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情报论文,布鲁克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01）06－0051－03
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Popper，K.R.）提出了著名的“世界1、2、3理论”。7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rookes，B.C.）将波普尔的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引入图书馆学、情报学，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基础论”。作为“知识基础论”在情报学领域的拓展，布鲁克斯进一步提出了更具创意更具影响力的“情报认知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情报学范式转移中，布鲁克斯的“情报认知理论”成为情报学新的主流范式——情报认知范式的典型理论之一，被誉为“布氏认知论”或曰“布氏认知范式”。本文拟对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做一简要的评介，以期对当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研究有所启示。
1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的理论基础——“世界1、2、3理论”
波普尔于1967年在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的著名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所谓“世界1、2、3 理论”。这一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世界1 ——物理客体和状态的世界，其中包括物质、能量以及一切生物和人脑；世界2 ——意识状态和主观经验的世界，其中包括全部感性知觉、认识经验、创造性的想象以及自我；世界3——客观知识世界，即具有物化特征的文化、文明、 语言文字和科学的理论体系、科学上的假说、批判性论据等等。［1］
在波普尔看来，世界3虽然是人类的主观思维（世界2）借物质存在而创造的，但它“并非是人类合乎目的的有意识的创造，而是为了其它目的的活动的副产品”。它一经出现就具有充分的自主，就能在自身的范围内实现其发展。世界3，“如同桌子、椅子是实在的一样”， 也是客观的实在。因为，知识是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印象、抽象、反映和概括，它先是发生于人的脑中（这时的知识还属于世界2的范围，称之为主观知识），然后以某种符号方式表达出来， 并记录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上，成为公开的知识。这种借助于一定载体形式而存在的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使其成为依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一种资源。它不同于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客观世界，所以称之为“客观知识世界”。［2］
波普尔“世界1、2、3理论”一问世，即受到世界各科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引起激烈争论。时至今日，尽管对波普尔这一理论的某些细节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其主导方面，即强调“世界3 ”的特殊重要性、引发对知识的客观进化的重视等，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波普尔在其对“世界1、2、3 理论”的具体表述中多次提到过文献与图书馆。他认为，美术作品、书籍、杂志以及图书馆的内容等，都属于世界3的范畴。他还以图书馆为例提出过两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以此论证知识的客观进化及客观知识的相对独立性。正因为这样，波普尔的“世界1、2、3理论”引起图书馆学、 情报学研究者的关注与响应是不奇怪的。
布鲁克斯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学者，又是一个英国人，对于诞生于本土的波普尔的新哲学理论抱一种直观的欢迎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他为我国图书馆学界所熟知的一句名言是“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应受到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的欢迎，因为他首次为他们的职业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3］
2布鲁克斯的“情报认知观”
2.1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
在世界范围内，情报学界较之图书馆学界对于波普尔“世界1、2、3理论”的引入要早，但也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大体上讲， 情报学界对波普尔理论的早期引入基本局限于“世界3”的范围和层面上。 布鲁克斯也是如此。1980年，他在一篇论文中认为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实际上就是由语言、艺术、科学、 技术等所有被人类储存起来或传播到地球各地的人工产物所记录下来的人类精神产物组成的客观知识世界，为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3 ”的人类思想的记录并提供利用。［4］1982年前后布鲁克斯这一思想被介绍到我国。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吴慰慈在1985年将之概括为“知识基础论”，并列为国外当代图书馆学的五大经典流派之一。［5］
在布鲁克斯前后，与之持着将波普尔“世界3 ”理论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基础的相同的或相近的观点的人也为数不少。著名的如前苏联情报学家、信息学家谢尔比茨基强调“文献化的科学知识（科学文献）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6］联机公共检索目录（OPAC ）的早期倡导者斯旺森（Swanson，D.R.）在1980年就提出将波普尔的知识的客观增长理论（即世界3理论）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尤其是作为设计情报检索系统的一般认识论基础。［7］
1995年，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情报学家迪克（Dick，A.L.）对于波普尔哲学思想在图书馆学尤其是情报学领域应用的现状作了评介。他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过去过于关注波普尔三个世界中的客观知识世界（即世界3），并把它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以致于使波普尔哲学思想中的许多有益方面被忽视了。他批评道，一味受波普尔世界3理论支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尤其是情报检索研究， 过于强调人工制品方面（如文献、索引、文摘、数据库，即世界3的物件），却忽视或牺牲了人的因素（如作者、文摘员、情报专家、图书馆专家、用户等），直到情报认知观兴起，这种状况才开始得以扭转。［8］
2.2布鲁克斯的“情报认知范式”
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情报学界关于情报科学范式转移的呼声日见高涨，这当然与另一位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T.）的“科学范式”理论被引入并被广泛接受干系甚大。英国著名图书馆学、情报学家米克沙（Miksa，F.L.）在1992年系统地回顾了80年代情报学范式转移的情形，指出情报科学在经历了“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建构之后，“情报科学的研究兴趣在转向产生于人工智能和综合认知情境中的主题”。［9 ］这里所谓的“人工智能和综合认知情境”的范式观转移正是由布鲁克斯真正肇始的。
顾名思义，由布鲁克斯奠基的“情报认知观”也应该与20世纪70年代末崭露头角的“认知科学”有所联系。但人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布鲁克斯的“情报认知观”真正的哲学来源却依然是波普尔“世界1、2、3理论”。与他此前的知识基础论有殊大的差异， 布鲁克斯在80年代初陆续表述的更为系统的“认知范式”已从波普尔的“世界3 ”的单一层面或角度转向了“世界3”与“世界2”的深层关联上。
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波普尔理论的主导方面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与此同时，布鲁克斯认识到波普尔所谓“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也仅仅在“世界3”的客观进化的物理层面上才有意义。在他看来， 波普尔的世界1、2、3的划分， 首要的贡献就是把物质的直接存在形式与间接存在形式区分了开来。世界3、世界2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们在实质上均具有信息世界（严格说应是知识世界）的意义。波普尔曾反复强调，他所谓的“世界1、2、3”是普遍联系的、相互作用的。 而相互作用并不是一句空话，还需要有“中介”。在布鲁克斯眼里，情报科学就是一个现实的中介。他指出，“情报科学的理论任务可以归结为研究‘世界2’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在可能的范围内描述和解释这一相互作用，帮助组织知识（而不仅仅是文献）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知识”。［10］
2.2.1布鲁克斯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
为了更为精确地表达情报活动在“世界2”与“世界3”相互作用中所处的地位，布鲁克斯指出了一个情报科学的方程式，即K［S］＋△I→K［S＋△S］。
布鲁克斯将知识定义为“由概念间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种概念结构”，而情报则是这种结构的一个小小的但却举足轻重的部分。这样，该方程式就表明，在情报（△I）的作用下，原有的知识结构（K［S ］）被改变为新的知识结构（K［S＋△S］）。布鲁克斯曾反复强调， 知识结构可以是客观的（属于世界3的范畴）也可以是主观的（属于世界2的范畴）。因而，情报科学的根本任务即是通过卓而有效的情报活动，既改善人类的客观知识结构也改善人类的主观知识结构。
布鲁克斯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现在已为国内图书情报界所熟知和广泛引用。其实，布鲁克斯并没有把他的那个方程式视为情报学的终南途径。在他看来，他的基本方程式并没有解决情报科学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如何解释并运用这个方程式应当是情报科学的基本研究任务。他声称，考察人与记录在已发表文献中的客观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更多地了解主观知识结构，可能是解释前述基本方程式的适当途径。
2.2.2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范式”的四大要素
布鲁克斯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是他的“情报认知范式”的核心而并非全部。他认为，他的“情报认知范式”作为一种基本范式，是超越于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但并不排斥其它范式的科学成分。作为一种范式转移，他的情报科学认知范式包括着四个主要因素：1.客观知识的组织；2.数据公开化、方法客观化；3.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体；4.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认识空间。［11］
2.2.3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范式”昭示的情报学两大发展目标
布鲁克斯是当代世界情报学范围最具有远见与卓识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敏锐地意识到，情报认知范式在他的努力下必将成为新的发展阶段中情报科学最有活力、最有前景的科学范式。但任何科学范式都不可能没有隐含的科学危机，他认为情报认知范式的隐含危机很可能是使人们过于执着于对于个体的认知结构的研究与改善，过于强调情报专家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而导致情报学社会维度的缺失。
有鉴于此，布鲁克斯从他的情报认知观出发，为情报学进一步提出了两大发展目标［12］——
目标1，情报学应发展成为人们认识世界1、2、3，尤其是认识世界2、3（即知识世界、信息世界）的“认识地图”。就这一目标而言，布鲁克斯不但强调情报学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主、客观知识结构的重组与改善方面，而且强调这种重组的主、客观知识结构应该是公开的、客观的、可测度与可利用的，像地图一样是合用的、一目了然的。
目标2， 情报学应该发展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体外大脑”。就这一目标而言，布鲁克斯比他同一时期任何一位情报学权威都看得更高、看得更远，不但强调了情报学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认识功能，而且突出强调了情报活动作为一种认识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人类主、客观知识进化中的特殊的“活化”功能。
3结束语
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结束后，情报学这一冷战时代的宠儿面临着发展取向的重大抉择。适逢其时，科学学、认知科学、新知识理论、传播学、信息科学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风云际会，左右着影响着新时期情报学科学范式转移的趋势。以布鲁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情报学有识之士，把波普尔世界1、2、3理论、 库恩科学范式理论这两大最有影响的学说与认知科学的精华融会贯通于情报学基本理论，针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对知识活化、知识组织与利用的更高要求，创造性地提出并进一步完善了一种被称之为“情报认知观”的科学范式。 这一范式经过近20年情报活动实践的检验与发展， 现在已成为左右情报学发展的主流范式。考察这一范式的典型理论——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的起源与理论内涵、得与失，对于目前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信息学正在进行中的科学范式转移无疑有着许多难能可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