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朝鲜论文,之二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停战谈判”决策
本节所谓的“停战决策”是指1951年6 月中美双方关于同意开始停战谈判的决策。它同“战争局部化”的概念有密切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所谓的“战争局部化”是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中国本土，避免引发与中国和苏联的全面战争。在这个条件下，美国可以选择或不选择武力统一朝鲜。中国的“战争局部化”概念不仅是尽可能避免战争扩大到本土，而且包括不准美国在朝鲜北部、尤其是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美国同意停战谈判是它最终决定使“战争局部化”因而不得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的产物。中国则一直将确保“战争局部化”当作力争实现的宏观目标，政策调整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
（一）美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中国出兵后，美国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使“战争局部化”，即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在中国参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其二是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这将冒险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麦克阿瑟是扩大战争派的主要代表。第二次战役后，麦克阿瑟急电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中国军队的作战目标是全歼联合国军，而他的兵力已经难以应付“全新的战争”。他随后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如何对付中国军队已经超出他的职权，这应由联合国作出决定。[25]麦克阿瑟显然是在制造舆论，迫使美国政府允许他扩大战争。美国政府否定了麦克阿瑟的主张。在11月28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应该从美苏全球对抗的高度考虑在朝鲜的政策。第二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已经受到很严重的损害”，目前不得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战争扩大的行动。[3](P,1253—1254)
11月28日会议不主张扩大战争的倾向是明显的，但是杜鲁门本人坚决认为当前不能示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美国将加强军事力量来对付中国军队，而且“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24](P,3543—3544)杜鲁门充满火药味儿的声音产生了复杂的反响。一方面是麦克阿瑟强烈要求增加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声称必须“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有关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3](P,1320—1322)相反方向的压力来自美国的盟国， 它们特别担心战争扩大会削弱美国对欧洲防务的支持，甚至引起苏联在欧洲实施报复。
面对尴尬的两难选择，美国决策层经过反复讨论和与盟国领导人会谈，才大致廓清了政策，即在不损害欧洲防务和不扩大战争的原则下，继续进行战争，直到形成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为止。12月11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确认了上述原则。[3](P,1520)
战争时期的决策通常受制于战场的形势。1951年除夕之夜，中朝军队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于4日攻占了汉城。联合国军全线崩溃，到1月8日战役结束时已经被迫撤到37度线附近。 中朝军队的攻势使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参战的目标是将美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促使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一度陷入动摇不定。在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前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指示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走，华盛顿在必要时将下令美军撤到日本。[3](P,1625—1626)中朝军队的攻势开始后， 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如果他认为撤退可以避免更严重的损失，就可以下令向日本撤退。麦克阿瑟反对给他的指示，声称要守住哪怕是一块地方，也必须允许他扩大战争。[3](1951,P,55—56)
1月12日，杜鲁门召集国务院和军方领导人， 讨论如何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这次重要会议的决定首先强调要在朝鲜坚持住，其次是如果依靠现有的力量无法坚持或苏联介入，美军就撤出朝鲜。决定的侧重点是在不扩大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在朝鲜坚持下去。第二天杜鲁门亲自打电报将会议的决定通知麦克阿瑟。美国政府的决定也得到主要盟国的支持。这时到朝鲜视察后回到华盛顿的柯林斯报告说，美军的实际处境比在华盛顿听到的要好得多，目前“重要的是绝对不要提撤出的问题”。[3](P,102—105)
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向北反攻。2月11日，中朝军队发起局部反击。联合国军经历又一次被沉重打击和后撤后，于19日恢复攻势。经过50天的攻防战，联合国军于3月15日控制了汉城， 并很快推进到三八线。军事地位的改观使美国政府又一次面临是否越过三八线北侵的问题。国务院显然不赞成越过三八线。艾奇逊在给国防部的备忘录中说，武力统一朝鲜将导致战争扩大到中国，并增加苏联直接介入的可能性，盟国也不会赞成，因此联合国军不应再越过三八线。[3](P,189—194) 军方领导人认为，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在军事上不能接受。 他们认为应将军事问题与政治考虑包括在一项总的政策中，在作出决定前允许麦克阿瑟根据部队安全的需要，在三八线南北两侧采取军事行动。[3](P,203—206)
国务院与军方为了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多次召开会议，最终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首先，美国不必要也没有可能用武力统一朝鲜，战争的目标只能是“击退侵略和达到一种稳定的局面”；其次，美军要争取和守住的防线“应当是三八线以北，并且应当是在战术上可资防守的，又是实际上可以得到的”。[7](P,389)3月19 日国务院与军方的联席会议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有限度越过三八线、攻占并扼守三八线以北从临津江至元山一线的建议。[3](1951,P,246—247)至此美国基本确定了作战目标，即有限度地越过三八线，取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并迫使中朝方面停战。
华盛顿的决定再次遭到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3月20日， 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总统即将发表政策性声明。麦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坚决反对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并要求允许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不仅如此，正当杜鲁门声明的草案在盟国间和东京总部传阅时，麦克阿瑟于24日发表声明称，军事失败是因为他受到联合国的约束，如果允许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地区，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25](P,3541—3542)他在3月20 日给众议院领袖马丁的一封信中谴责美国领导人说：“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25](P,3543—3544)3月25 日这封信被公之于众。
麦克阿瑟的言论引起强烈的反响。3月28日，中国方面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的目的是使战争“持久化和扩大化”。[2](P,412)美国的盟国们更是高度紧张，它们纷纷要求说清楚，到底谁决定和代表美国的政策。显然，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严重冲击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言行已经“足以构成对现行政策的挑战”，并有可能颠覆美国的全球战略。[4](P,532—533)4月9日杜鲁门签署了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的命令。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并不等于美国内争论的结束，因为他代表国会中一批人的意见和立场。结果是杜鲁门政府撤掉麦克阿瑟以后，还必须应付国会中共和党人的攻击。不过杜鲁门政府的军政要员也不是平庸之辈，他们相继出席从5月3日到6月27 日举行的参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成功地捍卫了政府的地位和政策，也为“战争局部化”方针争取到必要的共识。
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到国会听证会结束，杜鲁门政府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它在国内政争中的胜利为其政策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谋求停战谈判是“战争局部化”的必然结果。至第五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部分地区终于控制了一条防线，与中朝军队形成僵持。美国政府开始寻找与中朝方面谈判的途径，4 月间开始考虑通过与苏联接触实现停战。5月31日和6月5日， 凯南先后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取得进展。[3](1951,P,483—486、501—511)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称， 苏联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也是能够解决的，”“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2](P,511)在确认马立克的演讲代表苏联政府的立场后，国务院与军方于6月28 日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认为，直接与中国政府接触会导致政府之间的谈判，那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是主动与中朝军队的战场指挥官建立直接接触。当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要求他发表一项邀请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公开声明。30日李奇微在战区发表广播声明，美国终于迈出了停战的第一步。
（二）中国的“停战谈判”决策
如果说美国的“战争局部化”方针是逐步明确起来的，中国则完全不同，争取“战争局部化”是决策层自始至终考虑和争取的目标，它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出兵的决策，出兵后的作战方针以及确定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周恩来10月3日同潘尼迦会谈时， 明确提出了“使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概念，即朝鲜立即停战，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当时首要的条件是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12](P,67—68)从后来的发展看，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宏观目标，它是相当明确的，正如周恩来后来不久所说的，中国出兵就是使战争“局部化”，即不仅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而且不能蔓延到三八线以北。[12](P,92)
由于美国一开始就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扩大到台湾海峡，致使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将维护本土的安全寄予美国没有扩大战争的意图之上。美国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则使中国领导人认为，只有选择在朝鲜打败或打退美国的干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本土的安全。[18](P,6—7)
当然，出兵朝鲜同样面临美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毛泽东从决心出兵的时刻便在考虑这个问题，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13](P,106) 做最坏的准备也是中国决策层决定出兵后的共识。[26]不过这毕竟是准备，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在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前景，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受损害程度。他们采取了预防性的外交活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也是避免使美国向中国宣战的措施。[27]争取苏联的帮助是最重要的行动。
在10月3日转达给斯大林的谈话中， 毛泽东详细陈明中国决策层内对出兵的顾虑，他们担忧的主要问题就是“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5](P,380—381)斯大林的答复慷慨激昂，他主动提到中苏同盟条约，表示如美国扩大战争（目前可能性并不大），苏联将与中国并肩作战。[5](P,386—387)斯大林的承诺对中国决定出兵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恩来10月12日从莫斯科发回苏联暂时不能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信息后；毛泽东用以说服他的战友可以出兵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苏联虽然不能立刻派空军进入朝鲜，但它已经承诺保护中国本土免受美国海空军的攻击。[28]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空军保护中国本土的重要性。[18](P,6—7)两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表示了同样的关注。[18](P,10)在争取苏联帮助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全国性的防空准备。[12](P,84—85)
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也是与“战争局部化”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最初设想，中国出兵后将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即：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军；二，中美进入战争状态。在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志愿军在朝鲜歼灭美军主力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宣战；其二是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形成僵持情况下中美进入战争状态。他认为最后一种情况最不利。[13](P,106—108)战争的进程表明，毛泽东设想的情况均未出现，志愿军既未能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美国也未对中国宣战，而是双方在朝鲜僵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苏联的作用有关，苏联保卫中国本土的承诺使美国不敢贸然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苏联不在朝鲜提供空中掩护也使志愿军无法在朝鲜大量歼灭美军。
在确定无法在朝鲜得到苏联的空中掩护后，中国领导人最初制定的作战方针是相当谨慎的，即争取在平壤以北建立二至三道防线，如遇攻击则先同南朝鲜军队作战，在得到苏联装备和苏联空军掩护后再发动进攻，歼灭一部敌军有生力量以迫使美国接受停战，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这种作战方针是建立在使美国“知难而退”的战略目标之上的。[18](P,7—8)很有可能的是，直到第一次战役发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甚至都没有将美军退到三八线以南作为停战的绝对条件，当时主要的考虑仍然是击退美军的进攻。所以毛泽东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提出，在大量歼灭敌军后，即使美军控制包括平壤、元山在内的城市，也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13](P,140—141)在部署第二次战役时则提出，“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13](P,198)
取得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后，中国领导人显然考虑过停战问题，并明确提出沿三八线停战的设想。在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时， 中国领导人提出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美国有可能要求停战。中国的停战条件是美军必须同意撤出朝鲜，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24](P,142) 这次谈话的内容被告之彭德怀，可以认为它相当于一项重要的原则。从当时苏联方面要求志愿军“趁热打铁”，打过三八线后再考虑停战问题的情况看，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就停战问题征求过苏联方面的意见。[24](P,140)
12月中旬中国领导人制定了关于朝鲜停战的五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2月22日，周恩来针对联合国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说，谈判的基础是“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4](P,141) 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时已经倾向于提高战争目标。如前所述，第三次战役以后，中国决策层对战争前景的估计越来越乐观。1月14 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战局的估计，认为今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美军“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其二是在大邱、釜山抵抗到无法坚持下去“方才退出朝鲜”。总之是美军早晚要退出朝鲜。他因此提出春季作战目标就是“解放全朝鲜”，并转告斯大林。[24](P,152—153)
志愿军领导层这时也同样提出，将“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作为“奋斗目标”。[22](P,186)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 彭德怀并不认为经过未来一、二次战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志愿军相当严重地缺乏兵员、弹药和粮食。[24](P,153) 所以在美军发动进攻后不久，他再次建议提出限期停战并使志愿军向后撤退15—30公里。从彭德怀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军事决策遭受到政治考虑的严重束缚。[21](P,469)毛泽东否决了彭德怀的建议。 斯大林也在火上浇油，声称“从国际观点看”不应放弃汉城和仁川，继续沉重打击敌人是“完全合适的”。[21](P,469)彭德怀不得不执行命令， 但是他坚决执行“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战局，……仍作长期打算的方针”，同时提醒毛泽东，如进攻不顺利仍有可能后撤。毛泽东又一次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方针。[21](P,471—473)
2月中旬志愿军全线转入防御，彭德怀认为已有必要回北京， 就战略方针取得共识。21日彭德怀在北京与毛泽东的会谈对于志愿军作战方针的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听取了彭德怀的汇报后，开始改变“速胜”的观点，提出“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21](P,480)3月1日，毛泽东将中国决策层的决定电告斯大林，指出“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的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当前战场形势，“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并将“再占汉城，再过三八线，当不免有一番波动，必须预作准备”。[12](P,162—165)斯大林显然同意中国领导人的决定，并表示将进一步提供军事援助。3月15 日周恩来将中国的决定和斯大林的回复转告金日成。至此中国完成了与盟国的政策协调。3月14日中朝军队放弃汉城，4月初退至三八线地区进行防御。
4月22日中朝军队发起第五次战役。 此次战役是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情况下，未经充分准备而提前发动的。战役方针是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大量杀伤当面敌军，打破敌军登陆作战计划，夺取战场的主动权。至战役结束时，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呈相持状态。此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从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转为积极防御。在这种军事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停战谈判。
从当时的军事态势看，志愿军打到三八线已经超出了出兵时预想的结果，基本上实现了出兵决策时使“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构想。与此同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弱点，如无空军掩护，部队机动能力不足，战线拉长后后勤供应极其困难等等，一时难以克服，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美海空军对中国本土的攻击。美军在前两次战役遭到沉重打击后，迅速改变战术，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像前两次战役那样，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总而言之，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打破军事僵持局面时，争取停战和政治解决不失为一种有利的选择。上述种种很可能是中国决策层内能够迅速就停战谈判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6月初，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凯南与马立克会谈的情况。 此时金日成到达北京与毛泽东会谈，他们决定准备与美国方面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停战。中国决策层经过讨论也认为，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是可以接受的。[29]6月13日， 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中国在停战问题上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界停战，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和台湾问题可以不在停战谈判中解决。[5](P,463—464)斯大林回电表示“现在停战是好事”。[5](P,461—462)在决策层内达成共识和完成与盟国的协调以后，毛泽东终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21](P,506) 在李奇微发表建议停战谈判的声明后，彭德怀和金日成于7月1日联名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停战谈判”决策终于付诸实施。
以上分析表明，军事僵持局面的形成是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直接原因。不过双方的“停战谈判”决策从根本上说是“战争局部化”的战略指导的产物，而这种战略指导的形成是基于中美双方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确认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美国认识到，它的战略利益和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不能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因此不能不放弃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中国则将防止本土安全受到直接军事威胁视为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既要保护本土不受到攻击，也不能允许自己边境地区存在敌对的军事力量，更不能允许其在那里进行战争。基于同样的理由和对力量对比的估计，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也必定是有限的和局部的。中美战略指导中包含的冲突决定了双方不可避免地要在战争中进行实力较量，而双方“停战谈判”的决策同样也是它们战略指导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局部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包括参战者对其战略利益的认定、对力量对比的估计和战争目标的确定，对于认识或预见一场局部战争的规模、一般进程和结局等等，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收稿日期]200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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