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新课程卷41题意蕴分析与解答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意论文,示例论文,新课程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高考全国文综卷41题，要求考生对美国学者费正清“冲击—反应”范式进行评析，可以说是出乎大多师生的意料。我们借此“训练”高二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选择赞同的观点。由此也可管窥高考答题之一斑。
这道题究竟在考什么？有人说考查学生论述和探讨问题的能力；也有人说贯彻新课改精神，考查考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能力；还有人说考查学生思维辨析能力。笔者以为，除此之外，更多的是考查学生对史学理论的掌握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学对史学理论不重视，复习教学关注点重点是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本题涉及的学术背景值得高度重视。
一、概说四种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模式
“冲击—反应”范式是费正清教授在其早期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东亚文明史》等著作中提出来的。这些著作建构起费正清研究近代中国的基本框架和模式。《美国与中国》初版于1948年，他在该书中首次运用“冲击—反应”模式研究近代中国，是他受汤因比“挑战与回应”学说的启发与表现。他认为：当“西学东渐”产生之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已经失去生命力，变得衰老、迟钝乃至僵死。而西方则是“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摇篮和发明者，因而西方能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近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1]。这就是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国学者将其概括为：“由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它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作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2]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总结了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的内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3]5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中西“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4]。并且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向型的大陆文化，中庸思想，充满调和与折中精神，是顺从的伦理本位文化；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开放性的海洋文化，充满竞争的个人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洋溢着勃勃生机，代表了“不可遏制的活力”；而中国文化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消极、墨守成规。文化冲突是费正清提出“冲击—反应”模式的基础和依据。[5]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冲击-反应”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两个层面。
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引起中外史学家的强烈反响。“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是批判‘冲击—回应’模式的最著名代表。他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架构和指导思想——‘中国中心观’，从而形成当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冲击—回应’与‘中国中心观’。”[6]柯文在反思十多年前的作品之后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主要提出两个观点：第一，50及60年代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个概念构架，即‘挑战—回应’论，‘传统—现代’论，以及批判这两个论点的‘帝国主义’论，都具有很强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色彩；第二，正因为这样，当时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过分地扭曲了中国的历史事实。”[7]柯文“中国中心观”的核心概念是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他认为：传统中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形态和展开过程，社会内部张力会不断地为自身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因而不必把它看成是“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3]59
另外两种模式是“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论。“传统—近代”是指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3]8。
“帝国主义”模式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3]8。
四种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如何选择？联系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要求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发现历史。[8]从这个角度讲，任何只持“西方中心观”或“中国中心观”的观念，都是片面的。研究近代中国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无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9]。
在教学中国近代史时，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西欧中心论”之美国“加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彭慕兰的作品——《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该书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作者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独特的内生优势。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一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一笔生态上的“意外财富”，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道路。[10]
二、“评析‘冲击—反应’模式”之解答示例
基于上面的简单介绍，结合该题所给材料和设问，笔者不揣浅陋，尝试给出如下解答示例，请方家多多指教。
【赞成之示例】“冲击—反应”模式有其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政治：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冲击，中国发生一系列社会变革，诸如学习西方、改革旧制的洋务运动（中国第一次回应）、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相继兴起；总理衙门、招商局、银行、邮政局、新式军队、同文馆等机构相继产生；派驻外使节、成立政治学会，等等，新现象接连出现。
（2）经济：冲击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使之逐渐解体；改变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
（3）思想文化：林则徐等人“开眼看世界”，首开近代学习西方的先河；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陈旭麓先生认为，此时中国士大夫已经承认西学的地位。而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尊夷卑”的文化观念和“中国中心”的地理观念；改变了对西方无知的状态和歧视态度，等等。
（4）对外关系：从闭关锁国的“朝贡体系”到被迫打开国门；改变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外交观念。
（5）社会转型：近代中国在衣食住行、派遣留学生、出版报刊等方面逐渐迈向近代化，等等。
【反对之示例】“冲击—反应”模式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观”，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美化侵略，是片面和狭隘的历史观。这种错误的历史观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
“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资产阶级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欧洲中心论”的错误主要是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11]
面对西方冲击，亚洲三个国家三种不同命运。印度在英国的冲击之下，成了殖民地；日本在美国冲击之下，全盘西化，迈向了近代化；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帝国主义国家欺凌、宰割。可见，西方的冲击，并不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
近代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其历史重要性的判断尺度也只能是中国，而非西方。中国之所以在回应西方挑战时反应迟缓，“并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社会在19世纪中叶所面临的很不寻常的历史环境：内部事务万分火急，至于西方则可以暂缓一步。”[3]12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两大迫切的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和近代化。中国近代化的根本动力是中国内部的张力，应该从中国内部寻找原因，而不能单纯从外因——西方冲击来考虑。绝对不像费正清所认为的那样，经过西方“美女”一吻，中国这头“野兽”就会苏醒，就会崛起。
争取民族独立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不倦的追求，救亡图存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是对败于岛国——日本的切肤之痛的深刻反思之后，而不是西方的冲击。梁启超先生总结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阶段：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一历程无不彰显中国从“自强”“求富”到建立“民主共和”的奋斗历程，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屈辱史，更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反抗外来侵略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们绝不能夸大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更不能为美化侵略所蒙蔽。
【批判中的借鉴之示例】“冲击—反应”模式在解读近代中国历史时，具有某种合理性。即便是今天，这种范式也并非全然失效。“晚清时，内部的挑战与外部（西方）的挑战相比，其意义也许更为重要。”[12]近代中国的问题，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情景以及中国方式的回应，只有置身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才能真正洞察其原因。“近代以降作为历史象征的许多重大社会文化现象，如人口过剩危机、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底层骚乱、地方武装割据、全国农民起义、攘外与安内之争、文化的激烈反传统、纲常名教的式微，等等，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绝非罕见，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只是历次皇朝更迭或权力转移过程中经常伴随的症候而已。不少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往夸大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外部世界的威胁。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国列强的挑战，而是源自历史内部的传统危机。”[13]31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问题？将其作分层处理也许是最恰当的，“在外层带（就地理或文化意义而言），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会等的出现，确实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在中层带，像太平天国革命、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联省自治、工农武装割据等，都不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而是经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古老而又新鲜的历史现象。在内层带，如人口土地资源、内地和乡村的宗法关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底层的骚乱、匪患等等，基本没有受到西方文明的浸染，继续保持着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在象征。这样，对不同层带的问题做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而不是用一个有效半径无穷扩张的抽象模式笼而统之，将更接近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13]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