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序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序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道德的演变也日趋显著。因其演变中出现了诸多“异常”现象，故尔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演变为何？“异常”为何？结果又会是什么？
恩格斯曾在一封书信中写到：“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 〕虽然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特殊领域，但其中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的演变，除遵循着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外，还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某些含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也具有同一性。因此，我欲从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的视角，用自然科学的“序变”观，来剖析道德这一具体的社会意识形式在特定时期的演变问题，以表示自己对“普遍关注”的关注。
一、成因——道德序变的现实依据
我谓“道德序变”，即是指从原有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以及它的内容、关系、风貌等等，向更高更新的水准过渡。也就是从原有的结构状态，经“无序化”演进到新的“有序”状态的“有序化”过程。这种演变的原因为何？我认为其成因有三：
其一，社会运动变化之必然。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就其内部诸多事物的联系上看，它的系统结构概貌如图示：
从系统结构第三层次得知，母系统运转变化，盖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基本矛盾仍然贯彻始终，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变化，通过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期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受其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制约，上层建筑的变革则成其必然，即在社会意识系统非引起相应变革不可。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系统的一个要素，它本身虽不涉及什么体制改革问题，但它的变化与社会存在变化有同一性，只不过在时间上有早有迟而已。否则，它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难以反映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更难发挥其能动的反作用。可见道德的演变有其必然，确系社会运动变化所致，它不可能逃离于社会运动基本规律之外。
其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必然。改革首先着力于经济系统，即调整不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结构，容许并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非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分的存在和适度发展，以此作为对发展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在客观上就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因此，人间关系就再不是公有制条件下那种单纯的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分工合作了，而（在私有制企业里）出现了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人际关系。与这种局面相应，分配方式也出现了不公平的关系和复杂的形式与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并存。由于这些变化和差异的产生，致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动态过程，活跃着不同的经济主体。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能适应多元主体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不同主体的活动和利益得以实现，则是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客观要求。于是对生产结构、分配关系、流通环节、消费方式等经济系统的各个要素，按新体制要求进行调整，这势必带来整个经济结构的巨变。这种巨变作用于上层建筑，造成社会意识系统的结构变化，使社会道德由原来比较单纯的状况发生较为复杂的演变，乃是逻辑的结论。因为社会意识系统中，任何子系统与系统要素，都不能离开它的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说过，“相同的经济基础”，由于无数条件、关系和各种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都会“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2 〕那么，对于我们当前经济基础中的复杂情况来说，较之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其“变异”和“差别”就更加明显了。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在受其制约的上层建筑领域中，便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便有表现其经济活动特征的道德出现；经济主体多元，那么不同主体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关系、道德风貌、道德标准都必然各有差异。所以，我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是道德序变的现实依据之二。
其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必然。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同志说：“不仅经济要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他反复强调，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它不仅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而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保证作用。
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中，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系统的正向功能，对个人则要求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对集体则要求有良好的道德风貌，以造就整个社会具有良好的道德环境。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道德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既要承认这个现实，又要维系社会主义道德的主体地位，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尤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它发展进程之必然。否则，物质文明即或“搞上去了，也会掉下来”，甚至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陷入蜕化变质的结局。
可见，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的道德建设非抓不可，道德水平上不去，社会风气好不了，树立不起良好的社会风气，就不能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加速道德“有序化”的进程，促成“道德序变”，逐步构建起共产主义的道德体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故谓成因之三。
二、进程——道德序变的矛盾运动
道德序变的客观进程，自始至终体现了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进程，这表现在：
1、矛盾关系——“异和同”的对立统一
既然“道德多元”，那么不同的道德，其观念、规范、标准等等，必有相异之处。而多种道德并存于同一时代，同一国度，或同一时期与地区，即是说在相同时空条件下，能并存共处运转变化的不同事物，又必然有特定的联系——“同一性”——存在。因此，才能各以其“异”——（对立）——作为系统的不同要素，构建成同一系统——（统一）——参与运转。运动中彼此之间排斥吸引时起时伏，功能作用也有异有同，经碰撞、相竞、洗炼、筛选等诸多净化环节，由求同存异，到求大同存小异，进而再到化异为同——建立起符合时代需求的，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一逐步演变过程。由此可以预料，现存的“多元道德”系统的矛盾关系将发生转化，一个更高、更新、更纯的道德系统，将随着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完成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而诞生于世。
2、数量变化——“杂和纯”的对立统一
事物的变化总是由量变而始。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民经济已由“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还允许一部分个体经济并存”〔4 〕的简单模式，这一直延续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再从经济系统的动态过程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关系与结构，当然受制于生产关系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反映当时较为简单的经济主体的需求，四个环节的关系与结构远不如今天这么复杂。由此而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系统结构和作为这一系统要素的社会道德，必须与此相适应。当然就不会是“多种道德并存”，而只容许较为单一的道德意识存在，故在量上表现为“道德单纯”。
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作为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随之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那么反映和代表不同经济主体的道德意识便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于是社会道德由“单纯”而“杂多”——有社会主义的，也有非社会主义的；有传统的，也有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东方的，西方的；新生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都相继登台，形成“鱼龙混杂”、“良莠难分”的复杂局面。
这对“道德序变”的进程来说，量的变化，量的积累，是道德发生“序变”后将产生新质所不可缺少的必经程序。由“纯”变“杂”，又由“杂”而达“纯”，是“杂和纯”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规律之必然，是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的。
3、本质表现——“退和进”的对立统一
现实的道德既然“杂多”而“相异”，但其本质表示却可归纳为“进与退”的对立斗争。斗争中尽管我们承认并主张社会主义道德是主体，整个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也在着力确保它的主体地位，但在力量对比上，无庸讳言，社会主义道德面对“杂多”而“相异”的对手，并非绝对的优势。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存在非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立的退步”。〔5〕因此，无可否认，也不难理解，在改革大潮 中，一些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腐的道德意识又沉渣泛起，并在缺乏鉴别能力和社会经验的部分青年人中滋长起来。
《青年研究》杂志，1993年第一、四两期刊登了北大学生工作部对北大学生道德状况的调查研究和北师大教育系对340 名大学生公德状况的调查。调查对象有文理各院系，不同专业的男女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两校调查后都同时表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状况“令人担忧”。担忧什么？
第一，不重视社会公德。随地吐痰者达51%；日常用语粗俗化，互称“哥们、姐们”，充“老子”，骂“龟儿”，恶言秽语逐步升级；在午休和深夜时分，故意大吼大叫扰乱他人。
第二，对不遵守纪律，不参加社会公益劳动，不爱惜劳动成果的行为无羞耻感。最突出表现是考试作弊，北大仅有50.5%的学生认为作弊是“不正常行为，但可以理解”，偷书，撕书不以为耻；有46.6%的学生对《渴望》里的“刘慧芳精神”表示“钦佩，但可望而不可及。”
第三，在生活道德上，不少学生主张“非道德化观念”，有69.3%的男生，69%的女生都主张“爱情至上论”。其中又有14.3%的男生，4.4%的女生认为“只要两人同意，没有爱情也行。 ”即主张性行为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而是要摆脱“道德的约束”去追求“性解放”。……
应当说，上述情况反映了部分青年学生在道德上退步的方面。但两校调查的综合结论指出：他们不同程度地具有一些现代社会的公德观念——文明、公平、竞争、平等、民主、自由、纪律……但观念选择与行为选择不一致，不协调，甚至自相矛盾，他们的道德行为是以个人为中心。但结论肯定，他们的主流是好的，充满朝气，互助友爱，有正义感。且“优秀部分”相当典型，相当突出，是有希望的一代。
从“主流”、“典型”和“希望”看，我们又有理由确认这是道德上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公德观念”又为我们的道德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是这种“退与进”的矛盾斗争，推动着道德发生序变。
在序变过程中，非主体道德的滋生蔓延，侵蚀着我们社会的肌体。它们借助市场经济的发育，宣扬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于是诱发了种种职业道德病。在商品中，“名优特新”与“假冒伪劣”并存；服务态度，“卑躬屈膝”与“傲慢无理”相对，在社会生活中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怪圈”，圈圈相扣形成“连环宰”——人人痛恶“宰人者”，在特定条件下自己又去宰别人，犹如罗网笼罩，使人不进也得进，想出出不来。《光明日报》曾在头版头条表发专论——《市场经济呼唤职业道德》，将经济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披露于世，陈述人们对于“道德滑坡”的忧虑，代表大众呼唤良好道德环境的到来。这既揭露了道德退化的一面；更反映了道德进步的主流——广大群众有正确的道德观，是非观，知道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期，需要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渴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道德在“退与进”的矛盾冲突中，经过剧烈较量而达到质的飞跃。
4、组织状态——“无序和有序”的对立统一
任何事物达到质的飞跃，出现新的统一体时，其组织状态总是一种新的“有序结构”。道德的“序变”就是要打破原来的结构，经“无序化”过程达到“有序化”，从而建构新的“有序状态”。这种“无序”和“有序”的对立统一，正是毛泽东所指的“破”与“立”的辩证法，他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可见，“无序化”过程，正是旧的“有序”转向新的“有序”的必经过程，正因为原来“有序”，破其“序”才产生“无序”。“无序化”过程又是“立”的开端，建新序并促其“有序化”。可见，“无序”是对“有序”的否定，而新的“有序”又从“无序”中分化出来。所以“无序”的结束，必是“有序”的形成。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行，是道德结构发生序变在组织形态上的反映，是道德在序变过程中的两度转化。
当前，道德的序变，正处在“无序化”过程之中，道德多元，风格各异，规范无度，标准难同，与原来“单纯、统一、有序”相比，显出一种“杂乱无序”的异常状态。面对这序变过程之必然，中央便对思想道德问题，提出分层次要求的相应措施——第一层次，遵守不同社会都共有的一般社会公德；第二层次，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爱教育”；第三层次，“四有”新人标准和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为崇高目标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这种“有主有次，多元并存，分层对待，取长补短”的道德结构，呈现了当前道德序变的“自组织状态”，这种状态具有暂时性，它随整个社会结构调整有序之后，或迟或早相应结束而进入“有序化”过程，必将由一种有序的、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系统而代之。
三、结果——道德序变的正向趋势
从对道德序变进程的四对矛盾运动的分析，已经清楚地看出，道德的序变就其本质而论绝非“滑坡”，而是前进上升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向旧面的“回复”，而实则是前进中的“倒退、逆转、退化、偏离”，正如列宁所指：“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步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6〕
那么，如何理解“道德滑坡”这种感受呢？我认为这是人们首先来自对社会主义道德在某一狭小历史阶段之间，进行简单的纵向比较的结果，尚未达到科学的认识。从“呵，不如五十年代！”的感叹可以看出——五十年代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崭新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使社会生活焕然一新，在各个领域都大大超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充分显示了社会意识系统的新优功能。尽管当时在道德上社会主义的特征还很不完备，很幼弱，但较之一百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道德意识，当然有天壤之别，因此人们赞美它的纯洁与高尚。当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在复杂条件影响下，一旦沉渣泛起，便惊呼：社会道德“今不如昔！”其“昔”在时空上是非常有限的，足见其“滑坡”感受的片面性。
其二，“道德滑坡”现象之所以产生，除本文在道德序变的成因与进程中有所论述外，还应看到它受复杂条件影响所致。就其外部影响来看，“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7 〕他们这种策略在苏东地区得手以后，转而把矛头对准中国，其手段、规模都是空前的。他们借助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先进的传播工具，使“西方思潮”侵入我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8〕“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 地方出现了丑恶的现象”，〔9〕从而产生对社会道德的负作用。
再就国内影响看，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本互相促进，但党风、民风中不健康因素，尤其是腐败现象，不但没能促进道德的进步，反而严重地影响了社会道德水准。核工业总公司团委，对735 名青年的问卷调查披露，有80.3%的青年认为“社会风气”是影响他们思想的最重要因素。
由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和复杂条件的影响而导致道德发生序变，如果只停留在对序变现象的揭露，那不是理论研究的目的。只有透过现象去认识序变的本质，进而对其序变的结果提出科学的预见并用以指导实践，这才既是理论研究的任务，又是理论认识的目的。
事物的变化，作为某一系统要素来看，经序变之后，其结果有正反两种可能存在——不进则退。但系统要素的变化受着整个系统功能的制约，而系统功能的变化又是一种动态趋势。系统具有不同于它的构成要素原有的属性、功能和作用，当这个系统内，同一性占居主要方面时，其属性、功能、作用，相对而言，表现出新、优、大的趋势。反之，当对抗性占居主要方面时，则会出现部分的“回归”，或向负方向“倒退”，甚至解体而让位于新的统一体。可见系统功能在变化中存在着新与旧、优与劣、大与小两种相反的趋势。凡属自然系统，其正向趋势通过同一性的作用而转向定势。反之，只要有人的主观因素所参与，所影响，所构建的系统，其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要引导某种“趋势”向某一“定势”发展，则要取决于主客观诸多因素和条件。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系统的重要方面，其构建、运转、调整，都必定要介入人的能动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可能，从而使社会意识系统的变化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状态。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因其经济基础的质的规定性之客观要求，同一性占居了主要方面，故促使这种变化的“不确定”状态，向新、优、大的“趋势”倾斜。这种“倾斜”就为道德序变的“正向趋势”能得以实现提供了可能。
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们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正向”功能就具备了共同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上层建筑的协同性与主体的能动性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对于道德的序变来说，就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导向功能——引导社会道德的变化发展方向要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改革开放的需要，要反映时代的精神。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多次所强调的：“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0〕这就是说，抓思想道德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用最高层次的主体道德，将社会道德序变的“正向趋势”引向一种前进上升的“定势”——建成优良的共产主义道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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