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内卷化”与价值观的建构——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研究对象论文,关系论文,儿童论文,内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08)09-0026-0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农民进城现象。在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同时，其部分子女也进入城市中，成了流动儿童②。流动儿童随父母到城市后，面对陌生的文化，产生了困惑，何去何从，难以抉择，致使许多流动儿童迷失了方向而误入歧途。社会对流动儿童问题也愈加关注，尤其在受教育问题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12条中提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固然重要，但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也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笔者就这一问题——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的价值观建构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将之与人类学中的概念“内卷化”联系起来，剖析流动儿童社会关系“内卷化”对其价值观建构的影响，试图通过分析提出相应对策。
一、研究回顾
流动儿童并不是中国的独特产物，在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流动儿童。西方对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以下解释：一是同化模式，认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是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最后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按照同化模式，流动儿童流入城市后，遗留在身上的一切传统烙印（如观念意识、生活习惯、组织机制等）都将不断解体、消亡，在社会属性上完全被城市文化所同化(N.Kearney,1986)。二是并存模式，此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学者对外来移民社区和移民网络的研究，它认为外来移民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因素和现代城市因素是可以共存的，但对两者可以并存的机理未有阐述。依据并存模式，流动儿童到城市后仍可保持传统的价值观而继续生活。三是依附与联结模式（“中心—边缘”格局），认为流动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中心）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同时却被“边缘”化，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总之，同化模式忽视了流动儿童在价值观建构中的能动性，并存模式简单地将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问题倾向于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而依附与联结模式则以一种“他者”的眼光看待流动儿童价值观构建的问题，使问题的解释走向了“东方学”的圈套。
国内学者也一直关注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问题，一是从社会排斥入手，认为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最大障碍是排斥体制，诸如保障体制、户籍制度等。只有将这些体制彻底消除，流动儿童才能形成城市价值观，这种观点还是建立在同化理论的基础上。二是从人力资本入手，认为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关键是缺少技能，只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建议通过教育投资，提升“新生代”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具有较高技能并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脱离经济上的不利地位，从经济上融入城市。因此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备受重视，已成为解决流动儿童“无根”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三是从社会资本入手，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资本影响其社会融合，部分学者认为，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网络，对流动人口及流动儿童在城市中立足和适应城市生活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可以看出，以往对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问题的研究，普遍建立在一个潜规则之上，即流动儿童价值观的构建就是接受城市价值观（并存模式不这么认为），于是指明了流动儿童价值观构建的一些途径，如加强教育投资、消除政策歧视，但在这些福利措施实施的过程中，忽视了价值观建构中的主体——流动儿童，忽视了价值观建构的“交往实践”性。本文力图站在“交往实践”性之上，探讨标签理论影响下的流动人口关系“内卷化”，对流动儿童的价值观建构的负面影响。
二、关系“内卷化”影响下的几个案例
（一）传统“农村文化”下的流动儿童
SC，女，贵州安顺人，上小学六年级，家中有五口人，两个弟弟，父母来昆明8年多，一直以卖菜为生，每天早出晚归，家中常剩SC和弟弟。
2007年暑假我们计划开展辅导活动，SC被纳入名单中，但在征求其父母意见时，母亲却让SC看家（“害怕我跟别人学坏”，SC说），这样他们可以放心做生意。SC在家乡上了3年小学，她认为家乡还是好，自由自在，没啥顾忌，而城市没啥好玩的，现在就想回家，但父母不让，自己读初三时才能回去。SC说她没啥城市朋友，也没机会和他们玩，总觉得有点隔阂，在她班里没一个城市孩子。SC从学校回来后一般都是做家务，很少机会出去，出去也是去老乡和亲戚那，自己也有一个外地朋友，宣威（云南宣威市）的一个，家离的近，上学放学都同行，但父母还是禁止自己乱串门，放学后只能待在家里。
（二）完全受关系“内卷化”影响下的流动儿童
CT，女，贵州毕节人，上小学五年级，家中六口人，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CT家来昆明前在新疆种地，但因离老家远，就到了昆明，CT出生于新疆，那时年龄太小，什么也记不清，他们在昆明已10个年头。
CT说，到昆明后，她回家两次，对老家没啥印象，也算是从小在昆明长大的。自己上幼儿园曾换过学校，当时因和城里一个孩子吵架（讲话不清，被欺负），本来不怪CT，但老师骂了她，后来父母就给她换到现在的学校（民工子弟学校）。虽从小在昆明生活，但没昆明朋友，朋友都是家乡那边的。CT说她下课后常和老乡在一起，用方言讲话。她还说愿意回老家去读书，现在的老师同学也都好，但自己总觉得家乡好一些，听其他老乡讲，家乡的教育质量好，再是这儿自己还不习惯，总觉得自己缺点什么，城里孩子看我时总觉得不对劲。
（三）价值冲突下的流动儿童
TLP，女，云南宣威人，小学刚毕业，家有四口人，一个弟弟。父亲用摩托车拉人，母亲在家看孩子。她们家在TLP五岁时来昆明，将近10年。
TLP正面临回家读书还是在城里读书的问题。据她讲，父母想让她回家，因为家乡教育质量好，自己也觉得这儿老师不负责，上课不按时来，但就是想在这儿读，因为回老家后不太熟。TLP讲，她班里没城里孩子，都是农村的，也没城里朋友，朋友都是外地来的，跟城里孩子没玩过，对城市孩子印象不好，城里孩子和自己玩不到一块，穿的和城里孩子是有区别的。TLP现在很矛盾，不知去哪。据笔者了解，案主四ZSJ就是TLP很好的玩伴，她们常在一起学习，她家周围像ZSJ一样在公办学校上学的还不少，TLP虽没直接和城市孩子接触，却生活在这些“半城市化”孩子周围，不免也对她产生影响，因此虽头脑中对城市孩子的“刻板”印象存在，但通过交往，这种印象已开始动摇。
（四）解“内卷化”关系后的流动儿童
ZSJ，男，四川绵阳人（户口已转到昆明），家中有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其父亲用摩托车拉人，早出晚归，母亲在广州打工。
ZSJ在两所学校上过学，先是质量较好的私立学校，这个学校有城市儿童，也有流动儿童。在8岁时ZSJ转到了现在的公立学校，他学习优秀，总是说，“我和城里孩子一样，没啥差别，他们行，我也行”。据ZSJ说，以前常有城里孩子欺负他，因为他个头矮，被称为“小日本”，但现在有很多城里朋友，还去过他们家，他们父母很热情，因为在他们眼里是他是个好孩子。据ZSJ说，他两岁时就来了昆明，觉得现在已是昆明人了，对家乡没啥记忆，他喜欢这儿学校，朋友都是在学校处的，回家后不是跟旁边孩子玩，就是在家做作业。他不想回老家，回家看看还行，因为家里教育质量没这儿好，“如果让我选择的话，还是在昆明，自己是昆明人了”。
透过案例，我们可从不同层面看到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状况。案主一在家上完三年级后来到昆明，除和同学（民工子弟学校里）接触之外，就待在家里。在关系“内卷化”的影响下，她很少与城市儿童交流（她没啥城市朋友，也没机会和他们玩，总觉得有点隔阂），自然陷入到原有价值判断体系中。案例二虽对家乡没有记忆（到昆明后，她回家两次，对老家没啥印象），但在“内卷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虽从小在昆明生活，但没昆明朋友，朋友都是家乡那边的），多年后也就形成了城市中的乡村价值观。案主三处于农村价值观与城市价值观的碰撞当中，但没有形成相应的互动，她对城市恐惧（“对城市孩子印象不好，城里孩子和自己玩不到一块，穿的和城里孩子是有区别的”），对农村拒绝（“就是想在这儿读，因为回老家后不太熟”）。案主四是在传统价值观与城市价值观充分互动后，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既表现出城市儿童的开朗与活泼，又不失农民的纯朴之情，是突破关系“内卷化”后，传统价值观与城市价值观充分交流沟通的结果（“我和城里孩子一样，没啥差别，他们行，我也行……如果让我选择的话，还是在昆明，自己是昆明人了”）。
三、标签下的关系“内卷化”与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
流动人口及流动儿童关系“内卷化”的出现是社会标签影响下的结果，正源于流动人口被长期“妖魔化”的标签，以及基本权益和自由得不到保障。关系“内卷化”对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起到了阻碍作用，打破“内卷化”的关系，建立合理的交往体系，才能有效地促进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
（一）社会标签下的关系“内卷化”
“内卷化”概念被美国人类学家提出，其含义表示在向外部发展遇到困难，难以扩张时，转向内部发展的过程。在人口流动过程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本文将此定义为流动人口或流动儿童交往关系“内卷化”，具体指流动人口及流动儿童来到城市后，对城市的向往与恐惧，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排斥，使得交往关系有向内部发展的趋势，倾向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
关于关系“内卷化”产生的原因，笔者倾向于用社会标签理论来解释。标签理论从观察者的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定义，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是社会问题的主观方面而不是客观方面，是偏差行为所产生的反应而不是偏差的起因和由来。标签的结果可能导致人们关系的重新排序从而促进了偏差角色的细化。由于流动人口长期被妖魔化和标签化，致使流动儿童也受之影响，当他们随父母到城市后，面临着有形无形的排斥及父辈行为的影响，他们对城市及城市儿童形成了心目中的标签。由于标签的传递性，使得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无法站在正常角色上进行沟通，于是他们虽在城市，甚至和城市儿童学习和游戏在一起，但其交往关系仍向内部发展，这正是流动儿童交往关系“内卷化”产生的原因。
在案例中，这种被标签后的状况比较明显。案主SC和城市儿童根本没有接触，信息均获得于父母和同学。当我们邀请她参加辅导时，母亲害怕她跟别人（包括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学坏而拒绝，SC也只能跟老乡亲戚交往，交往圈子很小。案主CT因一件小事受排挤后，和城市儿童就没有过接触，正如她说的那样，好朋友都是老家的，对家乡没啥印象，但还是想回家。两个案例说明，标签下的交往关系“内卷化”阻碍了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
（二）打破关系“内卷化”与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
标签的结果使得标签者与被标签者在交往过程中的角色产生偏离，而长久的隔阂即交往关系的“内卷化”只能使得这种偏离再次加重。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斯认为角色领会“意味着个体交往者在其内心深处想接受者是如何理解交往的”。林德史密斯和斯特劳斯则强调，角色领会是“对他人思想的立场和观点进行想象性假设”（乔纳森·特纳，2001）。如果说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在互动中双方理解是积极的，则有利于互动的开展，如果心存偏见，角色领会发生偏差，将不利于互动的开展。关系“内卷化”使流动儿童形成了内部交往群体，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亚社会环境的形成又进一步“保护”了流动儿童身上的传统观念，减少了其与市民互动的广度，而社会经济地位、语言文化的差异，又使其与市民缺乏生活中的情感性互动，降低了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深度，进而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江立华，2003）。因此交往关系的“内卷化”，只能使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交往中的角色偏离状况加剧，只有打破关系“内卷化”，才有利于流动儿童价值观的构建。
关系“内卷化”消除的过程，是流动儿童交往关系向外扩张的过程。因此，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关键是要充分提供与城市儿童交往互动的机会，让其拥有选择的可能，但在关系“内卷化”的状况下，这种互动是不可能的，四个案例均有显示。在案例三中，父母打算将TLP送回农村读书的时候，她很矛盾，表现出对农村的拒绝和城市的恐惧，“不知去哪”，这是价值观没有充分碰撞和交流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案主四ZSJ则在充分沟通后，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开始与城市儿童交往的过程中，也曾受到城市儿童的排斥，但随时间推移，关系“内卷化”在ZSJ身上已没有或有很小影响，他和城市儿童建立了平等的交往关系，进入了沟通中的正常角色，在充分交流后，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价值观，达到了价值观的建构。
四、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途径
如何有效地使流动儿童价值观得以建构，很明显，需要消除关系“内卷化”对流动儿童交往关系的影响，只有充分地为流动儿童提供价值观选择的机会，他们才能形成适合自己的价值观。
（一）消除政策樊篱，形成流动儿童平等的交往平台
关系“内卷化”的形成更多源于社会政策的隔离。鲍曼认为：“局外人的恐怖，部落式的尚武精神和排外的政治机构都源于自由和保障的不断极化……那种极化意味着程度越来越高的软弱无力和毫无保障”（鲍曼著，2002）。流动儿童关系“内卷化”也是如此，它源于获取“自由和保障”等权利正式渠道的缺失，因此我们需要消除政策樊篱，如关于流动儿童的学籍、择校等限制性政策，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他们父辈在政策中被“排斥”的现状，制定或修正相关政策，保障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基本自由（就业条件、发展机会等），使他们能通过正式渠道获取“自由和保障”等权利，进而打破关系“内卷化”局面，给流动儿童提供平等的交往及发展平台。
（二）重新构建流动人口形象，打破被“标签化、妖魔化”状况
标签理论认为社会问题是由权威机构规定的，只有人们将问题标签为社会问题的时候，才成为社会问题。而经常作为标签者是政府管理部门和新闻媒体，当标签之后，被标签者也可能自我标签，流动儿童的社会标签是自我标签和社会标签相互结合的一种产物，不但靠流动儿童在交往中去掉标签，而且要从社会标签入手，在流动儿童的价值观建构过程中，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要扮演引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只有遗留在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身上的标签去掉，才能使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过程更加顺利。
（三）以社区和学校为依托，建立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支持网络
学校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生态系统，在流动人口的聚居区，学校可以适当地安排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进行交流，互相了解对方的优点，交换体验各自的生活。而社区作为流动儿童生活的重要场所，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社区基层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经常性地提供一些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互动的机会。总之，以社区和学校为依托，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建立流动儿童价值观建构的支持网络，对突破关系“内卷化”，构建流动儿童价值观有重要的支持作用。
综上，流动儿童价值观的建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打破“内卷化”的现状成为建构过程中的必须，打破关系“内卷化”，建立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沟通交流的平台，提供充分选择的机会，让流动儿童在互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注释：
①“内卷化”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人类学家格尔(Clifford Geertze)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变迁时引用该词来解释他遇到的情形。其基本含义是：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刘世定、邱泽奇.2004）。本文借用“内卷化”表示：流动人口的关系网络呈现出向内扩张，消极抵抗外部的渗入趋势。
②流动儿童是流动少年儿童的简写，它指跟随父母双方或一方一起离家在外流动（即人的所在地和户口所在地相分离）的儿童少年，一般指6～15岁。从实际情况来看，流动人口子女应该包括有两大部分：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的子女和随父母外出流动的子女。1998年3月，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管理暂行办法》的政策性文件，正式使用“流动儿童少年”一词，它是指随父母（流动人口）流出的子女，简称流动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