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共性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共性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图式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的、奴隶制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和未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将其视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世界历史时代[1](P110-148)。另一种是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即根据人们的物质交换关系和人的能力的发展程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并将其视为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Pl04)在这里，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交换关系和人的能力发展状况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和递进的发展关系。
根据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图式的表述，马克思把原始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社会生产方式同自然经济相对应。因为自然经济即“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2][P104)。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对应。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所有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的形式，买和卖才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身，各种生产条件本身才广泛地表现为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3](P4-5)把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产品经济相对应。因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4](P303)。
由此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属于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历史形态，而且是典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运作方式的社会。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演进的总体进程出发，认为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交往普遍发展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必将消亡并被产品经济所取代。但是，他也指出，由于生产力、物质交换以及人的能力等发展水平的差异，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市场经济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他说，在这个阶段，虽然生产资料已归社会所有，消除了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不平等，但在产品的分配方面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的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些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旧社会的“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4](P304)。也就是说，由于惯性运动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开始时期还不能一下子消灭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这个时期的存在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果革命成功以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对这一当今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也进行过大胆的理论探索。马克思1881年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指出：第一，借助于世界市场，建立发达的物质交换系统以吸纳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4](P762)第二，扩大交往范围，克服地域上的狭隘性，建立大规模的集体生产和合作劳动。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基础上的，地域性的社会主义“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5](P86)。第三，保存公有制经济并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联结。“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4](P770)。虽然马克思没有就俄国公社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是否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作出明确回答，但从他的一贯主张来看，既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市场经济还会存在一段时间，那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可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应该利用市场经济而不能立即取消这种方式。因为一个社会完全用产品经济替代市场经济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6](P97)
二、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各国，大多受到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关于共产主义不存在市场经济论断的影响，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由于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诞生的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称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直接替代物的共产主义，由此导致把计划和计划经济直接等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市场和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方式的错误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在正确分析和总结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经验、吸收我们党已有正确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实行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说，市场经济在封建主义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7](P236)。这样，就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1985年10月，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8](P148-149)虽然邓小平已经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但因受传统惯性的影响，直到1987年2月，仍然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运作方式，党内一般的提法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2月，为了准备十三大，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因此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以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会议还强调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同时，邓小平再次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的观点。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既然是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8](P203)。显然，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本身是中性的，判断其好坏的标准是看它在什么样的社会内运行，是否有助于推动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理论坚定性和敏锐洞察力，坚决排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8](P306)这一时期，虽然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进一步提高，邓小平也从总体上说明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经济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仍然没有解决关于计划与市场究竟是不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偏见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甚至有些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搞资本主义，中国社会这样下去必然会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针对这种理论认识上的模糊，邓小平先后三次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8](P364)“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8](P367)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对上述两点作了完整概括。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P373)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最终打破了长期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点，使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后来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两种市场经济思想之比较
马克思和邓小平意识中的社会主义，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不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是否应当续存的出发点和视角也就不同。但是，马克思和邓小平对市场经济都是从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趋向和过程等方面进行认识，他们的市场经济思想存在着方法论和理论指向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马克思和邓小平都是从世界的整体发展状况出发，揭示市场经济存在的世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本质属性，商品交换、经济交往本身就具有国际性，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向全球蔓延的趋势。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9](P33)。随着资本主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6](P831)，从而所有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市场的普遍竞争之中，并导致了市场经济和普遍交往基础上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普遍存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同世界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要实现“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从而使商品、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这个更大的范围内流动，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组合。可以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经济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存续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就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指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8](P79)。“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8](P20)由此可见，邓小平一直把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繁荣建立在世界市场不断发展上。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市场相脱离的实际，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那么，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应当首先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依靠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应世界市场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适应世界市场的要求逐步形成了一个由南向北、从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二）马克思和邓小平都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物质交换手段，并根据不同的生产方式赋予其不同的制度属性。长期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壮大交融在一起，因而市场经济似乎也披上了资本主义的外衣，成为资本主义在经济形态领域的当然代表物。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形态的决定要素在于生产方式而不在于具体的经济形态及其相关范畴，具体的经济形态虽然同相关的制度形态相对应，但并不必然代表某个特殊的生产方式。他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10](P133)他认为，商品交换关系本身除了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之外，并不包括任何其他从属关系。“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10](P363)同时他也指出，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市场经济的功能和作用各有区别，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能会强化特定社会的制度属性。譬如：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1](P348)。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是作为资本存在的要素，资本由于天然的本性要不断越出一国国界征服全世界，这样作为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也就推广到了全球，并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当今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折和弊病，积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文明成果，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邓小平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全面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多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都可以利用。同时，邓小平也看到，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虽然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它“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7](P236)。所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要坚持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加以操作，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而保证社会主义不因为搞市场经济而丧失其制度属性。他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8](P149)
（三）马克思和邓小平都把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人的全面能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指标。马克思在考察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能力发展问题。他提出，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前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从而使人摆脱了对人的人身依赖关系。但由于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基础，资产阶级统治的目标是建立对商品和资本的占有，这就使人又开始屈从于物的异己力量的支配。由此，马克思在认识社会主义时，一直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指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将“合理调节人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2](P112)。在马克思看来，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能力发展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就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人身依附状态。20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摧毁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长期以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市场经济建立初期机制的不健全，商品交换固有的物化的性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倾向于物化的特征也毫无例外地在我国社会上表现出来，如惟利是图、金钱至上、权钱交易等。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即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说：“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8](P144)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是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他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注重生产力和物质交换关系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把推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指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13](P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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