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绝望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论及大江文学中的外国文学影响时，人们会说起法国文学(比如拉伯雷和《巨人传》)、意大利文学(比如但丁和《神曲》)、英国文学(比如布莱克、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诗歌)、美国文学(比如马克·吐温等作家的小说)和德国文学(比如克莱斯特、君特·格拉斯等作家的小说和本雅明及其《历史哲学纲要》)等等，却极少有人关注大江文学里的中国文学元素，尤其是为大江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带来重要影响的鲁迅及其绝望与希望的相关论述。另一方面，最近十年以来，大江在历次访华的几乎所有演讲中都会提及鲁迅及其影响，在与其友人的信函和交流中，有关鲁迅的表述亦为常见。从这些公开和私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大江接受鲁迅的绝望与希望之相关影响的经纬。与此同时，从大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小说文本里，更是可以发现这些影响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这些影响本身在怎样地发生着变化。希望本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学者对该课题的关注。
一、与鲁迅的最初邂逅
病迹学研究表明，孩童时代的经历往往会对成年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产生重大影响，这在作家大江健三郎来说可能也不是例外，儿时与鲁迅文学的邂逅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关于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的时间，大江于2009年1月19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是这样表述的：“我第一次听到鲁迅这位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岁到10岁的时候……”①在此前大约十一个月，准确地说，是在2008年2月21日下午，大江在东京宅所对来访的莫言等友人也曾说起鲁迅的话题，由于部分内容与《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中的相关叙述相同，我们不妨引用其中重复的部分：“父亲和阿婆都是一九四四年②死去的，我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因此，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在立冬前一天，孩子们转着圈用稻草扎成的棒子敲击地面，为了给他们派发赏钱，父亲一直在店铺前厅里喝着酒，直至深夜。作为家里的孩子，我就坐在父亲的身旁。父亲平日里并不与我多说话，可那天却对我讲了许多。”③至于父亲讲了哪些具体内容，大江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引述，却在那次与莫言等人交谈时表示，当天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一直在倾听父亲讲述鲁迅及其小说《孔乙己》。父亲介绍了鲁迅这位“中国大作家”及其《孔乙己》之后，还说起了《孔乙己》里“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边说边随手用火钩在身边火盆的余烬上一一写下这四种不同的“茴”字，使得第一次听说鲁迅和《孔乙己》的大江兴奋不已，“觉得鲁迅这个大作家了不起，《孔乙己》这部作品了不起，知道这一切以及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的父亲也很了不起，遗憾的是自己现在只记得其中三种写法，无论如何也记不得那第四种写法了。”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1935年1月31日出生的大江是在将近10岁时第一次听说鲁迅的，而且当时的情景连同对父亲的追忆一同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记忆里，为其后进一步阅读和理解鲁迅创造了条件。
就在大江为“中国的大作家鲁迅”和《孔乙己》兴奋不已的那天深夜，全家经济生活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而在此前一年，大江在文学上的第一位启蒙者阿婆也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在不长期间内，大江相继失去了阿婆和父亲，前者意味着大江失去了文学上的第一位启蒙者，再也不能倾听阿婆极为生动地为他讲述森林里的民间传说和农民暴动故事，而父亲的去世则使得家里的经济生活越发窘迫，以致母亲不得不在河滩上垦荒种植蔬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当时，战争进入极为惨烈的最后阶段，小山村中战死者的人数直线上升，举办丧事的日子也越来越多，四处飘荡着死亡的恐怖。父亲的猝然去世，使得大江越发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开始关注死亡之后的未知世界，试图看见常人看不到的神秘景象。为此，少年大江曾请求盲人巫女帮助自己与父亲的亡灵相会，未能如愿后，则跳入山谷中的渊潭，浸身于冰凉的潭水中紧闭双目，以此暗示自己已是盲目之人，可以进入死后虚无和无限的空间，进而邂逅父亲的亡灵，以便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恐惧和绝望。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里，大江在学校的教室中经常感受到死亡的另一种恐惧。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教师们经常会喝问道：“如果天皇陛下命令你们去死，你们将会如何呢？”在和其他孩子一同大喊“去死！切腹而死！”④的同时，少年大江却因紧张和恐怖而双腿颤抖，觉得自己似乎真得就要被杀死。由于有时不愿按照规定回答有关愿意为天皇而剖腹一死的问题，大江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校长和教师的殴打，这也让孩童时代的大江感到无法摆脱的恐怖和绝望。然而，不久后传来的战败消息却使得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下的军国少年陷入了另一种绝望，得知天皇是人不是神而感受到强烈震撼和巨大失望，终于，在美国兵的吉普车开进峡谷的翌日，少年大江抱著植物图鉴只身进入了大森林……
1947年，12岁的大江就要从国民学校⑤初等科毕业了，等待着这位少年的将是什么命运呢？大江在2006年9月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发表的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升入中学的希望也越来越遥远。实际上，也曾听说母亲打算让我去做雇工(住在雇主家里见习的少年雇工)，并在某处寻找需要小伙计的店铺。”⑥然而，得益于相继实施的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十二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⑦这里之所以说“也已经满了十二岁”，是因为读了母亲作为升入新制中学的贺礼送给自己的《鲁迅选集》后，少年大江知道小说中“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的那位少年，与自己有相同之处。当那位多少有些学问、却因此招致奚落的贫穷顾客孔乙己就学习问题和自己攀谈时，少年‘毫不热心’；但当这位客人落难之时，少年随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与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⑧而且，《孔乙己》中的这位小伙计，正好与阅读这篇小说时的“自己”一样，也是十二岁。
作品中那位十二岁的小伙计带来的亲近感并不是少年大江阅读《鲁迅选集》的唯一收获，“在持续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深为喜爱的作品却变成了《故乡》。尤其是结尾处的文章，每当遇见新的译本，就会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在租住房间的墙壁上。当时我离开了儿时的伙伴，离开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时寂寥地想象着将来：我也许不会再住回到这个峡谷里来了吧(实际上，后来也确实如此)，这是刚开始在东京生活时所经历的往事。”⑨深为大江所喜爱的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段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⑩除了这两篇作品外，大江阅读的第一批鲁迅作品还包括充满童趣的《社戏》、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极度绝望的痛苦以致心脏为之剧烈绞痛的《药》以及意味深长的《一件小事》等短篇小说。
初高中阶段是每个学生初步建立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重要时期，这在少年大江来说同样如此。就在大江刚刚升入初中后大约两个月(即1947年5月)，当局颁布了为大江其后的生涯带来重要影响的新宪法。大江本人日后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习新宪法带来的体会时表示，“(新宪法中)‘放弃战争’(条款)成为我的道德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支柱。”(11)
然而，“放弃战争”这根“道德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为大江带来的新希望很快便面临现实的威胁，使得这位少年重又感受到新的恐惧和绝望——1950年5月3日，在新宪法问世刚好三周年之际，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于6月6日在写给吉田首相的信函中，命令将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24位日共中央委员解除公职。翌日早晨，大江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报道时，体验到了战后第一次绝望的打击。也是在这个6月里，朝鲜战争爆发，7月8日，日本政府便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组建规模为7万5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后相继改建为保安队和自卫队。面对民主主义遭到扼杀，日本重新走上军备道路的现实，大江深深感受到屈辱、恐怖和不安，开始对现体制进行批判性思考。当他高中毕业后，于1953年3月第一次离开四国岛前往东京报考大学的途中，在神户看到了自卫队的阅兵式，从而对非武装国家日本开始拥有军队而感到幻灭。以上这种种恐惧、失望、绝望和幻灭，当然，还有其后不断感受到的其他恐惧、忧虑、失望、绝望和幻灭融汇在一起，为大江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中不断深入解读鲁迅作品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使得大江不可避免地将不同时期的解读结果书写在其时的文学作品之中。
二、大江文学起始点上的鲁迅
在少年时期的大江内心留下强烈共鸣并引其深入思考的鲁迅小说，也在大学时期的大江学习创作的起始点上，为他显现了前行的光亮。当然，来自鲁迅的这束光亮，在大江其后的创作道路上也一直在不停地闪耀，为他认识社会和人性提示了独特的参照，也赋予他从绝望中不懈寻找希望的力量。
1953年，18岁的大江为报考东京大学而离开四国第一次来到东京，走出东京车站时，大江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准备根据当地森林、河流以及山峦的位置来确定方位。令他极为震撼和失望的是，周围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样式各异的建筑物，并不见自己此前一直作为方位坐标的森林、河流以及山峦。一年后，大江带着这种不安走进了东京大学，五年间的学生生活基本为宿舍→图书馆→教室→图书馆→宿舍。长期的借宿生活，不仅使得大江在生理上营养不良，在心理上也体验了可怕的孤独，正如他在《结婚与死亡》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个青年枯坐在借宿的房间里，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会发现自己具有杀人者的资质，他还会感到自己已濒于发疯、崩溃。”(12)
就在大江考入东京大学的翌年(1955年)，他又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绝望。在这一年的9月，日本政府为扩建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而强行征收东京郊外的砂川町农田，并动用大批警察镇压当地农民的反抗活动，众多学生和工会人员为声援农民而前往示威，这其中也包括气血方刚的大江和他的同学们。目睹了这场反抗强权斗争的大江后来在《严肃的走钢丝——是象还是装腔作势的老鼠》中绝望地写道：“我出生在日本，这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啊！自从我进入大学并参加示威活动以来，这种阴郁的声音便开始在我的身体内部发出任性而微小的余音……”(13)在一年后的1956年10月，警察又分别于12日和21日两次与当地农民以及前往声援的学生、工人发生大规模冲突，受伤者计1151人。
因政府的镇压而引发的巨大绝望很快就反映在大江的文字里，在一首“像是诗一样的东西”的《杀狗之歌》里，大江这样表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
为了杀掉足以咬死你的大狗
你首先要摸弄自己的睾丸
再让你想杀死的狗 嗅那手掌
在狗上当之际 乘机打杀
*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狗(A)
抑或你(B)
或者 你们结婚(C)
*……鲁迅《野草》(14)
这里的米花注释是大江本人打上去的，文中黑体也是大江本人为强调引文而特意安排，其实，这句引文源出于《呐喊》中的《白光》，说的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陈士成于再试不中的绝望中奔着城外的白光而去，“游丝似的在西关门前的黎明中，战战兢兢的叫喊”出的无奈、绝望却又“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15)。用此处的引文来表现大江当时的心境是比较准确的。在大江文学中，等待着被用卑劣手段宰杀的狗这个符号，源自于大江儿时的一个记忆。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村子的所有狗都被集中在大江家屋后的河滩上屠宰，用剥下的狗皮制成皮衣和皮帽，以支援侵占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在这些等待宰杀的狗里，就有大江家的那条狗。大江带着弟弟眼看着整日跟随自己的爱犬被杀却无力解救，只是下意识地把手指头放在口里咬着，一直咬出鲜血仍浑然不觉。当时最让大江气愤的是，那个杀狗人面对狂吠不止的狗并不正面打杀，而是先把手伸到裤裆里摸弄一下睾丸，然后将那手掌伸到要杀的那只狗的鼻子前，在狗安静下来嗅那手掌上的睾丸气味时，杀狗人乘机抡起藏在身后的木棒砸向狗的脑袋……引发大江这段儿时记忆的，据说是大江从朋友石井晴一处听说，东大附属医院里用于医学试验的百来条狗每到傍晚时分便一起狂吠。显然，儿时的惨痛记忆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徒劳和绝望，使得大江对医院里那些等待被宰杀的狗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同化感，觉得自己和同学们乃至日本的青年人何尝不是围墙中等待被宰杀的狗？！何尝不是等待着被政府用卑鄙的手段宰杀的狗？！
由《杀狗之歌》改编而成的独幕话剧《野兽们的声音》于1956年9月获东大学生戏剧剧本奖后，大江随之将其改写为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并投稿于校报《东京大学新闻》，于1957年5月获得该年度的五月祭奖和一笔不菲的奖金。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时，大江在09年1月19日上午面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表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演讲时表示，“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一点儿希望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让我读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虚构了那个青年的内心世界……我在自己的小说里描绘的那位青年的内心里也像是要立刻发出‘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因为“写小说的自己就是那样一个青年”，因为“那是战后的日本社会(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十二年)没有什么明确希望的时候，想要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希望”。(16)大江在这里提及的“鲁迅作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呐喊》中的《白光》，大江将自己与陈士成相似的心境投影于《奇妙的工作》，让本人在作品中的分身“我”与其他两位男女大学生在大学的附属医院打工，协助专业屠夫屠杀医院里的一百五十条“实验用犬”，经历了种种艰辛之后，最终非但没有挣到一文钱，还被狗咬伤了自己的腿，意识到“可是挨宰的却是我们这些人呀！”，故事至此结束。在这部发表后随即引起评论界高度关注的短篇小说里，时为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学生的大江敏锐地指出：“大种狗、玩赏狗、中等身材的红狗都拴在木桩上，看上去十分相像。什么地方相像呢？因为全是低贱的消瘦的杂种狗吗？是全被拴在木桩上丧失了争夺之心吗？一定是这样的。换了我们，说不定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日本的学生无精打采地被拴在木桩上，完全丧失斗志，没有个性，大家都暧昧地相似。”(17)在这里，作者将日本的学生/青年与栓在木桩上麻木地等待宰杀的狗做了同化处理，精心设置为同等性质、等身大小的特异存在，成功地表现了战后的日本青年孤独、无奈、绝望甚或麻木的精神状态。若考虑到日本当时被美国军队所占领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该作品便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遗憾的是，尽管意识到了这种令人绝望的状态，作者在同样发表于1957年的短篇小说《别人的脚》里，仍然开篇便说道：“我们老老实实地在黏液质的厚厚的围墙里生活。尽管我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绝，处于一种奇怪的监禁状态之中，但我们不打算逃跑，也不热衷于探听外界的消息。可以说我们没有外界。我们在围墙里过得很充实很快活。我没有摸过这厚厚的墙壁，但厚厚的围墙严严实实地监禁着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被关在一种集中营里，但并不想在黏液质的透明墙壁上挖一道裂缝钻出去。”(18)在这里，尽管如同等待宰杀并将被剥去狗皮的狗一般，“我们、日本的学生无精打采地被拴在木桩上，完全丧失斗志，没有个性，大家都暧昧地相似”，“尽管我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绝，处于一种奇怪的监禁状态之中……被关在一种集中营里”，但是“我们不打算逃跑……并不打算在黏液质的透明墙壁上挖一道裂缝钻出去”。如果说这些人物形象与阿Q和祥林嫂等人物形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大江笔下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主人公大多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却是或“完全丧失斗志”，无力甚或无意摆脱绝望境地，或麻木不仁地不愿逃出“集中营”，而在其中安享“满面红光的护士”为自己手淫带来的“心满意足”和“轻松自在”。较之于阿Q等形象，大江初期作品群中这些人物或被动或主动地麻木不仁甚或自甘堕落无法不让读者更是为之感到悲哀。当然，如果我们结合文本外的现实世界来考察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发现这既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或接近真实的)写照，也是作者对鲁迅作品在阅读范围和理解程度上的种种局限。
三、大学时代的绝望和希望在大江文学中的反映
让大江始料未及的是，当他带着载有《奇妙的工作》的那份校报回到故乡向母亲报喜时，母亲读完全文后却非常失望地对他说：“你说要去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叫你好好读读鲁迅老师《故乡》里的最后那段话。你还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了。我隐约觉得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森林里来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成为像鲁迅老师那样的小说家，能写出像《故乡》的结尾那样美丽的文章来。你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19)正处于兴奋中的大江当时没有勇气接受母亲的批评，随即分辩道：“母亲，鲁迅不只在《故乡》里用了希望这个词。他在《白光》里头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其中一段话，才写出这篇小说来的。”于是，“流露出可怕的轻蔑眼神”的母亲便训斥道：“……鲁迅老师的小说，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从远方写来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复地读。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头有篇文章叫《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吗？”从不曾读过这部作品的大江不禁羞愧难当，当天便带上母亲赠送的《野草》乘坐公共汽车并转乘火车连夜返回东京，在车上就开始阅读起来，觉得“《野草》中《希望》的文章真是精彩极了，而我的自信却已经碎成了齑粉……”(20)
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学生时代的大江对于鲁迅有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思想理解得并不很透彻，这就使得《奇妙的工作》之后相继发表《死者的奢华》和《人羊》等早期作品中多见禁闭、徒劳、无奈、恶心、孤独、绝望等元素，即便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同时期作品中有少许反抗，这种反抗也显得被动、消极和软弱无力，这些表述或许可以让读者联想到“……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却很难让读者感受到“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1)更难感受到唤醒熟睡中的人们共同砸破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欲望和力量。
在随之发表的《死者的奢华》中，作者的分身照例以“我”的身份与一位女生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打工——将浸泡在防腐液中、原本应该送到火葬场烧掉的诸多尸体搬移到另一座池子里，在此过程中，“我”觉察到“活人，具有意识的人身体周围都有着厚厚的黏液质的薄膜，他们拒绝我。我的脚已经跨进了死者们的世界。一旦返回到活人之中，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困难起来。”(22)终于，故事落下了帷幕——由于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管理员徒劳地管理这些失去使用价值的尸体达三十年之久，“我”则要在不能保证得到薪金的情况下继续连夜搬运尸体，那位已经怀孕了的女生则在工作中摔了一跤而面临流产……
发表于1958年的《人羊》同样让读者无法不为主人公“我”以及相同际遇的日本人感到悲哀。“我”是一个兼任家庭教师的法语专业大学生，在初冬的深夜里搭乘开往郊外的末班公交车，与车里一群裹挟着日本年轻女人的醉醺醺的外国大兵不期而遇，无端被接连摔打在地后，还被强迫着脱下外裤和内裤，弯腰撅起光裸的屁股挨着外国大兵一下接一下的抽打，接着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诸多乘客都被迫脱下裤子弯腰排成一列，如同肥羊一般任由大兵们边唱童谣边抽打裸露着的屁股，直至他们唱累和打累后带着那个日本女人下车扬长而去。但是，“我”的屈辱并没有到此结束，刚才没被扒下裤子的一位教师此时亢奋异常，把“我”拉去派出所告发“兵营的外国兵”，不料警官们却不愿受理这件涉及外国兵的案件。那位教师此时仍不罢休，一直纠缠到“我”家门前，声言“我要把你的名字，还有你受到的屈辱，都公开出来。并且，要让那些士兵，让你们这些人都无地自容，不把你的名字搞清楚，我决不离开你！”(23)
相较而言，在初期作品群中表现出反抗精神并或多或少体现出母亲所要求的“希望”的，无疑是大江在读了包括《希望》等文章在内的《野草》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这部作品描绘了为躲避日渐频繁的空袭，教养院一群少年被从地方城市疏散到深山中一座因洪水冲垮桥梁而与外界隔绝开来的村子里，却赶上当地开始流行瘟疫。在村民们逃离村子并封锁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后，被封闭在山村中的教养院少年、逃兵、守护母亲遗体的少女以及遭受歧视的朝鲜少年等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在远处猎枪的监视下却从绝望中依稀寻找到希望，化解了彼此间的矛盾并萌发出朦胧的爱情和友谊，携手将流行瘟疫的山村建构为洋溢着友谊、爱情并与大自然充分交融的世外桃源。然而，这个似乎充满了希望的小小乌托邦只维持了短短几天，当瘟疫的危险消失，村长领着村民们回到村里后，当即便用暴力追究“我们”在此期间犯下的所谓罪行。在几乎所有孩子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得到饭食后，坚决不肯认罪的“我”被驱逐出村子，“我从心狠手辣的村民的魔爪中逃脱出来，在夜间的森林里疲惫奔逃。我不知道怎么办才能免遭杀害。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继续奔逃的力气。我现在不过是一个筋疲力尽、悲愤填膺、饥寒交迫的小孩。起风了。风中传来紧逼而来的村民的脚步声。我咬着牙站立起来，向着更加黑暗的树林、更加黑暗的草丛奔跑。”(24)
大江本人是如此回忆这一时期创作的：“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农村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农村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25)由此可见，作品里诸如徒劳、孤独、绝望、当然还有些许希望等感情，其实都可以在作者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源头。我们还知道，这位作者早在“十九岁的时候开始了大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认为“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十九岁的我终于破解了十二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26)不过，鲁迅笔下的绝望和希望这对关系毕竟太过复杂，鲁迅有关绝望和希望的思想更为深奥，要想在鲁迅式的绝望中寻找到希望，那就需要坚定和坚持。然而，在大江刚刚踏上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一艰难旅程之际，不仅一如母亲所批评的那样，在《奇妙的工作》中“连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没有”，即便在其后的这几部作品里，读者也确实很难感受到什么希望。倘若大江没在他23岁发表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初稿中最终删去“我”这个少年被村民残酷杀害的结尾，那简直是就是毫无希望的一片绝望了，就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了。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深陷这一片黑暗的绝望之中，大江却对鲁迅离开北京去往厦门之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的相关内容深信不疑：“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学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27)或许正是出于对鲁迅的这种深信，大江才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结尾处让那个侥幸逃入森林的少年没被残暴的村民杀死，从而让读者、更是让自己意识到“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28)。也正是出于这种深信，在顽强地穿越绝望这片深渊的书写中，大江坚信终究会寻到那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光明之路、希望之路。
四、一九六○年的访华：为了大多数人的希望
1960年初夏时节，这个世界正处于躁动和不安之中——在当时的南朝鲜，李承晚政权被推翻；在非洲，很多国家正全力争取民族独立，以摆脱殖民统治；在古巴，反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拉美地区，同样正在兴起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运动；在前苏联，则因美国U2间谍飞机事件而怒火冲天；也是在这个时期，东西方首脑会谈正式决裂。
当然，那时的日本也决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如火如荼。2006年9月，大江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题演讲中回忆当年的这场斗争时表示，“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意味着我们这些日本年轻人的未来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29)这里所说的代表团，就是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第三次访华文学代表团。在这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在反对修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中，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之旅，对尚未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中国进行为期三十八天的访问。这一年，大江25岁，从东京大学毕业刚刚一年。在机场与新婚刚刚两个月的妻子由佳里以及作家安部公房等朋友话别时，大江特地叮嘱妻子：“为了使八十年代少一个因对日本绝望而跳楼自杀的青年，因此不要生孩子。”时隔一个多月后，还是在羽田机场，刚刚结束中国之旅回到日本的大江却对前来机场迎接的妻子说，“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那么，这一个月的中国之旅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大江的态度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对待生孩子的态度吗？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大江访华的大致经过。
在这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一行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参观了工厂、机关、人民公社、学校、幼儿园、展览馆等，并多次参加声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集会和游行。在此期间，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了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表示日本人民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代表日本人民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此外，他还在一篇题名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信稿中表示，较之于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十大建筑，万里长城建设者的子孙们话语中的幽默和眼睛中的光亮，更让他对人民共和国寄以希望。大江发现，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裸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大江在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这个发现让大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震撼和感动，一如他在同年十月出版的写真集里所表述的那样，“我在这次中国之行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印象，是了解到在我们东洋的一个地区，那些确实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面向明天而生活着。我不认为他们中国年轻人的希望就会原样成为日本人的希望。我同样不认为他们中国年轻人的明天会原样与日本人的明天相连接。不过，在东洋的这个地区，那些怀有希望的年轻人面向明天的姿态却给我带来了重要的力量。”(30)
当然，更让大江为之震撼和感动的，是中国人民在真诚和无私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6月中上旬，东京连日来爆发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在北京和上海，大江一行则先后参加了百万人和一百二十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声援日本国内的抗议活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带领随从人员亲自赶到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的二层，就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在国会大厦前被警察殴打至死、另有千余示威者被逮捕一事，向正在就餐、尚不知情的大江健三郎表示慰问。四十六年后，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大江这样说道：
“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最后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习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着闻名遐迩的烤鸭连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这是指1926年发生的3.18事件。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四十七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中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万分，眼前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鲁迅是这样讲的：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儿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儿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31)
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持，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慰问，尤其是其后第五天(也就是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所表示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接受外国人统治的。日本的独立与自由是大有希望的。胜利是一步一步取得的，大众的自觉性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32)等勉励，给了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为年轻的大江以极大的震撼和感动。
鲁迅的启示，周恩来总理的慰问，毛泽东主席的勉励，不可避免地为大江的人生观带来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显现在回国时在羽田机场对新婚妻子由佳里说的那番话语——“还是生一个孩子吧，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种对未来抱有希望的积极变化当然也反映在了其后的创作态度中。相较于初期作品群中在“铁屋子”里发出的“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在相继发表于《文学界》1961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篇小说《十七岁少年》和《政治少年之死》中，大江简直就是在呐喊了。大家都知道，这两篇将抨击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天皇制的作品刚一问世，便遭到右翼势力的激烈反对，杂志社主编被迫发表谢罪声明。从此，《政治少年之死》在日本被禁止发行，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没能被收录在任何作品集里。对于标榜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日本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然，这两篇作品的创作对于大江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此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大江总是下意识地站在边缘角度，开始用审视甚至批判的目光注视着权力和中心，越来越靠近作家鲁迅所坚持的批判立场。
五、“救救孩子”与“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心扉
在其后的写作中，大江对于绝望和希望的思考通过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在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等小说里，对权力中心改写乃至遮蔽边缘地区弱势群体之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借助森林中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复制乃至放大遭到政府遮蔽的山村森林里的历史，把那座神话/传说的王国进一步拓展为森林中的乌托邦——超越时空的“村庄=国家=小宇宙”，清晰地提出了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边缘与中心的概念，使其“得以植根于我所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33)。
发表于1979年的这部《同时代的游戏》中的“五十日战争”期间，“村庄=国家=小宇宙”的人们通过坚壁清野和麻雀战、伏击战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等多种战法与“无名大尉”指挥的“大日本帝国皇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尽管这场力量极为悬殊的五十日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很多村民为此牺牲了生命，作者却意味深长地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让“年龄不同的孩子们组成的这个队伍，年长的背着年小的，或者牵着他们的手，虽然都是孩子，却懂得不让敌军发觉，在那位大汉的带领之下，小心翼翼地朝原生林的更深处走去”(34)，以致在其后由“无名大尉”主持的极为严酷的军事审判中没有一个孩子遭到杀戮。在这里，作者意犹未尽地进一步指出，“五十日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把带领村庄=国家=小宇宙二分之一的孩子进入森林深处的大汉，比作带领童男童女去创建新世界的徐福。”(35)显然，作者大江想要借此告诉他的读者，“村庄=国家=小宇宙”的人们尽管在五十日战争中失败并遭到日本军队的屠戮，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却逃离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屠刀，跟随徐福式的人物经由森林深处前往远方构建新的世界。或许，在文本作者大江的写作预期中，他的隐含读者将会为这些得到拯救的孩子未被黑暗势力所吞噬而感到庆幸，与此同时，他和他的隐含读者在这里或许还会产生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预期，那就是逃脱被吃掉之厄运、随同徐福式的人物前往远方“创建新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不会再去吃人，而“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36)的美好心愿则会在这个“新世界”里得以实现。
比上述尝试更为积极的行动，是大江在《奇怪的二人配》这三部曲中所做的进一步尝试——比如在《被偷换的孩子》里，借助沃雷·索因卡笔下的女族长之口喊出“忘却死去的人们吧，连同活着的人们也一并忘却！只将你们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37)这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38)因为惟有孩子、尤其是尚未出生的孩子才象征着新生，象征着未来，象征着纯洁，这新生、未来和纯洁中就可能会有希望，就可能会有光明，就可能不被人吃且不去吃人。再比如在《愁容童子》里，那位如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接二连三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不同程度的伤害的主人公古义人，最终仍在深度昏迷的病床上为如此伤害了他的这个世界祈祷和解与和平。这就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那样，“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39)又比如《别了，我的书！》日文版封面的红色腰带上用醒目的白色标示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只是相较于大约五十年前在《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群里对鲁迅作品的参考，在此时的解读中，大江更是在用辩证的方式理解和诠释绝望和希望，更愿意在当下的绝望中主动和积极地寻找通往未来之希望的通途，最终借助《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到达了“群星在闪烁”和“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
近年来，大江在北京、东京、柏林等地与孩子们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比如，他在北大附中告诫孩子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40)
当然，这种焦虑甚或恐惧、绝望却又竭力寻找希望的心情，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大江近期创作的、以孩子们为隐含读者的《两百年的孩子》、《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温馨的纽带》和《致新人》等一批小说和随笔中。为了使得包括小学五年级孩子在内的中、小学生都能读懂，作者一改以复杂的复式语句为主体的冗长叙述，转而使用极为直白和易懂的口语文体，把当下的困难和明天的希望融汇在一个个故事里。尤其在《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并不很长的长篇小说里，作者安排三个小主人公根据老祖母遗下的画作，于1984年的暑假期间，从老家一株千年老树的树洞乘坐时间旅行器前往当地发生于1864年和1867年的农民暴动，目睹了暴动农民的悲苦和愤怒以及反抗。其后，这三个孩子又去了2064年的未来，却震惊的发现，眼前的这个未来并不是自己所憧憬的未来，“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纯精神化运动’这种国家宗教，利用被修改的宪法烧毁国家宗教之外的所有教会、寺院和神社，以取消人们原先的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神教，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作为具体措施，则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必须随身携带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更为可怕的是，政府动员了全国90％的青少年参加了这场运动，并让这些青少年头戴贝雷帽、身穿迷彩服，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41)作者为我们描绘的2064年发生在日本一个山谷中的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二战期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情绪，无法不联想到被帝国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惨重牺牲，无法不联想到这场侵略战争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以及其后在北大附中发表的演讲中对“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所表现出的恐惧和戒备当然不是毫无缘由。东京大学著名学者小森阳一教授在一次学术交流中表示，在这部小说问世之前的1999年，日本保守势力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要求学校的教职员工在开学和毕业仪式上起立向国旗致敬，不愿向那面曾侵略过亚洲诸国的国旗敬礼者，轻则影响升迁，重则被开除公职，在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任知事的东京都，这种处分尤为严厉。据小森教授说，他的好几个朋友已经因此而被开除了公职，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里为未来和孩子们而感受到的担忧也因此而非常不幸地一步步成为了现实。这部小说问世三年之后的2006年12月15日，日本政府不顾国内诸多在野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要在基础教育中强调“爱国主义”，为日本中小学教育重回战前的“道德教育”和进一步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制定“国民投票法”创造有利条件。面对以上这些有可能实质性改变日本社会本质和走向的严峻局面，大江并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预见性地通过《两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不断向孩子们提出警示，并亲自来到北京，呼吁中日两国的孩子们从现在起就携手合作，以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42)。
六、“始自于绝望的希望”：为着悠久的将来
二○○七年一月，大江在一封私人信函里表示，“……在那之后，进入了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大那部分工作的第一阶段，我希望这是与此前所有构想截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目前我还没有动笔，拟于二月开始写作，为此，已从去年年末开始认真做了尝试。不过，这也是我成为作家之后感到最困难的时期。总之，必须突破第一道难关。从现在开始直至月底、乃至二月上半月这段期间，我必须每天进行这种繁忙的创作尝试。”(43)经过种种艰难尝试后问世的那部“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便是大江的最新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个书名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的代表作《安娜贝尔·李》中的诗句，说的是一个处于热恋中的纯洁少女遭到六翼天使的嫉妒，夜里从云中吹来寒风将其冻死。与大江此前创作的所有小说相比，《优美的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确实显现出“一种令人意外的特质”，那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艰苦跋涉后，大江健三郎这位从绝望出发的作家终于为自己、为孩子们、为所有陷于绝望中的人、更是为着“悠久的将来”寻找到了希望。
在大江的这部新著中，也有一位如同安娜贝尔·李一般纯洁的美丽少女，这位被称为“永远的处女”的女主人公樱身世悲惨，在二战末期，除了她本人被疏散到农村而侥幸活下来，全家人均在东京大轰炸中身亡。美国军队占领日本后，她被一个美国军人收养，身穿让邻居羡慕的漂亮裙子，似乎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并在那个美国军人摄制的电影《安娜贝尔·李》中饰演身穿“白色宽衣”的少女安娜贝尔·李，樱，由此被电影界所关注，很快便成为著名童星，最终活跃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国际影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为纪念德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克莱斯特二百周年诞辰，一些国家的电影制作团队计划分别将《马贩子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制作成电影，樱被这个“M计划”选定为亚洲版电影的女主演。电影即将开机之际，由于摄影师偷拍近似裸体的少女这一丑闻而被迫中止，制片人木守为迫使樱中止摄制计划，便让其观看她少女时代出演的《安娜贝尔·李》原版电影，由此她才知道每天夜晚所作噩梦的真相——拍摄那部电影时，自己被诱骗服下安眠药后，收养了自己的那个美国军人(后成为其丈夫)便在草地上残忍地将“粗大的拇指转动着强行戳进狭小的小穴”(44)……然而，当樱与其后摇身变为“马加尔沙克教授”的美国人结婚后，这位教授却从不曾与宁芙特征日渐消逝的樱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性爱关系，只是在研究室里珍藏着当年拍下的《安娜贝尔·李》原版电影，或者说，珍藏着躺在草地上的那具白色的“小小裸体”，至死都没有说出这个秘密。当然，目睹自己幼时惨遭蹂躏的镜头所带来的刺激并不是唯一的打击。制片人木守不久前还在京都的旅馆里与樱同宿一床，为了让她退出计划摄制的电影，现在不惜用这个“卑劣”手段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樱处于巅峰期的演员生涯至此不得不画上句号，从此沉寂了三十年之久。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状态中，樱始终怀着一个不曾破灭的希望，那就是回到日本的那片森林里去，亲自出演那里的两次农民暴动中的女英雄。就在这边缘地带的故乡森林里，在以边缘人物“母亲”为中心的历代农村女人的帮助下，樱振作起来回到日本，“……摄影机分开被枫叶浓烈的红色映照着的树林所围拥着的女人们进入。樱那感叹和愤怒的‘述怀’高涨起来，呼应着歌谣虚词的人们如波浪般摇晃。在那声浪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音，银幕上群星在闪烁……”(45)
在大江文学的地形学图版上，村外那座由大江家阿婆和母亲长年供养的庚申堂这座小祠堂是个极为重要的符号，直接指涉其供养者阿婆和母亲。当然，在这个文本里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根据这个符号的相关指涉勾画出这样一幅线路图：阿婆和母亲供养的小祠堂→收藏着母亲演出的戏服→母亲曾演出“铭助妈妈”并激昂“述怀”→“铭助妈妈”协助并实际参加了森林里暴动→暴动胜利后，铭助惨遭官方势力活埋，“铭助妈妈”则被那帮人轮奸→面对不怀好意的嘲弄，全身瘫软的“铭助妈妈”却“从门板上扬起头来大声答道：‘如果你想知道心里好受吗，老爷，下次就该轮到你了吧！’”(46)→这种激越的台词与悲剧性梗概形成悲苦、激愤和不屈的“述怀”，借助“母亲”的吟唱和樱的演出，被森林内外的女人们代代传承下去→“银幕上群星在闪烁”的同时，深陷绝望之中的樱为自己找到了希望，也为更多处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这里说到的“群星在闪烁”这个关键词组，使得我们立刻就会联想到《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各卷的最后一个单词“群星”。在《神曲》原著中，但丁在此处特意而且准确地使用了表示复数的stelle而非表示单数的stalle。《神曲》的中文译者田德望教授认为，“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的和爽目的；天国是幸福和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47)，我们由此可以得知，“樱”在绝望的境地里始终抱有希望并为之不懈努力，终于在偏僻农村的森林里的女人们帮助下，从边缘地区边缘人物的记忆和传承中汲取力量，到达了“群星在闪烁”的“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或者换句话说，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樱都确信可以将鲁迅笔下的那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令人绝望的铁屋子砸开，确信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如同大江本人动笔写作这部小说前几个月在一次讲演时所引用的那样，“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是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48)其实，当大江在这个文本里为樱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的同时，就已经打破了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的铁屋子，就已经在黑暗中发现并拥有了希望和光明，尽管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从第一次正式阅读鲁迅作品算起，读者大江经历了整整六十年岁月；从发表正式意义上的处女作《奇妙的工作》算起，作家大江花费了整整五十年时间。大江在构思《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部小说期间所表示的“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决定性的”等表述，指涉的无疑就是这里所说的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如同大江于09年1月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所说的那样，“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也就是说，在我思索文学的时候，总会想到鲁迅……”(49)也就是说，在大江的整个创作生涯期间，鲁迅始终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根据这个参照系所进行的五十年调整，使得大江文学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从不见希望的《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群出发，历经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而苦心探索的《同时代的游戏》、《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等作品群，终于借助《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找到了希望，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如果说，“鲁迅和克尔凯郭尔并肩站在深不见底的、黑暗的绝望之海上一同寻找着希望”(50)的话，大江便是从他们倒下的地方出发，经历了万般艰辛后，终于在远方的黑暗中发现了光亮，那便是大多数人的光亮，孩子的光亮，未来的光亮，人类文明的光亮！
*此题名引自于大江健三郎著《さようなら、私の本よ！》(東京：講壇社，2005年)封面腰带文字“絶望から始まる希望”。
注释：
①(16)(19)(20)(49)大江健三郎著，翁家慧译：《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文汇报》2009年1月22日第10版。
②此处的时间应为大江本人口误。大江家族墓地的墓碑文字表明，大江的阿婆于1943年9月5日去世，享年76岁，父亲大江好太郎则于1944年11月20日去世，享年50岁。
③大江健三郎、尾崎真理子著，许金龙译：《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页10。
④大江健三郎：《戦後時代のイメ一ジ·天皇》，“厳粛な綱渡り”(東京：文芸春秋新社，1967年)，页19。
⑤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为推行国家主义教育，于1941年模仿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将普通中、小学改制为所谓的国民学校，其学制分为初等科六年，高等科两年。该体制于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废止。
⑥⑦⑧⑨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4、13、14-15页。
⑩《呐喊·故乡》。
(11)(12)(13)筱原茂：“大江健三郎文学事典”(东京：森田出版，1998年)，第476、482、482-483页。
(14)大江健三郎：《犬殺しの歌》，“持続する志”(東京：文芸春秋社，1968年)，页425。
(15)《呐喊·白光》。
(17)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奇妙的工作》，《人的性世界》(作家出版社，1996年)，页113。文中黑体为引文者所加。
(18)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别人的脚》，《人的性世界》(作家出版社，1996年)，页127。文中黑体为引文者所加。
(21)《野草·墓碣文》。
(22)大江健三郎著，李庆国译：《死者的奢华》，《人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34。
(23)大江健三郎著，李庆国译：《人羊》，《人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19。
(24)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教养院少年》，《死者的奢华》(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页255。
(25)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北京讲演二○○○》，《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页78。
(26)(29)(31)大江健三郎著，李薇译：《北京讲演二○○六》，《大江健三郎文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9-10、1、2-3页。
(27)(48)《华盖集续篇·记谈话》。
(28)(39)《呐喊·自序》。
(30)大江健三郎：“中国の若い人たち、子供たち”，“写真中国の顏”(東京：現代教養文庫，1960年10月)，页146。
(32)白土吾夫：《中国訪問日本文学代表団の三十八日の旅》，“写真中国の顏”(東京：現代教養文庫，1960年10月)，页178。
(33)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我在暧昧的日本》，《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页96。
(34)(35)(38)大江健三郎著，李正伦等译：《同时代的游戏》(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52、252、455页。
(36)《呐喊·狂人日记》。
(37)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被偷换的孩子》(译林出版社，2008年)，页237。
(40)同前注5，页21-22。
(41)许金龙：《为了历史、现在和未来》，《两百年的孩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页6-7。
(42)同前注39，页13。
(43)许金龙：《译者序·“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页1-2。
(44)(45)(46)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209、156页。
(47)田德望：《译本序·但丁和他的〈神曲〉》，《神曲·地狱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页21。
(50)同前注5，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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