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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年—1704年），字浑然，河北博野县人，是清初农民出身的思想家、教育家，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他生活的17世纪是封建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和封建教育走向衰落的时期，面对弊端丛生的封建教育，颜元对封建教育，尤其是对理学教育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梁启超曾赞誉他：“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1](P121)可见其影响之大。颜元提出了独特的教育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与其后继弟子形成“颜李学派”，其理论与实践对封建末期及近代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颜元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应充分肯定，更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一、颜元教育思想的成因
研究和评价颜元的思想，应该对颜元生活的时代背景有一个了解。历史上通常将颜元界定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实际上他的主要活动在清初。颜元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1644年，明最后的皇帝崇祯在煤山自杀，清兵入关，定都北京，此时颜元也才刚满九岁。1662年康熙即位，这年颜元27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颜元逝世，此时距明朝灭亡已经60年。因此，更具体一点说，颜元的大部分活动是在康熙年间，这时期的社会状况有了许多新的特点，明朝灭亡的沉痛教训余绪犹存，对理学弊端的反思日盛一日，这种社会形势对颜元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对明朝灭亡的反思
明朝灭亡后一段时间，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儒家学者从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出发，大多具有“反清复明”的使命感，有一部分人还投入到了实际斗争中去，如王夫之在明亡后曾在家乡组织武装反清。虽然“反清复明”的运动对此时期的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对颜元的影响不大。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南明永历政权偏居南方，“反清复明”的斗争形成和发展的区域集中在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相对来讲，在京畿地区弱一些。例如，颜元的义祖父朱九祚曾担任蠡县的守备，清兵入关时并未加以抵抗。且在顺治四年（1647年），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还“率众乡里”对抗蒋的义军，并获得清廷嘉奖[2](P540)。也许就朱个人来讲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在京畿地区对“反清复明”的响应不大积极，蒋尔恂的起义迅速失败就是明证。当时颜元尚年幼，及其成年时，社会上“反清复明”的情绪更是渐趋缓解，人们开始反思、总结明亡的教训，反清的强烈情绪逐渐被冷静的思考所取代，他们深感理学见心见性、明道存性全是废话，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风对颜元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从这些史料来看，“反清复明”的情绪在颜元生活的家庭以及地区都比较淡薄，北方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在颜元身上体现得更多，批判的意识、理性的思考远甚于“反清复明”的情绪化冲动。
（二）清政府统治术的变化
经过顺治在位18年的统治，清王朝国势日隆，进入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学派）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政府在其文教政策上推崇理学，强调儒家的正统地位，通过开设明史馆及博学鸿词科来笼络、安抚、重用一批儒家学者；同时，统治者对不合作者大兴文字狱，进行高压统治，迫使他们就范，著名的文字狱有“明史案”和“南山集案”等。通过多年软硬两手的政策对儒家知识分子进行镇抚，知识分子在经济政治日渐稳定的情况下，逐渐淡化了华夷之见，开始寻求自身安身立业和为国家、民族强盛尽忠效力。在整个知识阶层出现这种变化时，颜元正处于壮年时期，他同样也在进行着这种思考，这是他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三）明清社会结构的鼎变
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内部曾被认为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学术界有争议）。在此期间，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并接受这些知识，而且积极推广，例如徐光启、梅文鼎等。此时王阳明的“心学”中的批判精神，强调通过主观努力求得自身的发展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在不断增长。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明中叶以来早期市民意识也在逐渐形成。虽然颜元活动区域有限，直接接触到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初步的西方科学知识不多，但作为一个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明显感到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削君权申民权的政治主张以及尚实学、重功利的市民意识的增长对他产生了明显影响，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人人禅宗，家家训诂”非改变不可。可以说这种社会结构的鼎变催生了他的思想。
（四）个人坎坷的人生际遇
颜元一生极为坎坷，4岁父亲离家，自此音讯断绝，12岁，母亲改嫁，孤苦无依，中年丧子后再无子嗣继之，晚年亦贫苦，手胼足胝，阅尽人世的艰辛。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有更深的感受，“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炮，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3](P161)。在其人生经历中，几次重大变化，也是形成颜元思想和人格特征的主要因素。从少年到成年学宗数变，少喜道教导引术，知仙不可学，又习陆王。深感虚玄不济用，再学程朱，更感上当受骗。其求学经历也促成了他的反叛性格和批判精神的形成。
二、颜元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颜元比较系统、全面地思考了两千多年教育发展的历史，对秦汉以来的教育进行了总清算，矛头集中指向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教育，对其进行了犀利批判。“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3](P189)，他认为教育的弊端是从汉代开始的，自宋以来，理学被推到正统地位，与此同时，理学的末流把理学的弊端也推向了极端。颜元主要以程朱理学为批判对象，认为陆王心学相对优于程朱理学，“两派虽俱非孔子之派，江西犹有长处”[3](P275)，因为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元、明、清，官学推崇的是程朱，陆王在进一步批评朱学中得到了发展，这些批评为颜元提供了许多思考。“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人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赢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3](P439)在揭露批判理学“空、虚、静（敬）、死”的基础上，提倡“实、真、动、活”，其中“实、动”是核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读书与致用的问题，一是主静与主动的问题。
（一）读书与致用
颜元在批判程朱理学时，直接在读书与致用的关系上展开。他对读书与致用的分析，是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招致后人大量批评的源泉。他认为理学把读书看作教育的唯一功夫，毕生的精力都用在读经、讲经上，“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3](P251)。教育的许多弊病多是由此衍生，他批判朱熹：“先生谓子静教人莫要读书，误人一生，不知先生专要读书，自误一生，更误五百年天下人一生也。”[3](P251)“千百年来，率天下人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3](P251)。因此，颜元把批判的重点放在读书上。我们应看到，他的本意不是反对读书，他认为书本知识“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岂可全不读书”，“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而是反对读书不能致用，批判“将学全用在读上”，认为“专为之则浮学”，会产生很多的危害。
颜元尝以医生为例，说明读医书与通医术的关系，“辟之于医，《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也，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3](P50)。他认为只重书本知识，鄙视动手实践，“妄人也，不惟非岐、黄，亦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3](P50)。具体来讲，颜元不是反对医生读医书，而是反对拿医书取代实践。“譬如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谱果琴乎？”[3](P50)。只有在手弹心会的实际履行中才能学会弹琴。
后人在探讨颜元的读书观时，容易得出他是反对读书的，“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知，办经济愈无力”[3](P252)，“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3](P168)。有人还将这些论断拿出来支持学习和教育不需要读书的判断。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端，“读书越多越愚蠢”，“读书越多越反动”，将读书与致用直接对立起来。从颜元反对读书的观点出发，还影响到对他的客观评价，认为颜元作为教育家，反对读书是不可思议的，从而认定颜元教育思想是存在缺陷的。
我们对于颜元关于读书的论述，应该全面细致地分析，把握其真正的内涵。颜元之所以把读书的危害看得很重，是因为社会上将读书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对教育的确造成了很大危害，他怀着急切的心情，大声疾呼，试图让人们从弊端中摆脱出来，难免有极端的表述。如招致后人非议最多的“读书愈多愈惑”、“若不读书，其事功亦伟然”，颜元是在批评朱熹“半日读书，半日静坐”时提出来的，他认为一天时间被读书和静坐瓜分殆尽，哪里还有时间去实行尧舜周孔之道呢？如没有实行的时间，只去读书，“读书欲办天下事，如缘木而求鱼也”[3](P252)，“开聪明，长才干，固资读书，若化质养性，必在行上得之。不然，虽读书万卷，所知似几于圣贤，其性情气量，仍毫无异于乡人也”[3](P664)。为书损耗精力，益处不大。
（二）主静与主动
理学教育，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皆教人主静、居敬。“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3](P669)颜元认为主静是造成中国教育最大弊端的原因之一。“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法为妄，不足据也”[3](P251)。颜元认为主静有两大害处：一是损害身体，“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3](P272)。一是损耗神智，“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然厌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故误人才败天下之事者，宋人之学也”[3](P187)。颜元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习行实践的主张，以主动主义来取代主静主义。其“主动”思想中包含着三个层次：
(1)主动与被动
颜元认为传统的教育教导强化了人在求知、学习中的被动性，不知随时宜而改变，他倡导教育要培养人的主动精神。从汉代以来，经师在传授学问时，严守师法、家法，一句一读，小心谨慎传递，学子们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至宋此风更烈，“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3](P142)。颜元从自身尊朱子家礼居养祖母丧几乎致死的际遇出发，“宋人无德五位，不可作也”[3](P142)，痛感朱学害人之深，理学骗人之甚。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随后，著《存性》、《存学》，提倡主动的精神，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2)主动与劳动
颜元认为理学教育脱离实际生活，只注重学究式的学习、钻研，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变化气质上”，培养的是病弱书生，“柔弱如妇人女子”，不仅没有“经天纬地之略，兵农礼乐之才”，而且是“上不见一扶危济难之功，下不见一可将可相之才”，“上品”仅会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3](P51)，对己、对国家都没有用处。他认为主动中包含劳动，强调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通过劳动可以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生之道，“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3](P635)。颜元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应该劳动，将劳动上升到民强国盛的高度，“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矣，后圣而不惑矣”[3](P669)。
(3)主动与自动
自动与主动、被动的范畴不同，主动、被动更具体体现在教学中教师的角色定位问题。颜元认为教育应该调动学生的自动性，让学生自动起来，不用老师去推动。更进一步讲，个体要做到是心动，“为学而惰，为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张之也。彼无志之人，乐言迁就，惮于更张，死而后已，者可哀也”[3](P659)。只有心动才能进入真正的自动状态。
不可否认，从思想方法来讲，颜元的一些论述有极端的倾向，甚至有时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程度，如“宁使天下无学，不可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3](P72)。“必破一分程朱，始人一分孔孟”[3](P182)，“诵说中度一日，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3](P42)。非此即彼思维路向较多的体现在颜元的表达方式中。这种行文风格有利有弊，有利方面是较容易将作者的观点强调突出，给人以醒目的印象，但也很易流于极端，使得后人对其思想的评价易产生分歧，容易将一个简单的命题片面化、绝对化。
三、对教育改革的启示
面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教育的强大影响，颜元能够不流于世俗，非常勇敢地思考问题，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传统教育，矛头直指程朱理学。作为一个教育家，敢于善于提出不同于主流的见解，并大胆地进行实践活动，“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3](P696)。这就是颜元精神。这种精神很可贵，值得提倡，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这种精神的价值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