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溯因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序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6－0026－05
对于马克思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其作了机械因果决定论的解释，而苏联哲学教科书继承了这种解释。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尽管20世纪以后，机械因果决定论不断受到批判，特别是在今天已臭名昭著，但它是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在科学界占主导的思维方式。1814年，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妖”；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甚至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密尔也成为实证主义的信徒。与机械因果决定论划等号的“科学精神”不仅成为自然领域的时代精神，而且进一步向社会领域挺进。总之，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标榜以“科学”共产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的。即使恩格斯晚年反复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如果坚持从机械因果决定论的视角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进行解读，那么，所谓的“经典表述”必然会深深打上机械因果决定论的烙印。因此，尽管苏联哲学教科书非常强调所谓“唯物辩证法”，强调认识论和历史观上的辩证法，即所谓“能动的反映论”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最终并未跳出机械因果决定论的窠臼。
虽然身处科学主义时代，但正如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所理解的“科学”并非机械因果决定论范式的科学。当然，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马克思心目中的“科学”，决非简单地用作为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颠倒形态的“唯物辩证法”这样的套话就可以将其与机械因果决定论范式的“科学”划清界限。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曾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当时的实证思想已与孔德的实证主义有所不同。从表面上看，孔德的实证主义有别于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却与休谟的经验主义有着理论共识，即对现象背后的形而上“本质”的拒斥。孔德实证主义与休谟经验主义的区别不会大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与休谟因果律的区别。休谟与康德都不否认科学是对规律的探求，但都否认规律是客观实在；休谟将因果律归结为“心理联想”，康德将其归结为“理性建构”；休谟的“心理联想”遵循归纳逻辑，康德的“理性建构”遵循演绎逻辑。但对于孔德来说，固守现象界，拒斥形而上学，这才是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的根本。但在马克思看来，经验实证材料只是实证科学的出发点，而并非问题的全部。他明确反对“僵死的事实的汇集”[1](P524)，主张在经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抽象”，而他的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就是这样的“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1](P526)。显然，马克思的“抽象”并非黑格尔反复批判过的“知性抽象”，而是“理性抽象”；作为其抽象结果的“概念”决非“知性概念”，而是“理性概念”。列宁曾把马克思早年的唯物史观看作是“科学假说”，但马克思的“科学假说”决非彭加勒、波普意义上的科学假说，因为后者仅仅把科学研究限定在现象界，而马克思则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实证辩证法”[2]。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的产物，然后又从这一“抽象结果”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在这里，没有波普所谓的“证实”或“证伪”，而是“从抽象到具体”所体现的理论解释力的发挥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的“理想型”方法倒是与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实证辩证法”很契合。马克思的“理性抽象”也是一种源自伽利略的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理想化”方法。当然，马克思的“理想化”方法靠的不是“实验”，而是“抽象力”。如果说马克思“实证辩证法”与韦伯“理想型”方法有区别的话，则主要在于马克思较为明确地遵循了溯因推理的方法。溯因逻辑是20世纪初由皮尔士明确提出的，但在此之前，迪昂已运用溯因推理来构建其科学假说理论。而按照巴斯卡学派批判实在论的说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就是一种溯因(回溯)方法。
不过，马克思的溯因方法与迪昂、皮尔士的溯因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迪昂、皮尔士的溯因方法在实质上是一种固守现象界、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特别是皮尔士的溯因方法与其实用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基于分层本体论提出了回溯推理，以区别于皮尔士的溯因推理。按照巴斯卡的区分，可以说马克思的溯因方法属于回溯推理，因为他所说的“抽象”与“具体”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而属于现象背后的本质世界。
通常把伽利略看作是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的位移公式为h＝1/2·g·t^2，牛顿的万的引力公式为F＝GMm/(R^2)。显然，它们都是无法靠归纳推理而得出的科学结论，都体现了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牛顿引力公式。如果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就不可能出现笛卡儿的解析几何；而如果没有解析几何，就不可能出现微积分；而没有微积分的创立，牛顿就不可能天才地得出引力公式。但有意思的是，牛顿深受英国自培根以降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竟认为他的力学是归纳逻辑的成果。实际上，也许牛顿从传说中的“苹果落地”归纳出了“万有引力”，但如果没有微积分这一高深的数学工具，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归纳”出引力公式。
这里不想重复波普对归纳逻辑的批判，而是想进一步强调，即使波普“猜想与反驳”的批判理性主义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乃至整个20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基础的经验主义和归纳逻辑进行了猛烈批判，它仍无法逃脱西方机械因果决定论思维方式的魔咒。无论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公式还是牛顿的引力公式，抑或波普所大力推崇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公式，都可以用一元或多元函数关系来表示：y＝f(x)或y＝f(x1，x2，——)。作为一元或多元函数的方程既可以解释已有现象，又可以进行预测，是典型的机械因果决定论的数学表达。换言之，正是因为作为一元或多元函数关系的方程在科学中不断取得成功，机械因果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才得以大行其道，才有“拉普拉斯妖”这种极端决定论的提出。
然而，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毕竟有很大不同，而且即使在自然领域(如气象学中)，许多复杂现象也无法用一元或多元函数的方程来刻画，不得不构建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动态、近似地加以描述，其科学预测的功能大大减弱。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作为对社会历史领域机械因果决定论(其实质是历史宿命论)的反叛，自卢卡奇、葛兰西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举实践哲学的大旗，高扬人的历史主体性。到萨特公然宣布马克思理论中存在人学的空场时，机械因果决定论和实践哲学(主体性)作为两个极端的荒谬就以醒目的方式暴露出来。但荒谬的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解读方式。
相对于机械因果决定论，阿尔都塞所倡导的结构因果决定论无疑是一个进步，而且吻合了科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实证主义的时代节拍。在长期困扰人文社会科学“结构与主体能动性”的两极对立中，阿尔都塞从萨特的“主体”摆向了“结构”(即所谓“无主体的过程”)。但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决定论仍属于因果决定论，只不过是其新变种。正如阿尔都塞所反复强调的，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最终决定作用。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决定论也可以用多元函数y＝f(x1，x2，——)来刻画，但由于无法将y＝f(x1，x2，——)具体化为数学方程，于是自变量x1，x2，——与因变量y之间的因果决定轮就从机械因果决定论变为结构因果决定论(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主义在英国受到新左派的极大欢迎。《新左派评论》主编安德森因向英国贩运阿尔都塞主义，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逊发生了多轮激烈论战。汤普逊是英国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之一，强调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的自主性，这暗合了从卢卡奇到萨特强调主体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土生土长出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即分析马克思主义。其创始人柯亨在其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序言》中的经典表述)作了有别于阿尔都塞(并明确针对阿尔都塞)的功能解释。安德森也转而赞同柯亨所辩护的马克思历史理论。
20世纪后，功能主义作为行为主义的对立面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广为流行。柯亨对马克思历史理论所作的功能解释，无疑受到了功能主义的影响，尽管柯亨否认自己的功能解释是一种功能主义，并将自己的功能解释称作“后果解释”。如果说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多因一果”的解释模式，那么可以把柯亨的“后果解释”看作是“一因多果”的解释模式，即y[1]＝f(x)，y[2]＝f(x)，——。这里就有一个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选择机制：y[1]、y[2]——最终只有一个被选择并保存下来。表面来看，这种解释模式与溯因解释比较接近，因为它也是从“后果”回溯原因。但实际上，进化论是自然科学中溯因解释的范例，它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事实，但不能做预测。但柯亨的功能解释最终没有摆脱因果决定论，因为他画蛇添足地把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发展命题”当作功能解释的前提，于是，“后果解释”中溯因逻辑的萌芽就被扼杀在摇篮中。
马克思在《序言》中提到了“生产关系要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以及“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生矛盾”。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如果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这可以由它与生产力之间发生了矛盾来解释。换言之，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尚未被取代，没有发生社会革命，恰恰是因为在现有财产关系内运动的“生产力还不够成熟(发达)”，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两个绝不会”思想。他虽然提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bedingen)”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bestimmen，英文译文是determine)人们的意识，但这并非机械因果决定的关系。他所真正强调的是，社会意识及其各种形式“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erkl
ren)”。人们还常常根据马克思“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等说法，推演出生产力的“发展命题”。但马克思提出这些说法的具体语境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显然，马克思所讲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起源及其发展(包括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时期，而且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主要考察了这一阶段。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根本不是用“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封建主义(封建等级所有制)的起源，而主要是从“蛮族入侵所带来的分封制度与罗马废墟上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角度来解释欧洲封建主义的起源[3]。当然，这又涉及对“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理解问题。总之，《序言》中的溯因解释并未预设“发展命题”，而是始终贯彻了溯因解释。
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纠结于“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这一被恩格斯称为“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现代哲学更基本的问题已转变为“是否应该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中的主流观点是拒斥形而上学，甚至马克思也被一些学者(如海德格尔)看作是拒斥形而上学的先驱者之一。20世纪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后果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滥觞，而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回响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这应该说是对主张马克思拒斥或超越了形而上学的主张的极大反讽。
拒斥形而上学的要害是反本质主义，这是自休谟、康德以降西方学术思潮的主流，也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论。比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就批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是多余的，是“形而上学”残余，而坚持只对经济现象中的均衡价格进行经济分析和数学计算。特别是，无论是批评马克思“转型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为马克思“转型问题”进行辩护的西方经济学家，其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尽管非常高深(甚至越来越高深)，但都是在现象领域做文章，都未能抓住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要害。当然，话又说回来，正如康德的“二律背反”所已表明的那样，形式逻辑及数学工具等先验知性范畴只能在现象界“为自然立法”，而要把握形而上的“实在”，就只能靠超验的理性。而理性“超验”到什么程度，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把经验现象界比作坚实的大地，那么，在纯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那里，理性是在高空飞行；而在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福柯那里，理性就是贴近地面在作低空飞行。
马克思采用了溯因解释，而且是以分层本质实在论为基础的。以他所常用的“决定(bestimmen)”一词为例。对此，人们常常以经验层次的“横向(或称水平)决定”来理解，这就很难跳出机械因果决定论的窠臼。但如果换一个思路，从分层实在论的“纵向(或称垂直)决定”来理解，则很容易引入溯因解释。以建立在分层基础上的本质实在论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一生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早期在对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现实的副本)作深入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先是“抽象”出了唯物史观。“抽象”的过程也是“溯因”的过程。溯因得出的“总的结果”只是一种关于历史“机制”的理论假说，并不能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然后，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线索”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入解剖和科学分析，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在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中，他从经济现象的“价格”抽象出(即回溯到)作为其底层的“价值”，在对“价值”进行科学把握之后，再回到(即以价值理论来解释)现实的“生产价格”。在他那里，“价值”的抽象并非仅仅是思想中的“虚构”(即唯名论)，而是一种“本质实在”(有别于理念或精神实在论的本质实在论)。而韦伯的“理想型”，是一种唯名论的理论构建(康德主义)，而且是与其方法论个体主义相一致的。
建立在分层实在论基础上的溯因解释，也是解决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之二元对立的全新视角。
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通常被看作是整体主义者，或受到辩护(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或受到指责、批判(如埃尔斯特)。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的。没有这一前提，唯物史观就无从谈起，所谓的“阶级”、“社会”、历史趋势也就失去了根基。就历史发展的某个环节来说，可以说“阶级”、“社会”是先在的，个体是被“阶级”、“社会”所塑造的(或者说是被决定的)。但“归根结底”，个体的人先在于“阶级”、“社会”，马克思甚至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自由人联合体”。但并未像契约论理论家那样诉诸抽象的、鲁滨孙式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追溯到历史的源头。因此，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社会契约”，但其方法论基础却与契约论迥异。
在自然领域也是如此。马克思既承认物质实体是实在，也承认本质和规律是实在(有别于休谟的经验论)，却把物质实体看作是先在于本质和规律的。他尽管和黑格尔一样被归为本质主义者，但其哲学更接近亚里士多德，被看作是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坚持个体实体的先在性。黑格尔尽管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试图把自己说成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其最终更接近于柏拉图而非亚里士多德。
显然，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自然领域，马克思都不是方法论整体主义者，但也不能被看作是方法论个体主义者。这里的要害是“分层”。既定的结构(规则、规律)可能要溯因到作为其底层的主体(个体)，而既定的主体(个体)也可能要溯因到作为其底层的结构(规则、机制、规律)，于是首尾相接，“分层性”体现为“历史性”。就人类来说，类人猿作为群居动物，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原始人一开始首先是氏族的成员，而不是家庭的成员。但现实的个人(即使是氏族的成员)的活动，却进一步创造出新的家庭、国家共同体等来取代旧的氏族共同体。这样，个体与整体之间循环往复、首尾相接，从而不同的民族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化、制度，显现出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类似地，马克思不是实证主义者，但也不能算作是非实证主义者。需要指出的是，实证主义并非一定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结合。孔德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但却是一个方法论整体主义者。杜尔凯姆继承了孔德的传统。韦伯是非实证主义者，却是一个方法论个体主义者。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通常是实证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组合，特别是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成为方法论基础之后。20世纪以来，一直有西方学者在探索对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的超越之途，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就是近二十多年来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尝试。马克思早期从黑格尔的思辨方法转向经验方法和实证方法之后，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并不满意。他以“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实证辩证法[2]，很好地体现了他试图超越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的尝试。实际上，包括巴斯卡在内的批判实在论者大都承认马克思是批判实在论的思想先驱。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在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的对立变得尖锐之前就开始探索新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属于亚里士多德传统，即坚持个体实体优先的本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介于极端唯名论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极端唯实论的唯理论传统之间，是唯实论与经验主义的结合，从而显现为分层基础上的本质实在论(分层本质实在论)。如果拒斥所谓的“形而上学”，最后就会投入现象主义的怀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方法论的俘虏。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庸俗经济学得到了定量研究的精确性和知性科学(可证伪性)的科学性，却失去了理论的深刻性、穿透性和洞察力。但是，马克思并未因为批判庸俗经济学而沦为批判理论家，而是黑格尔、胡塞尔意义上的理论科学家。
溯因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消除了历史目的论、强调偶然性进化论的解释。马克思于1867年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把历史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此前达尔文于1858年出版了《物种起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把唯物史观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对比，是很有道理的。就生物进化来说，是先进化出一般物种(如最初的单细胞生物)，然后才有该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上又“涌现”出新的生物机制，而通过自然选择机制的作用，其中具有进化前景的物种成为生物进化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生物进化只是宇宙演化的一个链条。宇宙大爆炸理论假定宇宙最初产生于“奇点”的大爆炸，“奇点”的状态是“一”，是“本质”。“奇点”大爆炸意味着“多”的产生和“个体(基本粒子)”的生成。如果说到此为止，似乎一切都是“天定”，都是可以用数学方程来刻画的，那么，宇宙大爆炸后初始宇宙因温度的急剧降低而产生的相变则充满了偶然性。没有一个数学方程可以刻画、预测宇宙的每一步演化，特别是预测银河系的诞生和地球的出现。地球和人的出现，决非像种子孕育大树那样已经在“奇点”中设定好了，对历史目的论只能信仰而不能诉诸科学理性。科学家只能回溯已发生的事件(宇宙、生物、人类历史的产生及其发展)，感叹人的出现这种小概论的事件竟然发生了，并试图构建数学方程、模型或各种非数学的理论来解释事件发生的内在机制。
以往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一点是，马克思对自然历史过程的溯因解释突出了“偶然性”(非“随机性”)的作用。这种偶然性并非“主体选择论”或“主客体辩证法”，而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偶然性。进化论意义上的偶然性是带有必然性特点的偶然性：从“事前”的视角来看，一个事件的发生(如google未来能否成为“时代弄潮儿”)没有必然性，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可以是甲或乙或丙，没有人(除了“上帝”)知道谁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斯人；从“事后”的视角来看，“英雄”当然有其必然性，所谓“幸运只给有准备的人”。当然，这并非“英雄造时势”抑或“时势造英雄”的诡辩，其要害是“进化论”的选择机制。进化论的前提是多样性：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的“刘邦”，就不会有这一个刘邦的脱颖而出；如果没有无数的“google”这样的创新个体，就不会有这个google的鹤立鸡群；如果没有上亿的精子，就不会有恰恰这一个“负有天命”的精子与卵子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有英国学者在布伦纳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进化论解释：中世纪的欧洲四分五裂(恰如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不断试验各种发展道路和制度，就像射箭一样，一箭射中太偶然，但如果射了一百次，有一箭射中靶心，不就有其必然性吗？而英国恰恰是那个射中靶心的国家。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非但没有强调每个民族都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反而强调了中世纪女奴制解体后西欧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和偶然性。他甚至提到，古罗马帝国末期似乎具备了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但历史的事实却是在一千年后它才破土而出，而此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总之，决定论、宿命论、目的论的历史观是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背道而驰的。
［收稿日期］201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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