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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 （1999）—06—0001—07
当世纪之钟声即将鸣奏21响之际，当中国人民回顾和总结人民共和国50年来的历史，满怀胜利的豪情去展望中国未来的时候，重温邓小平关于“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等论述， 分析我们在跨世纪关头所面临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对于确定和实施中国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是十分重要的。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一个奋斗目标，是令当代中国人感到非常振奋的目标。但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是异常艰巨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美元上下增加到4000美元左右， 美、英、法、德等国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日本发展的比较快， 也用了100 零几十年的时间， 而我们到下个世纪中叶若从建国算起才只有100年的时间，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美元时算起，时间就更短。50年代中期，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仅约70美元左右， 还不到100美元。这就是说，我们要用10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200多年的路。
百年战略发展之途绝非等闲，跨世纪的50年更为艰巨。这种艰苦的世纪行，对于实践者们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就是必须认真看待发达国家的成功与失误，同时也要对自己的优长与不足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估计，这才有利于我们以切实可行的步伐朝着中等发达国家之目标去跨世纪。
一、中国追赶“中等发达国家”之优长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又是一个资源丰富、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搞建设，向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迈进，自然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当然也不乏独具之优长。
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凝聚力、更有威信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与力量。一个社会的建设过程，说到底就是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过程。能否极大而有效地将人力物力资源调动起来，服务于某一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对于任何一个战略工程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凝聚力，那它就将是一盘散沙。而一个犹如一盘散沙的国家，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就根本做不到有效地动员和利用，所以在建设的有效性方面也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极力强调，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也正是由于我们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极大地增强了社会整合能力，从而才使我们能够把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资金用于急需和必须，极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人力进行经济建设，所以才使建国初破败的国民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并顺利地完成“一五”计划，取得“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的社会整合能力也随之日益加强，这是我们实现发达国家目标的重要社会基础。
第二，我们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具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具有一般小国无可比拟的大国效应。由于我们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加之我们国度大、地域宽、部门多，这就使得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内循环方面回旋余地大，可调整性和互补性强，对外部依赖相对较小。另外，我国拥有1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22%，这是人力资源雄厚之所在。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成本廉价便是中国的独特优势。
第三，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起国家，具有借鉴先行国家经验的有利条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先行国家往往都饱经磨难，备受探索之辛劳，而后起国家则由于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而可能少走弯路，避免前车之覆，获得较快的发展。众所周知，英、法、德等国由于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们实现现代化大都用了200多年的时间， 而后来者的日本，继英、法、德、美等之后仅用了100多年时间， 继日本之后的韩国，实现经济腾飞却仅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越是后起者，步伐越快，实现现代化的路程越短？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可以直接采用已完成现代化国家的现有的各种成果，取其捷径，其中包括直接引进适宜的技术，工艺、管理经验、企业组织制度，等等。这些仅是就一般国家而言，而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来说，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就更具有积极主动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探索、锐意改革的党，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为“走自己的路”而多方进行探索和改革。80年代以来，邓小平更加倡导改革开放与“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就为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和政策保证。
第四，中国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好环境下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的，这对于我们实现战略上的赶追目标也是很有利的。近代以来，中国贫穷落后以及迟迟不能发展工业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动荡破坏了发展的良好环境，资源与人力的损失与浪费更是惊人，再加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巨额战争赔款，又使中国无法进行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新中国建立以后，国际上的战争威胁长期存在，加之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十年动乱”，以至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被一误再误。而今我们赢得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大好时机，一心一意搞建设。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对于我们实现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极为有利的。
二、中国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之“不足”
当然，承认优长并不等于否认不足。优长与不足同在，这正是中国跨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看到优长我们可以坚定信心，而看到不足，则应该激发我们的紧迫感。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跨世纪战略目标绝非易事，我们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是很艰巨的。这种艰巨性主要来自我们发展条件方面的差距。
第一，我们是在物质技术基础低下的条件下起步的。目前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基础比我们优越得多，它们的方向是朝着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化，高新技术产业主导普遍化的态势发展，并且前二者基本解决，而我们则是在前二者才局部解决，后者相距尚远的条件下去发展的。不仅如此，据调查，目前我国国有企业设备中，属于70年代水平的仅占20%，陈旧仍可使用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到55～60%，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2.7%；企业设备中， 自动化作业的只有2.6%，机械化的为24.85%，半机械化和手工作业的分别为33.7 %和28.85%（注：《中国技术经济科学》1995年第3期，第7页。）。 在这种比较劣势的情况下，去实现我们的跨世纪目标，其艰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我们是在劳动生产率落后的起点上赶追的。据有关研究显示，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36800亿美元（注：世界银行1985年度《经济发展报告》。）。 1960年日本的GNP还与中国相当，可是1980年却变为中国的4倍，1985年是中国的5倍，1990达到8倍；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名不见经传，80年代出口额却为中国的3～4倍。我们何以被甩得这么远？有人通过对1953～199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化所做的测算发现，“在这38年中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78%，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5.07%， 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47%，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占5.46%。 如果按改革开放前后划分，则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生产率的贡献为负数，而改革开放后（1979～1990年）则上升为30.3%。”（注：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9、462 、466页。）目前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才“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左右”。再从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美国60～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财富增长的71%来自科技进步。相同时期，日本科技进步因素占国民财富增长的65%。而中国在80年代前的30年间，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仅达25%左右（注：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9、462、466页。）。9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贡献率已80%，而我们才达到30%左右。正是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财富差距才越拉越大。如果我们不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难以达到跨世纪的目标，而且还会加大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第三，我国的资源禀赋差且利用率低，弥补不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差距。从资源条件看，农牧业我们不占优势，我国“人均领土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数的1／3；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3；人均牧场面积为世界人均牧场面积的1／4。若同美国的情况相比，比例就更低。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3，森林人均所占面积仅为美国的1／ 10”（注：[英]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作准备》，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这里没有借重的余地。靠借重于能源， 中国的能源人均占有量并不高。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的是162种， 按国际矿产品价格和国际水平的总回收率计算，其中45种主要矿产品的潜在价值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第三大矿产国。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占有量计算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80位左右（注：林光木等：《跨世纪的发展思路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煤炭资源已探明的储量是9724亿吨，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70%（注：《中国技术经济科学》 1995年第3期，第6页。）。相反我国“能源利用率却很低，每创造1000美元GNP所消耗的能源，比美国高3倍，比日本高7倍，比印度还高2倍（当然， 这里有汇率问题，扣除这个因素后，差距有所缩小）”（注：李京文：《科技富国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9、462、466页。）。这种能源现状仅能维持自给，靠其创汇来弥补经济发展之不足根本没有余地。
第四，我国的富余程度偏低，支撑国际竞争难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们未来在吸收外资和技术方面，将处于竞争更加激烈的境地。目前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都在加强。它们都将成为我们强劲的竞争对手。我们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NP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韩国、台湾很快也要达到1万美元，马来西亚在20年内也将达到这一目标。80年代初，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中国的1倍，1990年已上升到1420美元，为中国（370美元）的3.8倍。原“苏东”地区各国的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水平、 人员素质都相对较强，投资环境也会逐步改善，它们也将成为强劲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抓住机遇，通过依靠科技使竞争能力有一个较大的提升，那么我们的发展环境将会恶化。
第五，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偏低，科技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不能适应科技现代化的需要。据统计，“我国文盲，半文盲率为15.9%。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中国大学的入学率仅为1.7%，远低于世界12.7 %的平均水平”（注：《人民日报》1995年5月24日。）。“到1988年底， 我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共有966万人， 仅占职工总数的9.7%； 集体所有制单位拥有自然科学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共45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3%；而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 一般占职工总数的30%。”（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 期，第1页。）“我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1992 年为127.7 万人，1994年为152.9万人。（注：《中国发展报告》（1994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就1994年的数字看，每百万人中工程师和科学家才仅有1276人左右。这个比例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1980年的平均水平，但低于印度1985年3374人的水平。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 ）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7页。）。
第六，我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过快，这是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由于人口过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则被人口巨国的分母效应所抵消。马克思当年就曾针对我国人口激增所带来的社会负担尖锐地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264页。）目前， 这个“枷锁”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却越发日益沉重了。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我国人口正处于一个倍增台阶的中点。随着人口惯性运动，中国将在下世纪的20～40年代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即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0亿；203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可能在15～16亿；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2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一人口增长趋势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担（注：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见，在发展条件方面看，我们既有一些有利因素，也存在着诸多不利条件。有利条件也好，不利条件也罢，都是我们在谋求社会发展时必须充分加以考虑的，这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时的客观依据。发挥有利因素，弥补先天不足，这是我们确定未来发展战略的着眼点。
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虽然还远未成熟，但作为一种谋求发展的思路，其线条还是清晰的。第一，它强调发展，这种发展是对人、社会、自然的整体关照；第二，它要求人们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注重发展的内源性要求。由于其面对全球社会发展的现状具有较强的可适用性，因此它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重视，并在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导入具体实践领域。
中国政府不仅早已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而且对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取得的成果更加重视。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就是中国政府对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承诺，当然也是中国政府根据自身的经验、教训和需要做出的慎重选择。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但在这5000年的不懈创造中，由于长期采用的是以落后的向大自然索取的方式，再加上过去错误的人口政策造成了我国人口的过量增长，这样就使得我们这块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以致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害国家。目前，因地震、台风、风暴潮、洪水、旱、虫等各种灾害，每年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左右。而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又相对短缺，如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资源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28%、32%、14%和32%。人均资源少，污染处理率又相对较低。全国每年排放污水360亿吨，而目前工业污水处理率仅68%， 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10%；只有30%左右的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得到处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带来了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努力探索、大胆实践，寻求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可持续发展自然也就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
为了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时也是落实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承诺，1992年7月，国务院环委会决定组织编制《中国21 世纪议程》，并成立了由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任组长单位、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环保局为副组长单位的领导小组。在这个领导小组下面，还成立了一个由国务院52个部门和机构、涉及300多位专家参加的工作小组。 《中国21世纪议程》从1992年8月起开始编写到1994年1月报送国务院审批，前后共历时1年半左右的时间。1993年10月， 我国在北京召开了《中国21世纪议程》国际研讨会，广泛听取和吸纳了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中国21世纪议程》又进一步得以完善。
在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的同时，国务院还组织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完成了第一批优先项目计划，作为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行动方案和启动步骤。这个《议程》目前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作用。
首先，它阐明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遵循的原则。
一是以《里约热内卢宣言》和《中国21世纪议程》为指南，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效、和谐、持续发展之路。
二是着眼于能力建设、观念的转变和过程的调控，强调全社会的参与和自身造血功能的培育。
三是通过各部门的发展现状与环境、资源相互联系，以及政策、法规的建立，协调行动，推动持续发展的过程。
四是在确定行动计划的优先顺序时，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关键技术以及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超前性项目，作为构筑我国21世纪持续发展行动框架的基本要素。
五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的广泛合作等。
其次，它确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和发展时序。
我国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及决策五个支系统；第二个层次包含每个方案系统的若干方案领域；第三个层次是根据总体战略目标及我国资源环境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设立的重点方案；第四个层次是重点方案之下的优先项目构成。
再次，它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
一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是个无限的过程，但是人类创造财富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到地球客观存在的资源所限制。发达国家利用其“早发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实际占有人类近似无限的、世界性的自然资源。它们利用地球的有限空间、有限资源，去实现少数几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先天不足，在现代化伊始就面临着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和日益枯竭的资源条件，有限资源又被12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所细分。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应特别慎重对待资源问题，冷静、科学地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切不可被狂热的增长欲望所左右。坚持反对不顾生态、社会后果对资源的盲目开发和浪费行为；变传统的、粗放型的“资源消耗型经济”为低度消耗的、节约的“资源休养生息型经济”。如农业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生产体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设施农业、精细化农业；工业建立以节能、节水、节约材料、重效益、重质量的生产体系；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建立起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形成优化网络系统的节约型运输体系等。
二是形成崇尚节约、合理适度的消费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享受空前消费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超前消费、忽视节俭、炫耀浪费的现象。上千亿元的集团消费、公款消费、愚昧消费、奢侈消费，给中国的健康消费蒙上了阴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刚刚迈入温饱水平，尚有数千万人仍处于贫困之中。我国更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大国，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消费要节俭、适度。即使将来实现小康，走向富裕，节约为荣、浪费为耻、奢靡为罪仍需成为世代启蒙教育的内容和终生采取的生活方式。建立崇尚节俭、合理适度的消费体系，要求我国居民在相当长时期内，膳食结构仍将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逐渐增加动物性食品比重，提高食物结构的质量；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水体农业”、“蓝色农业”、“白色农业”和“绿色农业”；通过科技进步，开发食物源、营养源；大力发展化纤工业，以减少棉花对耕地的压力；提倡城镇居民公寓式住宅，重点建设城市安居工程；发展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居民交通工具，开发大运量技术等。总之，应在适度消费的基础上，为城乡居民提高舒适、实惠、享受的内涵。
三是建立少生优育的人口生产体系。人口过多、资源短缺是我国要持续发展的基本制约。建立少生优育的人口生产体系，要有强烈的人口忧患意识。人口膨胀导致粮食短缺，吞噬工业化发展成果，使资源丧失优势，延缓国家现代化进程。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首先使人口增长率降到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接着实现人口的零增长；改变人口增长中的逆淘汰现象，控制低素质人口的出生率，放宽高素质人口的出生率，使人口结构在动态中优化；从教育入手，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广拓就业门路，充分实现就业目标。
四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法规体系。逐渐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定型化、法制化；立法重点放在人口、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又亟须解决的领域；建立“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加强对可持续法规实施的监督和检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公众的支持和参与，个人、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如经济总量、经济效益、国民得益率以及国民生活质量、劳动就业、人口素质、服务设施等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如贫困人口、公平分配、计划生育、卫生与健康等方面的指标；科技进步指标体系，如科技成果转化率、贡献率、传统技术复兴与改造、技术改造、科技教育投入等项指标；资源与环境利用及保护指标体系，如森林覆盖率、水土保持率、自然保护、污染控制和灾害防治等项指标。
五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实验示范区。实验区主要围绕人口、资源、生态环境、城镇建设、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劳动就业、生活方式、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等领域展开，为我国跨世纪的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1995年，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1996年3月，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又一次强调要实现我国跨世纪蓝图， 必须实行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问题。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 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高度专门讲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认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至此，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战略决策，已经被正式确定下来。
面向21世纪，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发展的总体方面仍有不少弱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水平比较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基本问题，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而又体现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又具备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从而为中国跨世纪的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只要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和问题，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理论所开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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