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更迭与大国关系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初以来，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发生了本世纪内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至今，国际社会还在承受这次巨变的震撼、冲击和辐射。国际总形势朝着缓和方向发展，世界范围的剧烈震荡正趋减弱。但世界仍有许多不稳定和不可捉摸的因素，划分势力范围，谋求主导地位和争夺霸权的斗争时有起伏。可以预计，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仍将是复杂多变、波折迭起的。
在冷战时期，不少国家，特别是广大的中小国家，受地缘政治影响，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面对美苏在全球争霸，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稍一不慎，就会将自己置于利益冲突的漩涡，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冷战结束后，一国受到外部威胁或需要应付的外部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缓解。因而，从整体上看，各国逐步趋于内向。在没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人们日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衰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的成败，取决于把握时机，迅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当前，世界已进入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时代，各国纷纷将发展经济视作头等大事。经济因素不仅在一国国内政治中作用上升，在国与国关系中的作用也在上升。随着越来越多国家走向开放和各国在推行市场经济方面取得更多的共识，国与国经济相互依赖也在加深。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贸易仅占其贸易总额的 1%，而现在大国之间，不仅美欧、美日、日欧之间保持密切的政治关系，而且外贸额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和美、欧、日之间贸易额也迅猛增长，几乎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一半。多极化格局的发展，大国之间相互制约，经济上相互依赖，由于利害冲突、矛盾摩擦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近几年来，冷战残余思维，意识形态作用，继续在国际关系中产生负面影响。军事因素作用从冷战结束初期急剧下降至今又有所回升。西方军事同盟正努力重新界定其作用。北约东扩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新定义，再次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西方的防范对象，加剧了大国之间猜疑和不信任感。但大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趋加深，又促使相互合作日益加强。大国力量的消长和政策调整，使得相互制约和竞争共存的倾向不断加强。但由于相互关系仍然没有定位，大国相互关系不时动荡不定，有时甚至十分紧张。
大国关系面临重大调整
在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大国调整相互关系，是国际形势中最具有意义的变化。近几年来，大国间开展频繁首脑外交，对缓解分歧，加强合作，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产生积极影响。1997年4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就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共同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宣布建立“面向21 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于10月2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强调：“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中美一致同意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共同为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日两国关系近年来有了进一步发展。1998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双方都主张消除发展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7年11月在俄克拉斯诺亚斯克进行非正式首脑会晤，桥本欣然接受叶利钦提出的争取在2000年前缔结和约的建议。此前7月， 桥本龙太郎在经济同友会发表的演说中阐明日本对俄关系“信赖、互利和着眼长远”的三原则。1998年4月，叶利钦访日，和桥本龙太郎达成协议， 力争在2000年之前缔结和平条约，并为此成立副部长级小组，着手筹备工作。1992年2月， 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两国关系的戴维营声明》称，美俄两国“不要彼此视为潜在敌人”，今后两国关系将是“友谊和伙伴关系”。同年6月， 美俄总统又签署《美俄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双方表示，“美俄关系开始以相互信任和尊重为基础，发展伙伴和友好关系”。1994年1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莫斯科， 与叶利钦又签署了《莫斯科宣言》提出，两国关系已进入“以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认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德俄两国则建立特殊伙伴关系。俄德法三国首脑还建立相互磋商机制。大国首脑之间频繁交往，谋求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合作关系。这表明，各大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逐步走向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谋取自己最有利的战略地位。
大国关系发展的新特点
当前大国相互调整关系，有利于国际形势走向相对稳定，是国际形势中最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大国关系调整的基本取向是相互重视寻求利益汇合点而避免形成正面对抗，大国关系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每个大国都力争和其他大国发展关系，争取自己有利地位；大国间相互建立和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定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谋求建立走向21世纪的新型关系；二、大国关系中，一种是建立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种是坚持冷战思维，为防范第三国，加强军事同盟的关系；三、与冷战时期不同，各大国在制定政府政策时，不再公开将对方视为敌人，只是有时仍视为潜在的威胁；现在很少有国家能将自己的对手公开地说成敌人。从这几年来，不少国家的政策调整，都可以看出类似倾向。四、各大国有着不同的战略，相互之间存在利益之争，在不同的时间、问题上会形成不同的力量组合，相互间的矛盾与摩擦难以避免，甚至会发展到十分激烈的地步。例如，在1998年发生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中国、俄罗斯和法国的主张大体相近，而美英则意欲诉诸战争。当时海湾地区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中、俄、法三国相互配合，牵制美、英，但未能在最后阻止美、英动武。大国之间相互的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又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试验危机中，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处理该危机，谴责印度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五、任何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可能对其他大国产生影响，推动大国之间积极发展相互关系。应当看到，相互防范与制约，相互依存和合作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内涵。各大国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重视加强合作与协调，改善和发展关系，这是今后大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但人们也不应忽视，由于大国间存在利害冲突，处理不好，矛盾有加剧可能，今后相互关系仍将起伏不定，时好时坏。
新中国与大国关系起伏
1949年，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环境作出“一边倒”的决策。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苏结盟，共同对抗美国。此时，美国敌视中国。1950年，美国派兵进驻我国台湾，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弋，并先后在我国周边进行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美国还拒绝承认我国，顽固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6年 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一些与会代表对中美关系的关切，用三句话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会后的第二年，美国被迫和中国开始在华沙举行长达15年、多达136次的大使级谈判。
在这一期间，中国首先同苏联和东欧、亚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和印度等亚非国家也逐步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最先和中国在1950年初建交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是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挪威1950年1月7日即已承认中国，但直到挪威在联合国明确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才于1954年10月正式建交。1950年初就已提出建交要求的英、荷均由于不能明确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等问题，只能在1954年先后互换代办。中法两国早在1958年就有建交愿望，但法国有人要求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斗争的支持，遭到中国拒绝而没有实现。法国最后于1964年和中国建交，是西欧大国中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中国和西欧国家的建交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和西欧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即双方都没有建立关系，但都把发展关系视作符合彼此的利益。与此同时，一些西欧国家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不时受到美国的牵制，没有迅速和中国建交。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但日本广大人民，政界有识之士和经济界人士致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积极推动经济贸易关系。日本政府对发展中日关系，左右摇摆，时好时坏。直到1964年，中日双方终于就互设贸易代表机构问题达成协议，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设立“高琦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日“民间外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中美接近与“一条线”战略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美国在苏联全球争霸中逐步退为守势，美国侵越战争取胜无望，国内反战声势浩大。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1968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军百万，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武装占领阿富汗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面对这一严峻形势，1973年毛主席制订“一条线”的战略设想，即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延伸到美国，形成“一条线”，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在此以前，中美双方就开始接近，美国为了对付苏联在全球展开的攻势，而中国则深感苏联正在威胁中国的安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总统尼克松相继访华，中美签署了著名的“上海公报”，双方互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联络处。后来，卡特出任总统后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经过谈判，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和撤军”建交三原则，中美两国终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不久，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之邀访美，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有力支持下，得到恢复。中美的接近成为七十年代初震惊国际社会的巨大事件。这一事态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中国和欧洲、日本等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到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三、四个国家外，中国已同所有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过去慑于美国的反华立场的西方大国担心，美国和中国发展关系，推行“越顶外交”，损害它们的利益。西德和日本相继与中国在1972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反映了当时和中国建交已成了大趋势。西德在战后不久即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中国西德之间的建交谈判进展顺利。而此时，日本各界人民要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1971年12月，中日两国联络事务所发表会谈公报，日本代表对中国代表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表示同意。1972年7 月佐藤荣作首相下台，继任的田中角荣首相随即访华，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8月， 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参加了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领导人对日本的首次访问，邓小平副总理强调缔结此约，从政治上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1972年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继续和发展，它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
至此中国和苏联、美国、日本、欧洲主要大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内，中国和各个大国关系的发展风波迭起，曲折不断。
中国重视与大国发展关系
新中国在成立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历了“一边倒”和“一条线”的战略阶段，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进入了真正不结盟，和谁都友好的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首先由于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美苏在战后经历了美攻苏守，苏攻美守阶段，从互有攻守，到80年代逐步进入战略僵持阶段。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开展与各个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邓小平后来于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到，我国对外政策有两大转变。第一个转变，从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到“在较长时间内不产生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一条线”战略。基于对国际形势这一重要判断，中国决定推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稳定的和平环境。而改变“一条线”战略意味着我国谋求改善对美关系，也谋求改善对苏联的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久，美国即于1979年4 月签署了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与台湾关系法》，并在1980年向台湾大量出售武器。中国不断提出严重抗议，中美关系一度面临降格或关系破裂的危险。中美经过长达10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982年达成了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公报》，避免了一场中美关系的严重危机。《八·一七公报》签订后，我国立即向苏联表示，中国领导人关心中苏关系的改善，建议双方就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进行谈判。中苏两国从1982年10月开始派特使就消除中苏边境驻军、苏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苏侵占阿富汗这三大障碍进行共12轮的磋商。1989年5 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晤时表示，中苏关系已“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标志着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和各大国关系平稳发展的10年，高层互访频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都有了迅速进展。中国和美国、苏联、欧盟以及日本的关系发展较为顺利，特别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增长更是迅速。在这期间，我国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进行谈判，就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事宜达成了原则协议。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各大国的关系经历了起伏不定的曲折变化。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一度跌落到最低点。但没有过几年，中国分别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和一些西方国家逐步恢复了关系。中国和苏联关系于1989年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关系不断进展。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立即承认了俄罗斯等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较为顺利。
风波迭起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发展引人注目。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朝野以为中国将和苏联、东欧国家一样最后走向垮台。美国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的方针。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先是首次把人权问题正式同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以显示他有别于前总统布什。一年后，克林顿又做出延长1995年对华最惠国待遇，并将其同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这表明，克林顿政府正在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但是克林顿政府仍不断地向中国施压。中国面对美国的压力，进行了坚决斗争。1992年底，江泽民主席对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强调，中国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美国朝野仍对美中两国是否仍具有合作的战略基础持有怀疑。1992年，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美国日益认识到中国坚持开放政策，且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越来越快。90年代中期，美国商业部决定把中国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可美国又有人认为中国照此速度发展，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美国舆论界顿起无端疑虑，于是“中国威胁论”一时喧嚣尘上。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就此展开。争论结果使美国朝野两党，至少是政府部门认识到公开遏制中国不利于美国，美中之间存在不少共同利益。近几年来，我国和美国还围绕台湾、人权、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特别是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5年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我国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和军事演习期间，向台湾海峡水域派遣航空母舰，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反应强烈，中美关系陷入低潮。这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朝野，推动美国朝野在对华政策方面逐步达成基本共识，从而促成美国调整对华政策。
正是在这一个背景下，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为面向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框架的方向。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得到逐步落实，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1998年6 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广泛而重要的共识，并决定不把各自控制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表明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此外，双方还一致认为应在朝鲜半岛和平、促进南亚地区稳定、推动亚洲地区恢复经济增长，避免发生新一轮破坏稳定的货币贬值等问题上合作。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在上海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是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首次公开重申“三不”承诺，表明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有了具有意义的进展。
稳定发展的中俄关系
近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正式访华，中俄双方同意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1994年9 月，江泽民应邀访俄，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两国建立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正式访华， 又将这一关系升格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4月， 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阐明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加速发展，和平与合作力量进一步增长，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中俄两国从过去结盟到对抗的历史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能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好坏，双方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尊重对方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冷战后，中俄谋求建立的是一种新型国家关系。两国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非结盟关系；中俄两国相互之间不对抗，也无意和第三国进行对抗；中俄发展友好关系不针对第三国。两国将永远做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中俄主张国与国的关系应是“要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不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对话与合作，不要对抗与冲突”。
通过近年来中俄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两国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两国在边界裁减军队，建立新型信任关系。在中苏关系恶化后，边界问题一直成为中苏长期对峙的重要因素。始于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和1969年重新开始的边界谈判始终没有取得成果。直到1991 年5月，谈判取得突破，签订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解决了东段97%的地段问题。俄罗斯独立后，保证继续履行原苏联和我国签订协定的义务，并于1992年3月互换了东段协定批准书。此后， 两国立即着手解决西段边界问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在1994年9月， 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叶利钦总统在欢迎江泽民主席的宴会上讲话高度评价这一协定“具有历史意义”，“是俄中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了几乎全部的两国边界。”
1997年11月，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时，两国领导人宣布中俄东段勘界立标工作全部结束。在中俄两国解决了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的同时，两国进一步做出努力，致力于建立相互信任的安全机制。中国还就“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继续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了为时7年的谈判，并达成两项协议：一是1996年4 月在上海由五国领导人签署的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二是1997年4 月在莫斯科由五国领导人签署的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对加强相互信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俄具有地缘和经济互补性的优势，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两国都高度重视发展双方的贸易和加强经济合作。
近年来，中俄两国关系之所以得到改善和发展重要的原因在于两国都能汲取历史教训，认识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应淡化意识形态的作用；都关心对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又不干预对方的内部事务；都能从战略和国家利益出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从而为发展两国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1998年11下旬，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俄罗斯，和叶利钦总统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这次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概括了双方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确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处理国与国关系、解决危机和冲突的重要原则。这是中俄两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贡献。
历经波折的中欧关系
1989年后，西欧一些国家和美国一起，对中国进行制裁，推迟和中止高层互访，中国和西欧摩擦增加，合作受挫，双边关系一度陷于低潮。但双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活动中，西班牙外交大臣奥多维斯就是通过这个场合和我国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进行友好接触，于1990年11月访华，成为欧共体宣布取消制裁和中国高级互访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欧国家外长。1991年 9月和10月，英国首相梅杰，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相继访华，1992年，李鹏总理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使双方关系基本实现了正常化。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突破了欧盟不准我国元首访欧的禁令。同年年底，欧盟取消对国家元首互访和军事往来的限制措施。此后，中法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中德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中英关系在香港问题解决后有了加强。
中国一向重视西欧国家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支持西欧的联合，认为从欧洲共同体发展到欧盟，实现欧洲国家的一体化，是世界上重要的一极。中国支持欧盟1999年1月1日建立货币欧盟和启动欧元，并认为欧洲建立统一的货币，将加强欧盟的竞争地位，也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江泽民主席1994年访法期间，阐述了中国发展同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经历了起伏不定的阶段，目前正在趋向稳定。近几年来，欧盟不断调整对华政策，1994年制定亚洲新战略，进一步重视开发亚洲的市场，并将中国确定为这一新战略的重点，同我国强化了政治磋商机制。1995年欧盟公布《欧盟—中国关系长期政策》报告，提出要与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强调对华关系“应成为欧盟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一块基石”。这是欧盟制定的第一个对华长期政策文件，表明它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我国加强合作与对话。1996年，欧盟又提出《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确定了合作优先领域。1998年上半年，欧盟进一步修订对华长期政策，提出同我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将中欧关系提升到与美、俄、日等大国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年 4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前一天，根据欧盟的建议，中国总理朱镕基同欧盟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中国—欧盟领导人首次会晤。会后，发表了《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和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
中国和欧盟各国，在贸易上互补性较强。近年来，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有了明显的进展。1998年我国受东亚金融危机影响，和日本、南韩、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锐减，而和欧盟的贸易却有可喜的进展。1998年上半年，我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增长17.5%，达到215.4亿美元， 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23%。 中国和欧盟各国在经济领域合作不断扩大。
我国和西欧国家围绕台湾、西藏、香港和人权等的问题斗争，构成发展双方关系的消极因素。特别是人权问题上，自从1990年以来西欧国家和美国多次联合提出反华提案，每次都遭到失败。1997年起，法国和德国等五个欧盟国家决定不再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和美国一起提出反华提案。1998年欧盟作为整体不在人权会议提出也不联署涉华提案，使美国成为孤家寡人，不得不宣布放弃与我对抗的政策。在西藏问题上，时而成为影响开展双边关系的消极因素。1996年德国议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西藏决议案”，导致中德关系恶化。在台湾问题上，一些西方大国企图利用这一问题对我进行战略牵制，而西欧一些国家则更多地希冀和台湾发展关系，捞取经济实惠。荷兰和法国售台武器造成过双方关系的倒退。在香港问题上，中国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英国的争斗，双边关系一度受到影响。经济上，欧盟推行反倾销法和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引起中国与欧盟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日关系的发展与障碍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参加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行列。同时日本又表明，它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不能孤立中国，首先恢复了对华援助和实现高层互访。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4月访日，日本天皇和皇后10月访华， 形成中日高层互访的高潮。江泽民总书记向来访的日本天皇表示：“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鉴，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天皇赞同这一意见。
在19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中国李鹏总理实现互访，取得成功。双方共同确认，要在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基础上，面向21世纪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目标。李鹏总理访日时提出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对话，增进互相了解；互利互惠，发展经济合作；面向未来，实现世代友好。进入九十年代，中日关系一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围绕着日美安保条约再定义，台湾问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的核试验等等，中日关系风波迭起，争执不断。1954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这一年 5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 5月访华，作为第一位日本首相亲自参观了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新笔写了“正视历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的留言。同年8月， 村山富市首相对日本的战争问题表示：“我国在不远的过去一个时期，因国策错误，走上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因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而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与痛苦”，“在此重表痛切的反省之意，表达由衷的道歉之情”。
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桥本龙太郎首相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时进行了会晤。桥本首相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承认过去历史上的殖民统治和侵略中国给中国和亚洲各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诚恳的道歉”。他声明，“台湾问题应由海峡两岸间协商和平解决，我们反对‘两个中国’，当然也不支持‘台独’。日本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政府应在《日中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对于钓鱼岛问题，桥本首相强调“日本方面不希望由于双方的分歧而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日本政府将进一步研究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引起两国关系紧张的事端”。
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对历史的认识。近年来，日本国内有人认为，中国纠缠历史问题不放，是想牵制日本。有些日本年青人也觉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过中国，这是他们父辈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们毋需为先辈一再向中国人民“谢罪”。中国作为受害的一方，一向主张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事实上挑起历史问题的，并不是中国方面。日本不时有人甚至日本内阁大臣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甚至将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从白人殖民统治下解放亚洲”。而日本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参拜供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也对中日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因此，1998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在历史上首次访问日本期间，阐明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正确走向未来。访日期间发展的中日两国《联合宣言》指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在宣言中和会谈中，首次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害，并再次就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标志着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新世纪大国关系的期盼
回顾二十世纪初，中国受尽欺凌和压迫，和各国列强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即将半个世纪，我国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和各个大国的关系。同时，在涉及国家主权独立等原则性问题上将一如既往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中国始终期望，一个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大国关系在进入21世纪后将有进一步发展。扩大、深化大国关系的共同面，和缓、缩小大国关系的差异面，无疑会有利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开拓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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