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前后党对“转变”的科学预见与经营东北的战略筹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对论文,战略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地区成为全国时局重要焦点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各解放区迅速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较量中得了先机。这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争夺东北的较量中，共产党为什么能获得先机？主要原因是七大前后党对“转变”问题有了科学的预见，并据此将东北视为准备“转变”的关键区域，从战略上高度关注，在实践上精心部署。本文就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七大前后党对“转变”的科学预见
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而此时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却坚持独裁统治，提出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正如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各个阶级都在那里准备打败日本以后干什么。国民党六大和中共七大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
毛泽东在七大上强调了预见的重要性。他认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七大政治路线确立的基本依据，是党对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变化的科学预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
七大准备“转变”的预见，内容极其丰富。
关于军事方面的转变，包括作战方式、军事力量、地域状况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三位一体的转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时局密切相关。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这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由此，中国共产党预见到，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日期已经临近，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5月开始发动大规模夏季攻势，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抗战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条件。
关于作战方式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将“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页。）。朱德也认为：“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注：《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军事力量的转变与作战方式的转变紧密相连。毛泽东总结我军由小变大的历史经验说：抗战初始阶段，我们力量弱小，只能“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但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就不能永远甘做麻雀。“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0—332页。） 军事力量和作战方式的转变要求在作战区域上去攻打被敌占领的城市，创建包括大城市在内大块的连成一片的根据地。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所以，我们要争城市，使大城市和根据地在地域上连成一片。七大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要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都要去占领，收复一切失地。
七大关于军事转变预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认定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光明前途是不可逆转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全面筹划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在七大上阐明了确立准备转变的战略方针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6页。） 七大在形成军事转变预见的同时，明确提出在全局上准备由战争转向建设；在工作重心上准备由乡村转向城市；在发展方向上准备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如何准备由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七大的中央领导层有一个共识，就是要保护现有资源和生产力。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要认识革命的两方面的任务，即破坏旧的建设新的。”建设新的比破坏旧的更为复杂困难。“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特别在我们进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391页。）他强调：“到大城市后，要反对不保护器械财产，随意破坏和浪费的现象。”“北方有丰富的地面上和地下的资源，我们要善于组织合作经济和公营生产，同时使私人资本能获得正常合理的发展。要在建设上比倒国民党，充实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任弼时得出的结论是：“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注：《任弼时选集》，第392页。） 陈云在发言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注：《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毛泽东多次称赞“保护城市机器”的主张，并再一次重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如何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大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把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做好准备。毛泽东提出：“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2-333页。） 后来，他又指出：“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时，乡村工作也有一个准备转变的问题。七大提出：“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页。）这实际上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要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
关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七大提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七大设想未来发展的目标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七大强调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工业的极端重要性：“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081页。）
早在七大之前，毛泽东就提出要加强城市工作、经济工作，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指出：七大“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6页。）5月22日，毛泽东写道：“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6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6-147、158页。）
以上三个转变，最为根本的一点便是要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生产力。七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这表明党已明确把生产力要素与对政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作用大小、好坏等价值判断联系起来，并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确立为价值判断的根本标准。
七大准备转变的科学预见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形势和条件变了，就应当从新的实际出发作出决策。毛泽东在七大谈准备转变的问题时说：我们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2、331页。）
二、党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和关注
七大准备转变的科学预见，同党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和关注紧密相连。为实现军事上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为正规的运动战，创建包括大城市在内大块的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党中央首先想到的区域是东北。在准备战争向建设转变，准备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准备将来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时，党中央首先想到的区域也是东北。
东北西接蒙古、北靠苏联、东连朝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东北，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很早便注意在东北发展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局部抗战正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实行逼蒋抗日和争取张学良东北军的工作，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日本把东北视作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因而对东北的统治比其他沦陷区更为暴虐。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加紧对东北抗联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使东北抗联的处境越来越恶化。客观环境的极端险恶，以及没有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做依托，是东北抗联屡遭挫折的重要原因。
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筹谋收复东北，创建根据地。1942年7月，毛泽东就提出战后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问题。他指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35页。）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山东进行领导和部署。
七大深刻阐明了在准备转变中加强东北工作、创建包括大城市在内的整块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论述准备转变问题时指出：东北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它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于：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时建议：“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他再次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411、426页。）
毛泽东所强调的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特别重要性，首先是指它在军事转变上的区位优势：“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1页。）其次是指东北在准备战争向建设转变、准备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准备将来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中，具有特别的重要的经济地位。
东北是中国重工业基地。据1949年12月中财委统计，中国基本工业大部在东北，按原有设备全国年可炼铁300万吨，东北占75％；年可炼钢100万吨，东北占88％；年可轧钢45万吨，东北占71％；全国发电量210万千瓦，东北占30.1％。（注：《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另外，东北铁路占全国铁路的46％。这大抵也是抗战胜利前东北工业及铁路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说明东北工业和经济发展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在七大作结论时说：“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为什么毛泽东说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没有东北，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呢？除了东北的区位优势能建立地域上连成一片的根据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有大工业的基础。
三、党对东北工作的精心部署
根据准备转变和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党在实践上对东北工作进行了精心部署。
中共中央早就在延安设立过东北工作委员会，以搜集、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情况，设法了解东北抗联的活动情况。
抗战中后期，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利用这两地毗邻东北的条件去做东北工作。中央指定程子华(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理书记)兼设在晋察冀分局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委)书记，刘仁(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和韩光为副书记；由韩光组建东委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组织部从延安各机关单位抽调14名干部给东委，在延安举办短期训练班，学习3个月，一是研究、熟悉东北(伪满)情况；二是学习中央对敌占区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三是搞清楚在东北做地下工作应具备的条件和应注意的问题。短训后由韩光带队去晋察冀边区。1942年7月东委开始工作。（注：《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1944年夏秋，中共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市工作部之后，更加强了对东北工作的领导。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多次研究开展东北工作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立城市工作部，“现在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做满洲工作”（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9页。）；毛泽东要求“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注：《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这年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的指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并就如何开展满洲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78页。）同日，中央就开展满洲工作还向山东分局并胶东区党委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指示。
从1942年秋到1945年夏，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派到东北的干部，以及他们在敌占区新发展来东委(晋察冀边区)的党员，约有80人。胶东区委也多次向东北派遣干部，在大连、沈阳等城市发展党员，建立起多个支部。这些到东北的和通过他们在东北新发展的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伪满军、政、宪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为配合全国抗战和以后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和山东抗日力量的发展，为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先机到东北建立了基础，提供了部队转移的便捷条件。
1945年8月中下旬，受延安八路军总部电令，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在李运昌率领下，以8个多团的兵力会同地方干部共1.3万余人，率先从关内挺进东北。
奉中共中央9月11日电令，萧华率领的八路军山东军区的3万大军分散渡海北进，9月下旬先后在辽东一带登陆。这是从海上率先挺进东北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他们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部署，立即开展控制海口迎接大部队登陆和建立南满根据地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1942年就开始筹谋造就山东成为党的武装力量向东北进行战略转移的枢纽。此时，已发挥出山东作为战略转移枢纽的重大作用，展现出对此“预先计及”的重大意义。
萧华部像一把尖刀直插辽东后，立即接应从山东渡渤海经辽东进入东北的大部队。他们大部分属八路军山东军区。
继李运昌部之后，从陆上经辽西进入东北的，也有一部分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部队。如山东军区所属渤海军区第七师杨国夫、刘其人部约1.2万人，山东军区第一师梁兴初部7500人，就是从山东经河北进入辽西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苏北战略转移到山东再经河北进入辽西的，如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3.2万人。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前夕，留在苏联境内的原东北抗联抽调指战员组成先遣小分队，空降到东北各地执行战前侦察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任务。原东北抗联干部配合苏联红军进驻东北57座大中城市后，分别担任57座城市的城防副司令。这为迎接中共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及开展工作带来了便利条件。
总之，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得东北之先机，主要得益于抗战中后期党对东北工作的四个方面的部署：一是在晋察冀和山东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从这两地派干部到东北，在搜集情报、发展和积蓄党的力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山东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筹谋造就山东成为党的武装力量向东北进行战略转移的枢纽，为抓住时机进军东北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在晋察冀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造就了在时机成熟时又一个进军东北的毗邻阵地；四是党领导的一部分东北抗联部队撤到苏联境内休整，对后来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沟通苏联红军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并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得东北之先机的外部条件。
七大前后，党对准备“转变”的科学预见和经营东北的战略筹谋，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日臻成熟和党已经成为“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能够指引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领导者。抗战胜利后，党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是对此前经营东北战略筹谋的进一步展开。解放战争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经营东北战略筹谋的胜利，也是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的胜利。
不仅如此，当有着3000万人口、有众多大中城市、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连成一片的东北解放区出现后，七大提出的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等准备转变问题，在东北已成为直接的实践活动。东北在这方面的实践，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方针积累了重要经验，并为此后全国性的这一转变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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