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垦的光辉道路——改革使国有农场焕发青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场论文,光辉论文,道路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垦，或者说中国国有农场，是世界农垦历史上光辉的一页。40多年来，它有创业的光辉，给国家人民的巨大贡献，也走过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曾经一度陷入困境，失去了发展活力。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中国农垦的发展开创了新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农垦摆脱了困难，创造出新的辉煌。
这组专题报道向大家展示的正是中国国有农场所经历过的一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改革是国家兴旺、繁荣之路。
我国的国有农场，在改革前的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国有农场的发展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国家在发展国有农场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广大农垦职工也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做出了很大牺牲，但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不甚相称。从1950年到1978年的29年中，全系统国有农场只有10年盈利，却有19年亏损，盈亏相抵净亏30多亿元。特别是1967年至1978年连续12年亏损，靠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12年亏损总额达37亿多元。国有农场不仅不能依靠自身的积累去扩大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农场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开荒建场初期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开荒建设，推动国有农场的迅速建立和发展，完成国家交给的特殊任务，曾起到了积极的历史性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尤其是从大规模开荒建场转入正常生产经营之后，这种体制就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国有农场的改革也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几年来，国有农场系统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围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制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
第一项大的改革是改革统收统支的财务体制，实行财务包干，解决了农场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
建国以来，国家对国有农场在财务上一直实行统收统支的办法，农场有利润全部上交国家，一切开支由国家拨款，亏损全部由国家补贴。这种财务制度弊端很大，由于盈利全部上交，企业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职工也不能从盈利中得到好处，便丧失了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的原动力；由于农场出现亏损有国家补贴，靠国家补贴农场再生产照常进行，职工工资照发，农场和职工对亏损不承担责任，就没有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压力；由于缺少动力和压力，经营好坏、盈亏多少一个样，使农场养成了“花钱向上要，亏损国家报”的依赖思想，从而陷入长期亏损。
所以，农垦系统的改革第一步是从改革财务体制开始的。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专文，批转了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办法》，决定对农垦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亏损不补，有利润自己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可以贷款的财务包干办法”。根据各地农垦企业的历史情况、生产条件、经营项目、盈亏状况各不相同的实际，对不同情况的农垦企业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财务包干办法：(1)对一般国有农场，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盈利留用，亏损不补；(2)对橡胶农场、各级农垦部门直属的工业企业和少数利润大的国有农场，实行包干上交，结余留用，短收不补；(3)对少数条件差，暂时还有亏损的国有农场，实行定额补贴，结余留用，超亏不补，限期扭亏。在“七五”和“八五”期间，虽有所补充和完善，但基本上维持了这一包干办法。
实行财务包干与原来的统收统支相比是一个巨大的改革措施。它使国家与农场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包干的形式固定下来，国家和农场在实现的利润或减亏中各有所得，该农场得的国家拿不走，农场多盈利多得，少盈利少得；该国家得的农场不能少交，农场出现亏损或超亏国家也不给补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农场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使农场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从而从利益机制上调动了农场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加快发展、提高效益的积极性。实行财务包干的当年就一举扭转长期亏损的局面，由上年亏损9000多万元转为盈利近4亿元。从此，国有农场走上了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
包干后1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有农场的亏损补贴比前16年减少46亿元；包干前国有农场办社会、管社会和承担特殊任务的支出都是通过财政统收统支解决的，包干后16年农场这方面的支出累计160亿元，其中财政只拨给52亿元，其余基本靠农场财务包干结余解决，等于财政减少支出83亿元；此外，包干后16年国有农场系统上交利税和能交基金110亿元，比包干前16年增加80亿元，财政增收节支共达209亿元。实行财务包干，国家和农场都得到了实惠。
第二项改革是改革农业经营体制，在大农场之下，兴办以职工家庭农场为主的多种形式小农场，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解决了职工吃农场大锅饭的问题。
改革前国有农场的农业经营体制，基本上照搬了国有工业企业的一套办法。在管理上，高度集中统一，基层单位和职工无任何生产经营自主权；在生产上，集中劳动，“大呼隆”；在分配上，实行固定等级工资制，职工端“铁饭碗”，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这种体制也不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制约了国有农场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寻求更适合农业生产特点和发挥职工积极性的经营体制，从1979年国家对国有农场实行财务包干的同时，着手改革农业经营体制，实行以“定包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即任务到组、责任到人、定额计分、以分计奖。1981年在一些极困难的农场推行了联产承包到户的形式，取得了显著效果。1983年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职工意愿，普遍兴办以职工家庭农场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小农场，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到1988年，共办起家庭农场116万个，其余的也都根据实际情况，办起了联户承包、机组承包等形式的小农场，近两年还出现了一些租赁制、股份合作制小农场，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已经形成。家庭农场和其他形式的小农场在大农场统一经营的层次下面，生活费、生产费自理（即农场不再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垫支生产费用，由职工自筹资金解决），自主经营，定额上交，自负盈亏。
这一改革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第一，经营形式由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改为国有农场和家庭农场两个层次的经营。职工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生产经营者，发挥了职工分散经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国有农场对职工家庭农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事，实行统一经营，并配之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把众多分散的小农场联结到大农场周围，又使国有农场的规模经营、大机械化、科学种田等整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第二，劳动形式从集中统一劳动改为分散劳动和必要的协作劳动。职工掌握了生产劳动的自主权，可以根据生产经营和自身特点，自主安排劳动时间，在完成承包任务后可以自主地发展多种经营，这既创造了新的社会财富，又增加了职工收入。第三，分配形式由等级工资改为联产计酬。职工的收入与最终经营成果挂起钩来，并推行自费经营，鼓励职工购买和拥有农机具等生产资料，职工多劳、多投入资金、多产出便可多得，少劳、少投入、少产出就少得，这使职工劳动积极性和向生产自费投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实现了劳动效益、技术效益、规模效益的优化组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增长。
第三项大的改革是调整产业结构，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
国有农场经济是区域经济，地域大，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多种行业的优势和潜力。但传统的社会分工和行业垄断，只准国有农场搞农业生产，提供初级产品，不许办工业，更不许经营商业，当初办起的一些粮油加工、农机修配等工业多系自给性质，属非商品生产。这种把生产、加工、销售人为地分割开来的体制一直延续了30年，导致国有农场的产业结构极不合理，资源优势不能形成经济优势。
197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我国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农垦系统积极响应，当年就确定了36个试点单位。1979年国务院又以国发〔1979〕183号文件批转了《关于尽快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座谈纪要》，推动农垦系统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各地国有农场在抓好农业这个基础，保证粮、棉、胶、奶等关系国计民生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按照商业开发市场，工业开发产品，农业开发资源的思路，组织商品生产，大力发展工业和商业，走出了一条种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的路子，出现了农工商各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局面。1994年，农垦工业企业（含场办工业企业）发展到12375家，商业企业（含场办商业企业）发展到19120家，非农产业的职工人数占到全部职工总数的45%，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农垦国民生产总值的59.5%。农垦工商业已成为农垦经济的重要支柱。
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对推动农垦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第一，国有农场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本地资源状况，从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的综合经济效益出发去组织生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加速了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第二，国有农场可以在场内各行业间进行利益调节，把通过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获得的部分利润返还农业，缓解农产品比较利益低的矛盾，支持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可为工商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和商品，这又促进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形成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第三，开辟了更广阔的生产门路，工商业的发展，解决了大批劳动力就业问题，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又减轻了农场的就业压力。第四，由于国有农场经营多种行业，生产多种产品，承受能力也大大增强。农业受了灾，可以用工业、商业来补；某个行业、某项产品在市场上不景气，还有其他行业、其他产品来补，这就大大增强了国有农场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同时，农场还采取改革措施，调整农场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发展了多种经济成份。国有农场大多是在人烟稀少、没有社会依托的荒原上开发建设起来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农场内的事情不分大小，一切都要农场投资创办，职工子女的就业也由农场包下来。其结果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负担越来越重。1979年后，农垦领导部门在这方面实行改革，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国有农场放手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促进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国有农场已从过去全民经济的一统天下，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体，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优势互补、竞相发展的活跃局面。
十几年来，农场在改变封闭经营格局，实行开放式经营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过去国有农场自己办社会、自成体系，是完全的封闭式的经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农场敞开大门，引进来，走出去，积极发展与各方面的经济联合，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同国外的经济联系也不断扩大，从引进资金、技术装备开发农业资源、建立现代化农场，发展到与外商合资办厂，并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办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到1994年，已利用外资27亿美元，兴办三资企业1438家，建立境外企业80家。这种全方位开放式经营，使国有农场打破了封闭，扩大了发展空间。
此外，国有农场还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贯彻转机条例、产权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并着手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这些改革都对增强农场活力、发展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经过改革，国有农场摆脱了“一死二穷”的局面，以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1994年，农垦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34亿元（90年不变价），比1978年增长3.4倍；实现利税50亿元，全系统已从改革前连续12年亏损变为改革后连续16年盈利，盈利总额168亿元，累计缴纳税金178亿元；职工平均收入2910元，比1978年增长5倍；提供商品粮722万吨，比1978年增长3倍；棉花总产50万吨，比1978年增长6倍；干胶总产30万吨，比1978年增长2倍；牛奶总产101万吨，比1978年增长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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