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评人类中心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现实论文,人类论文,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人类中心主义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它不但不是产生生态问题的文化传统根源，相反，与生态伦理学有相通之处，产生生态问题的思想渊源在于人类万能主义和人类利己主义，生态问题的解决和科学的生态伦理学的建立，有赖于这两类错误思想或观念的清除。
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昌明，人类物质文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同时出现的自然资源遭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生态问题也犹如一把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门主张把道德关怀领域由人推及自然界，通过规范人类的行为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的位置是生态伦理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不少论者主张彻底批判和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当且仅当如此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这种观念，笔者不敢简单苟同。现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谈谈自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粗浅看法，求教同仁。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世界的主宰，是自然界最宝贵的东西，人的利益高于自然界万物的利益，人类能根据自己的理性使自然界满足人类的需要。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世代积累起来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作为思想根源居功甚伟。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在“人——自然”系统中进行的，其发展程度以其对自身、自然以及两者关系的认识为基础。原始社会时期，原始人的自我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认识不到自身的价值，严重缺乏关于自然界的各种知识，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发生的各种现象，如闪电、打雷、洪水、日月运行直至作梦、生孩子等等都无法理解，感到极为神秘。这时，大自然完全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存在，不但个人，就是整个氏族和社会都不能抗拒自然法则，人们只能动物式地适应自然界。对大自然的诚惶诚恐，对自身生存的忧虑，使原始人产生了自然宗教观、崇拜自然界中各种与本氏族或部落生活相关的事物，乞求图腾保护自己的生存。原始社会中，几乎每一氏族或部落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图腾，这说明，原始人思维中存在自然中心主义的拜物观念，自然界主宰人类，人类只能驯服于自然，屈从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主人，人类是自然的奴隶。人类在大自然强大的威力面前小心翼翼地生活，人类的创造性受到压抑，社会呈缓慢的渐进性发展。
进入有阶级社会后，知识分子的出现使天人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比较深刻了。东西方都逐步认识到人的巨大的能动作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隐藏于人类深层潜意识的人类中心思想渐渐表面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尔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1〕， 强调以人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突出了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早期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明确的表述。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索福克勒斯在悲剧《安梯贡》中也写到：“一个又一个强大的生物活着，可是没有一个比人更强大。”〔2〕以文学的形式宣扬人高强于其他生物的地位。东方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已经“明于天人之分”，荀况更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口号〔3〕。事实上， 大多数古代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对人类地位和价值的积极认识，对人类能力的自信，使人类认识到，大自然不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可供人类改造并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价值物。这样，人类改造自然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被激发出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中心主义既是结果，又是其原因之一。
这里，我们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果作为一种理想境界仍不失为至善，但在当时条件下付之于实践，我们只能把它当作遁世或逃避现实的借口。老子的自然无为，庄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均不过是一种内省式的个人道德修养，追求的是心灵的淡泊宁静，这种道德实践的结果是骑青牛出函谷关，而不是实现与万物合为一体。至于张载的“民吾同胞，物我与也”〔4〕的命题，从机械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人与万物同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应当没有质的差别，因此，这一命题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但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决不是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它们以实践为中介形成“主体—客体”的关系，主体总是能动地影响客体，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由于“天人合一”思想忽视了主客体本质上的差别，它只有理想价值而没有实践价值。虽然“天人合一”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影响颇深，但始终没有能够成为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这也许是我们民族的幸运。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基徒教神学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人类中心主义让位给神本主义。基徒教神学宣称，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人的理性应当服从于对上帝的信仰。在基徒教神本主义的统治下，中世纪欧洲的科学、文化和艺术处于一片黑暗中，除了一些烦琐的、服务于神学的经院哲学外，中世纪没有留给后人更多的遗产。直到近代，对人的理性和科学怀疑的局面才有改变。
近代以来，科技和生产对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天然自然日益减少，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剧激扩大，这表现出人类理性的伟大与崇高；同时，富裕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从自己的贪欲出发也迫切要求确立一种确认人的中心价值的思想模式。人类中心主义呼之欲出。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涌现出大批的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一反过去颂扬神、贬低人的价值的传统，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标志一度沉寂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苏醒。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主张“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5〕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6〕的口号。这里，人不再是神的奴仆和工具，也不是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的被动者，只要人们认识了自然规律，就能获得一种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使自然服从自己的利益需要。十八世纪后期，康德又提出了“人是自然的立法者”〔7〕这一动人心弦的命题，最终在理论上完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类中心主义影响力是如何的强大以至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了。为了人类的福利，以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不但对周围的自然界而且对下至地球深处上及宇宙空间的广大区域进行探索、研究、开发和利用，使之朝合人类目的性的方向发展。由此，近现代人类社会由快速的渐进性发展向跳跃式发展转变。
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使社会历史发展有了强烈的动力机制，又以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技术为工具，使内涵了动力机制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由可能化为现实。社会文明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外化过程，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现代，人类在运用理性和科技来谋求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但这不能归罪于人类中心主义，否则，极容易在实践中出现反科学的浪漫主义。至于生态问题形成的思想根源，后文另及。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合理性
在讨论中，有相当部分论者还是肯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的，而且，有论者认为，从种的生存和进化的角度看，人类中心主义也有其生物学基础。〔8〕但是，一旦把眼光收回到活生生的现实， 人类中心主义就成为众之敌矢了。在一些生态中心论者看来，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鼓动，人类凭借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利用现代科技不断地支配、控制、占有、利用自然界，自然资源被无节制掠夺开采，动植物遭灭绝性杀害，环境被大量废弃物污染……即改造自然直接引起了生态问题，现在是由改造环境转移到保护自然的轨道上了。〔9〕
保护自然环境的至关重要性和紧迫性无须多说了，但是，上述论者把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绝对地对立起来，把两者分别等同于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伦理学的实践，从而得出人类中心主义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原因，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实，根据人类中心主义，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来就不认为保护自然环境于己无关，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都服从或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改造自然是为了创造出更多的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而保护环境则是为创造一个更舒适的、更健康的人类生活环境，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偏废哪一方面都直接影响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讲，也制约大自然合目的性的进化。不过，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历史局限性，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在行动上曾有时间先后的差别。二十世纪前的漫长时期里，人类的实践活动对大自然所造成的伤害较小，暂时的生态失衡可以通过大自然自组织的功能使其达到物质、能量和信息间的新的平衡。这时，改造自然是人类主要的实践形式。二十世纪后，大量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活动使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建立一个高品位的人类生活环境被提到日程上来。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人类的长远利益要求现时代的改造自然必须同保护自然齐头并进。目前，环境保护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成了全球性问题。如果环境保护不直接关系到人类的整体利益和将来的命运，它会引起世人的瞩目？因此，与改造自然一样，当今的自然环境保护是人类中心主义应有的题中之义，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现实合理性的第一个理由。
再看看生态中心论的一个基本原则：自然与人类具有同等的价值、尊严和权利，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与尊重人类的价值和权利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万物是有人格的，人类应恪守“敬畏生命”的绝对律令，对人类来说，善就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伤害或抑制生命。〔10〕这样，谁吃鱼肉，谁就体现了最大的恶；谁爱护蚊子、苍蝇等，谁就实践了最大的善。事实上，西方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就持这样的佛教生态伦理学的观点：生物的权利高于人的权利。对于处理人与自然利益的关系，又有生态中心论者提出：人的生存需要高于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而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高于人类的非生存需要，人的非生存利益不应该凌驾于自然的生存权利之上。〔11〕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文明的进步必然不断地提高人的生存需要水平，那么，如何界定这一标准呢？第二，这里仍然以温和的态度肯定了人的需要高于自然的利益。种种情况说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和不甚令人满意之处。出现这种现象，与人们对生态伦理学的目的认识的偏差不无关系。有人认为，传统伦理学的目的是人，具有功利性；生态伦理学以“人—自然”的和谐为目的，具有超功利性。〔12〕这也有可商榷之处：（1）生态伦理 学通过规范人对自然的行为，实现“人—自然”和谐的思想境界，但是，在生态伦理学中，自然界是道德的客体，人类是道德的主体，而一切主客体关系都具有对主体来说“为我”的性质；（2 ）“人—自然”和谐是目的的观点，使人不禁想起伯恩施坦“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便是一切”〔13〕的名言。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再追寻“人—自然”和谐状态的终极目的。事实上，人类之所以把道德关怀扩及大自然万物，建立起协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人类长远的整体利益，是为了当代人及人类后代的持续的社会发展，生态伦理学诞生于人类命运受严重威胁的时期正说明了这一点。可见，生态伦理学现实的归宿点仍然是人，具有现实的功利性，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现实合理性的第二条理由。
人类中心主义是实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推动力量，这是它的现实合理性的第三条理由。坚信人和科学的理性会给人带来幸福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要实现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和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离开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离开现代科技都是无法想象的，而生态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只能依靠人类对自然规律更深刻、更系统的认识和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不能通过所谓的自然无为顺应自然的方法来达到。有人从生态中心论出发，认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是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元凶。由此提出保护生态第一、发展经济和科技第二的“抑制增长”或“生产力零的增长”的生产模式的伦理原则〔14〕，其实质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消解发展。这完全背离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其最后结果只能导致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很多有识之士看到了这种趋向的问题严重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期间，包括一百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世界科学家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同时召开，与会科学家们对世界范围内的一股反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人类不能因噎废食，必须依靠科技促进社会的共同繁荣。
三、正确理解人类中心主义
不少论者之所以对人类中心主义颇有微词，很大原因是混淆了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万能主义、人类利己主义的关系。
如前所述，人类中心主义只是认为，人处于世界的中心地位，人可凭借自身能力和科学技术使自然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作为一个事实命题，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是不成立的，我们现在尚不清楚宇宙的中心在何方，又岂能妄谈人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价值命题，它又是清晰的，明白无误的，离开了人类这一价值实践主体而审察或评判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是毫无意义的玄学。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工具，以是否符合人类整体或长久利益作为划分善恶的根据。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将对人类的命运产生积极效应。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学没有尖锐冲突，相反，两者有相通之处。
人类中心主义相信人的能力和科学技术，这方面它与人类万能主义有相似之处。不过，根据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不损害大自然为前提，科技应成为社会及大自然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动力，而不是成为其毁灭性的力量。因此，在科技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主张：（1 ）大力发展生态技术（生态技术：即与环境进化相协调的技术系统，如太阳能技术）；（2）合理发展和应用非生态技术；（3）停止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反生态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人类万能主义则不然。它盲目信仰人和科学技术，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人的理性可以穷极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在人类面前，大自然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奴仆而受人类的摆布。进入二十世纪后，科技和工业给人们带来的巨大财富使人类万能主义思想膨胀到极点，“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一切”成为被技术乐观主义笼罩的人们心中的普遍信条。受人类万能主义的左右，人们忽视了技术无控制发展和应用对自然产生的巨大破坏性作用，毫无顾忌挥舞技术工具对大自然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奴役，造成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形成自然界和人类的尖锐对立。
与人类万能主义相伴而行的是人类利己主义。如果说人类万能主义是产生生态问题的工具根源，人类利己主义则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实践动力。诚然，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但它所称谓的“人类利益”指的是人类的共同、整体和长远利益。凡是为了蝇头小利而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从而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人类实践活动都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反对的。而人类利己主义则是个人利己主义在人的类上的折射，只追求眼前的、部分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为某个人或集团、国家的局部利益而不惜牺牲人类全局利益，这是一种狭隘的、近视的、浅薄的功利主义。人类利己主义是造成人类同大自然对立的首要因素。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无底的物质贪欲而疯狂地对地球进行无情的压榨和排放超过大自然自然净化能力的废物。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富裕阶层对资本最大化和过分奢移的物质生活方式的追求，乃是造成资源枯缺、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且有现实的合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不但不是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反而与生态伦理学有相通之处。生态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人类万能主义和人类利己主义。清除人类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万能主义和人类利己主义，才能在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现实的和具有操作性生态伦理学，最终解决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