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仡佬族论文,贵州论文,身份论文,民族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0）11-2089-10
1 引言
“身份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1]，是自己怎样与别人区分开来的问题，有性别、阶级、民族等多种身份维度。认同则是个体或群体对身份的追寻、确认[2]。民族认同是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包括认识、态度、行为、归属感等[3]。有两种理解：一是行为上的民族认同；二是符号上的民族认同。前者是易被观察和测量的民族特征的外在表达，这些特征包括语言、族群关系等；而后者是指认同的心理特征包括个人的族群知识和自豪感[4]。
民族认同的研究主要从自我认同、态度和情感三方面进行，包括群体归属感、承诺、自豪感，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语言知识、行为和价值观等[5]。人类学家对民族认同提出了“根基性”、“工具性”、“历史记忆”等多种理论解释。以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根基论者认为族群意识是建立在出生事实这种“既定事实”基础之上的，而“工具论”者认为是通过族群互动决定族群意识，如Barth的“族群边界”，强调生态环境与政治经济变迁等原因[6]。Keyes等综合了两方面观点提出的综合论既强调文化共享，也认为群体社会生活的实际利益共同建构族群认同和行动[7]。近年来，东南亚的民族认同研究提出了分类族群的社会互动建构解释，比如，林曜同就认为台湾的族群建构是由全球社群、学术社群、国家行政单位、研究主体之族群（如原住民、邻近各族群及相关族群）之间的互动[8]。民族认同的建构被认为与“时间性”相关，中国现代民族认同有“现在—未来”、“现在—过去”两大建构路径，前者是依据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规划，后者是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9]。
民族精英深谙民族文化精神，拥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和资源，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民族与全社会的生存及发展方向，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10～11]。他们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17]，尤其在民族活动、民族文化传承及变迁中最为重要，起到强化族群凝聚力和认同的作用[18～21]。因此，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应对过程中，精英群体的作用不容忽视。但精英如何看待自身民族身份，以及哪些因素在影响其民族认同，是民族精英发挥影响力的基础问题，也是如何进一步推动民族地方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础。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系由濮人经僚人演化而来。古代分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湘西、川南、滇东北、桂西北一带，在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国西南历史上著名的“夜郎国”[22]，有“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之说[23]。到2000年，仡佬族有579357人，其中90％以上集中分布在贵州省务川、道真两个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其余则散居在贵州石阡、正安、大方、织金、镇宁、关岭、普定、贞丰、六枝、水城、安顺、平坝等县（图1）及广西省隆林县和云南省麻栗坡县等地。仡佬族从原贵州世居的主体民族缩变成隅居黔北及零星散落在其他地方的边缘民族，与汉族、苗族、布依族和土家族等民族杂居，文化特征逐渐模糊，民族地方发展与文化多样性问题也刻不容缓。
图1 贵州省仡佬族分布图（根据《贵州省地图集》（2005）绘制）
Fig.1 The Gelao minority distribution in Guizhou province(according to the atlas of Guizhou province(2005))
研究采用体验式观察法、田野调查和结构式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2009年8月21日、22日在贵州省仡佬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结构式访谈了35位例会代表；2009年8月3日～18日实地考察了贵州省的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遵义县平正乡仡佬族乡、贞丰县连环乡坡帽仡佬族自然村寨，与当地精英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于2010年12月25日～1月22日进行了补充调查；在2010年4月3日～15日的务川县“仡佬族祭祖”活动上对来自各地的仡佬族精英进一步进行了扩大调查。调查的有效样本71人，符合统计学对深度访谈数据的要求[24]。
在调查71人中，男性65人，女性6人。自治县精英30人，其中务川县20人；民族乡精英16人，其中平正仡佬族乡6人；散居点的精英11人，有3人为贵州贞丰县坡帽村人；另有14人为已离开居住地到遵义、贵阳等城市工作、学习、经商发展的精英。接受调查的仡佬族精英年龄在26岁～78岁之间，由老（60岁以上）、中（45岁～59岁）、青（44岁以下）组成，有公务员和村干部等组成的政治精英、教师和民间的文化精英及企业负责人为代表的经济精英，除了学生和个别教师达到研究生以上文化程度和农民身份的精英文化程度为中小学外，其余精英都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
3 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认同
通过对精英的民族身份获得、族群历史记忆、语言、服饰等文化特征、参与民族活动的情况和态度、民族情感与行为，以及对（出生地）居住地的感知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调查，精英的民族情感、文化特征和民族行为表现出：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但自治县的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则更具有切实的民族行动。精英的民族认同总体上与文化程度和年龄无关，除了老年精英在民族行为上稍弱一点外（表1）。
3.1 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
从对精英获知自己民族身份的时间和场合的调查发现，来自务川、道真的仡佬族精英普遍是于1980年代中期的民族识别或者考试填档案时获知，而毕节、大方、遵义平正等地的精英则认为自己“很小就知道了”、“父母告诉的”。可见，仡佬族精英对民族身份的意识与精英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无关，与精英的出生地（居住地）则有明显关系。各民族乡和散居点的精英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会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族群历史来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如贞丰坡帽的民族精英认为他们是“哈给”①，祖先是从广西搬来，与镇宁等地的仡佬族有着姻亲关系；而大方普纳的仡佬族自称“彝仡”②，遵义平正的精英会提及原来的红仡佬和青仡佬两个支系，建国后才统一称为“仡佬族”的情况。散居点的精英民族认同表现出强烈的“根基性”特点。
“我是仡佬族，祖祖辈辈都是仡佬族，我们那里的小孩生下来（会说话）的时候就会讲仡佬话了。”
——六枝居都村王主任，时间：2009.08.22
相反，在务川、道真、正安、石阡等地的仡佬族精英缺乏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会承认自己的仡佬族公民身份，但在族谱和祖辈口头传说中却并非是本地的、“世袭的”仡佬族，又难以用语言、服饰、文化活动等符号来证实其的民族身份。所以，这一地区的精英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不强烈，尤其是在私下交流中，一部分民族精英还会否定自己的仡佬族身份，普遍认为自己是汉族。但少数民族身份可以在高考获20分的民族加分，仡佬族自治县的县长、民族乡的乡长都必须是仡佬族人等实际存在的利益。所以，在公开场合，但他们会乐于接受仡佬族的公民身份，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典型的“工具性”特点。
“我们不是仡佬族，是‘假仡佬’……，我父亲告诉我说我们（祖辈）是从江西迁来的……”
——务川黄都邹××，25岁，在读研究生，时间：2009.08.22
3.2 精英的民族情感
来自务川、道真等地的政治精英对本民族的历史持积极、骄傲的态度，他们认为仡佬族的先辈两千多年前就能开采朱砂，是贵州“开荒辟草”的优秀本土民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者和夜郎国的缔造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情感，认为仡佬族“率直”、“真诚”。更有部分精英倡导仡佬族的“和合”精神③，并在民族会议及地方活动中，积极宣扬这一精神，以促进仡佬族人自豪感的培育，借此凝聚本民族。
“仡佬族曾经是很了不起的民族，建立了夜郎国，是夜郎国的王族……仡佬族为什么最后会败，就是提倡‘和合’，不尚武斗……”
——贵州省仡佬学会田××，73岁，时间：2009.08.15
但散居点的精英对仡佬族现状并不持积极的态度。仡佬族居住区恰是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分布区，生态环境存在不同程度的石漠化。在与汉族杂居地区流传“高山苗，水汉家，仡佬住在石旮旯”的说法，而在布依族聚居区则为“高山苗，水布依，仡佬住在石旮旯”的顺口溜，以此强调仡佬族经济较落后、住地边远、交通不便、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的地位与汉族乃至与周围主体民族的不平等，文化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等成为少数民族的标签，这些是少数民族精英对仡佬族身份持消极的态度和自卑情绪的主要原因。
3.3 精英的民族文化特征
务川、道真、石阡等地的仡佬族已不会使用仡佬族语言，日常生活已不着民族服饰。目前只有不到6000人会使用仡佬语，除了贵州贞丰坡帽、六枝居都等个别村寨说仡佬语外，其他散居在平坝大狗场、遵义平正、镇宁后山等地的仡佬族只有部分或仅只有老年人会讲仡佬语。务川、道真的极少数精英虽接受过仡佬语的培训，但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未使用本民族语言。有近一半的仡佬族精英表达了学习仡佬语的意向，但对如何学习和在什么场合使用却又难以言说。相对而言，仡佬族服饰穿戴较为普遍，大多数政治精英因为民族活动的需要，有政府统一定做或自己购买的服饰。为在民族活动场合符合自己的仡佬族身份，部分精英有自己购买的动机。
3.4 精英的民族行为
3.4.1 对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复兴 多数精英认为仡佬族全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太少，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将消亡，仡佬族文化需要挖掘、整理、传承，但研究机构和人员极少，文化传承困难。大多数政治精英会利用自身的职责和权力为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努力，以改善同胞的物质生活条件。近年来，务川、遵义平正等地的民族事务部门、文管所等部门的精英在逐步发掘整理本仡佬族文化，以满足地方文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如遵义县平正乡的仡佬族精英推动当地仡佬族学习本民族语言，将仡佬语带入中小学课堂。总体上看，政治精英的行动力要强，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活动相衔接，经济精英的影响则较为有限。
“……就是为了传承仡佬族语言，把他喊来（请李××）当村委副主任，目的就是教仡佬语，一个月政府给500元工资……”
——遵义平正乡陈××，38岁，时间：2009.08.16
“调查仡佬族母语，为濒临的仡佬语挽救尽自己绵薄之力……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仡佬族语言文化，为仡佬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尽力。”
——毕节学院张老师，34岁，博士生，大方普纳人，时间：2009.08.11
“带出了几个族人，参加了自己知道的几项活动……如有条件，小孩又喜欢，可以让小孩研究生毕业后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安顺西秀区××公司经理，48岁，时间：2009.08.21
3.4.2 对民族地方的重建与重构 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如务川自治县打造的“仡佬之源”、安顺、六枝、平正等地恢复的“吃新节”，以及遵义平正修建的仡佬族文化博览园，都是政治精英号召和推动的结果。民宗局、宣传部、学校、仡佬学会等单位和团体成为仡佬族文化发掘、展示和宣传的主力。仡佬族精英在对外打造一个鲜明的仡佬族地方形象的同时，也起到了加强仡佬族人自我意识和族群意识的作用。在务川县大坪龙潭文化村、九天天竺坳、九天母石等地方景观被认为是仡佬族具有特色的文化场所而被进行大力的重构。这一核心地方的建构对精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明确了仡佬精英对本民族地方的空间意象，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精英的民族情感。
“……（务川）龙潭仡佬族文化村要建设成为贵州省50个民俗文化村之一……，九天天竺坳、九天母石、大猿山等地较有特色，这些地方是‘仡佬之源’的重要载体……”
——务川县宣传部中主任，时间：2009.08.22
总之，仡佬族精英在民族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角色差异：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根基性”特点，而自治县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4 仡佬族精英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仡佬族精英民族身份认同在区域和角色上的差异主要源于仡佬族的地理空间过程影响着民族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和族间关系，这些因素进一步建构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4.1 仡佬族的地理空间格局变迁
古濮人分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湘西、川南、滇东北、桂西北一带，自“卜人以丹沙（砂）”、响应周武王伐纣，秦开五尺道，汉与魏晋时期在濮人地区的郡县制、隋唐两宋时期在湘西、川南部分及乌江以北广大的仡佬族居住区的经制州下州和乌江以南仡佬族地区的羁縻州，直至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央王朝势力的强势推进，以及夷人东进、南蛮西迁和百越北上，使仡佬族居住地范围急剧缩减，并最终形成了今天仡佬族的空间分布格局。强势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文化推行对仡佬族带来巨大影响。大量汉人进入，汉文化与政治势力的推行，使整个黔北地区的仡佬族汉化程度最为严重。务川、道真、正安等地的仡佬族语言、服饰、习俗等文化特征逐步消失，族群记忆保存甚少；战争、军事镇压使迁徙到镇宁、晴隆、贞丰、广西等地的仡佬族成为当地最弱小的族群[25]，却保留着民族语言、节庆、口头记忆等族群特征。到1953年，这些散居点的仡佬族人口仅有2万多人，而务川、道真、正安、松桃、江口、石阡、思南、凤岗等县许多仡佬族人则是1983年后根据“历史依据、现时特征和民族意愿”的政策、原则恢复的民族身份，这一群体的人口在1990年增加到43万余人。
仡佬族的地理空间格局变迁和历史命运影响了当今精英的民族身份获知方式和历史记忆，是仡佬族精英在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行为上区域差异和角色差异的地域基础。
4.2 仡佬族精英身份建构的地域差异
如前所述，除了散居在各地的仡佬族族群身份主要是由家庭和族群建构外，松桃、江口、石阡、思南、凤岗、正安、道真、务川等县的仡佬族民族身份是1983年后民族恢复和识别中确认的④。根据对务川县1984年民族识别小组申茂凡主任的访谈获知了这一详细过程：
“解放前，（务川）不晓得（不知道）谁是仡佬族，解放初期也不晓得（不知道）谁是仡佬族。1983年，省民委在凯里开会，统战部就说务川有少数民族。……湘鄂川黔四省边界有相当部分群众要求恢复民族成分。国家有政策（民族成分恢复）；周边有彭水、沿河、道真都在搞（进行）民族识别，群众有要求。1983年4月21日，县委县政府成立民族识别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牵头，组织19个科局级干部，聘请61个高中以上知识青年，8个工作组到8个区。由省民委专家组、遵义行署和平坝、仁怀、平正1950年代就是仡佬族的代表等共同确认。根据史书的记载和现时的文化特征，农村群众写申请，张榜公布，群众认可，村里盖章，公社批准，县里复查。城里机关干部是本人申请，机关公布，机关盖章，县里民族识别领导小组复查。”
——务川县1983年民族识别小组申茂凡，男，前务川县民委主任，民宗局局长，时间：2010.01.02
可以看出，1983年关于仡佬族的民族识别是由政治精英组织实施完成的，其结果是1986年先后成立了务川、道真仡佬族自治县，仡佬族人口大幅增加，从制度上完成了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建构，同时也形成了精英群体民族身份建构的地域差异。
4.3 族群历史记忆对精英民族认同的地域差异性建构
务川、道真自治县等地作为中原势力进入最早的地区，仡佬族的语言、服饰等文化消失最早，但又是汉文字记录仡佬族信息最多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仡佬族精英得以通过各类历史文献获取身份信息，并以此获得合理的仡佬族身份。如文献《逸周书·王会》的“卜人以丹沙”⑤、明《贵州图经新志》记载的“婺川有板场、木悠、岩前等坑，砂产其中……土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而采之……”⑥ 等表明务川的丹砂开采与仡佬族世居的事实。同时，仡佬族简志、县志及相关仡佬族文化的书籍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在精英群体中扩散，成为民族精英回顾族群历史的首要渠道。但这些文本历史与族群内部流传历史并不完全吻合。这一地区的大部分仡佬族精英的族谱表明其祖先从江西迁来，具有“显赫的历史”，比如务川大坪申姓族谱记载先辈来务做官、官学邹姓贩卖水银的历史⑦，与文献记载的仡佬族是贵州世居民族相矛盾。但如前所述，少数民族身份在升学和仕途发展上的好处使他们乐于接受仡佬族的身份。可见，历史记忆是形成这一地区仡佬族精英民族身份认同的“工具性”而非“根基性”的一大原因。
而散居点的仡佬族精英则获得了世代的“口承历史”，尤其对社区族群历史有着较为清晰和一致的集体记忆，这些族群记忆固化了精英对民族身份的认同。
“平正乡及仁怀市仡佬族之间有渊源和姻缘及血缘关系。如平正仡佬乡最早的仡佬族是山、罗、平、高、唐、李六姓人，仁怀市的山姓人是平正搬迁过去的，平正的仡佬族与仁怀县的仡佬族之间世代联姻等。”
——遵义平正民族文化促进传承会副会长王××，时间：2009.08.16
4.4 区域的族际差异强化精英的民族认同
族际间的文化差异对精英的民族认同有很大的影响。在务川、道真、正安等地，长时间的族际交流，仡佬族与土家族、苗族、汉族等民族都使用汉语，着现代服饰，婚丧嫁娶仪式在同一地区也相同，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很少。形成武陵山区“同住一座山，共饮三江水，婚姻互结，鸡犬相闻，庆吊互通”的民族融合局面。这一地区的仡佬族精英受不明显的族际差异影响，民族身份认同也较弱。
但在仡佬族与布依族、苗族等杂居的贞丰、关岭等地和在与彝族杂居的大方等地，仡佬族与其他民族在称谓、语言、文化上明显不同。民间流传仡佬族是“蛮夷仡佬、开荒辟草”和“地盘业主、古老前人”，所以在丧事中不丢“买路钱”，在“吃新节”中可以到其他民族的田地中采新而不被追究等族际间习俗的差异强化了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
“红白喜事明显不同，如丧事中（仡佬族）抬丧途中不丢纸钱等……风土人情、语言、衣服都不同，（仡佬族）吃新节到其他民族田地里采新时无人过问，原因是田地是仡佬祖先开的荒。”
——平坝县原民委主任，73岁，时间：2009.08.22
尽管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各个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权利，并有民族自治政策的保障。但在遵义县平正及各散居地，仡佬族作为弱势族群都有遭遇汉族或其他民族歧视的经历，给精英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而客观地明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和符号，强化了民族身份意识。
“（小时候）我们出去，别人问说姓什么，我们回答说姓田，是白果树的田家，不是平家寨的田家。一说平家寨（即平正），人家就知道你是仡佬，看不起你。”
——原遵义县政协主席田主席，78岁，时间：2009.08.15
4.5 地方重建行为对精英民族认同的强化
仡佬族分布区是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和经济极为落后的地区，“务（务川）、正（正安）、道（道真）”曾是贵州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生产力较为落后。2007年后，地方政府开始谋求以旅游发展地方经济。在贵州省民族旅游发展格局中，黔东南的苗族、黔南的布依族、黔西北的彝族已成为这些地方的象征，仡佬族理所当然被认为是整个黔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因此，务川塑造“仡佬之源”和道真塑造“仡佬族发祥地”，本质上都是重建地方的行为。仡佬族的民族语言和吃新节等民族活动相应在逐步恢复，尤其是政治精英在公共场合穿戴仡佬族服饰以突显民族文化符号，其最终目的是强化民族特征和地方特征，以此来推动旅游发展。因此，仡佬族地区精英的民族行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地域性，是地方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融合，地方重建行为强化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仡佬族精英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对同一族群尤其是散杂居族群而言，民族认同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在仡佬族精英群体上，散居点的仡佬族精英具有清晰的民族身份意识，其民族认同也具有“根基性”特点；而务川、道真自治县、正安、石阡等地的仡佬族精英民族身份意识模糊，其民族认同具有“工具性”特点。不同的是，这些地区的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有更明确的民族文化复兴行为。这一空间差异是以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为前提，相应地影响了仡佬族的族群身份构建、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等存在的空间差异：散居点仡佬族精英身份来自于族群建构，具有清晰的族群记忆和明显的族际差异；而务川、道真等地的仡佬族精英受族际差异的影响小，其民族身份来自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主导下的国家建构。
仡佬族精英民族认同表现出的空间特征给民族地区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带来严峻的问题。散居点的精英虽具有“根基性”的民族情感，但其掌握的民族资本有限，难以发挥其影响力；而自治县的精英虽有较多的资本优势，但其“工具性”的认同特点，其民族认同的行为表达是否可以持续尚待进一步观察。因此，要促进民族地方的持续发展，精英尤其是聚居区精英的身份认同首先需要认清其“根基性”和“工具性”问题。
本文以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在贵州仡佬学会上与来自各地的精英进行了访谈，同时实地考察了三个不同空间分布、不同人口规模和不同行政级别的仡佬族分布地，尽量客观地选择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但鉴于仡佬族分布情况的复杂性，难免有不全之处。同时，部分访谈资料需要进一步引证，比如《九天大濮史录》一书记载的仡佬族文字，尚未得到权威专家的认定，尚有待其他学科的研究。
“认同”作为近年来文化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迁移族群的认同、后殖民时代的国家认同、民族主义和族群的地方认同等为主要研究对象[26～31]。中国少数民族正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西部旅游开发将各少数民族带到了经济发展的前台，这些群体的族群认同应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界关注的对象。但民族认同又是一个研究较多而又极为复杂的话题，对于地理学而言，如何运用学科特点，结合当今学术前沿的空间、地方、景观等话题来研究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索。
致谢：感谢本文所有受访者和相关单位的支持。感谢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学生邹细霞的野外协助调研和高渐飞同学对本文图表的制作。
收稿日期：2009-12-30；修订日期：2010-07-21
注释：
① 仡佬族有“稿”、“哈给”、“多罗”和“阿欧”等几种自称，按自称的不同，语言学家将仡佬语分为四种方言，即“稿”方言、“哈给”方言、“多罗”方言和“阿欧”方言。见周国炎《仡佬族母语生态研究》，第145～146页。
② 东汉以后，彝族先民从滇东北迁入贵州西北以及中西部地区，势力逐渐强大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对仡佬族影响很大。现在，大方、黔西、水城一带的仡佬族仍称为“彝仡佬”。见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第111～117页。
③ 贵州省仡佬学会在贵州民间发现一本《九天大濮史录》，书中记载仡佬族以“和”为信物，倡“合和”，说“天地万事，多有不同，不同则争，争则乱，乱则败，败则衰，衰则亡”。见2009年2月2日《光明日报》，《一部“天书”揭开仡佬族历史之谜》。http://www.gmw.cn/01gmrh/2009-02/02/content_883160.htm。
④ 务府报（1984）3号“中共务川县委、务川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务川县民族识别工作会议记录》的通知”；务府报（1984）13号“务川县人民政府关于恢复部分群众仡佬族苗族土家族民族成分的工作结果报告”；务府报（1984）81号“关于颁发《恢复民族成分通知书》的通知”。
⑤ 周宝宏．《逸周书》考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96～198。
⑥ （明）沈庠（修），赵瓒等纂《贵州图经新志》。
⑦ 务川大坪申氏族谱《邵阳申氏创修通谱（艺文录勘订本）》、官学邹氏族谱《范阳谱集（同治十叁年甲戌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