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的“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史上论文,情理论文,范畴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中，“情理”这概念在总评、回评和夹评中多次出现，它实际上被当作一个理论范畴使用。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张竹坡的小说理论，有必要对他使用的这一范畴作一番辨析。
一
竹坡评点中有一段集中论述“情理”的文字：“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逐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金瓶梅》读法四十三）仔细读来，这段话的含意颇有值得推究的地方：其一，“做文章，不过是一‘情理’二字”，这“情理”到底指什么？其二“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这“一个人的情理”应如何理解？整句话应如何解释？其三，“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其中前面的一个“情理”与后面的“情理”各包含怎样的含义？张竹坡对这些问题都未明确的阐释和界说，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其回评、夹评及其它有关论述来予以考查和辨析。
小说正文评点涉及到“情理”二字的，按顺序排有下列各处：
（一）第二回写西门庆勾引金莲，拐弯抹角央王婆说合。回评曰：“即西门庆入王婆茶房内，开口便讲，其索然无味为如何也！则说技之妙文，固文字顿错处，实亦两人一时不得不然之情理也”。此处“情理”显然指决定西门庆、王婆此时此地特定言行的前提条件，亦即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规定性。小说中生动、顿挫、充分显示人物个性特色的描写正是为这种规定性所决定的，它被张竹坡看作人物个性描写之本。
（二）同上回，评《金瓶梅》数回情节同于《水浒》情节时，回评说：“又见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许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时，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随我的眼力批去，即有亦与批《水浒》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此处“情理”，则指作品中的情节安排和人物描写而言，意谓不同作者在作品思想内容和处理上可能会有相似处。
（三）同上回，写潘氏下帘失手误打西门庆，金莲陪罪，西门庆反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夹批曰：“那人自向妇人说话，情理一时都尽，眼中不见王婆，妙。”此处“情理一时都尽”，指的是作品中对西门庆的描写生动、曲折、真实，充分体现了人物性格特点，“情理”乃指人物的思想性格规定性。
（四）第八回回评：“然则费如许力量写一玉楼，而止拉到家中便罢休，何以谓之情理文字哉？然而接写玉楼来家，如何宴尔，如何会月娘众人，势必又是一篇文字，既累笔难写，又冷落金莲矣。公看他竟不写玉楼，而止写金莲，然写金莲时，却句句是玉楼文字，何巧滑也”。此处的“情理文字”指的是根据刻划人物性格需要而进行合理剪裁、衔接的文字，亦即小说中的详略安排应服从于刻划人物性格、心理的需要，那些对刻划人物性格作用不大的事件过程，虽属生活真实，但为了突出人物性格描写，亦应删除。
（五）同回四评：“写床，既入情理又为春梅回家作线也。”此处“情理”，当指生活实际，生活逻辑而言，即西门庆匆忙嫁女，来不及攒造新床，故把玉楼带来的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西门大姐，这符合实际生活情理。同时，此处写床又为下文写春梅回家埋下了伏笔，在情节发展上具有照应作用。
（六）第十回回评：“止是出瓶儿，妙矣。不知作者又瞒了看官也。盖他是顺手要出春梅，却恐早早无生动趣，乃又借瓶儿处诱春一影，下又借迎春一影，使春梅得宠事，便如水光镜影，绝非人意想中，而又最入情理”。此处“情理”含义与上条相近，也是指生活实际、生活逻辑的意思。但此处竹坡又通过小说中写人物时应注意虚实结合，相互映照，既出人意外，又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且在艺术上产生由渐而入，层层推进，悬念迭起的效果。正所谓：“天下事因由渐而起，而文学亦由渐而入，此盖渐字中一大结果也”。（同回评语）
（七）第十一回写西门庆欲梳笼桂姐，桂姐故意扭妮作态，桂卿则趁机在旁索要唱钱。急切想讨好桂姐的西门庆立即叫玳安取出五两银子。夹评曰：“上套子。文字总是情理”。此处“情理”兼有生活实际和人物性格要求的双重意义。“文字总是情理”，指这个场面中不同人物言行的描写既符合于当时特定的生活真实，又符合于不同人物的内在性格逻辑，令人感到真切可信。这正是张竹坡所屡屡强调的创作思想。
（八）第四十回回评写瓶儿受宠，而金莲争风怀恨：“虽暂分一夕之爱，而愤已深矣。宜乎后文再奈不得也，文字无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岂是信手写去者？”此回写瓶儿母子受宠，因子嗣关系造成妻妾间身分地位升降转换，金莲的怀妒争风又为后来谋害官哥，逼死瓶儿埋下伏笔。张竹坡这里的“情理”说，是较明确的理论文字。显然，“情理”在此指客观生活实际，又指人物思想性格的规定性，小说中的种种描写都是生活真实和作者构思中所确定的人物思想性格规定性的表现，小说的情节结构及种种艺术处理也由此决定，绝非信手编排。张竹坡在这里较明确地揭示了小说创作中的基本因果关系。
（九）第五十四回，在写到应伯爵乘金钏儿在园中小解之机，以枝花相戏的场景时，竹坡夹批云：“情理必至，却写得出”。文中这个细节写尽了应伯爵这个人物的下流、卑鄙和无耻，同时也逼真写出了金钏儿当时的狼狈和难堪。所以此处“情理必至”指人物思想性格的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实际的必然表现。张竹坡至此又慨叹《金瓶梅》揭示生活真实和人物性格的大胆彻底。
（十）第八十七回，写武松假言骗娶金莲，金莲心下暗道：“我这段姻缘还落在他手里”。就不等得王婆叫她，自己出来。夹批曰：“必如此写来，方使金莲肯嫁武二有情理。不然金莲十二分聪明人，岂不知防患乎”。此条可参见第三回回评，竹坡以为二回内评写金莲因爱慕而勾引武二，非等闲之笔，乃为后文肯嫁武二作照应。在这一回中，《金瓶梅》作者先写武松向王婆说了一段愿娶金莲“一家一计过日子”的话，让金莲在帘内听到后觉得有理；又让金莲感到“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儿”，因此又勾动旧日之心。这既符合金莲性格中的精细、狡黠的一面，又符合她蓄谋已久的淫心。因此，此处“有情理”当指有依据，即在这里张竹坡肯定《金瓶梅》严格依照人物的思想性格逻辑刻划其言行。
通过上述十例的分析可知，竹坡对“情理”一词的用法较宽泛，有指客观生活真实及其发展逻辑的，也有兼括二者的。在不同的地方，这一概念具有不同的侧重面。围绕“情理”概念的使用，张竹坡实际上较全面的表现了他重写实的小说观：即小说的情节、细节、场景安排，人物的言行描写以及其它种种艺术处理都应该从生活实际出发，都应服从于通过对生活的提炼在构思过程中确定了的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规定性。回评及夹批中“情理”概念的具体用法，可以加深我们对《读法》四十三关于情理总体评述的认识。这样我们对其中“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可作如下理解：做文章（进行小说创作）不过是真实地表现生活。或者说，小说创作是以现实生活本身为依据的。要之，竹坡是在强调小说创作应对生活作客观真实的描写，而反对纯主观地抒发思想感情和凭空捏造情节。这正是张竹坡“情理”范围的文义内涵所在。从此引发，张竹坡又进一步将“情理”论运用于人物塑造方面。“于一个人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这话的含意为：塑造人物首先要深入到人物内心去寻求其思想、性格特征和发展逻辑，这样才能准确、自然地描绘其言行状貌，写出其生活历程。通过前引有关人物性格的数例，我们可以看出张竹坡已初步领悟到人物个性不仅有它内在的本质规定性，而且人物的外在言行是受到这个规定性的约束的，这也是人物性格前后发展的逻辑前提。从层次上可见问题二是承问题一而发的，但更具体深入到了人物性格塑造问题。“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人一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深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个人的情理方才开口耳”。不仅“开口便得情理”涉及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问题，而且以“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才方开口”揭示了实现人物语言个性化的前提条件，亦即首先要把握住这个人物思想性格的基本特征和内部规定性。正如竹坡另处所说的：“《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读法》四十五）“其诸人之亲疏厚薄浅深、感触心事，又一笔不苟，层层描出”（第六十二回写西门庆哭瓶儿死批语）。在同一回评里，竹坡批到：“西门庆是痛，月娘是假，玉楼是淡，金莲是快。故西门庆之言，月娘便悔；西门庆之哭，玉楼不见；金莲之言，西门庆发怒也”。人物言行所表现出的千差万别，正是因为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各有其内在规定性和基本特征。
总之，在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中，“情理”这一范畴的基本内涵指的是生活真实、生活逻辑和人物思想性格的内在规定性，而将现实生活看作是小说创作的总的前提则是“情理”范畴的基本出发点。竹坡还将“情理”与“人情”、“天理”等概念混同起来运用，从而将这一范畴扩展到日常事理、人间伦常、世态炎凉、天理报应等方面。比如：《读法》一0三云：“《金瓶梅》处处体贴人情天理，此是其真能悟彻了，此是其不空处也”。又第二十六回评：“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讨分晓，安得不妙”。又第九十回夹批：“此书总欲为炎凉翻案，亦是世情必有”。在这些地方，作为“情理”概念的推展，主要是为了强调小说描写的现实依据，这其中也显露了张竹坡的某些局限，比如将因果报应也纳入了“情理”范围。
二
我们辨析了竹坡“情理”范畴的内涵就可以更全面地评价其理论价值。过去，有的论者从人物个性化角度来肯定张氏“情理”说的理论价值，其实这是不全面的。通过前面分析可知：张氏“情理”论的意义首先在于通过对《金瓶梅》的写实成就的总结，进一步强调小说应真实地反映客观生活，应以生活真实为依据，应符合生活自身的逻辑。在这方面，张竹坡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小说评论家的成果。早在竹坡之前，论者们便多有精彩之论，且看一些材料。比如：无名氏《水浒一百回文字优劣》云：“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凭空捏造，以实其事”。又李贽《水浒传回评》第十云：“《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只有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两人情事，咄咄如画”。同上第九十七云：“《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降，其妙处都在人情情理上。人亦知之否？”又冯梦龙《警世通言序》：“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概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见《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小说的真实性，并暗示了它的前提，大则谈整体文字，小则讲单个人物塑造。但是，他们从未象竹坡这样专设“情理”这个范畴来集中概括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在竹坡的《读法》和评点中，“情理”概念直接出现便有16处，而相关的概念则出现近60处之多。这一范畴的广泛运用，使张竹坡将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扩展到了情节结构、性格塑造、人物语言、细节安排以致作品节奏、色调等各个方面。这便是以《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为依据，把有关真实性的情理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应该说，这是张竹坡“情理”论的首要价值。张竹坡拈出的这一范畴直接渗透以后的小说评点之中，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批语》和张文虎《儒林外史评》。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小说批评史上竹坡“情理”说对于小说真实理论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与此同时，竹坡“情理”说的更突出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它使我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中的人物塑造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它第一次从作家的创作过程的角度较为明确地揭示了人物个性描写的前提条件，即作家要动笔写人物的个性，就必须首先在构思过程中“于一个人的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也就是说作家下笔之前，必须在对生活积累进行提炼的基础上，确立和把握其情思的内在规定性，找出其性格的本质的内在逻辑。这一认识尽管是初步的，却是卓越的，它是对《金瓶梅》人物个性化经验的最有价值的总结！在张竹坡之前，李贽、金圣叹等人对人物性格论多有阐述，然而他们只是强调人为的个别差别，而未进一步去探讨怎样在创作过程中去实现这种差别。而竹坡评点人物形象时，则既赞颂了《金瓶梅》的个性化成就，同时进一步追寻作家取得个性化成就的奥妙。张竹坡的评点在很多方面有不及李贽、金圣叹之处，但在这一点上，他却高于李贽、金圣叹。金圣叹提出的“格物”之法、“忠恕”说和“因缘生法”，虽然包含参照经验世界的涵义，但其侧重点乃在探究作家艺术想象的价值，然而，“奇想妙得”的结论并不能明确回答实现人物个性化的原因，而竹坡“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的观点，则从构思写作角度对作家的艺术想象进行了适应个性化要求的规范，因而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推进，而且也更具有实践的价值。
三
张竹坡把“情理”二字作为小说评点的重要概念，除了受前人小说评点、诗说、文化等影响外，我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金瓶梅》创作遵循现实生活情理和人物性格逻辑所取得的成就，为竹坡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前提条件。《金瓶梅》的题材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有很大差别，它是“一部专以描述世俗生活的人情小说，按竹坡的话说，它是一篇市井的文字”。从小说看，《水浒》虽不乏写实精神，但传奇的色彩很浓，人物描述亦有夸张处。而《金瓶梅》“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它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读法》四十）所以他在探索小说艺术成就（包括人物塑造）原因时，才把现实情理当作文学创作和人物情理的依据。由于作品本身是写实小说的一个飞跃，加之竹坡又是“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批的，因此，竹坡用“情理”来概括小说及人物的成就便毫不奇怪了。
其次，张氏“情理”说的产生也由于时代思潮的影响。明中叶后，社会经济与城市繁荣，促进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也带来了市民阶层审美意识的变化，要求文艺表现日常生活，表现现实的世俗情态和人情味成了时尚。李贽等人反理学、重情欲、倡“童心”、标“性灵”的观点，为下层市民文学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明代的这股思潮，反映了社会躁动不安的现实，也表达了文人、市民要求性解放的呼声。《金瓶梅》的问世，使小说观念产生了新的飞跃，即在世俗家庭生活中发现新的审美意识和社会理想。小说批评中则倡导“寄意于时俗”，天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
明末清初，作为上述思潮的延续，戴震针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天理即出于人欲之中，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黄、顾、王等思想家的文学观中也反映了重经世致用、重情感、重写实的倾向。黄宗羲《明文案序上》说：“今古之情无尽，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讦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戌客，无一非文人也”。顾炎武《日知录》：“诗主情理，不责奇巧”。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李渔《闲情偶记》：“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
不独有偶，张竹坡重写实的“情理”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最后，竹坡注重“情理”范畴还与其生平经历和思想倾向有关。在《竹坡闲话》中他谈批《金瓶梅》动机时说：“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竹坡生前不得志、穷愁潦倒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一生负才拓落，五困棘围，而不能博一第”。（张道渊《仲兄竹坡传》）这对自负其才而又极欲用世的竹坡才子是个严重的打击，甚至导致他最后为进取仕途，效力河干，不幸“赍志以殁”的结局。二是他父亲张
谢世后，“人情反复，世事沧桑，若黄海之波，变幻不测，如青天之云，起灭无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于人世矣”。（竹坡《乌思记》）张父子才情在张氏家族中堪称翘楚，然宦囊殷实、仕途显赫却不及张胆、张铎一支之十一，这在“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社会不能不给竹坡心灵以强烈的刺激。他在《读法》八十六中也感慨道：“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亲，乃漠然视之，且恨不排挤而去之，是何肺腑！”而一旦遇到《金瓶梅》这部主要描写人情冷暖、世情真假、世风浇薄的小说时，竹坡即刻产生共鸣。而在“情理”说中突出“人情”因素，强调对“世情”的领悟，赞赏对那污浊世界和龌龊人物作如实揭露，盖有本矣。
此外，我们还应该在竹坡恣情纵意、情才傲世的背后，看到其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济世之志。竹坡《客虎阜遣兴》其三：“凭吊有时心再热，云根拨土觅吴钩”。又《十一草·留候》云：“飘然一孺子，乃作帝王师。……终将骋其志，功成鬓未丝。”他以为屡次落第乃时运不济，一旦时来，便是济世之才。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加上他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给他的思想倾向定下了封建正统的基调。在“情理”说中，重人情之外，其“天理”部分一方面承认日常人情事理是天道使然，而另一方面则包含大量礼乐伦常、人心孝悌的内容。他在《治道》篇云：“盖政教存乎风俗，风俗系乎人心。自古礼之不作也，而人心荡荡，则出乎规矩之外矣。自古乐之不作，而人心骄骄，则肆于淫逸之中矣。……是以古人生而孩提之时教以父母之当孝也，兄长之当敬也。……予所谓礼乐伦常之次序，和乐日用之进退，周挽天序天秩者，此也。”对照评点可见他观点的一致处。第一百回回评：“第一回弟兄哥嫂，以悌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竹坡评点《金瓶梅》一方面从文艺欣赏批评角度出发：“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仲兄竹坡传》）另一方面因受时代和思想局限，掺杂一些主观臆断，阐发了不少封建纲常，象“寓意说”、“苦孝说”之类皆是。因此，当我们考察“情理”范畴内涵的宽泛和复杂时，竹坡生平遭遇和思想倾向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们对张氏“情理”说作一辨析并肯定其理论价值之后，也应该看到它的明显局限：比如在涉及“情理”范畴时，张氏并未严格区分经验世界小说世界的界限，而是混谈之。而相关人物塑造理论时，他也未系统揭示人物性格在小说网络结构中有其自身和内在运动规律，尤其对单个人物本身和内在矛盾和复杂性上认识不足，评点在这一点上要大大落后于小说创作人实际成就。但是这些不足亦并不能掩盖竹坡理论的独到之处，一个26岁的年青人在十多天内完成一部巨著的评点，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确难能可贵。还他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真实面貌，给其应有的地位，是我们应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