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管理科学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管理科学恢复和重建中，邓小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在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邓小平是最早为管理科学“正名”的，这是他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邓小平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创立新的管理体制。邓小平对管理功能的界定是：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是一部时代的“百科全书”，它不仅包含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系统设计，包含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构想；而且包含着许许多多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的具体问题的指示。其中，管理思想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为管理科学“正名”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了管理的科学性，它不是把管理看作有着自身规律的、独立的科学，而是把管理看作为政治原则的应用。这样一来，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管理者的个人意志和经验就成了管理的实际依据，以致于管理的成功与否只是一种偶然现象。针对这种情况，首要的任务是唤起人们的管理意识，匡正人们的管理观念。因此，邓小平指出，管理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技术，它与一切科学一样，具有超越于阶级性的科学技术共性。1980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指出： “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1](P351)
社会制度是人们的政治选择，当一种社会制度确立之后，必然面临着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而对于发展生产力来说，管理无非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它对于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管理与许多经营形式一样，“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2](P192)如果我们考虑制度因素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应当体现在对管理科学作出更好的应用，而不是相反。然而，“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2](P240)这是否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具有优越性了呢？不是！我们之所以在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等方面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即没有认识到管理的科学性和非阶级性，并自觉地运用这门科学，一旦改变了这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在管理上的优势就能够体现出来。所以，邓小平说：“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种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P240)
总之，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把管理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把管理看作一门科学，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就会自觉地认识其规律，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并遵从和运用管理的规律于管理实践之中。相反，就会阻碍人们对管理活动客观规律的认识，以致于在管理活动中屡屡出现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当然，管理主要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科学在本质上也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外化。所以，管理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地探讨如何“管人”，以及“管人”的规律的科学，是不具有阶级陛的。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管理科学定性的基本要义。
对一门科学的定性是怎样的，往往决定了一门科学的存在与发展状况。80年代以来，管理学已经成为我国最为兴盛的学科之一，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管理学已成为一个门类齐全、发展势头强劲的学科群，而且在各种各样的管理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邓小平为管理的科学定性，正是由于邓小平首先为管理科学“正名”，才有了今天管理学及管理实践的伟大成就。
二、管理体制是重心
改变和革除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是管理制度的创新，是用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取代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伟大运动。
一般说来，管理的成效是由管理体制决定的，优良的管理体制必然意味着普遍的高效管理。相反，在一种不良的管理体制中，可能存在着成功管理的事例，但那只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所以，从优化管理的角度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把管理体制的改革作为重心的。这是邓小平科学的管理思想在改革实践中的运用。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是存在着诸多悖论的“管理”：一方面，它是最为强化了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集中，大事小事，无事不管；另一方面，它又最不重视管理的科学性，忽视寻求有效管理方式、方法的努力。一方面，它追求集中“管理”，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又处处都暴露出管理的低效和控制的失衡。一方面，它极其强调人在管理系统中的重要意义，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普遍的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了严重的“重物轻人”，以致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普遍地对主人翁地位的淡漠，缺乏积极性、主动性。一方面，它强调在每一个管理层级上都要坚持领导的一元化；另一方面，它又严重地使权、责、利相分离……如此种种悖论说明，根本原因是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体制上下手，把体制的改变作为加强管理科学性和提高管理效益的重心。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时时处处强调体制上的变革，而且，准确地抓住了这一体制变革的两个关键环节：那就是放权和改善管理、加强宏观调控。
放权之所以是管理体制变革的关键环节，是因为只有通过放权才能改变过去集中管理、控制过死的管理状况，才能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1987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P145)在这里，邓小平是就以政府为载体的管理体制而言的，然而，这一管理思想对于一切管理系统都是普遍适用的。因为，任何一个管理系统都是一个权力体系，如果高层管理者不通过层层向下授权，而是把权力过分集中在自己手中，就无法调动起整个管理系统的活力。所以，通过授权、分权等方式使权力下放，是调动管理系统中各个方面积极性的一个必要措施。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是成功的。
放权还是集权，是管理系统权力结构的改变，而这种结构性的改变如果不是随机的和暂时的，就必须制度化，即表现为从一种管理体制向另一种管理体制的改变。所以，放权本身就是管理体制的改变。事实也是这样，我国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正是以改变权力结构为突破口的，是通过放权实现了淡化经济运行模式的政治性质，从而突出了经济运行模式作为一种管理体制的特性，突出了管理的科学化在经济运行中的意义。
改善宏观管理和加强宏观调控是放权的结果，也是管理体制变革的目标。
在管理学中，宏观管理是相对于微观管理而言的，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管理体制更迭中，宏观管理则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管理而言的。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是一种无所不管的“管理”，不仅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表现为这种“全能型”的特征，而且任何一个微观的管理系统也都遵循着这种“全能”的原则。出现了“企业办社会，全民办企业”等一系列怪状，结果造成了普遍的管理“低能”，甚至“无能”。这充分证明，管理是有着功能边界的，一旦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也就会管不好和管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强化”管理，势必会选择“死卡穷管”的方式，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所以，这种管理体制必须改变，代之以宏观管理。在管理体制从“全能型”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过程中，实现管理权威增强和管理效能的提高。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重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2](P278)
放权与宏观管理是相辅相成的，放权可以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又应得到引导，因而需要宏观管理为其确立原则和方向。放权提出了加强宏观管理的要求，而宏观管理的确立又为正确、合理的放权提供了保障。今天，我们之所以有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的管理体制，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放权和宏观管理的不断完善。而放权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整个实践过程，都是由邓小平作出的设计。
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目的
社会的进步、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但这种追求的每一步都是在生产力发展中实现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人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在生产资料等物质条件一定时，如何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邓小平认为应当学习、运用管理科学，改进管理方法，以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2](P149)哪些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无疑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或者说一切有益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不过，在这里，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特指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管理制度、理论和方法。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所代表的那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我们必须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运用正确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之，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变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向发达国家学习管理的科学知识和经验；反过来说，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管理科学知识和经验，也就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邓小平之所以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管理科学知识与经验联系在一起，决不是像西方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功利考虑”，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的。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它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但是，人又能够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发挥能动的作用，其前提条件是人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管理是一门科学，是对管理活动客观规律的认识，自觉地学习和运用管理科学，本身就体现着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绝大多数管理系统都是生产的管理系统，或者说与生产相联系的管理系统，在这些管理系统中，选择科学的管理制度，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着促进作用。
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向发达国家学习科学管理，他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1](P150)“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1](P235)学习这些先进的管理方法，所要服务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标准，在许多地方，邓小平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为“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先进的管理方法”的重视程度。所以，邓小平经常强调：“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1](P149)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1](P150)概括地说，就是是否运用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