，对中原地区有过严重的破坏，但是在长期统治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同样“被征服者所同化。”同样，元朝的统一有利于国内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开拓边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有利于商业活动。
一、继承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采用“汉法”重农而不轻商
成吉思汗是元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蒙古部落的酋长家庭，长期保持着游牧民族常有的“商业精神”和发展商业资本的特征。因此，较以往历代皇帝都更为重视商业，对商人实行优惠政策。1218年，成吉思汗选派到蒙古经商的回纥商人马合木和阿里火为正、副使臣，出使花刺子模国洽淡经商事宜，与该国王达成通商协议。同时派了一支用500匹骆驼驮着货物的商队到该国做生意。据史书记述，成吉思汗以威严冷酷著称于世，但他对商人则特别优惠，被称为惠商的成吉思汗。具体体现在：一是为各地商人到蒙古经商活动签发通行证，命各地首领不得干扰，并派军队保护商人的安全。二是商人的货物卖不出去，由国家优价收购，以保护商人的积极性。三是聘任一些商人为大臣。例如回纥商人马合木、桑哥及汉族商人卢世荣先后主掌国家财政经济大臣：公开招聘西域的回教徒或犹太商人代为经理资源和经营商业。所以造成了当时举国上下重视商业的氛围，这对扫除中国轻商观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忽必烈继位后，虽然承袭了历代中原封建王朝“重本”政策的思想，实行以“农桑为急务”的措施，颁布《农桑辑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但却从未接受过“抑末”的做法。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历来重视手工业，在征服之地，不杀工匠。蒙古帝国统治地区版图广大，需要商业来保持各地区的一定经济联系，因而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忽必烈继承前辈业绩，同样实行保商护贾，维护商贾资财、救济商贾困难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经商的人商人，实行“置而不税”（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5）的政策。在他统治下的地域里，被称为“汗八里”（蒙语，帝都之意）的大都，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泉州、广州、上海等地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大同、太原、开封等地成为粮食、百货贸易的集散地；辽阳、成都、昆明、日喀则等地的少数民族生活品的交易也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
二、改革货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的出现，商品和货币成了不解之缘，货币成了衡量一定数量商品的等价物。历史上充当货币的曾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发行纸币则源于我国宋代的“交子”，但最早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则是元代。元太子铁木贞受宋、金的影响，发行过纸币，如在博州发行叫“会子”的纸币。太宗八年（1236年）发行交钞，宪宗三年（1253年）设立交钞提举司，负责发行纸币。世祖中统（1260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并回收旧钞。并规定各地区通用中统钞。元十三年（1276年）灭南宋，入主中原，为显示统一的大帝国的权威，进行币制的重大改革，而体现其纸币发行的特点：一是北宋交子只行于益州、秦州一带，南宋关子、会子只行于江南、金朝的“贞祐宝券”只行于中原一带。而元朝中统钞则是一种真正可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纸币。这在世界货币流通史上是一个先例。二是宋、金准许金属货币和纸币同时流通，元代则不允许银和铜钱的流通，只准以纸币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使纸币具有法律上强制流通的力量。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元代末年，官商勾结，不断加印钞票，通货膨胀，纸币价值下跌，交钞如同废纸，钞法名存实亡，民间交易拒用纸币，纯纸币流通制度终结，相继恢复物物交换。这当然是一个历史教训——用无限发行纸币方法搜刮则比那有形的苛刻税赋更为奸诈，因而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导致红巾军起义，致使元朝灭亡。当时有人写了一首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陶守仪：《辍耕录》）
三、沿袭历代制度，推行重商政策
元代的贸易活动，基本上沿袭历史上的一些办法，通过专卖制度、和籴、和买、常平制度和对外贸易，进行资源配置，调控市场。一是专卖制度。元代政府专利垄断的范围广泛，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以至于农具、竹木等，都在专卖之列。二是籴、和买、常平制度。这些制度早在元初就实行，不过局限在边郡。作为全国性的政策，是在元世祖至元三十二年（1286年）实行的。这是低价收购粮食，在歉年实行平粜的政策。常平制度就是调剂粮食余缺，平抑粮价，备荒救灾而设置的制度。元代广设常平仓和义仓，灾荒之时赈济灾民。常平仓“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义仓则“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歉年就给社民。”（《元史》卷96，《食货志》）三是开展对外贸易。元代的海外贸易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类型。官营采取“官本船”的办法，即由政府“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得之息，以十为率，官取七，所易人得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同上）私营则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称为舶商，在户籍上专列一类，称作舶户。四是增加商税。元代商税分正课和船料两种。正课包括市肆门摊税和对田宅、奴婢、牧牲畜交易所征的税。税率按元七年（1270年）的为三十税一，平定江南后为二十税一。为了鼓励商人到蒙古地区贸易，至元代二十年（1282年）较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二十二年（1280年）又再减上都商税。后来，对到上都做买卖的人，“置而不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5）实际上可以免税。船料亦称“船钞”，又是对商船征收的税，以载重为率，一千料以上年纳钞6锭，以下依次递减。（《续文献通考》，卷18）总的来说，元初商税较之历代王朝是较轻的。由于商业的发展，以及元朝后期苛敛杂税增多，商税征收额不断提高。元二十六年（1290年）商税大增，腹里增至20万锭，江南增至25万锭。到天历年间（1328—1329年）收入总计94万锭，比前增加20倍以上。此外，还有额外课，即在课外征收的税额。此课共32个项目，其中大部分属于商税范围。“苛政猛于虎”，元代后期的官营商业和商税的增加，加深了本来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导致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