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戊戌维新”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维新”为近代中国改革的一大阶段，史界论著，林林总总。惟于赣省当时维新情形，虽零星简笔偶有涉论，而迄无专文详述，欲求全貌，于是为难。实则戊戌时期之江西，亦属全国维新改革先进省份之一。明年为“戊戌维新”一百周年，笔者有感于此，因不揣谫陋，愿试补其阙。
维新思潮在赣省的迅猛激荡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剧化，同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初步发展，遂在全国范围内逐渐酝酿起维新运动。“豫章故郡”，维新思潮亦迅猛激荡，其表现最显著者有三：
一、甲午战后江西士绅的思想转变。
经历过“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斗争的洗礼，江西士子们对社会政治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1895年7月下旬，南昌府举行例行的府考。府属各县生童应试赴考，云集省城。市场“各铺生意日有起色”，固在情理之中；而引人注目的则是“洋板书铺中异常热闹”〔1〕，即生童们对时务书籍的热心购阅。
积至两年后，到1897年秋季举行的丁酉科江西乡试期间，坊肆中（时务策学）等类书籍“畅销之至”，秀才们几乎人手一编〔2〕；对《时务报）等并“索观者踵相接”〔3〕。赣省士子的“时务”水平，也在这次乡试中突出地显露出来。当时维新派报刊曾予热烈报导：“闻今科各省得士之盛，以江西为最。所取解元宋名璋及沈兆祉、胡栩、李兆虚、吴缪、李泽南等，皆知名士。主试者为张野秋祭酒、李家骥太守，所试题目，悉皆时务，故得人之盛，甲于行省也。”〔4〕
江西素来曾以封建旧八股教育根深蒂固而著称，在甲午战后则开始受到广泛的怀疑。甚至如青年时即以古诗文有声于士林的陈三立，也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国亡久矣，士大夫犹冥然无知，动即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遑言变不变耶？〔5〕”陈三立并毅然“令（家中）子弟改业西学”〔6〕。
又如沈兆祉，他是谭嗣同的同窗好友，他的急剧思想变化，曾被谭嗣同在致另一位同窗好友唐才常的信中，欣喜激动地记录下来：“南昌沈小沂兆祉，吾瓣姜先生（欧阳中鹄）弟子也。于考据学致力颇深，词章绵缈处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学，时时谈西法。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甚欢。但稍觉其不脱经生气。东事（甲午战争）后，久不相闻。迩忽得其书，以为‘学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学最上；农矿工商有益于贫民者亦不可缓；兵学最下。’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图小沂猛进乃尔！自惟年来抱持公理平等之说，长号索偶，而乃近得之吾同门之友！”〔7〕沈兆祉从原先的“不脱经生气”战后两三年间，“猛进”到被维新闯将谭嗣同也欣然引为同志，尤其标示出甲午战后赣省士子思想跃升幅度之巨。
二、赣省维新先驱的探索与实践。
至于战前已具有较强维新倾向的一批赣籍先觉者，他们在甲午战后则不止认识更趋明朗化，尤其是迫切地开始了争取将维新主张转化为改革实践的社会活动，从而勇敢地迈入不仅江西、而且是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先驱者的行列。
文廷式在战后未久写下的《读〈海国图志〉书后》，总结自鸦片战争以来“学西方”的历史教训，指出，西方“富强”的“根本”，并非在“枪炮舟车”。他认定，二千年封建治术的历史合理性已经走到了尽头，“举秦汉以来之制度，至今日而又将大变”；而且，这种“制度”的“大变”，是“人事”（人们的活动）所以必须顺应的“天意”（历史必然趋势）。所以，再不能象洋务派那样，光从“枪炮舟车”就事论事地来处理抵抗外侵问题，而必须从“制度”、“治术”着手进行政治变革，学西方富强根本的“立议院、兴学校”，“达民情、教人才”，这才是“立国之大本”。〔8〕
1895年夏，他请假南归至赣，即倡导改革教育。他向地方大吏建议，将省城专教八股时文的豫章、友教等主要书院，仿照西方学制，改为分设政事、格致、艺学（工科）、文学、语言、陆军、海军等专科，学习新知识，培养“文与武合、士与商通”〔9〕的新人才。以及创办机器矿务局，改变地方贫困，又为新学堂提供经费。秋间假满回京后，他再三进谏光绪帝应革新朝政。在奏章中，就农工经济、财政税收、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等广阔领域提出了大量的维新建议，并与陈炽等领导创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维新政治团体——“京师强学书局”。
户部郎中兼军机章京陈炽，作为《庸书》（1893年撰）的作者，在战前已是著名的维新启蒙思想家。1895年夏，康有为在京鼓吹“合群”、“开会”，陈炽及时地给予了关键性的指导：“办事有先有后，应当先办报刊，开通京官的见闻，而后才有可能来组织团体。”于是他们办起《万国公报》，经过几个月的造舆论，逐步着手酝酿结团体。至11月中，京师强学书局在文廷式的实际主持下正式成立。
京师强学书局汇聚爱国进步京官数十人。陈炽被推为“总董”之一，文廷式为“副董”之一，都是该局的发起和核心领导成员。赣籍编修熊余波，也是主要骨干之一。京师强学书局购置世界地图、科学仪器与各种新学书报，供人参观学习；编印发行维新报刊《中外纪闻》，组织编译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典章，定期举行集会演讲，大力宣传维新主张。
“上海强学会”也于稍后成立，并开设上海强学书局，出版（强学报》。标揭宗旨，“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求中国自强之学”〔10〕。主要成员除康有为等外，并有赣籍在沪人士邹凌瀚、陈三立等共同发起筹办。
1896年1月20日，顽固派由御史扬崇伊出面，上折诬攻京师强学书局“植党营私”，〔11〕京师强学书局遭封禁，上海强学会也随即被两江总督张之洞电令停办。3月30日，杨崇伊又奏劾文廷式“互相标榜，议论时政”〔12〕，文廷式更因此遭革职。北南“强学”一局一会，虽开办暂仅数月便告夭折，但对于促使全国维新运动从零星分散跃进到有团体有组织，从言论思潮急转向社会政治实践，率先树立了榜样。
上海强学会停办后，维新派利用该会余款又筹创《时务报》，邹凌瀚为该报五位主要创办人之一。此外，陈三立也参与筹划；文廷式自筹创之初，即偕同黄遵宪建议须设立董事制、大政方针应由董事公议后交报馆执行；陈炽不但自己捐银二百元，还担任在京为《时分报》收集捐款与推广销售工作。
《时务报）于1896年8月9日正式创刊。激烈宣传维新救亡、变法图强。数月之间，即销路剧增。传播之广，风靡海内。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主要喉舌。
三、《时务报》在江西的传播。
在赣籍及外省旅赣维新人士的推进下，并受着京师强学书局、上海强学会、尤其是《时务报》的影响，江西本省境内的维新思潮也逐渐激荡起来。
省城南昌的经训书院，一向号称江西最高学府。1895年夏，文廷式请假回赣时，与该院山长皮锡瑞相晤，“纵谈时事”〔13〕。文廷式返京后创办起京师强学书局：皮锡瑞也未辜负文廷式临别赠词“幽兰花发，风乌特地徐转”〔14〕的期望，在赣鼓吹维新之风，“极言变法不可缓〔15〕。讲课、考试，皆注重经世之学。不顾地方守旧派的“或相嫉视”、或“阴实沮之”，以经训书院为基地，以“培植人材，开通风气”为己任，有力地促进了江西的“学风丕变”。〔16〕
当邹凌瀚与康有为、汪康年等筹办上海强学会时，汪康年向旅赣的汪立元寄来了《上海强学会章程》、何启《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叶瀚《天文地理歌略》、邹代钧《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及汪康年拟办未果的“中国公会”章程等材料。汪立元接阅后，“私心倾倒，非可宣言”。〔17〕
在抚州及南昌，汪立元与汪德年、颜世清、邵召、何敬钊、缪鹗起、狄葆贤、赵从蕃等，结为同志，“究心时务”，“均棘心世故，志在变通”〔18〕。上海强学会的宗旨及章程内容，引起他们热烈的共鸣。在复信中告诉汪康年：“思当今之时，中外之学实宜并重，而泰西语言文字尤为讲求西学入门之阶，是以商同亟聘教习，以资学习而开风气”；“创立学堂，亦极有此意，但目前窘于财力”：“江西地图股票，现拟函询同人”：“译报馆，现在开风气、益智虑，以此事为最，愈早愈妙，一俟出报。即请寄五十分来，当为分售”。〔19〕
京师强学书局与上海强学会，嗣遭封禁停办。汪立元等得知后深为愤慨：“闻之夺气，至今贻外人笑、灰志士心，其为不幸，可胜言耶！”〔20〕但同时又为《时务报》的继起筹创而欣喜不已：“欣悉译报馆将成，不禁狂喜！”〔21〕积极请命，愿为《时务报》在赣销售出力。向汪康年建议销报办法：“与其托堤塘（官府公文邮站）。不如托（民办）信局”，以通行民间；托大吏饬购以通行下级衙门：而以“同志销报，最为良法”〔22〕，主动自荐在赣承销，以开其端。《时务报》还处在筹办过程中，汪立元等便先已在赣“到处揄扬，逢人怂恿，以期畅行”。“即就抚州而论，自弟等（汪立元等自称）来后，每逢士绅，不惜剀切劝导。数月之间，以一传十，闻有志者亦已不甚少，皆欲购看《万国公报》，若知此报（《时务报》）胜于《公报》，尤必争先快(睹)。”〔23〕
《时务报》正式创刊后，邹凌瀚、邹凌沅兄弟即以他们的家宅“南昌系马庄邹公馆”及主办的“九江福康轮船公司”，作为《时务报》在赣受理捐款、代理销售的处所，并“逢人劝捐款项”〔24〕。具体经手承办在赣销报业务的，主要是汪立元。还有汪德年、江仪宾等也参与积极销报。吉安电报局，也曾一度代理销报事宜。
《时务报》馆在赣派报处所(兼售《时务报》馆自印书籍)
1898年3月中旬前南昌：系马庄邹公馆
九江：福康轮船公司。
1898年3月下旬后南昌：灵应桥汪公馆内。
系马庄邹公馆。
九江：福康轮船公司。
1898年6月中旬后南昌：灵应桥汪公馆内。
罗祖庙前经济学堂内汪。
九江：福康轮船公司。
1898年6月下旬后南昌：桂旺厂汪公馆内。
罗祖庙前经济学堂内汪。
九江：福康轮船公司。
《时务报》在江西的传播，对启迪赣省土绅思想，开通“豫章故郡”风气，影响颇巨。汪立元自1896年秋受任《时务报》在赣销售，”因遍托知好，设法推广，旬月之间，销报几及百分”〔25〕。1897年夏，《时务报》又出版“缩本报”，即取自创刊号起已出各期“重行精校，缩付石印”，分寄发售。此讯传来，适逢江西丁酉乡试届临之期。7月16日，汪立元函告汪康年：“江省风气渐开，缩本报尚未来，而至元《立元》处询问者，已不乏人。”9月5日的信说：“遇应试考，均劝购阅缩本报，七月下旬（8月中下旬）来索观者踵相接。”12月1日函又言及：“昨接表弟江仪宾来信，知江西《时务报》销路渐广，仪宾函请添寄，想荷允诺”〔26〕。
谭嗣同曾将报刊警作“绝精之测量仪器“，从其销数之多寡，即可衡量出该地风气开通闭塞的程度。〔27〕《时务报》发赣销售的具体数量，据目前已知的史料：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下半年： 定购42份；
零购40本
光绪二十二年(1897)上半年： 定购477份；
零购12本；
定购“旧年报(即光绪二十二年已出各期报)55份。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下半年： 定购第24至40期各450份；
定购第41至50期各410份；
定购“缩本报”185部；
定购“旧报”(即先前已出各期(《时务报》)15部。
光绪二十四年（1898）销数未详。唯据汪德年函告汪康年，虽经“戊戌政变”后销场受碍，而该年全年由汪德年经手在赣销售《时务报》等书报款额犹达1100余元〔28〕。（倘依《时务报》零售每册一角五分计算，约台7300余册。）
以上还只是不很完全的统计。但即使如此，《时务报》在赣销售的这些数字（暂且不计光绪二十四年），从全国范围内与同时期其他省市的《时务报》销数试作比较，即已隐约与京、沪、湘、鄂、浙、粤等相颉颃、争高下，而明显超过天津保定、鲁 、晋 、豫 、甘 、陕 、蜀 、闽、桂 、澳门、香港。
当时销传至赣的维新报刊，最主要的固然非《时务报》莫属，但也还有其他者。如《算学报》，汪立元1897年7月16日致汪康年函就曾言及：“外邑友人托购《算学报》，请先寄十份来。又如《农学报》、《商务报》，又如创刊号由梁启超作序的《萃报》，又如维新言论最激进的《知新报》，等等。
《时务报》筹创之初，赣籍官员如江苏苏松太道黄祖络、上海知县黄承暄，都名列首批捐助者。黄祖络捐银500两，为数甚巨。黄承暄助银100元，并为《时务报》向各界广为劝捐。随着全国维新运动的发展，地方督抚大吏或同情支持或乘时投机，继鄂督张之洞、浙抚廖寿丰、湘抚陈宝箴等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也于1897年分别下发公文饬购新报。上述对省内士绅颇有影响力的赣籍官吏如黄祖络、黄承暄、陈宝箴，管辖赣政的大僚如刘坤一、翁曾桂，他们的这种表态，客观上也为维新思潮在赣传播，助长了声势。
维新改革在江西的明显进展
维新思潮的迅猛激荡，涌推出维新改革社会实践的广阔兴起。自甲午战后开始酝酿，至1898年9月中旬因“戊戌政变”而被迫粹然中止，维新运动在江西曾有过明显而重大的进展。
一、文教领域的维新改革。
（1）书报。与上海《时务报》的筹创几乎同步，江西也曾有过“开报馆”的筹议，并拟“请德化戴君伯诚主笔”〔29〕。
至1898年夏秋间，邹凌瀚、邹凌沅等在南昌筹创报馆，连印刷机器等都已购到并已收拾停当，行将开办发刊之际，遭逢“戊戌政变”而未能出版。（“戊戌政变”后，禁止报馆。邹氏兄弟遂采取以书代报的办法，编印《通学汇编》，十天一册，月出三册，销售发行，继续传播新学。）戊戌时期江西正式出版而且可能是唯一的一份维新报刊，是《时务菁华报》。1898年9月16日创刊于萍乡。萍乡知县顾家相之子顾燮光主编。馆址设于县衙内的“小蓬莱书屋”。登载内容有谕旨、奏折、中外政事、东西详情事、实学汇要、经济文萃等。为不定期刊物。前后仅出三期，也因”戊戌政变”发生，慈禧 下令禁报而停刊。
此外，江西优贡沈兆祎于1898年9月17日向光绪帝上书，针对“百日维新”政令不能畅行的实际，要求旨饬各省督抚及藩臬府道，”一体切实劝谕官绅士民，凡已有报馆者，极力筹款推广；其未有报馆者，尤宜赶紧集资开办”。使“电信朝传，夕登报纸”，维新变法的新政才能真正“家喻户晓”〔30〕。
《时务报》馆在赣派报处所，均兼售各种维新书报。省内还有秀才邵莲士设立“时务书局”；邹凌瀚兄弟开办“致知书局”等。陈炽的《庸书》、《续富国策》、赣籍科学先进黄楙材的《得一斋杂著四种》等著作，经维新宣传家梁启超的推崇揄扬，成为热门书籍，一再重版。
（2）教育。江西改革旧教育、创办新学堂，始于1895年夏文廷式之议。1896年，江西布政使翁曾桂酌裁友教书院童卷，移改而设立算学科，为改革旧教育的第一个实际举动。至1898年，义宁（今修水）仁水书院，将冬课诗赋，改为考试以时务为内容的策论；萍乡知县顾家相撰《课士略说》倡新学，并改革县中书院教育课目，增设新学门科。
1897年6月，邹凌瀚、邹凌沅、胡发珠等发起呈请设立“务实学堂”。获江督刘坤一、赣抚德寿等批准。为赣省创设官立新学堂之始。但务实学堂筹办甚艰。至1898年8月才在省城西昌书院左近购定地基，集工兴造校舍；另租黄予祠屋，延师招生，先行开课。“所有一切规模，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具体而微。”〔31〕。“一切学堂事宜，概归绅士经理”。〔32〕
1898年江西官办的新学堂，在省城南昌，还有“中西学堂”；在新昌（今宜丰），知县陈耀雨也拟设“中西学堂”；在市汊卡，税官周鹿坪拟设“格致学堂”；在萍乡，文廷式与知县顾家相及当地士绅也筹议开新学堂。
戊戌时期江西民办的新学堂，有南昌的”经济公学堂”。这是邹凌瀚兄弟因官立务实学堂筹办艰难延宕而起另立的。校舍暂租罗祖庙前宋氏试馆，于1898年5月16日正式开堂成立。邹凌瀚受推举为学堂总理：汪德年亦为主要办事人之一。教学内容包括西学，并函托汪康年在沪代为遨聘精通英文翻译者来任教习。学堂费用都为邹氏兄弟先行暂垫，待集资筹款后归还。
戊戌维新全国性重大成果之一的京师大学堂，在筹办过程中，赣籍编修熊亦奇，替管理京师大学堂大臣孙家鼐代拟《西学课程》，为京师大学堂实行近代化新知识的教学体系，确立了基础，并被维新报刊广为转载，对各省教育改革，启发非浅。
二、政治及军事领域的维新改革。
（1）会社。戊戌时期江西省内的立会结社，据已知的史料记载，有废时文会、奋志学社、励志学会、同心会、医学会、讲学茶会等。
废时文会，于1898年6月间，由吴亮勋、章启祥、沈兆祎、沈兆祉、吴璆、邵召、蔡震等发起创立。他们把八股文（“时文”）与缠小脚、吸鸦片，列为国家民族的三大弊害。认为卫足会、禁烟会已有相继成立，三大弊中的二项已在着手铲除，“唯时文积弊太深，愚我震旦抑我士气，为患靡穷”〔33〕。早在本年春间，就曾草拟《请废八股、改科举疏》，“胪举时艺流弊，指陈改科新法，准备联名呈请当局转奏朝廷，因签名人数暂时未够，未能实行。继得悉粱启超等在京约集会试举人“请变通科举”的上书也未获朝廷采纳，越加忧愤。于是在赣创立此会；并将《缘起》、《章程》等转送《知新报》馆。请“刊入报首，号召天下”〔34〕。7月21日光绪帝发布“变通科举”上谕，他们深受鼓舞，表示“兹奉廷旨改科，天下愉快”〔35〕。随又取他们春间所拟联名呈稿再加校定，寄投《时务报》请分期登载，宣示海内。
奋志学社，倡始者为江西候补典史李荣植。于1898年5月，邀集有“力图自奋”共同志向的省内小吏六七人，自愿集资，发起创设此社。专意讲求吏治、时务及实在学问，每月一课，以倡观摩：并请省府大员按月命题，考课评审。禀报赣抚德寿，批准成立。会址设于南昌城隍庙内。
励志学会，由周应熙、翁宝仁等江西候补官创办。订有《章程》及《会约十条》。设会宗旨与奋志学社相类。也成立于1898年5月。
夏秋间，宋名璋、夏承庆、夏敬观等议立同心会。他们都曾是皮锡瑞主讲经训书院时的学生。皮锡瑞力作《同心会序》。还有秀才万立唐拟设医学会。沈兆祎开办讲学茶会，在南昌曾公祠以茶话会方式，演说变法宗旨。
（2）吏治。江西于戊戌时期，创设吏治学堂、奋志学堂及小学堂。
史治学堂，以励志学会为基础而立，“为牧令肄业之所”〔36〕。校址即设于省城南昌城隍庙。培训内容。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门，自学、讨论或专研、或兼习，各从其便。委派南昌知府江毓昌主持督课。至1898年9月上旬，肄业者已聚至四五十人，而请求入学者还接踵而至。经费主要由省里筹拨官款解决。并令就学者捐集。考核办法，由巡抚与藩臬两司按月面试一次，分别等第，屡列上等者优奖，列下等者酌予记过。学业有成者委以差缺。
奋志学堂，由奋志学社改办而成。“专为佐贰肄业之所”〔37〕。其课程及考试.都仿照吏治学堂实施。
小学堂，则专为官员子弟以及在赣游幕之人而设。其肄业及学成咨送等章程，皆仿照京师小学堂的办法实行。
（3）武备。1897年夏，江西南康知县朱绍文，撰拟《武备学堂章程》，上呈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建议创设赣省武备学堂。继又将《章程》寄投《时务报》请求发表。
至1898年9月13日，署理赣抚翁曾桂向朝廷奏报：已“于（南昌）城内西北隅购地，建造武备学堂。一俟工竣，即行开办。”并将“妥议章程，另行具奏”〔38〕。
戊戌期间，江西裁减绿营兵2000名；留兵3000，又添募1000；改革军事训练，买行西式操法。
三、经济领域的维新建设。
（1）农业。蔡金台等于1896年初，在江西高安设立蚕桑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农业专科学府。从浙江湖州采购桑秧蚕种，试验栽养，以考求种桑养蚕之法。又联名具呈，向江督张之洞禀请对学堂所购桑秧蚕种及学堂所产蚕丝都予暂免厘税。3月16日，经张之洞奏报，奉旨发交总署、户部会议。总署、户部商同批准意见奉旨依议后，由总署咨行赣省暂免厘税。
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同年继在南昌创设官办蚕桑局，招雇浙江蚕师三人。于省城东北隅永和门内购园地，纵横百数十丈，遍植湖桑；建造育蚕缫丝等屋60余间；作为教导乡民接桑养蚕公局。先就本地野桑，试育春蚕。召集乡民颖悟子弟，学习饲叶接枝诸法。学成后，量其才能，推升工师，酌给劳酬，令分赴各州县转相传授。并购桑秧十数万株，免费分发绅民领取栽种。刊刻蚕桑书籍，颁发府州，饬令实力举行。局费不用公款，全部就地设法劝募筹集。1896年8月，赣抚德寿据翁曾桂报告，将蚕桑设局情形转奏朝廷，奉批备案。
沿至1897一98年，因省宪当局倡导，蚕桑生产在江西旺盛兴起。南昌之外，赣州地区亦创办、“赣州蚕桑总局。”各府州县或行文出示，或积极试办，渐蔚成风气。
赣茶生产，也渐受重视。1897年，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发布严禁茶厘陋规的告示，试图振兴。
1898年，南昌知县孟子卿，更创设农务学堂。
（2）航业。江西内河轮船航行，最先建议者为蔡金台等。曾经士绅数次禀请，也曾获前任赣抚德馨批准，而仍“卒至中止未行”〔39〕。
1896年初，邹凌瀚、邹凌沅约合省内部分有识绅商，再次向江督张之洞、赣抚德寿，“呈请承办江西九江内河等处小火轮船，疏通土货，拖带船只”。根据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侵略大举进逼内地的紧迫形势，强烈要求“力争先著”，“以维商局，以保利权”。其开办计划，拟试办小火轮船六艘，开通三条航线。即吉安至吴城，浅水轮船二艘；吴城至九江，九江至饶州，各深水轮船二艘。停泊之处各立码头，并设分局以备稽查。经营所得利润，拟捐一半以充军饷；航运货物报厘，申请”两头两收”，即于起卸两处完厘后，查验放行。
此联名公呈得到张之洞和德寿的批准。张之洞复将此情形奏报朝廷，1896年3月16日奉旨“该衙门议奏”。经清政府复议，审准在案。邹凌瀚等主办的福康轮船公司，遂在九江正式成立，为江西首家轮船航业公司，其初期股金为6.8万元。
其后，又有和济小轮公司、顺昌协记小轮船局，于1898年在九江先后开张。
（3）工业。1896年初，景德镇绅商兴办西式瓷业，仿制洋式瓷器。经联名禀请，由张之洞奏报朝廷批准。
江西樟树最多。陈炽《续富国策》曾倡导及熬取樟脑。1896年冬，省内士绅拟创设工厂炼制。其后，办有江西吉安兴利公司，进行试熬樟脑的生产。
陈炽与友人在赣合办制纸局，以本地竹子为原料，西法生产纸张，曾赢利达20余万。
在省城南昌，与前述之蚕桑局相配套，官办又立有织布局。
（4）矿业。文廷式邀约志钧等于1896年伙股创办广泰福商号，经营萍乡煤矿开采及烧炼焦炭。有七厂十八井；建炼焦炉五十座；并购置小轮船以运销煤、焦。订立合同向汉阳铁厂输供者，每月煤2000吨、焦1000吨。
同年，彭树华、文廷楷等禀请集股筹办萍乡、宜春矿务，获赣抚德寿批准。1897年，发起创办江西萍宜矿务利和有限公司。仿照西法，拟订章程，招集商股。定初期股本银50000两，先办铁矿。公司批买矿山，招工开挖；同时也备价购收民间采出铁砂；建设炉座，镕炼分销。待铁矿办有成效，然后扩及他矿〔41〕。
1896年起，湖北矿政局及汉阳铁厂在萍乡开设官煤局，收购煤炭并建厂炼焦。至1898年3月22日，成立萍乡煤矿，奏准仿用西法，购置机器大举开采。
汉阳铁厂又委派蒋观群开办宜春矿务，经查勘青丝岭、钟家坊、何家山等处皆蕴藏煤炭，于1898年7月下旬起进行开挖。
戊戌时期江西矿务，尚有乐平县，该地煤质可供轮船应用，福康轮船公司曾往大量采办。余干县，有李某以土法开采煤矿。丰城，曾拟议集股以西法开发煤矿，未成。德兴金矿，有邑绅拟办，且曾往上海聘请矿师，亦以资本不敷而中止作罢。
综上所述，正是在戊戌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江西当时确曾取得了迈向近代化的、就全国范围来看也属显著长足的历史性进步，这该已是不争的史实了。
注释：
〔1〕川沙汪氏舒斋稿本《甲午战后海上报章类钞》。
〔2〕〔3〕〔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3〕〔34〕〔3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
〔4〕《知新报》第三十八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5〕〔6〕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
〔7〕〔27〕谭嗣同《秋南年华之馆丛脞书·与唐绂臣书》。
〔8〕〔9〕〔14〕汪叔子编《文廷式集》。
〔10〕《上海强学会章程》。
〔11〕〔12〕《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一，卷三八六。
〔13〕〔15〕〔16〕皮名振《皮锡瑞年谱》。
〔30〕沈兆祎《请谕饬各直省遍设报馆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都察院代奏。
〔31〕〔32〕翁曾桂《遵旨设立学堂以宏教育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36〕《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37〕〔38〕翁曾桂《创设吏治学堂析》及《筹办学堂情形片》，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39〕〔40〕邹凌瀚等《呈请开办江西内河轮船公牍》。
〔41〕台湾省“近代史研究所”李恩涵先生薯《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一书，称“光绪二十四年……江西绅商也呈准江西退抚德馨招股试办萍乡宜春铁矿，创设利和矿务有限公司。”其曰“光绪二十四年”、曰”德馨”，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