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善[1]2003年在《凌濛初家世述略》文中认为本文在广搜博采的基础上 ,以凌迪知《万姓统谱》及有关墓志为基本材料 ,对晚明重要作家凌初的家世 ,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索 ,于凌初研究 ,多有裨益
陈郑[2]2011年在《凌濛初戏曲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四个方面论述凌濛初的戏曲活动,即凌濛初的戏曲交游、凌濛初对戏曲的评论、凌濛初对元杂剧的改编和凌濛初对戏曲的校订。第一章通过理析凌濛初与沈璟、王骥德、叶宪祖等人在戏曲方面的交游,阐述他和吴江派的关系。第二章通过对本色当行、戏曲搭架、曲分三籁三方面的论述,阐述凌濛初的戏曲理论。在文词派繁盛的情况下,凌濛初坚持戏曲应该本色当行,显示了其对戏曲本质的独到把握。而他对戏曲结构和合律依腔的强调,则体现了凌濛初对戏曲场上性的要求。第三章在探析凌濛初推崇元杂剧的基础上,论述了他在编写“二拍”时对元杂剧的吸纳。一是“二拍”的正话、入话对元杂剧的改编,二是“二拍”对戏曲典故的引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凌濛初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社会变化原因而对元杂剧内容、思想的改变,最后辨析“二拍”篇目中凌濛初所改编的元杂剧的版本情况。第四章考察凌濛初对《西厢记》和《琵琶记》的校订。凌濛初不满一些妄庸人对《西厢记》和《琵琶记》的大肆改窜,使之面目全失,致力于对此二剧的审订,表现出极力还原戏曲本来面貌的愿望。由于其校订、刊刻的《西厢记》更加接近原貌,已经成为目前校刊《西厢记》的主要版本依据。
徐辛欣[3]2013年在《凌濛初戏曲研究》文中提出凌濛初是晚明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本文以文史互证和文本细读为主要方法，力图对凌濛初及其戏曲创作和曲论思路进行整体观照。第一部分“引言”阐述选题意图与研究现状。第一章考证疏理凌濛初的生平、交游以及著述，力图呈现他生于世家大族，专心仕途功绩和与戏曲创作相随相成的一生。廓清其大概的生平事迹。第二章考析他的戏曲创作，先总体把握其创作概况，然后分别对杂剧《红拂三传》和传奇《乔合衫襟记》残曲进行考析。第三章则是通过对凌濛初曲学著作《谭曲杂札》和《南音三籁》的考辩，对凌氏的戏曲观进行浅陋的探析。
闵青[4]1999年在《《凌濛初研究》出版发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宁波大学徐定宝博士撰写的《凌濛初研究》，日前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该书３０万字，以《前言》为导，下分六章，分别系统研讨凌氏之生平和思想、小说和戏曲创作以及理论方面的成就，揭示了其著述的历史意义、美学价值和文化意蕴。书后则附以凌氏生平和著述的部分重要史料、凌
孙多多[5]2014年在《凌濛初小说理论探析》文中研究指明本选题研究对象是凌濛初小说理论，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论述，重释凌濛初已被广泛认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其不被人关注的有价值的理论。本文分四章来论述凌濛初的小说理论。第一章主要阐述凌濛初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考察凌濛初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的形成语境，包括时代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对凌濛初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进行梳理，将凌濛初置于明末的历史社会环境中，以发掘其文学思想产生的土壤。第二章深入剖析凌濛初的小说理论，将其小说理论归纳为尚奇论、娱情论、教化论，并分别论述。凌濛初小说理论中的尚奇论已得到研究者充分的关注，研究成果较多，是凌濛初小说理论的核心。本章将娱情论、教化论单独列节，并与尚奇论并提，强调凌濛初在创作中主体意识凸显的同时仍难脱时代的熏染。凌濛初的小说理论在其代表作“二拍”中得以体现，本文在各节理论论述的过程中回归文本，以更好地佐证其理论，并揭示凌濛初小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与矛盾。第三章是对凌濛初小说理论的延伸，对其戏曲理论的核心观点进行简要的阐释，并与小说理论比较，发掘蕴含在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中的作者的一贯的美学追求。第四章考察凌濛初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后人对其人其文的评价，将凌濛初置于中国文学史与文论史的洪流中，审视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并关注其对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影响。最后简述后人包括明清文人和现当代学者对凌濛初文学活动的评价，使论文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
曲玉[6]2007年在《“二拍”人物形象探析》文中指出“二拍”基本上是凌濛初个人独立创作的,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它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已由集体的锤炼跃进到个人的创造,由说话人的技艺转为作家的文学创作,由娱乐听众的手段变成教育讽劝的工具,它已成了作家的自觉的事业了。与“三言”相比,“二拍”的题材风格、思想倾向和艺术特色全然相同,可以视为一个艺术整体。作者在《拍案惊奇序》中特别申明了他的这个“奇”,不是人们耳目之外所谓牛鬼蛇神诡谲幻怪之奇,而是耳目之内的日用起居之中的奇,换句话就是写日常生活之中的奇。“二拍”涉及描写的对象有商人、儒生、妓女、小姐、僧侣、村姑、胥吏、骗子、强盗及市井各类人物,主要讲述的是这些芸芸众生的遭遇之奇。与冯梦龙的“三言”相比,“二拍”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时代。凌濛初喜欢在文中大发议论,这些议论清楚表明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忧患,大量的反映了明末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丛生,动乱频现的社会现实。本文依据“二拍”中对商场、官场、情场、江湖的描写,分别分析士人、商人、女子、侠盗、僧道等五类主要人物形象,结合凌濛初的生平,按照商旅、仕途两条线索对凌濛初的思想进行剖析。
王晓松[7]2007年在《晚明刻书的制造系统》文中研究指明版刻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的双重存在对传统艺术史与泛义历史学的阐述方式提出质疑，这个疑问在进入雕版印刷时代的全盛时期的晚明更为突出。版刻中文本与图像、物质造型之间天然的结合，为进行立体的场景观测提供了可能。对凌濛初生活场的分析，逐渐丰富了我们对晚明文人生活的认知，并得以窥见深藏在其中的文本呈现的多重意象。在我看来，凌濛初站在一个文化关系的十字路口所展现的状态正是晚明文人集体景观的一个表现，他所拥有的版刻主身份给我们打开了制造者、读者与知识所有者共同的混杂视野。制造时代的来临在对传统知识的呈现方式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对传统知识的内涵进行着颠覆活动，而在这些个场中角逐的力量透过对书刻中各因素的选择，有意无意地影响着知识世界的结构。以知识文本显现的版刻图书同时还具有着的视觉传达功能在晚明日益强大，这个强大一方面来自视觉方式的多样选择与开放的视界，另一方面来自其中所蕴涵的集体心理意识，这种意识是具有强烈的潜在个人色彩与集体口味的有机结合。它既来自社会思潮的需求，也是内在自我有异化的结果。资本主义时代的晚明，并没有能够将所有社会生产的因素达成背景意识上的统一，在晚明的文化场中，因文化背景、政策倾向等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游离出了规则经济生活的掌控。以契约达成的文化产业结构，也并不足以涵括晚明刻书的方方面面。这多重因素的混杂促成了晚明刻书市场的活跃，版刻书籍本身恰是这多重力量相互制衡的一个外在化结果。就版刻艺术而言，单纯的私人状态本就不是它安身立命之处，它是生活在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因制造或者市场经济运行所带来的消费场中所谓的统一的大众口味更多的不过是各种构成要素的想象综合体，从这个角度上说，版刻又成为一个各种意识活动的综合体。站在知识与制造、文本与图像、本体与接受者、历史与当下等等语汇的交接点上的版刻充满了混杂的暗昧。本文也正是以这种混合状态的假设为出发点来贴近这个场域，通过这层层非线性分析，发现这个场域自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制造的平面下形成相互交叉的路径。顺着刻书制造的这些交叉路径，观看晚明社会的又一个可能的面向被呈现了出来。
白静静[8]2015年在《从文言小说到话本小说：论“二拍”的文体转换》文中认为文体,简单来讲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裁或体类,是区分文章类别特征的重要标准。中国现当代文论对文体的理解和界定由模糊日益走向成熟,兼顾了古今中外的研究视野,主要涉及篇章体制、艺术结构、表现方法和语言运用等诸方面。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古代小说文体研究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明末由凌濛初创作的“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之简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是明代极具代表性的拟话本小说集。近年来学术界对“二拍”的研究视角涉及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术界逐步转变了对“二拍”的偏激认识,其价值日益得到认同。尽管文体研究思潮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以单篇著作或论文的形式研究“二拍”本事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文体转换的情况尚属空白。本篇论文旨在以“二拍”故事为切入点,探究“二拍”本事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体转换情况,以期挖掘“二拍”的全新价值。本篇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依据及意义,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概述以及本论文的研究重点、难点及研究方法。结语部分主要对正文部分进行简要总结、回顾并指出本论文不足之处。正文部分共分为四部分,具体详述如下:第一章,篇章体制方面。主要从题目、在正话之前增加一个入话,二者相互配合、结尾三个方面论述“二拍”本事文言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体之篇章体制方面的演变情况。第二章,叙事方式方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由客观叙事转化为以说书人口吻叙事;普遍采用韵散相间、叙议结合的叙事手法;运用精妙的表达方式。第三章,情节再塑方面。本部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服务于文本主题表达的情节变动;二是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情节变动;三是为增强故事叙述连贯性的情节变动。第四章,语体方面。本部分主要探讨“二拍”话本体制较之本事文言小说语言的通俗化、个性化、地域化特征。
李云飞[9]2016年在《《太史华句》考论》文中研究表明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湖州乌程人,生活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出身于书香世家。早期为官,退官归隐后,著书林下三十四年,著作颇丰。《太史华句》即是摘录《史记》中的精华词、句,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在内容纂辑上,主要摘录《史记》原文兼及三家注文,可以说是近乎史钞性质。在形式分类上,则是分别门类为八十一门,可以说是近乎类书性质。所以,《太史华句》是一部兼具类书性质的史钞,是一部具有既跨越部类又合为一体的特色的《史记》文献研究典籍。本论文便以凌迪知及其《太史华句》为研究对象,对其生平家世、《太史华句》的文献价值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太史华句》作为一部兼具史钞、类书双重性质的古籍,对于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在明代对《史记》的接受情况。但是目前尚无研究《太史华句》的专题性论文及著作。因此对凌迪知及其《太史华句》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弥补《史记》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学术空白。第二部分通过查阅、梳理各种文献资料,在第一节中对凌迪知的家世背景进行介绍,在第二节中对凌迪知的生平进行考证,在第三节中对凌迪知的著作,进行论述,涉及文本内容、版本、流传等情况。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太史华句》的文本内容及各种版本。第一节介绍了《太史华句》的成书背景。第二节对《太史华句》的编排体例作了说明,对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第三节介绍《太史华句》的四种版本的形态。第四部分是《太史华句》的文献价值研究。《太史华句》作为一部兼具史钞、类书特色的典籍,无论是对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潮流,还是对了解明代后期的史钞风尚及人们对《史记》的接受,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陈兴锦[10]2011年在《“三言”与“二拍”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明末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和凌濛初创作的“二拍”当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之翘楚。“三言”与“二拍”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有共同之处,艺术水平亦难分伯仲,故在文学史上一般都将两书并称,后世也多把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建国以来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研究论文广泛涉及作者生平、思想、作品评价、人物分析等。但对二者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对“三言”与“二拍”体现的小说观及其差异和原因,商贾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及其差异和原因,婚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差异和原因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在整体上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通过对“三言”与“二拍”的比较分析,关照形成这些差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从而深入挖掘他们所体现出的社会内涵。论文分为四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三言”与“二拍”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构想。第一章具体论述“三言”体现的通俗性和教化性。冯梦龙以小说作为教育的工具,用深入市民心理的故事,借助通俗语言的运用、拟话本模拟说书人口吻的感染力等特点来宣扬它的教化思想,去喻、去警、去醒世人。而“二拍”却是以其新奇性和娱乐性为创作原则的。凌濛初将他的两部话本小说集命名为《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其用意就是为了让读者“拍案惊奇”。第二章具体论述“三言”中的商人多以儒道经商,义利并举,他们的发财致富、家业兴旺都与自身的道德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冯梦龙通过塑造、描写大量深入人心的商人形象和故事情节来打动读者,希望通过对他们的行为、结局的描写来起到教化世人的作用。而“二拍”中的商人则多以霸道获利。在封建统治的钳制下,资本主义经济孱弱地发展,商人渴望发财但却难以如愿以偿,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神明保佑和奇迹出现上。“二拍”作为市井小说正反映和满足着民间百姓这种渴望神明保佑,幻想一朝变泰的投机者的求奇心理。第三章具体论述“三言”中大量节妇烈女形象的塑造是因为身为封建士大夫的冯梦龙自觉捍卫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艺传统,充分发挥着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的社会效用。而“二拍”中的女性大胆泼辣,纵情欢爱,不愚守贞洁,这种形象的塑造与晚明要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思潮有很大关联。凌濛初以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到这股新的文学思潮,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参考文献：
[1]. 凌濛初家世述略[J]. 冯保善. 艺术百家. 2003
[2]. 凌濛初戏曲活动研究[D]. 陈郑. 杭州师范大学. 2011
[3]. 凌濛初戏曲研究[D]. 徐辛欣. 苏州大学. 2013
[4]. 《凌濛初研究》出版发行[J]. 闵青. 明清小说研究. 1999
[5]. 凌濛初小说理论探析[D]. 孙多多. 辽宁大学. 2014
[6]. “二拍”人物形象探析[D]. 曲玉. 苏州大学. 2007
[7]. 晚明刻书的制造系统[D]. 王晓松. 汕头大学. 2007
[8]. 从文言小说到话本小说：论“二拍”的文体转换[D]. 白静静. 曲阜师范大学. 2015
[9]. 《太史华句》考论[D]. 李云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10]. “三言”与“二拍”比较研究[D]. 陈兴锦. 陕西理工学院.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