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对美国研发投资集群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集群论文,跨国公司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了不同价值环节的资源流动与配置。这其中，以R&D对外投资形成的空间本地化(localization)或说集群(cluster)现象尤其引人关注。比如，在美国硅谷聚集了各国IT业的R&D机构，而北卡罗来纳地区的三角地带则聚集着大量的生物制药R&D等。R&D海外投资集群不仅大大提升了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设施的规模与效能，而且会对东道国区位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根本影响(即所谓全球创新网络的“节点效应”)。也因此，研发全球化趋势下R&D对外投资集群现象及其影响效应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研发全球化与研发投资集群理论
按照主流跨国公司理论学家邓宁的“折衷范式”(OIL Paradigm)，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区位选择，即区位决策的同时往往要考虑企业进入模式及进入的产业选择等关联因素，这一特征使得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成为一种复杂的现象。但在传统理论中，由于区位被限定为国别单元，区位选择优势被视为国家的所有要素禀赋(物质与社会的资源要素，即一国总体生产函数中的各项变量)。这一限定随着跨国投资的日益深入反而变得不相适宜：从最新的市场供给与需求变化特征来看，市场需求由过去的单一规模化产品满足正转向客户多元化需求满足；市场供给则由于信息与技术的突破进一步降低了进入壁垒。二者的变化意味着在海外更多地响应并提供当地化服务变得重要；同时海外机构自身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也更为突出，原先完全依靠母国提供支持的做法正逐渐发生变化。特别对身处海外科学与技术中心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来说，它所从事的知识创新与发展活动对于母公司乃至整个跨国公司体系都可能至关重要。上述变化表明，跨国公司的价值链运营出现了地区裂变与重整的契机，这一地区裂变与重整突破了简单国别范畴，它可能形成于一国内部、自由贸易区或一体化区域内部的某些地方，即对外投资的空间经济分布意义变得更为突出。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决策考虑与其地理投资行为的联系越发密切。例如，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有助于解释跨国公司进入一国市场的选择。由于这些信息流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海外子公司的独立性也逐步增大。这样海外子公司就可能面临三重潜在的冲突择决：如何协调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以及跨国公司体系内其他子公司的关系，如何处理自身的管理以及如何处理子公司与东道国商业网络中的合作伙伴包括当地政府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恰恰需要主流跨国公司理论与地理经济学的融合。亦即对于主流跨国公司理论来说，应将“折衷范式”中的区位优势进行更为深入的细化，即从国别单元的比较研究转为对国家内部次域一级的研究；对于地理经济学理论来说，则要发展出研究跨国公司区位决策更为精确的微观分析方法，特别是对跨国公司组织行为进行深入的探究。显然，两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跨国公司的组织决策是如何与其地理投资行为相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开始受到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视，并成为解释跨国公司区位决策的最新利器。
产业集群(Cluster)理论的重要渊源主要始于20世纪2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关于集聚经济学的讨论。对于历史上经常会出现某个地方专门生产某种产品的空间集中现象，马歇尔认为正是基于以下三大因素的外部性影响所致：当地信息扩散、共享当地劳动力池以及非贸易投入品。波特吸收了马歇尔关于三要素的解释，并强调了当地信息扩散对企业与区位竞争力的影响。按照波特的理论，某一区位的吸引力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提升区位中企业的竞争优势。将这一逻辑运用到跨国公司研究中，区位优势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表现为：区位可以提供对跨国公司有价值的资源，比如良好的运营设施(包括物质设施与人力配备)；通过有意无意的知识流入，区位可以为所在企业提供从领先企业学习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某一区位的相关特性可以组合一起得到强化，进而形成“自增强效应”的良性循环，这使得在该区位投资的优势相比其他地区变得更加明显。在上述基础上便会导致“竞争性产业集群”现象的产生。波特因此将集群这一概念定义为，“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竞争性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这些企业与区域内其他产业之间或者具有密切的供应商-客户联系，使用共同的技术，或者共享专业化的劳动力投入”。通常，该类产业集群被认为会围绕着区位中具有最大竞争优势的“驱动”企业或机构而形成。
波特的上述观点对于主流跨国公司理论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他的研究使区位优势(L)可以深入到更多具体地理单元中，特别是一国内部形成的某些产业集群地域；同时也便利人们近距离观察企业“战略单元”(研发、营销等机构)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但是在将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应用于跨国公司R&D对外投资研究时我们发现，理论上仍然存在着两个困惑：其一是关于产业集群的空间限制。在波特模型中，基于信息外溢所产生的竞争优势，它所适用的地理区位到底有多大并未加以详细界定。而从实际的观察来看，在跨国公司R&D集群区位，由于信息外溢的动态性，这种竞争优势常常可以扩散到集群中心(比如单个都市区位)之外。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便是：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其R&D设置到底选择位于某一特定的集群中心还是临近的地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其二是关于产业集群的时间限制。即进入与退出产业集群的时机选择。理论上，跨国公司R&D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某一地区的产业集群往往是不确定的，跨国公司的介入程度取决于对当地产业集群结构的判断。由此也导致了一个问题的产生：即跨国公司R&D组织什么时候会选择从某一集群中退出？这一权衡包括了对进入集群的成本考虑以及退出集群的机会成本的考虑。
对于波特理论解说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应用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相关工具进行完善，这里我们借用科斯，特别是威廉姆森发展出的交易成本分析法(“市场还是层级”的抉择)予以讨论(主要基于信息与知识交易的影响视角)。按照交易成本理论，跨国公司存在的合理性在于这一组织模式是经由企业内部将信息交易成本进行了最小化安排。运用这一分析方法考察R&D产业集群中企业的性质，以及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与交易本质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逻辑：判断产业集群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观察集群的信息交易成本是否锁定在一组集群企业内部进行安排。进一步来说，对于要素价格相对较高的R&D集群区位，我们可以推断：跨国公司选择进入该区位集聚的条件当且仅当跨国公司R&D组织的信息交易与内部化安排与所在产业集群中的信息交易特征可以很好地协调。也就是说，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法要求我们在研究跨国公司R&D集群时，要将企业微观的R&D行为与产业集群中观层面的特征进行有机的联系(即综合考虑企业特性与产业区位的双重影响)。以知识外溢为例，在研究确定跨国公司R&D投资与产业集群的关系时，关键在于分析R&D企业是如何看待区位集群中的知识外溢收益与成本。尽管许多R&D企业对于外部知识流入持积极态度，但是在评判知识流出的效应时，不同产业结构特征会影响到企业的决断。比如知识流出的一般效应包括私人成本效应与社会成本效应，前者通常被认为会起负面影响，即知识流出相当于企业自身智力资本的外溢；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公共产品特征，如果知识外溢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循环从而强化了区位的本地化知识库，那么这种外溢将因吸引其他知识含量更好的R&D企业进入集群所在地，最终也会导致更多的知识流入。这时私人收益反而大大超过其成本。因此知识流动对R&D企业的集群区位影响不一，而R&D企业对知识流动的态度取决于它对上述两种效应的评判。
二、研发全球化的最新趋势与发展特征
服务全球化是近1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具特色的阶段特征，其影响广泛而深刻。2006年，世界服务出口总额达2.74万亿美元，进口2.62万亿美元。服务业跨国投资增长更快，占全球跨国投资流量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45％，到2006年已超过64％，规模超过7800亿美元。与此相适应，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财富》500强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2005年达到281家)。服务业的迅速崛起带来了对服务需求与服务创新内容的广泛关注，这其中，以R&D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包括传统制造领域的R&D服务以及诸如信息、金融、物流、商务服务等服务业中的R&D活动)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
仅以服务业的R&D增长率来看，美国国内的服务业R&D增长率从1997年的20％增至2002年的40％，欧盟25国中20国的这一增长率同期由11.7％增至15.1％。2003年，美国国内用于R&D支出的金额达到2846亿美元，日本为1353亿美元，德国613亿美元，法国385亿美元.英国340亿美元，中国为186亿美元；而从R&D研究人员数目来看，OECD2003年的一份报告表明，美国拥有全世界第一多的研究人员，其数目达到130万人；中国位居第二，研究人员数目为74.3万人；日本为64.8万人，俄罗斯50.5万人。2007年11月12日英国政府公布的《2007年全球企业研发排行榜》显示，为应对全球竞争日益加剧的局面，全球大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增长加速。该统计显示，2006年全球1250家顶尖企业在研发方面共计投资2439亿英镑(合5100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10％。美国在该领域继续领先，并与其他地区拉开距离。美国研发投入增长13.4％，达到986亿英镑，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40％。日本的研发支出增长5.7％，研发投入达到423亿英镑，仅次于美国。欧洲的研发投资增长8％，达到866亿英镑，其中德国、法国和英国占其中近2/3。德国和法国的研发支出增长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而英国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1.9％。上述数据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研发全球化浪潮掀起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一直把持着国际技术创新的领先地位，在美、日、欧“铁三角”之间的R&D投入规模与地位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R&D全球化发展的整体态势分析，它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是多样化的R&D全球化动因。一般来说，企业R&D服务全球化的主要动因包括：针对海外市场进行产品客户化改善与适应；对海外生产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战略上考虑接近国际领先的创新、技术等科技资源禀赋中心。但对不同类型企业来说，其海外R&D服务动机也存有较大差异，其中市场开发型的FDI进行产品开发与应用研究的R&D活动较多，而从事效率投资型的FDI进行基础研究方面的R&D活动较多。其二是许多发达国家R&D海外投资的产业具有高集中度，尤其在生产全球化优势比较明显的领域比如汽车、医药、IT等表现突出。这表明，跨国公司在进行从生产全球化到研发全球化不同价值链形态的部署与扩张当中，其竞争优势的移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三是企业R&D全球化的组织(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与应用研究方面的机构设置)越来越趋向实施战略联盟，从而满足分摊巨额研发成本和增强协同竞争与灵活性的需要。最后是就企业R&D全球化的区位分布来看，以美国、欧洲与日本为核心的主三角地带集中了全球80％左右的R&D投资；而就新兴国家与转型地区来说，则以东亚地区与南美的巴西等地为主。
三、外国公司对美国研发投资规模与发展水平
美国自二战之后一直是世界经济与科技创新中心，随着日本、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深，发达国家之间的FDI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FDI流动的结构也日趋高级化，从而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的R&D投资浪潮。总体来看，外国公司在美国R&D开支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达到一个水平——约9％，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迅速上升至14.1％。1991年，由于经济衰退，外国公司在美国R&D开支下降，导致这一期间比例降为13.1％。从1991年之后，外国公司的R&D开支一直呈增长趋势，到1995年达到16.3％。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外国公司在美R&D开支一度降至10.9％，但自1998年之后到2001年，这一比例很快恢复到13％左右，并自2002年以来，这一比例一直稳定在14％左右的水平(见表1)。
以增加值计算，所有外国在美子公司R&D支出当中，六个最大的投资国子公司所占比例超过80％(表2)。外国子公司R&D支出占比最大的是由英国和德国拥有的海外公司，各自占比在20％以下。其中英国在美国制造业子公司R&D表现显著，特别在化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领域。德国在美国子公司R&D支出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子公司，比如化工与运输设备产品。2006年，制造业外国子公司R&D支出占了所有在美国的子公司R&D支出的绝大部分(73％)。在制造业领域中，又以化工与运输设备分领域所占R&D支出比例最大。从国家所有权角度分析，在美国的外国子公司R&D支出增加额最大的是英国与瑞士拥有的海外公司。而从这两个国家在美国的子公司来看，这一增加额主要体现在现存的医药类子公司中。在美国的外国子公司R&D密度—通常以R&D支出除以增加值衡量—在三大制造业中比例最高：化工业(22％)，计算机与电子产品(15％)，以及运输设备(11％)。从分国家来看，R&D密度最高的当属瑞士与德国拥有的海外子公司(各自占10％)，这反映出这些国家在诸如医药等R&D密集行业中海外子公司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据2005年的数据变化来看(该年度对于所有美国R&D运营企业的数据披露的比较全面)，在诸如基础化工和医药等制造业产业中，在美国的外国子公司R&D支出占美国R&D开支的比例超过20％。这一高比例的原因在于这些产业当中，外国子公司的市场准入能力非常强以及许多外国跨国公司将美国作为其从事R&D活动的中心。相反，在专家、技能与科技服务领域，外国在美国的子公司占美国私人R&D支出的比例只有5％。这一现象反映了外国直接投资在该产业相对实力比较弱一些。
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与国家科学基金(NSF)年度统计的公司数据揭示，从1987年开始到2006年，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R&D开支以年均11％左右的速率增长，实际上已远远高于美国公司在本土R&D开支增长。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R&D开支从1987年的65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172亿美元，增长了164％；而美国公司在本土R&D开支从1987年的629亿美元增长了近100％，达到1996年的1253亿美元。从1997年开始到2006年，外国公司在美国子公司的R&D开支又从172亿美元增加到343亿美元，增长了近100％；同一时期美国国内所有公司本土R&D开支从1997年的1577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262亿美元，只增长了43％。20世纪90年代初，对美国R&D投资居前六位的发达国家主要是瑞士、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1993年)，而到2006年，前五大国家依次为英国、德国、瑞士、日本、法国、加拿大。上述国家投资额的增长比例呈现出较大的变化(表2)。
在上述国家中，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位居前六国对美国R&D投资额的首位，但到2005年、2006年，加拿大已经成为前六国当中排名最末的国家，并且其增长额极其有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在美国的研究设施支出从1987年的3.07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21亿美元，是六个国家中增长率最快的。1996年，所有在美国的外国公司R&D开支中，日本名列第四，居于瑞士、德国与英国之后，日本公司所占外国公司在美国R&D开支份额比例(12.1％)也仅次于英国(14.1％)、德国(18％)，但比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10％)、荷兰(5.5％)还高。进入21世纪，日本在美R&D支出的这一快速增长趋势一直得以延续，从1996年到2006年，日本在美国的R&D支出数额增长了近100％，达到40亿美元，仅次于英国与德国。英国是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美国R&D投资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其R&D支出从1996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68亿美元，增长了172％。德国同一时期R&D支出增长了116％。从表2中可以看出，排名前五位的主要外国发达国家在美国的R&D研究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国家对美国高技术产业市场准入所具备的有利条件。
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私营企业的R&D投入逐步增加，自1982年开始首次超过政府的R&D投资并逐渐成为全美R&D投入的主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之后，美国私营企业R&D经费投入一直保持在比美国政府R&D投入增长一倍的水平，尽管2001-2003年因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国内私营企业对R&D投入增长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1900亿美元的水平，而同期政府R&D投入尽管有所增加，但其总量仍维持在900～990亿美元之间。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来看，美国企业R&D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在2％～3％波动。庞大的R&D经费投入保证了美国研发的水平与实力，也大量吸引了其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R&D设施的跟进投入，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创新投入循环。
四、外国公司对美国研发投资产业集群分布
从外资R&D在美国产业投资重点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生物技术与医药、化学与原料、电子及汽车技术。其中生物技术与医药领域投资规模居于首位，达到25亿美金。但从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电子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95-1998年间，计算机制造、通讯硬件设备、软件和相关服务的总和平均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在同一阶段，信息技术的投资占美国企业资本投资的60％。平均每天有20个技术和电子通信新公司成立。1996年，信息技术领域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领域共雇佣740万人，平均年工资为4.6万美元，而当时全美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仅2.8万美元。到2006年美国近一半的工作岗位由信息技术主要生产者及其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提供。这些岗位的工资显著高于其他工业领域。美国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也吸引了这一时期外国跨国公司对通讯、电子信息、计算机等领域研发资本的跟进，2005年与2006年统计的外国在美国的子公司R&D支出中，以R&D密度衡量，计算机与电子产品位居制造业前三名(表3)。
从表4中可以看到，1996年，外国公司在美国子公司将近37％的R&D投入是在通讯设备、视听与视频产品上。外国资金在这些产业的高度集中部分反映了在这些产业中外国商业所有权的集中(可以通过销售或雇员数目反映)。为了获得有关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相关产业所拥有的比例情况，美国经济分析局和审查局1997年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项目显示；外国公司在美国拥有的商业实体在计算机设备占了11.7％，电讯设备占了18.9％，家庭视听与视频占了63.8％，电子元器件占了13％，器械占了11.8％。而在2005年的该项统计数据表明，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而计算机系统设计与相关服务的比例则相对下降，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在美国，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外国投资曾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达到投资高潮。
从外国公司在美国所投资产业的R&D设施位置来看，大多数设施高度集中于美国国内的某些区域。从行业结构看，外资R&D机构的空间分布更能体现美国经济的地域分工带特色。以计算机和软件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行业的外资R&D机构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地区在计算机和半导体领域集中的外资R&D机构占全国的60％以上，具体如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占73.2％，半导体占75％，软件占63％。计算机与软件行业的外资R&D机构60％高度集中在加利弗尼亚州，其中外资计算机R&D机构25家，软件R&D机构31家。另一R&D设施云集的区域位于新泽西州，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周围。该州也吸引了来自欧洲与日本的大量从事IT业的R&D研究设施。外资R&D在美国的分布，其空间差异除州际之间的不平衡性外，在各州内部又有明显的空间集中倾向，即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如表5所示。
由表6知，2005年，美国前十大州占了全国产业R&D支出的2/3，共计达到1520亿美元。其中仅加利福尼亚州就占了美国全部产业R&D的22％。由于各州当中从事产业R&D的公司类别差异很大，因此美国各州表现出很明显的地区专业化或产业集群带特征。比如，2005年，汽车产业的R&D占了密歇根产业R&D支出的75％，而这一比例仅占全国产业R&D支出的5％。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制造业R&D占了全国产业R&D的19％，但它在马萨诸塞(41％)，得克萨斯(38％)，伊利诺伊(38％)，与加利福尼亚(33％)四个州的产业R&D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州也因此被认为是高技术研究与制造的区域中心：128号公路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硅谷山、伊利诺伊州的冠军县以及加州的硅谷地区。2005年，全美70％以上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公司的R&D支出主要位于这四个州，这一数字占了全国产业R&D支出14％的比例。化工制造业的R&D支出主要集中在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与康涅狄克州，这三州云集了本土强势的医药与化工产业，2005年，这三州医药与化工产业R&D支出占全国该领域支出总比的40％。相比之下，服务业的R&D支出在地区的聚集效应更为明显，加利福尼亚与马萨诸塞两州就占了这一领域R&D支出总量的40％。这一服务领域主要包括生物科技公司、合同研究机构以及早期的技术公司。这些公司与研究部门建立有密切的关系，通常也位于大的研究型大学附近。
五、外国公司对美国研发投资集群影响因素分析
从影响外国公司R&D准入美国市场的供求因素分析，有关需求(市场导向)及供给(技术导向)的考虑通常被认为是外国跨国公司R&D决策最主要的两种类型。早期研究认为，在市场导向的诸多原因中，“协助母公司满足美国消费者需求”经常被列属于外国公司R&D进入的最重要因素。例如，日本与韩国半导体跨国公司早期在美国建立R&D设施的目的在于与美国消费者更好接近，或是对其美国客户提供便利的产品与个性化服务，因此基于全球化的本地战略往往旨在满足当地生产与产品发展。但是从其他电子产品尤其是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电讯等R&D设施来看，技术导向因素对外资R&D在美国投资决策考虑起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研究者逐渐意识到R&D作为一种战略，可以通过创造新技术资产与能力维持竞争优势，这些重要的因素包括：利用人力资本，特别是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获得新知识及领先技术；发展与美国科技与工程界的联系等等。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供给驱动因素在外资R&D准入美国所有领域几乎都普遍适用，并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表现明显，比如生物技术与电子信息领域。
考虑到产业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不同变化，外资在美国研发设施的地区集群效应还受到自身组织类别与规模特征的不同影响。以信息技术领域为例，一般来说，外国公司在美国信息技术领域拥有的R&D设施往往涉及范围较大的产品如计算机软件、计算机外围设备、半导体、电讯等。但大部分外国公司在信息技术领域的R&D设施规模较小，并且只集中于一部分专业化的项目或技术的研究。比如相比欧洲竞争对手，日本在美国拥有的R&D设施不但规模要小，而且也分布在多个地区，并在每个地点只集中进行特定技术的研究部署。对这一差异(R&D研究力量规模不一)存在，Westney将之归为双方研究侧重点不同所致：日本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在美国的某一处地点只集中进行某一项技术的研究；而其欧洲伙伴公司则倾向于建立覆盖许多技术的大型中央研究设施。但即便这样，这一情况并非固定不变，例如有一部分日本跨国公司像Sony公司，正将其在美国的R&D活动通过合并致力于在范围更大的地域拓展。从这些国家在美国建立的这些R&D设施来看，大部分研究设施主要进行应用研究，其中部分活动是对现存技术发展新的应用，或是生产/改进产品以适应消费者需求，仅有少量设施从事基础研究，这包括NEC进入美国市场所设的研究机构、Philips、Siemens，Canon与Panasonic准入美国市场先后在当地建立的技术单元。但是就分行业的R&D设施研究发现，生物技术领域的R&D设施更大比例趋向于基础科学与技术活动，这表明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高水平科技能力以及这一领域当中基础科学与商业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
事实上，海外R&D的持续扩张及其在东道国主要区位形成产业集群这一现象的背后，最为重要的经验在于东道国如何理解并适应R&D活动的内在属性。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有关R&D活动本质的把握。从集群形成的角度来看，R&D对外投资集群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依附的“主核”——即R&D集群通常会围绕着区位中具有最大竞争优势的“驱动”组织或机构而形成，特别是基于区位中领先的研究大学的重要影响。R&D的这一投资集群地往往与知识型组织的集中地(知识型组织主要指大学、公立研究所等)具有密切联系。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发现，许多跨国公司R&D活动的本质在于培养一种吸收能力，这种吸收能力并非简单掌握某种新技术或创新的能力，而是一种能够将企业自身协调与控制体系进行随时调整以便最大限度跟上新技术机遇的能力。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外资R&D在美国重要区位的投资集群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具备强大吸收能力的外国跨国公司往往将其在美国的R&D活动部署在相近产业的其他公司或是大学附近(如IT业云集的硅谷集群，生物医药业云集的北卡三角地带等)，这主要因为这种R&D集群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可逆转性，这样外国跨国公司就能从在美国的R&D投资集群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其二是R&D投资集群与创新的关系把握。尽管导源于集聚经济学而产生的R&D投资集群可能成为一种最具吸引力的现象，但仅凭R&D本身并不必然促进创新，仅有R&D而想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以及有价值的经济溢出，并创造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是远远不够的，这里关键是“创新体系”的系统建立与运营。而在这方面，从美国政府到美国产业界都为此开展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创造了一系列政策与条件的有利组合以便推动创新产生与发展，包括在集群区位发展并完善技能、金融、生产、用户-厂商联系、组织的学习能力以及多层面的政府政策等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外资R&D机构在美国集群区位的投资活动才会如此积极。海外R&D的准入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上因竞争与协作关系导致了技术进步与创新成果的可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效果则是经由美国国内比较完善的产业与社会网络的作用使得这一创新活动得以迅速扩散与传递，因而在更大的商业网络与区位联系当中促进了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新的有效溢出与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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